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红旗渠精神形成的历史背景

红旗渠是在太行山上修建的一座大型水利工程，位于河南省林县（今林州市），地处豫、晋、冀三省交界处。林县境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土薄石厚，山岳面积占 70％，地势西高东低，山脉以太行山为主，林虑山为主峰，绵亘西部，海拔在 1200 米以上，最高峰海拔 1700 米。4 条支脉平行向东延伸，分布全境，东部浅山丘陵区平均海拔 500 米，丘陵少于山岳。这里山高谷深，坡梁起伏，岗坡瘠薄，山地植被稀疏，岩石裸露，沟间有农田，平野面积较少，很多村落散布在莽莽的太行山中，山多水少，人多地少，有“七山二岭一分田”之说。

由于境内地势由西向东倾斜，地形陡峭，地质构造复杂，在山地丘陵地区，有裂隙承压水和喀斯特山泉分布，但涌水量很小；断层发育，大小断层交错出现，最大的断层贯穿林县南北 35 公里；石灰层广泛分布，多裂隙、溶洞，缺乏良好和稳定的隔水层，流水漏失，浅层地下水贫乏，即使地下深层有水，开采利用也非常困难。在地下水资源丰富的其他地区，可能几米、十几米下去就见到水了，而在林县，打几十米、上百米见不到水是常事。解放前，河顺镇河湾村集全村之力，打了一口 50 多米深的井，终于见到了水。这么深的井，足有 15 层楼那么高。现在我们建这么高的楼，都是用高高的塔吊往上提送物料，可村民们打水用一搂粗的铁辘轳往上绞，好半天才绞上一桶水。那一带就有了这样的民谣：“走东村，串西村，好女不嫁河湾村；辘轳大，井又深，绞水使断脊梁筋。”

由于山高，气候非常复杂，全年降水量分布极不均匀。林州市年平均降水量 800 毫米，7 月、8 月两月的降水量占年降水量的70％，山洪暴发，仅有的这些雨水也迅速流走了，而 9 月至来年 6月降水较少。长期缺乏水分补给，相对湿度降低到 44％以下，因此，搞蓄水工程也是事倍功半，即便雨季能蓄一点水，也用不到半年。一亩地，好年景也只不过打百把斤粮食。林县人民就世世代代挣扎在这样一块支离破碎、千疮百孔的土地上。

干旱少雨、资源贫乏、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现实，并没有压垮林县人民。为了改变因缺水造成的贫困状况，自元代起，林县人民就不畏艰难，不断地修渠打井寻求水源，开始了向大自然不屈抗争的历程。真正改变林县缺水困局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20世纪 60 年代，林县人民在县委领导下，以“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豪迈气概，依靠集体力量，凭借勤劳双手，劈山筑渠，引漳入林，建成了盘绕在太行山上长达 1500 公里的引水灌溉工程——红旗渠，从而彻底改变了全县十年九旱、贫穷落后的面貌。红旗渠工程浩大，地势险要，需要流血牺牲的代价。在当时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为什么还要开工修建？翻开《林县志》，我们就能看到那不堪回首的林县人民盼水、惜水、找水的历史，答案也就不言自明了。

（一）水源奇缺、十年九旱的悲惨历史成为修建红旗渠的内在动力

据民国《重修林县志》载，“林境山多水少，居民苦极，土薄石厚，凿井无泉，致远汲深，人畜疲极。每逢亢旱，居民悬釜待炊，欲求瓶罍之罄、不择溲勃之污，暍既为灾，秽也生疾，南乡尤甚，山后类然。”“或凿地为窖，以储雨水，名曰旱井。然大旱则旱井亦涸，且不能家家皆有，于是有取水十余里外者，老弱妇女抱瓮碟踱，生活之难，水火几与菽粟等矣。” 这就是当时林县人缺水的真实写照。

著名学者邓拓在《中国救荒史》中就曾这样写道，中国在 20 世纪 40 年代之前的“三千数百年间，几於无年无灾，从亦无年不荒；西欧学者，甚有称我国为‘饥荒之国度’者，诚非过言。”林州的灾荒史正是这一论断的缩影。县志记载，从明朝正统元年（1436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 1949 年之间 514 个春秋里，林县十年九旱，干旱 300 多年，大旱 100 多年，其中较大的自然灾害百余次，其中大旱绝收 38 次，人吃人这样惊心动魄的字眼，就出现过 5 次之多。林州历朝历代都将极大的人力物力投入到兴建水利的过程中，但这些水利工程都无法彻底解决林州水资源奇缺的问题。

林州解放时，在全县 98.5 万亩耕地中，仅有 12400 亩水浇地。农业生产条件恶劣，粮食产量少得可怜，麦子每亩只有 30 公斤左右的收成，秋粮每亩产量也不过 50 公斤。收成之薄使得大多数老百姓都过着食不果腹的苦寒生活，过去有这样一首民谣：“咱林州，真可怜，光秃山坡旱河滩；雨大冲得粮不收，雨少旱得籽不见；一年四季忙到头，吃了上碗没下碗。”

在林县的北部有座万宝山，方圆 60 公里无人烟，生长着数不清的杂木药材，密布着原始森林。为了开发这座“宝山”，20 世纪 50年代，当地政府组织了一支调查队进行勘查，调查队请来一位当地老人做向导，在灌木丛中穿行，沿途见到的是各种各样的粪便。在一个山坳里，调查队发现了一个石墙石屋的小院，但小屋已人走屋空。残垣断壁之间，遗留着粗陋的石碾，还有烟火熏黑的锅台。很显然，这里曾经有过人间烟火，有过水灵灵的生活，希望曾在这里燃烧。向导告诉调查队员们：“这是水荒逼走的人家。”队员们发现院子里有一口旱井已经干枯，井筒里塞满了腐烂的树叶和尘土。悲惨的景象告诉人们，这里的人们为了生计不得不外出逃荒，实在是无可奈何的选择。

在林县，一通通扎入黄土地的黑色石碑，上面记载着往年旱荒的旧事。河顺镇塔子坨村的一块石碑上，清清楚楚地镌刻着：“大旱之年，颗粒未收。柿叶甘土，俱当饭餐。幼女出卖，一两串钱。人吃人肉，遍地不安。皇上放赈，人死万千。荒年如此，刻石流传。”合涧镇小寨村的《荒年碑》反映了光绪三年（1877 年）旱灾的惨剧情景：“人口无食，石室之余存二三。夫卖其妻，而昨张今李；父弃其子，而此东彼西。食人肉而疗饥，死道惨而尸皆无肉，揭榆皮以充腹，入村庄而树尽无皮。”石刻的历史揭示了林县缺水闹饥荒的真实。

1942 年至 1943 年，林县再次遭遇持续大旱，蝗灾严重，林县人民被迫离乡逃荒、卖儿卖女，饿殍遍野，十室九空，其景象惨不忍睹。据统计，当时全县外出逃荒的达 10800 户，占总户数的 14％，饿死 1650 人，占总人口的 4.3％；马鞍村 500 人中就饿死 280 人。当时流传的民谣透出了人们陷入饥饿中的心寒与绝望：“住在山里不提气，种着使死龙王地。弯腰弓脊干一年，临底逃荒上山西。饿死爹，饿死娘，卖了妻子和儿郎。丢下自己去讨饭，终究填到狗肚肠。”

1954 年4 月，26 岁的杨贵被任命为林县县委书记。一次，他到老百姓家里去，这户人家还是特地端了一盆水让他洗了一把脸。但准确地说，那不是大脸盆，是一个大碗。杨贵洗过手脸以后，顺手就把水给倒了，这个举动却让这家人心疼了好半天。因为水贵如油，林县人民惜之如命，许多山村的农民，平时很少洗脸洗衣服，多在过年过节、赶庙会、走亲戚等特殊情况时才洗手脸。洗脸也往往是全家合用一个盆，舀一点点水，大人洗了小孩洗，洗罢还要把脏水澄清留作下次再用。刷锅洗碗水也是上顿用了下顿用，今天用了明天用，连用数次，直到水成浆糊状再让牲口饮用。因为缺水，卫生条件得不到改善，这里疾病、传染病多发，人们群众饱受痛苦而不得医治，致使求神拜佛之风盛行；因为缺水，生活条件已难以维持，文化条件更是落后。民国三十三年（1944 年），林县只有一所中学，11 处完小，能入学的大部分都是富裕户子弟，其余大多会成为文盲；因为缺水，林县的工业建设几乎为零，其他各项建设也得不到发展；因为缺水，婚姻问题成了山区人民的一大难事，山上的闺女纷纷跑下山，山下的姑娘都不愿上山。牛岭山村仅 200多户居民，40 岁以下的光棍汉就有 30 余人。当地有句说法：林县女儿嫁人，“不图你的万贯家产，就图你有水洗脸”。因为缺水，居民的经济财产蒙受重大损失。马家山村 1949 年至 1952 年发生火灾 5起，由于没有水，失了火都是用土压盖。村民王万和家失火，眼睁睁地看着 5 间草房被烧成灰烬。因为缺水，许多老百姓在本地生活不下去，只得含泪被迫离开故土，逃荒要饭，远迁他乡落户求生。山西省长治市南部有个名为“林移村”的村庄，就是因全是林县人逃荒定居至此而命名的。直至 1949 年，林县水利基础设施仍然极为薄弱，灌溉面积仅为 1.5 万余亩。由于水源奇缺，庄稼收成低微，群众生活十分窘困，四季过着“早上糠，中午汤，晚上稀饭照月亮”的贫苦生活。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统计，全县 550 个行政村，就有 307 个村人畜吃水困难，其中 5 里外取水的村 2 个，10 里外的有 94 个村，20 里外的有 30 个村，40 里外的有 2 个村 。往返 10里、20 里挑一担水，常常要用上半天时间，而这半天挑来的水仅仅够做饭用的，根本就谈不上浇地用。可以说，林县人每年要把近 4个月的时间消耗在弯曲细长的取水路上，所以，当地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家住在山间，用水真作难；担水要翻山，吃水似油盐。

更可怕的是人兽争水。一个异常缺水的小山村，人与兽共用一坑山石缝里渗出来的水。天气越干旱，人兽争水越剧烈，为争水不时有人葬身狼腹。一个青年起五更赶早去抢水，一个 10 来岁的孩子中午去取水，一个中年妇女傍晚去担水，在不同的时间，3 个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人，先后被狼吃掉。在林县，为水而死的人可以说数不胜数。

1951 年夏天大旱，任村区政委李运宝到盘阳村蹲点，有一天到漳河里担水种棉花，见一个 40 多岁的瘸腿妇女，哭着打一个 10 来岁的孩子。询问后得知，孩子爸爸已去世，家里有一个 70 多岁的婆婆，因为没有劳动力，才让孩子用两个葫芦跟她一块担水种棉花，结果孩子不小心摔了一跤，两个葫芦破了，水也洒了，气得她打骂孩子。李运宝抱起孩子，心里酸酸的。作为本地人，李运宝深知林县人民缺水的艰难，他生在林县，了解林县，曾几何时，他和 12 岁的哥哥到村南 5 里外的山沟去抬水，当兄弟俩抬着一桶水往回走时，看到天空乌云密布，就要下雨，便把水一倒，抬着空桶一溜小跑回到家，结果雨没下来，气得老爹差点要了命。

饱受缺水之苦的林县人民，祖祖辈辈缺水盼水，盼望天降及时雨，盼望地下有水源，盼望河里常流水，盼望山谷流清泉，盼望吃水不出村，盼望种上水浇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杨贵为班长的林县县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致力于从根本上解决林县缺水问题，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最终成就了红旗渠这一世界壮举，从中孕育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伟大红旗渠精神。

（二）顽强抗争、修渠不止的历史为红旗渠的成功修成积累了经验

林州水资源奇缺，从某种意义上讲，林州人民的生存史就是一部世世代代修渠引水的奋斗史。

在林州的历史上，这里也曾有“山林丰茂、古木参天”“茂木乔松、木荫浓似盖”的记载，说明此处也曾蕴含着相当丰富的水资源。然而，随着人们对森林的过度砍伐，加之人类生产生活对林木资源的巨大需求导致天然植被大量减少，以致“童山濯濯，弥望皆是”。为了生存和发展，在这片干旱的土地上，在过去漫长的历史中，林州人民与缺水的命运进行着持续不屈的抗争。

元代，潞安巡抚李汉卿有一次路过林县，对前来接待他的县吏说，不要为我准备多么丰盛的菜肴了，我只想洗个澡以解旅途的困乏。县吏面露难色，他感到十分纳闷。第二天，他轻装简行，只带了一个随从到民间微服私访，了解到当地老百姓惜水如命，他深有感触，登上太行天平山，发誓要为老百姓修条渠。于是，在元朝至元五年，也就是 1268 年，他主持修建了天平渠。天平渠西起天平山龙洞，东至林县县城，渠长 10 多公里，宽 1.0 米，深 0.7 米，历时3 年，投工 2210 万个，解决了沿途村庄百姓饮水和林县县城的用水问题。

自元代修建天平渠之后，开渠引水逐渐成为农业生产灌溉的主要方式。此后，明代有黄华渠、永惠渠、谢公渠，清代有桃园南渠、灌田渠、郭家园渠、武家泊渠、南陵阳渠、峪门口渠、古城渠、北陵阳渠、嘴上渠、河南园渠等 10 多条饮水灌溉渠。其中比较著名的，比如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 年），林县知县谢思聪体恤百姓之苦，动员 1 万多民工开渠引水，名曰洪峪渠。洪峪渠从洪峪村到平安村，长 9 公里，宽 0.4 米，解决了 40 个村庄农民的生活用水，俗称“谢公渠”。次年，谢思聪又主持开挖了县城南关蓄水工程，名曰“阜民池”。

1942 年至 1943 年，林县两年连续大旱，蝗虫泛滥，加之日军“扫荡”，老百姓生活异常困难。1943 年 10 月，八路军太行军区第七军分区司令员皮定均驻扎合涧乡河西村。在战争间隙皮定均率军民修建了长 3.5 公里，宽深各 1 米的引水渠，引淅河水，浇地 8000亩，被称为“爱民渠”。林北县抗日民主政府在任村一带带领百姓修筑了从露水河引水的灌渠，被称为“抗日渠”。

自天平渠开林县建渠先河以来，林县人修建的有记载的引水渠达 50 多处，但受当时环境、技术、资金、组织保障等因素的影响，这些渠多以饮用水的获取为主要目的，对农业生产所起的作用并不大。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统计，这些渠系能灌溉的耕地仅有 800 公顷，真正改变林县农业生产的水利设施建设开始于 20 世纪50 年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对着刚刚站立起来的林县人民，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认识到要改变林县人民的生存和发展条件，必须重点解决水的问题，于是动员全县人民大力开展以打旱井、修渠道、挖池塘、引山泉为中心的兴修水利工作。从三年经济恢复时期（1950 年—1952 年）开始，在中共林县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开始了山区建设。全县以点代面，由小规模到大规模，由小型到大型，全面发展，并取得初步成就，使全县人民不仅劲头足、干劲大，改天换地的胆量和决心越来越大，而且在治山治水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进一步了解了大自然的“脾气”，为后来“引漳入林”工程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

1959 年年底，全县已建成中小型渠道 1364 条，水库 36 座，其中县办中型水库 2 座、小型一二类水库 34 座，池塘 2397 个，旱井27120 眼，水井 5652 眼，引山泉 650 个，有效灌溉面积 20.1 万亩。林州人民在县委领导下发展水利事业的进程中，从桑耳庄、马家山群众兴修水利的典型经验，到“一千个庵子沟运动”；从修建淇河渠、英雄渠到兴建 3 座水库，由小规模到大规模的治山治水实践，进一步开阔了视野、解放了思想，并培养了一大批水利工程技术人才，为“重新安排林县河山”提供了骨干力量。

从 1950 年到 1959 年，林县人民在治山治水方面取得了很大胜利，但 1959 年的大旱，又一次考验着林县人民的智慧。已建成的水渠没水可引，建成的水库没水可蓄，挖山泉、打水井，地下不给水；打旱井、建池塘，天上不降水，林县境内已经找不到可用的水源。旱灾给工农业生产带来巨大损失，山村群众又开始翻山越岭远道取水吃。这种原地打转转的治水模式，形成了一个循环往复的怪圈，圈住了林县人民抗旱治水的思路，究竟能不能走出历史的怪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林县人民给出了答案。

自强不息的林县人民，在与自然决战不断修渠的斗争中，培育了林县人的科学精神。林县山区群峰耸立，沟谷纵横，石多土少，交通不便，水源多在深山中。在这里开渠引水，比平原要困难得多。为了节省人力物力、达到预期效果，对渠道的线路、水的落差要进行精心测量和设计，对人员要进行科学组织和分工，对开山器械要不断革新和改造，对渠水的使用要合理分配。所以修渠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启迪科学意识、培育科学精神的过程。数百年来，随着修渠技术的不断提高、经验的不断丰富，林县人的科学意识也在不断强化，科学精神也在进一步弘扬。

几百年的修渠史培育了林县人民的协作意识。林县居住分散，又有高山深谷相阻，自古参加大规模的协同作业很少，协作意识相对淡薄。经过几百年修渠的历练，这种意识得到了强化。从修渠的历史看，大多数引水渠的修建，均是在地方政府的行政组织协调下进行的。也正是这一要素的介入，较大的治水工程、较广范围的组织与协调才能成为可能。在政府的组织协调下，每个民工都是这个集体的一个成员。为了提高施工效率，这个集体要统一思想，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统一步调。这个集体的每一个成员，都要在组织的统一安排下进行活动，通力协作，听从指挥，不得自行其是。当然，这种协作正好符合每个成员的共同利益，又使他们在协作中体会到这种方式的优越之处，从而唤醒了他们的协作意识。林县人的协作意识正是在一次次修渠的大规模作业中逐步形成并得到强化的。

回顾林县人民的修渠历史，可以看出，林县人修渠引水，皆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技术和生产工具非常落后，生活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没有技术人员，靠土专家和群众的智慧，自行勘测、自行设计、自行施工；没有炸药和先进的开山设备，靠一钎一锤采下石块，用两手和双肩搬运到工地；没有石灰，自己土法烧制；没有足够的粮食，伴以野菜树皮充饥，硬是在山高谷深的太行山间，逢山钻洞，遇沟架桥，斩山劈岭，凿石导河，用近 800 年时间开凿了几十条引水渠。在这个过程中，林县人究竟采了多少石，投了多少工，伤残了多少人，付出了多少条性命，人民承载了多少苦难已无法考证；但经过这些工程的历练，林县人民的意志愈来愈坚强，性格愈来愈坚韧已成不争的事实。他们蔑视困难、不畏艰险的英雄气概愈来愈让世人折服，遂成为修建红旗渠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战火洗礼铸就的“太行品格”是林县人民修建红旗渠的精神资源

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为了有效打击敌人，1938 年八路军一二九师等部队挺进林县，开辟抗日根据地，先后建立了林北县、林县抗日民主政府，使林县成为抗日战争的前哨和解放豫北的可靠后方。在数次的对敌斗争中，林县人民经受了一次次血与火的洗礼，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根据地创建、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林县人民参加了反孙庞和八次解放林县县城的战斗，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开展了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生产自救运动和经济贸易活动，促进了经济发展，解决了部队的供给和根据地民生问题；建立了巩固的地下交通线和运输线，确保了各根据地之间的联系，安全护送了大批党政军干部，保证了军需物资的安全。

为了支持敌战区人民的斗争，林县人民先后 3 次组织干部南下，深入日伪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继续斗争。为了抗日救国，支援全国解放，林县人民踊跃报名参军。从抗日战争爆发和解放战争胜利结束，参加八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人多达 27460 人。1947 年，林县参军人数在太行区第五专区所属县中是最多的一个县，人数为 6513人。在解放战争中，全县民兵参战达 291600 多人次，为夺取战争的胜利，林县人民提出了“前方有求，后方必应”的口号，积极筹集物资，支援前线。

如火如荼的战争岁月，培育了林县人民敢于牺牲的精神。林县作为太行山区的一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较早的红色革命根据地之一。共产党很早就在这里传播革命思想，建立革命政权，发展革命力量，培养先进分子，开展革命运动，推动革命向前发展。从1938 年到 1949 年年底，参军参战牺牲 3223 人，外籍革命志士在林县工作和战斗捐躯者有 302 人。林县人民正是在这种环境下，不断受到党的教育，受到革命精神的熏陶，逐渐懂得了革命的道理，提高了阶级觉悟，意识到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完成了由自发革命向自觉革命的过渡。从根据地建立到全国解放的 10 余年间，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保证了几条地下交通线和运输线的畅通，有力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全国的解放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林县人民这种不怕牺牲、敢于牺牲的精神，体现在修渠上就是哪里有危险，哪里就云集着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大家争先恐后到最危险的地方，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

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林县人民的团结协作意识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经过战斗的洗礼，林县人民认识到面对强大而顽固的敌人，要想取得解放，单靠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奋斗，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林县人思想上融进了革命的、先进的、积极向上的内容，使他们在与大自然斗争中萌生的朴素的协作意识发生了质的变化，得到了新的升华。

在苦难与抗争中，林县人学会了勤劳和节俭。林县山高沟深，石厚土薄，资源匮乏，一遇灾害便颗粒无收。1937 年 5 月 20 日至 7月 13 日，连续降雨 39 天，仅东岗村就冲毁田地 1500 亩，200 多户房屋被毁；淅河大石桥被冲垮，两岸冲毁耕地 2 万多亩；淇河沿岸村庄墙倒屋塌，有 141 户被冲得房光地尽，郝家窑村 40 户被冲毁 38户。1938 年夏，小麦上场后降暴雨，后阴雨连绵，小麦冲走大半，其余皆霉烂发芽。面对严酷的生存环境，世世代代的林县人选择了节俭，省下每一分钱、每一粒粮，用以保证生命的存在和种群的延续。为了节省每一滴水，不少人家长年累月不洗衣服、不洗手脸。有时走亲戚赶庙会才洗一次脸。这种勤俭节约的习惯经代代言传身教，已成为每个林县生命的一部分。

在苦难与抗争中，林县人养成了吃苦耐劳的习惯。林县群山起伏，峡谷纵横，道路崎岖，交通闭塞，一粒盐、一滴水、一个螺丝钉都要翻山越岭到十几乃至几十公里之外去背去扛。20 世纪 50—60年代闻名全国的“一条扁担精神”便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石板岩供销合作社的职工坚持“一根扁担两个篓”的工作作风，任劳任怨，风里来雨里去，足迹踏遍了每一个山庄，把当地的农副特产品收购起来，担下山去，把群众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一担一担挑上山，送到群众手里。

20 世纪 70 年代依然如此，在漫长的岁月里，林县人到底翻越了多少次山，磨破了多少双肩膀，丧失了多少条人命是可想而知的。林县人居住分散，土地也分散，地块很小；特别是西部深山区，大部分耕地分布在山坡、沟沿或乱石间，无法使用大型农具，无法使用大型运输工具，几千年来，就是靠锨翻镢掘的方式进行耕作。林县的孩子，一生下来就面对大山，蹒跚学步就跟着父亲攀岩过涧，等有了劳动能力，就要翻越一座座山头，将沉重的农家肥一担担挑上山去，播下种子，来年再将收获一捆捆背下山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至生命终结。

在与苦难的抗争中，林县人养成了勤奋自强、坚韧不拔的性格。第一代林县人为什么走进大山已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他们是为寻找希望而来。可来到后，发现这里并不是绿山秀水，沃土良田。要生存，必须找到水源，还要采石筑屋，垦荒造田，随时应对自然灾害的袭击。所以，从他们来到这里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艰苦的创业。后来，随着人口逐渐增多，水源满足不了需要，适合人居的环境也越来越少，后续者就要到远离水源、更为闭塞的深山里去拓荒定居。越到后来，可供利用的水源和可供开垦的荒山就越少，新增人口生存的难度就越大，付出的也就越多。况且，他们用付出换来的成果，有时会在一夜间荡然无存。遇到洪涝灾害，辛辛苦苦盖起的房子，开垦的田地会被大水冲毁；遇到旱灾，或无法及时耕种，或眼睁睁看着禾苗干枯而死；遇到蝗灾，蝗虫过处，田苗果实一扫而光。收获的希望破灭了，还要用辛劳和汗水去耕耘新的希望，再破灭，再耕耘。千百年来，林县人就是在这种无数次的耕耘和无数次的破灭中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在这个漫长过程中，没有先进的生产力作依托，也没有任何的外部援助和支持，他们仅凭自身的力量，与天斗、与地斗，从而战胜重重困难，完成了人类文明史的一次次跨越，将人类的生存潜能发挥到了极致。他们在苦难的煎熬中磨炼了意志，在与苦难的抗争和为希望的奋斗中锻造了勤奋自强、坚韧不拔的性格，这种优秀的品格为红旗渠精神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

（四）物资匮乏、技术落后的实际客观上为红旗渠精神的形成提供了现实土壤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另一方面，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能动的反作用。红旗渠的成功修建，充分体现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巨大的反作用。红旗渠修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困难的时期，物质极为匮乏，技术条件极为落后，但就是在那样一个内外交困、食不果腹的年代，林县人民在绝境中奋起，打赢了一场改变世世代代免受干旱缺水煎熬的翻身仗，正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红旗渠上马时，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民经济极度困难。当时，林县财政状况惨不忍睹，县财政还不到 300 万元。面对如此巨大的资金缺口，林县人民提出“以自力更生为主、国家扶持为辅”的方针，不等、不靠、不要，立足自身条件、依靠群众力量，设法克服一切困难。资金不足大家筹，工具不够自己备，没有石灰自己烧，没有水泥自己造，没有炸药自己碾。林县人民凭着世世代代积累的修渠经验和对大自然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硬是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上“抠出”了这一人间奇迹——红旗渠。

遥想当年修渠时，真可谓“修不逢时”。那是一个食不果腹的时代，粮食奇缺，全国人民都吃不饱肚子，更何况十年九旱的林县。林县本就缺水，1958 年的大旱更是造成粮食大面积减产，全县仅有储备粮 3000 万斤。可想而知，修渠民工每天肩负着繁重的修渠任务，按照当时的标准每人每天只有 6 两口粮，一切能填饱肚子的办法都想到了，但还是由于长期劳累和营养缺乏，致使许多民工患上了严重的浮肿病；还有的长年战斗在修渠第一线，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

尽管资金粮食不足，工程耗资巨大，但林县人民坚持自力更生、勤俭建渠的方针，将好钢用在刀刃上，不浪费一分一厘。各施工单位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在工具、水泥、炸药制造方面发明出许多好的办法。工地甚至还抽出人员统一收集民工粪便晒干卖钱，为工地筹集资金 5 万多元。

当时，技术条件十分落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到 10 年，各方面工作正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都需要国家大力支持和帮助。国家主要力量集中于重要领域建设，根本没有更多的力量资助红旗渠。就林县实际而言，当时全县的技术人员总共不到 30 人，且大多毕业于中等技术学校，也没有什么实践经验；更没有先进的测量仪器，全县范围内也只能勉强找到两台水平仪和一台经纬仪。在施工现场，也没有什么现代化的施工机械，有的只是原始而简单的工具。就是在如此落后的技术条件下，红旗渠的施工人员群策群力，共同发挥聪明才智，加上其他地区和单位的无私援助，终于使红旗渠这项庞大而且技术要求严格的水利工程得以高质量地全线竣工。

红旗渠修起来确实难，在物质匮乏的年月，能旷日持久地坚持下来便是奇迹。有人把林县人比喻成愚公、精卫是非常有道理的。在修渠过程中，林县人以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的精神，将所有力量汇聚成了强大的修渠动力。在艰难岁月里，几十万林县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把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到了极致，把中华民族精神与林县当地文化精神融合，铸就了林县人民不断追梦的历史华章，最终实现了林县人的千年梦想。 xZF/PSbhhOdPcYlYlwsscjO0KQq5Qf7tr0dyxps+i55rmb0rOV5Bf7xCQoWTV3z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