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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通过“回到马克思”来实现马克思主义本真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在统一，中华民族“思想自我”的重塑是否意味着原教旨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的再度彰显？笔者在教研活动中曾多次指认，马克思主义文本学研究十分重要，但它不是唯一的研究，更非最重要的研究。马克思主义本真精神既在自身之内（自在性、本己性）又在自身之外（时代性、民族性），是二者的高度一致，但就其辩证本性和发展趋势看，它始终是时代精神和民族文化的集中表现；它绝不是外在于我们民族精神上的某种东西，而是内在地生成、实现并发展于我们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实践之中的“汉化物”；它绝不会轻易地死在特定的文化情境中，也绝不是已经过了时的计划，相反，它恰恰是活跃在当代民族精神创建中的中华文明的活的灵魂。如何在当代民族精神的营建中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是当代开展马克思主义研究最根本的任务。如果我们一味强调要“回到马克思”，并将自己限制在马克思当年所开拓的历史语境中，限制在马克思思想的时空框架内，而对当代切身性的时代课题置若罔闻，那我们就会只顾恋旧而遗忘了活生生的现在。“回到马克思”，弄清马克思经典文本究竟表达了什么，并不是在追问马克思当年实际上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根本旨趣在于探究马克思所说、所做的一切在我们今天民族精神的创建中究竟引发了何种作用。我们应带着当代的思想疑难和民族期望而“走近”或“走进”马克思，只有当代的现实矛盾和理论困境才将我们的目光引向真正的马克思。换言之，马克思当年的历史叙事、文化资源如果不进入当代中国的话语实践，不进入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话语空间，就只能被无情地悬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只有在当代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新生活的光辉照耀下，才能获得我们民族性的当代表述，它的本真精神才能重新被唤醒并及时地对时代主题发言。马克思主义应作为活生生的中华民族精神和当代文明的响亮话语而存在，这就要求它不断实现自我革命，力图使自己在每一表现形式中都必须带着为中国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从而在自己深度大众化的进程中不断获得内在超越（自我完善与自我发展），按当代民族精神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不断地丰富自己，在任何一次精神创建中都要产生与时俱进的创新成果，使之开拓新视野、发展新理念、进入新境界。相反，如果将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强行纳入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先验解读框架或者强行置于原典形态的“鸽子笼”中，除了能满足学者们索隐式的准文学爱好外，还能有什么创获呢？所以我们应带着当代的思想诉求去辩证地、历史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资源，使那些通过马克思并借助于它来到我们面前的东西，重新以变换了的姿态复活在中华民族的时代精神中，活在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实践中，再次激发与活化它特有的文化再造力，使之成为当代中国主导性的精神文明和生机勃勃的新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