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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我们常常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过程，仅仅看作是一个单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输入的过程，即如何从海外舶来并得以传播、普及和发展的过程。我们还常常仅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这一具体实践层面，去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政治诉求，而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上诉求处于湮没不彰的状态。更重要的还在于，我们往往仅停留在中国文化系统内部甚至是中国古代哲学系统内部来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文化基础，而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置于宽泛的世界文化系统和世界哲学总体范围内，在一个无限开放的古今中西相互贯通的大系统、大循环中揭示其发展的时代性、民族性、实践性和规律性。
一般地，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对同一个问题做出不同的回答，而一种新的研究视角的确立也必然带来原有研究方式、主要内容和问题领域的更新。这一点同样适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文化底蕴问题的研究。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向来有两种不同的路径：一种路径强调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进程、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际过程和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历程出发去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文化图景问题，其研究模式、思维路径、问题领域，总是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实之间的内相关关系而展开的，它所得到的结果无非是为什么偏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化在了中国，或者说中国的具体问题如何被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化”，它彰显的只是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种具体形态，实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及其哲学核心之间的民族认同和实践认同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理论谱系和精神地图。而另一种路径则从世界文化整体和它的哲学核心及其发展规律上去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文化底蕴问题，其研究模式、思维线路和核心论域却总要紧紧围绕中哲、西哲、马哲三种文化和哲学系统互渗互动而展开。这种内比性研究所得到的结果是中哲、西哲、马哲三种文化和哲学系统在实践基础上的内在融通，实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化和当代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化”，彰显和表征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世界性和当代性、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认同和时代认同以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视野和理论谱系。
前一种路径旨在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中国”而去解决中国发展的各种现实问题，以便从实践的内在本源处构建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后一种路径旨在通过中西马三家融合而去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面向时代、实践和世界，从而进行全景式的谋划理论发展和精神塑造的跨文化合作问题。应该说，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发展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可谓相得益彰，缺一不可。没有前者，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就失去了活水源头和实践依据；没有后者，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面向未来筹划时，就缺乏足够的理论解释力度和世界胸怀。换言之，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同世界历史文化动态演进的有机整体割裂开来，或者脱离世界哲学系统尤其是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系统而对它作孤立的、绝对的理解，就会小化、细化、窄化它的原义，低估它的当代价值。相反，只有从古今中西的历史大视域出发，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置于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中、置于世界各种文化和哲学相互交流相互撞击的精神氛围中、置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世界图景和中国图景这种双重构架中，才能从学理上理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真正把握它发展的内在机制和实现途径。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刻意研究它的当代图景和路径问题的根本旨趣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