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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曾经将人类的发展过程描述为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的国家所有制、封建所有制。这种表述方式被我们简单地理解为原始共产主义的所有制、奴隶制、封建制。从生产方式来看，或者从直接劳动者与生产条件的关系来看，这并没有不对。但是这里我们忽视了生产方式的空间差异。其实，马克思所说的以上三种制度，既是一种纵向的历史进步的关系，同时亚细亚生产方式与西方的生产方式中也存在着一种并列的关系。如果不考虑交往形式，不考虑共同体本身地产的特点，那么我们就没有抓住特殊。正如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讲到的，中国的历史最发达，但是似乎又没有历史。历史总是有一种复归方式，例如，马克思在探讨历史发展方式的时候，总是从公有制开始，或者说从某种共同体开始（血缘共同体），然后他主要探讨的是人是自己劳动产品的所有者这种非异化的方式。历史在发展中总是有民族间的交往，而民族间的交往又总是使一种原始的共产主义表现为一个新的历史发展的起点。其实，这是在原先的共同体的解体和另一种共同体的战争中表现出来的，是历史发展的某种复归方式。又例如，日耳曼对罗马的胜利，是一个共同体对一个不断异化、不断解体的共同体的胜利，从而表现为某种复归。灭亡时期的罗马已经有更为发达的私有制，而这表现为共同体的衰弱，似乎罗马表现为先进的文明的民族。而且罗马的确是更为文明的民族，但是他们必然会被蛮族所征服，因为他们的共同体随着罗马的私有制的文明的发展而瓦解，日耳曼虽然表现为蛮族，但是他们的共同体则相对罗马来说更为坚强。正如恩格斯所说，正是日耳曼的野蛮和未开化给僵死的罗马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在这方面，我们可能更为注重马克思所讲的野蛮民族被文明民族的文化所征服，其实这里也有野蛮民族为文明民族带来的更有活力的交往形式。如果不是封建主的各自为政，就不能让王权与资产阶级在近代携手而行。
奴隶制、农奴制只是一种次生形态，历史的原生形态其实是历史在发展中的复归方式。例如，古典古代已经有了私有制，但还是以某种共同体，以公有制为中介的私有制，而谈到日耳曼的所有制的时候，他说私有制失去了共同体而只是表现为一种联合，在这里人们还是自己劳动产品的所有者，但是正是从这种历史时代的起点开始发展出一些次生形态，这些次生形态是建立在对他人的劳动产品的占有上的，而且是建立在阶级对立分工上的，建立在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工上的，这是一些异化的形式，它们在历史的发展中总是采用一种复归的方式重新恢复某种原始的共产主义，然后再逐渐异化出各种剥削方式。这对我们来说非常关键，这表现为历史发展的层级复归性。也就是说，如果私有制的发展表明历史的发展，而原始的共产主义表现历史的不发展，但是历史在整体的发展中，在各民族的交往中总是从私有制倒退到某种共产主义方式中，这种倒退有一个比较思辨的概念——复归，但复归并非简单的倒退，而是将以前的结果保留住，例如，古典古代（希腊、罗马）所有制与部落所有制相比较，就表现为某种私有制的发展，但仍然以公有制为中介。日耳曼所有制与古典古代所有制相比较，公有制的共同体已经消失，仅仅表现为共同的联合，在这里原始公有制已经不是联合体而只是联合了，因此，在这种不断的发展和复归中，表现为一种辩证的异化和复归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