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一、采用理论
（一）文化生态学理论
关于文化生态，已有许多学者做过精辟的论述。《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中“文化生态”一词的解释为：“文化生态是指影响文化产生、发展的自然环境、科学技术、生计体制、社会组织及价值观念等变量构成的完整体系。它不只讲自然生态，而且讲文化与上述各种变量的共存关系。”
“文化生态是影响文化生存、发展的各要素的有机统一体，它包括文化的自然生态（或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态（或称文化生态、社会环境）两方面。其中自然生态包括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生物状貌等要素，文化生态包括科技水平、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政治制度、社会组织、社会思想等要素。”
早期的文化生态学诞生于美国，当时主要探讨的是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20 世纪以来，计算机信息技术飞速发展，数字网络技术越发完善，文化研究也逐渐趋于多样性。随着生态文化研究向多学科的渗透以及全球生态危机意识增强，社会文化学家也重新审视人类行为文化与生态学之间的联系。美国学者J.H.斯图尔德在 1955 年提出了“文化生态学”的概念，指出它主要是“从人类生存的整个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研究文化产生、发展、变异规律的一种学说”（司马云杰，1987）。
现代的文化生态学认为，人类并不是被动地、消极地去适应环境，而是有意识地改变着环境。生态文化学研究不再强调环境对文化的影响，而是更多地强调文化对环境的影响和文化与环境双向作用的协调性。人类在开发利用自然环境的同时应不以破坏生态环境为原则，人类也是生态环境的一部分，文化与环境之间的作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同时期生态环境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也不一样。
文化的历史是人类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不断实现双向适应、不断完成本质统一的过程。所以生态文化学也应不断向新的领域扩展，不断吸收新的有利因素。同时，科学的进步，也逐渐催生了一大批新鲜事物，形成了一种新的媒体环境，所以生态环境学不仅对传统的自然环境进行研究，也开始对由于数字革命催生的媒体环境进行探讨。
（二）文化变迁理论
文化变迁，一般来说是某一社会由于其内在的原因或由于和其他文化接触而引起的变迁。通常把创新、传播、进化、涵化、冲突、调适和融合等纳入这一动态的过程中予以分析和研究，其中既有外在的变迁，也有内在的变迁。某一社会外部发展或接触的变迁一般源自借用或传播，而某一社会内部发展的变迁，一般源自发现或发明。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或族群都在不断发展与变化，体现民族或族群特征的文化特点因而也会随之变化。引起一个民族或族群的文化发生改变的原因，要么是由于民族或族群社会内部的发展，要么是由于不同民族或族群之间的接触。人类学家们往往认为，文化的变迁是人类一切文化的永存现象，文化的均衡是相对的，而变化发展是绝对的。人类社会的文化变迁与社会变迁密切相关。文化变迁，在英国社会人类学中多用社会变迁这一概念指代，社会变迁是指社会各方面现象的变化，包括社会制度的结构或功能发生的改变。而文化变迁总是与社会变迁相伴随的，所以有的人类学家用“社会文化变迁”一词来指代文化变迁或社会变迁。
文化变迁的过程或途径通常包括进化、发明、发现、传播或借用等。进化是由一个社会内部发展所引起的，一个社会文化的进化自然地也会引起文化变迁，而文化进化的过程就是文化变迁的过程。一个社会里人们的发明是指对先前的材料和条件进行新的综合，从而产生出一种新的东西。发现往往是指使某些已经存在的但不为人所了解的事物变得为人所知，有些发现和发明是无意识的、偶然的，而有些发现和发明是有意识的革新。发现和发明可以在一个社会的内部产生，也可以在外部产生而被一个社会所接受。当一个社会接受了发现和发明并且有规律地加以运用时，就会引起文化变迁。传播是文化变迁过程的重要内容。早期进化论者不仅强调发明和发现，也指出了传播的作用。摩尔根说：“所有的重大发明和发现都会自行向四方传播。”泰勒也讲：“文化的传播法则。”马林诺夫斯基认为，社区内部所引起的文化变迁是由于独立进化，不同文化接触产生的文化变迁则是由于传播。
（三）融合理论
融合是一种经济现象，对该现象的研究始于信息产业领域。1997 年欧洲委员会发布了绿皮书，对产业融合现象进行了深入分析后认为，传统的政府管制、现有的市场和技术方面存在的问题，都是制约融合发展的因素，但是融合的趋势不可阻挡，而且会扩展到更多的领域，甚至会对世界经济的融合起到催化作用。融合形成的原因错综复杂，随着社会分工、经济增长、交易成本、资源依赖、消费市场等诸多因素的发展变化，产业间的融合经历了“萌芽—形成—迅速成长”的历程，现已成为产业发展的现实选择。植草益（2001）认为，产业融合是在技术创新和降低行业间贸易壁垒的推动下，毫无关联的产业（或市场的产品）产生替代关系，形成相互竞争的一种现象。Wirtz（2001）通过对媒体产业与通讯业的融合研究发现，产业融合的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价值链的分解阶段（即在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产业不断细分，价值链出现解构）和重构阶段（在基于价值的基础上，新技术、新需求、新机制驱动价值链重构，实现新的价值与功能的开发）。
（四）文化产业理论
从理论上来讲，西方学者认为，文化产业是以经营符号性商品和信息为主的活动，这些商品的基本经济价值源于它们的文化价值，并形成了一个从创意、生产到再生产和交易的过程的巨大产业链，这不仅包括了传统的广播、电视、出版、视觉艺术等文化产业，还包含了如互联网等高新技术产业。文化产业越来越成为高科技产业的内容，而高科技产业则成为这些文化产业的载体。文化产业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已经被国际学界公认为朝阳产业，在许多发达国家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
国际上有关于“文化产业”概念的提法。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根据自身实际及发展重点对文化产业的概念有不同理解，分别在其经济规划和政策制定中使用“文化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版权产业”“文化和休闲产业”。总体上看，世界主要国家和国际组织对文化及相关产业的定义各有不同，使用范围宽窄不一，尚未形成完全统一的严格标准。
国内对文化产业的研究起步较晚，20 世纪 90 年代才开始对文化产业理论进行探索和研究，并开始关注西方文化产业理论研究方面的变化和最新发展情况。我国对“文化产业”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文化产业”在我国最早提及是在 1992 年，国务院办公厅综合司编著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重大战略决策——加强发展第三产业》一书中。这是我国政府部门第一次使用“文化产业”的概念。1998 年，原文化部设立了文化产业司，标志着文化产业正式纳入政府工作体系。2004 年，国家统计局对“文化及相关产业”进行了界定。2009 年9 月，国务院颁布《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标志着文化产业成为我国重点发展的前沿性、战略性产业。在国家“十三五”（2016—2020）规划纲要中，明确了“十三五”期间要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目标。从统计实践的角度看，我国对文化产业的统计性界定最早体现于 2004 年由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文化产业统计指标体系。文化产业被定义为从事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活动的行业总称。对文化资源进行生产、将文化事业进行产业化、从而向社会提供文化产品和服务是文化产业的特征，其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产业的定义和行业范围也有所调整。2012 年，国家统计局对文化及相关产业的定义进行了进一步完善，指出文化及相关产业是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活动的集合，并于 2018 年沿用了这一定义。总体而言，文化产业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文学创作、艺术表演，科学研究等精神意义的生产活动；第二类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互联网、手机通讯等精神意义的传播和销售活动；第三类是提供物质材料、进行设备制造等活动，他们为生产活动和传播活动提供条件和手段。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充分肯定了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取得的重大成绩，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并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崭新论断为新时代做了基本判断。我国文化产业处在一个历史发展新时期的入口，我们必须认清新形势、拿出新思路、制定新战略，才能不辱使命，取得更大的成绩。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加快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
上述各种理论与观点，在本研究中可根据需要随时运用，以深化问题的思考和探讨，在承接历史回溯的基础上，认知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从而进一步分析湖南民族地区的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
二、研究方法
本书主要采用经济学、民族学、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和人口学等多学科的方法进行研究，对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进行历时性的纵向梳理，并在共时性的背景下进行适当的比较研究。具体研究方法如下。
（一）文献研究法
收集、整理、分析国内外已有的正史、典籍、实录、地方志、历代的笔记、文集、族谱、档案等历史文献资料和最新研究成果，使本研究站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
（二）实地田野调查和个案分析法
根据研究的需要，进行实证性田野调查，分析湖南民族地区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情况，分析湖南民族地区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内容及影响因素。田野调查是民族学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笔者曾多次到湖面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采用访谈和参与观察等民族学调查方法，收集了丰富的文字和图片资料，并对多个具有典型性的调查地点进行了深入调查，获得了大量数据，以佐证本书的观点。
（三）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
笔者多次深入田野点开展调研累计达 5 个月，在具体调查过程中，共发放问卷 700 份，收回有效问卷 678 份。样本分布基本合理、符合研究需要。访谈120 人以上，其中深入访谈 30 余人。此外，笔者还深入田野点多次参与观察，参与当地的活动，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笔者希望能够为湖南民族地区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研究提供一批第一手的新鲜个案和个人的分析，为学界在相关理论上的进一步归纳做一些基础性的贡献。在本书中，对于问卷调查所获得的资料进行定量分析，对于访谈所获得的资料进行定性分析。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拓展研究范围和尺度，分析湖南民族地区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规律，以促进湖南民族地区文化与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