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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地，采用不同的研究方式和路径就可能会产生出不同的结果，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显然不能够长期地陷入或者滞留在一个固定的框架之中。我们可以看出上述六种模式（“以中解马”除外）虽然在历史上曾经产生过非凡的影响，但是由于长期的自设樊篱、故步自封，长期滞留于一个打不开的框架之内，固化了学科边界，致使学科僵化和教条化，这将会导致以下几种结果：一是抽象性。教条化的义理结构、假大空的宣讲模式，这与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批判精神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反差，即“经典形态”与“当代形态”的矛盾。只抽象性地解析出一些哲学理念，就会严重摧残其原始的思想价值和思维力度，使其整体性和有机性的哲学链条拆得七零八碎，只会得到空洞无力的、平淡无奇的哲学语言。二是教条性。导致了运用充满霸权意味和具有准政治特色的原理体系来反注经典的奇特现象，导致让火热的现实生活屈就于冰冷的、僵化的逻辑，使理论和实际生活严重脱节。在精神指向上越来越远离自己的时代、人民和生活，而自己的时代、人民和生活可能对其做出应激性的排斥和远化处理，即对其敬而远之。三是无我性。导致在其头顶堆积起各种各样的非法性建筑，使之面临丢掉自己、魂不附体、丧失本性的危险，导致其话语的无序，语义的低迷，存在的合法化危机。总之，在笔者看来，无论“以马解马”“以苏解马”“以书解马”或是“以史解马”“以后解马”“以西解马”等，都只是单一的解读模式，不仅会导致它的泛意识形态化和自我边缘化，而且还会使之面临丧失独特规定性的危险。唯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时代立场与主导方向，将其原有的先锋理念注入中华民族精神和当代文化的精髓中，才能在“构建和谐社会”这一新生活的光辉照耀下，重新唤醒当代学人的学术良知以及对时代主题的政治敏锐性和参与热情，为重塑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进行积极的精神营造。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永远的光荣，发挥它的指导功能，关键在于它坚守着大众化的发展方向和时代立场，它满足了为我们的现代化事业飞速发展提供智力支持这一最大的政治需要。大众化不仅是其研究的特殊的时代立场和政治出口，而且也是其发挥重大政治效应和文化功能的根本路径。在我们看来，只有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方向和时代立场，才能在与时俱进中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实现理性的成熟和自觉，从而从不合时宜的旧观念、旧做法中解放出来，才能在强化意识的同时，不断地提升我们对民族精神的感召力、创造力、凝聚力。使它的本真精神作为普遍性的原则和方法全面贯彻于中华民族“精神自我”的重构过程之中，从而成为民族精神之精华和时代文明之灵魂。真正体现时代之重、把握文化律动、保持民族特点。是否捍卫及如何捍卫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时代立场和发展方向，是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兴衰成败的大事。服务于广大人民的阶级本位，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时代立场，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质，则决定了其大众化的发展方向。我们只有坚持“大众化”的时代立场和发展方向，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与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地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之中，才能推动哲学建设事业的进一步繁荣。
我们目前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任务是如何在当代民族思想的自我重建中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前面所述的几种研究模式“以马解马”“以苏解马”“以西解马”或是“以书解马”“以后解马”等将我们的研究视野局限于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历史语境之中，而对当代的重大课题置若罔闻，以至于只顾恋旧而忘记了活生生的现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摆脱对学院式、学究式研究的过分的路径依赖，而应该开展对当代亟须解决的时代课题的切身性诉求。如果当代学人只是一味地躲进象牙塔中，唯恐时代之火灼伤自己的手指，沉醉于编织纯概念性的思辨之网，沉陷于具体的个人领地——高楼深院、书斋讲坛，就会远离自己的时代，陷入片面从而走向虚无，就会从生活中淡出并最终彻底地消解哲学自身。我们今天应该带上时代思想的疑难和民族的期待走进和回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指弄清马克思经典文本究竟表达了什么，并不是在追问马克思当年实际上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根本旨趣在于探究马克思所说、所做的一切在我们今天民族精神的创建中究竟引发了何种作用。只有当代的现实矛盾和理论困境才将我们的目光引向真正的马克思及其文本。马克思当年的精神资源可以用船来装、用车来载，如果不进入当代中国的话语实践和精神空间，那就只能被无情地悬置，就不能“越来越多地亲近当代中国人”。马克思主义哲学应作为活生生的中华民族精神和当代文明响亮的话语而存在，这就要求它不断实现自我革命，它的本真精神不是简单地存在于抽象性的教条里、书本上，而是存在于社会变革的滚滚洪流中，哲学只有及时地关注时代课题，保持与实践的内在相关性，才能在变革社会的实践中并作为它的内在组成部分一道得以改造。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一种内在的超越，它的不可超越性与可超越性是辩证统一的。不可超越性是指它不可能被一种非马克思主义或者反马克思理论所超越；可超越性是指它本身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这种辩证性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实践性本身的内在要求。因此，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并随着实践的发展开拓创新、与时俱进，这正是维护其辩证本性、实现其内在价值的合理要求。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价值只有存在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运用之中，才能获得中国的民族性的当代表述，它的本真精神才能被重新唤醒，并使之作为普遍性的原则和方法全面贯彻于中华民族“精神自我”的重构过程之中，从而及时地对当代主题发言，这样才能作为当代文明的活的灵魂而存在。这就要求它不断实现自我革命，力图使自己在每一表现形式中都必须带着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从而在自己深度大众化的进程中不断获得内在超越（自我完善与自我发展），按当代民族精神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不断地丰富自己，在任何一次精神创建中都要产生与时俱进的创新成果，使之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进入新境界。而重建我们的精神自己，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而是在大众化的过程中完成的。这是因为思想自我的创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价值的进一步彰显，旨在深化其在中国的各种认同（如政治认同、民族认同、实践认同等）。从而能够使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理论成果成为我们的民族精神支柱，并以它来消解被各种教条化的、主观化的理解，将其全部的科学思想贯彻落实于当代实践之中，融聚在民族精神的凝聚力之中，使之成为中国人民的坚强的整体信念和民族信仰，成为具有强大吸引和感召力的民族之魂。只有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与中华民族的时代精神实现内在统一，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的全面复归，既保持它对时代课题的理论敏感性和实践参与热情，又全面提升大众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民族精神创建中的主导地位，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国方向和民族视野。
关于马克思主义如何成为新时代民族精神之精华的问题，其实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如何获得民族性切当表述并建构当代中华民族“思想自我”的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当代性问题”深入研究中所引发的一个核心命题。目前论争的焦点主要有：有人认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应以当代实践和民族视界为尺度，重新反思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语境，并通过“回到”“走进”马克思的文本学解读模式，以展现它的本真意义和当代价值及其民族性出场路径。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当代视野，必须解答它在当代遇到的各种挑战，高度关注并反思当代各种挑战所引发的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通过积极主动的参与以引领多元思想撞击以激活和弘扬它的本真精神。还有人主张，马克思主义要成为中华民族的时代精神，就必须实现“中、西、马”这三大思想资源之间的融合与互动，通过多元化的途径提升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华民族精神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战略地位。应该说，这三种观点都具有代表性，的确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当代性这一问题的研究，对彰显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当代价值，意义重大而深远。但在笔者看来，无论“以马解马”“以苏解马”“以西解马”或是“以中解马”“以今解马”“以后解马”等，都只是单一的解读模式，不仅会导致它的泛意识形态化和自我边缘化而且会使之面临丧失独特规定性的危险。唯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时代立场与主导方向、将其原有的先锋理念注入中华民族精神和当代文化的精髓中，才能在“构建和谐社会”这一新生活的光辉照耀下，重新唤醒当代学人的时代良心以及对时代主题的政治敏锐性和参与热情，为重塑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进行积极的精神营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