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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价值选择，二者可谓相互为用、相得益彰，文化转型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其深入发展，而大众化的价值选择反过来也加快了文化转型的格局构造与品位养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中国迈向现代社会与现代性构建历程中极具标志性的文化事件，它正式开启了中国文化在多元异质思潮相互撞击中艰难抉择与现代拓展的序幕，从民族理性的最深处孕育了以移植西方现代性理念为契机、以重建中华民族思想自我为核心内容的文化转型的积极探索。这一探索在随后的发展中超越了原来单纯的政治维度或者革命指向，不断开展出致力于实现中国思想、中国文化、中国学术走向现代转型的文化维度或者建设指向，并努力从大文化观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文化底蕴问题进行视域反省与文化批评，这无论对于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发轫、培育与成长，抑或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如何获得宽泛性的文化氛围，都具有重要的范导和牵引作用，不愧是当代中国社会各种现代性建设方案的思想渊源与文化原动力。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轫阶段，中国各种现代性思想文化的生成与培育，显然主要是从外源文化因子中简单移植而来的，初期是由一些极具思想启蒙意义的一代文宗，有意识地予以引介、宣传、普及和推广，随后很快获得了一些集理论家和革命家于一身的思想领袖们的引申解读与实践阐释，并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对马克思主义能否及如何化在中国、活在中国的价值定位和文化选择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对西方各种现代性思想蓝图与建设方案进行了中国式的评析，这些举措自然引发了中国文化的一场革命性变革，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文化转型和价值定位。毋庸置疑，中国当代社会的文化转型既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引介与移植内在相关，也与中国的思想先驱们对西方现代性理念的中国式解读密不可分，既有传播、普及中的简单移植，也有基于中国文化传统对它的当代解读，更有基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平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当时中国的文化转型就是在这几个方面所进行的价值选择而开创性努力的共同结果。
可见，在当代中国文化转型语境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选择与价值定位这一命题本身具有多种意义，而我们一些学者长期对之理解得比较狭隘。在文化论争史上，有的因强调外源因子的重要性而主张“全盘西化”“充分西化”或者“根本西化”
，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已经从整体上不适合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早已堕落为闭关时代苟延残喘的旧文化，只有实现全盘、充分或根本的西方化、西洋化才是冲破传统文化的思想网罗而获得未来发展的唯一出路。与之相应，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西化派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诉诸百代而不夭”的永恒真理、制胜法宝，只要严格固守它的所有思想、特性与方法，一切应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意义去行事而不能有任何的背离，任何根据实践的需要对之所做的变通与发挥都是对它的亵渎和不恭，都会在它的头上堆砌起各种非法性建筑，都会使之丧失自我规定性，并在各种各样的思想演绎与文化解说中使之成为不伦不类的东西。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必须运用它的批判性方法与革命性武器去荡涤一切，摆脱中国传统文化和其他外来文化对它的羁绊，克服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对它的污染，在现代化发展的任何一步都要高高竖起原教旨主义的旗帜，任何微小的变化都会改变马克思主义的自性，并最终会在变形扭曲中走向异化、他者化。西化派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就是纯纯正正的马克思思想，所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压根就是一个非法性命题，是一个悖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是两个根本不相关的文化系统，没有任何公共性可言，怎么能够实现融通并“化”中国，因而只能得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可能的结论，即使能大众化也“化”不出什么积极的成果来。总之，西化派的错误认识在于，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违背文化发展的根本规律，只有破除对它的任何中国式的解读才能获得现代性的意蕴，否则将会与现代性越来越远，使之成为半封建、准政治性的杂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