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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如何在文化层面获得民族性的当代表述呢？有人依据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演变学说认为，凡文化都有彼此独立、相互隔绝并且受内在生命周期限制的超稳定结构（“文化范式”），这种特殊的文化范式造就了文化的独特的个性、独特的发展形式、独特的发展规律和独特的精神力量，于外则成就了它的独特的话语系统和表达方式，于内则成就了它独特的精神品质和内在灵魂。文化范式及其精神特质的不可改变性直接决定了文化系统的封闭性和保守性，因而任何文化间的交流和融通都是不可能的。每一种本土文化都先天地被它的文化范式和精神特质所钳制，都只能从自己固有的框架和模式去解读外来文化，尽管可以将异质文化因子所催生的外在形式暂时移植到本土文化上，但无论如何都无法将其独特的精神内核一并予以接纳；虽然外在形式（外源因子）的强行移入也可以多少唤起一些本土文化中固有理念（内源因子）的某些回应，产生些浅表性、随机性的对话与交流，甚至迫于外源因子的强势压力而不得不暂时放弃或改变自己的内源因子及其构成方式，从而产生类似“假晶现象”的东西，然而从骨子里却很难实现实质上的苟同。文化范式规定了各个文化深层的不可通约性，作为文化交流的壁垒，它使各种文化越是在深层越没有公度性，其对流和融通的可能性越小。并推断说，中国传统文化也不例外，它的深层结构中固守着一种文化惰性，使之固执于本土文化特质的特殊申认，过分强调对外来文化的抗拒和排斥，它只可接受外来文化的浅表信念，一触及世界观和方法论等深层领域，则极易采取自然思维，伴随原有的文化范式顺向滑行。其特殊的文化壁垒，使之严重沉陷在了封建主义的文化氛围中，死在了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怎么可能升华与活化出既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又贯注中国时代文明的新形态呢？所以从文化演化的内在机制与发展规律上看，有人认为“大众化”只能是一厢情愿，只能得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不成”的结论。其实，在笔者看来，这种观点是极其肤浅与片面的。因为它只强调了文化的个体意义，将文化系统视作一个自我封闭的“单子”，文化硬核使自己僵死在了特定的“历史上下文”中，在随后的发展中变得气度十分有限，对一切外来文化皆保持着有距离的肯认和接纳。这种文化不可通约性的观点，不仅学理根据不足，而且也不符合文化交流的历史事实。从学理上看，文化交流与对流是整体推进、立体互动的，其表层和深层是交织在一起，共生共存、协调发展的，而且越是在深层越具有内在一致性，越易找到足够多的共点实现内在的契合。其共度性越大，对流与互补的可能性就越大。从历史事实上看，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普及以来，它早已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为一，并不断产生出真切体现马克思主义本真精神的民族表现形式。这些民族化的表现形式都是在核心层面会通古今中外的一切文化资源，并成功实现互渗互动、内在交融后所产生的一种极具当代价值的文化新视域，表明它是一种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公共思想平台，是在多元互补、公共商谈基础上所形成的深度对话和重叠共识。在文化交流史上，文化自身的封闭性、保守性无论多么强烈，都不会成为“单子状”的文化壁垒，在与外来文化的对撞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对流、互补、融聚与合流，文化交流和思想撞击所产生的多元化，往往会产生很高的文化价值和实践效应，时常会为一种文化形态注入新的精神能源和文化活力，甚者会导致文化形态的不断刷新、与时俱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的逐步大众化，就是最恰当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