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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从全球化的文化语境出发来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世界性图景，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不同于全球化的一个根本特点，就在于全球化是以民族化为基础的。全球化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发展，它是以单一的资本主义化为前提的，本质上是反对民族化和多元化的。而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大众化而面向世界发展的战略则是以承认各民族的自决权为前提，强调各民族文化的合理性和发展道路的特殊性，本质上是主张民族化和多元化的。由于强调民族化和多元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通过大众化而走向世界化的进程中必然会出现不同哲学传统之间的冲突和交融，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世界图景和中国图景错综复杂的横向联系。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还随着世界历史的变化而不断更新自身的提问方式和研究方式，呈现为不同的性质和发展阶段，这些又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世界图景和中国图景的纵向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发展的横向和纵向联系，使我们能够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切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文化底蕴问题的研究，多角度地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建构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纵横联系为我们确立了比较研究的理论视角，使我们能够从哲学形态的整体上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特点，考察其与哲学传统的内比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纵横联系中，东西方哲学传统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冲突与交融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最直接的影响。这三种哲学体系面对的历史课题不同，研究问题的路径亦不相同。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对的是政治、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变革生产方式、加速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高难度历史课题，历代的马克思主义者着重研究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学说，并使其成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体系的核心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对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变革问题。围绕这一历史课题，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展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研究，建立了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而当代中国哲学面对的是如何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功改造而走向现代化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中国学人早已开始了寻找两大哲学体系如何实现认同和会通的逻辑之桥。既然中哲、西哲、马哲是三种不同的哲学形态，且根源于它们各自面临的历史任务，各有其自身的合理性，那么，我们就不能简单地以一种哲学图景去否定另一种哲学图景，而是应该建立比较的研究视角，考察它们各自的特点、理论内容及其论争的实质，以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的发展规律。
要同等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文化图景建构中的存量与增量。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发展的纵向联系出发，为我们确立了文化底蕴问题研究的历史视域，使我们能够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无限开放的内在机制；而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横向联系出发，为我们从共性与个性的结合上给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准确定位，以揭示它在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地位和特点。横向联系旨在实现外部增量上的变化，而纵向联系意在实现内部存量上的增加。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在这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和视域中被描绘为两种完全不同的图景，在横向中，它被描绘为一种宏大的哲学体系发展的外部史，各种不同的哲学形态都构成了这一宏大哲学体系的逻辑环节；而在纵向中，它被描绘为同一哲学形态自我更替的内部史，在这里没有哪一种哲学能够穷尽真理，更没有哪一种哲学能够成为绝对真理。相反，哲学正是在各种具有局限性的哲学形态之间的冲突和碰撞中、在面对时代问题挑战中不断发展和更新的。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就呈现为不断提出和追问哲学自身问题的历史。哲学问题层出不穷，把握哲学问题的方式和路径也就连绵不绝，显然这是一种面向未来的不断自我生成、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哲学史。
一方面，如果不正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存量的增长，而只追求外部增量上的变化，就会割断内部史与外部史的关系，那么它就没有质的飞跃，没有研究路径和模式的转换和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另一方面，如果偏离世界视野而重视存量上的变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能有一种文化传统，不存在多种文化传统之间的内在通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守望者大多囿于固定的精神资源及其人文背景，长时段地接受呆板而苛刻的专业规训，就会养成只对少数几个极具玄学意义的哲学难题进行偏执性操作的坏习性，那么它就会病态地固恋于自己的特殊兴趣和切问方式，将自己定位并接纳于特定哲学社区的褊狭胡同中，定格为只知摆弄哲学碎片的“单面人”。一味片面追求十分狭隘且过度专业化的内在性研究，这种忘掉外在世界、刻意把哲学当成一个独立自主的学科进行构建的努力，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已再三证明并不是一种成功的方案。“纯思”，的确是它守护“思的事业”的最高成就，但同时也是一种完全的文化灾难；它的确使哲学实现了纯净如水般的保洁，但惜乎又在纯洁中走向了堕落。因为，那种完全离群索居式的哲学研究，自我铲除了由于对日常生活广泛接触而产生的深厚的文化底蕴，丧失了在混合文化中生存的多点支撑，不能对哲学之外的新颖的文化刺激和极具精神性意义的重大事变积极地予以回应，保持高度的理论敏感性和深刻洞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