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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作为一种“新的时间意识”一般认为始于文艺复兴时期，其“在内涵上就有意识地强调古今之间的断裂”
。但在现实历史上，特别是在价值文化上的这种“断裂”却是动态生成的过程。然而，现代社会一旦开始就意味着新的社会价值观逐渐地被塑造。随着自然经济的瓦解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开始分离，使整个社会格局由“不对称相互关系”（asymmetrical reciprocity）向“对称相互关系”
转变。相应地，新的社会价值观通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也逐渐从萌芽至最终以制度形式成为社会的普遍规范。平等在这种社会格局的转变过程中脱颖而出，遂成为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正如美国学者卡里尼克斯所言：“平等是拉开现代社会序幕的一系列重大革命的产儿。”
而这整个过程的主要推动者和“谋划”者是资产阶级，现代价值某种意义上就是由他们所塑造。他们不但使欧洲最早由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并且通过建立现代民主国家的形式，使自由、平等成为现代欧洲文化的基本精神。同时，通过殖民、贸易等方式使这种现代文明游走于世界的各个角落。恰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深刻描述的那样：“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因此，现代价值观无论从最初产生，还是使自身变成普遍规范，都与资产阶级密切相关。进一步说，现代价值观实际上是现代社会中取得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表达，目的是为了适应和满足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虽然这种生产方式在过去几个世纪内为社会创造了极大的财富，但也使现代价值陷入了困境和危机，我们仅仅从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就能看到现代社会所谓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的无力和失败。更不用说现代世界普遍存在的贫富差距、恐怖主义威胁以及生态危机等。正如韦伯所揭示的，现代社会是一个理性化的社会，是一个“祛魅”、世俗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工具理性“独舞”而价值理性隐退的过程。然而，它导致的是一个无意义、“自由丧失”的时代。一方面，世界的祛魅使“那些终极的最高贵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
，呈现的是多元价值的冲突，即所谓的“诸神之争”；另一方面，由于现代社会的理性化使得行政的科层或官僚制恰如一个铁的“牢笼”控制着一群“无灵魂的专家”和“无心的享乐者”。
而在尼采看来，现代社会在理性主义统摄之下意味着“上帝死了”，呈现的是一种虚无主义。又如，马尔库塞认为以技术理性为基础的现代发达的工业社会，人变成了“单向度的人”，即只有物质生活，而没有精神生活，失去了反思和批判的能力。
这不免促使人们去思考和践行现代价值的重构。麦金太尔认为这是整个现代道德合理性论证的启蒙筹划的失败，它导致了两个后果：作为摆脱目的论和等级制的个体成为自身道德行为的权威，以及要对那些被传承但已改变的道德规则确定新的位置。
对此，他认为无论是功利主义还是回到康德的自律性道德都是行不通的，而只有回归古希腊的关于“善”的传统美德。而在贝尔看来，作为现代性的主导者，即资本主义文化已陷入矛盾，“如今现代主义已耗尽其所有，没有张力了”
。对此，他认为，“现代性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
。并提出了一个冒险的答案，即回归某种宗教观念，通过恢复人的信仰而拯救现代的精神危机。
但在我们看来，现代性价值危机在某种意义上集中体现为平等价值的危机。这也是为什么社会主义一开始就以“平等”作为自身手段和目标——以此反抗由资产阶级主导和塑造的现代性及其价值秩序——的主要原因。实际上，从以往思想史的角度看，人们对自由价值的论证要远远丰富于对平等的认识，对现代危机的思考也往往着眼于对自由的分析。例如，平等在被写入《人权宣言》之后，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基本上对平等没有做出突破性的分析，直到20世纪70年代罗尔斯提出了“作为公平的正义”；而对自由价值分析的著作却汗牛充栋。当然，这并不构成推导出现代平等价值危机的充分条件。它只说明一个问题，即现代平等实际上是止于政治权利的平等，甚至有学者（例如哈耶克）只承认在法律面前的平等。然而，在社会现实发展过程中，人们在收入和财富上的不平等却是现代性危机的主要表现和根源，因为它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其他方面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不仅意味着现代的多元、复杂性，还意味着现代性的不平衡、不确定。我们从当代西方经济学家，例如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以及迪顿的《胜利大逃亡：健康、财富和不平等的起源》中都可窥见一斑。那么，从平等观的角度，应当如何理解现代的价值危机呢？
我们往往从“需要”的角度理解价值或价值观的形成，实际上需要只是作为人存在的某个方面或属性。也就是说，为了更好地理解价值或价值观，我们首先应当认识人的存在这个一般前提。在马克思看来，人既是社会的存在又是自然的存在，既是能动的存在又是被动的存在，可以说，人的存在主要体现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这三者关系之中。由此，我们亦可以从平等观的角度去看现代价值危机在三者关系中的反映。
其一，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现代危机体现为生态危机，在价值观上体现为自然或生态观危机。从平等观的角度看，这种危机一方面反映的是人与自然这两个主体之间的关系，即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的对峙。在以理性为特征的现代社会，人肆意地征服和控制自然，最终导致自然与人之间关系的失调，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如果试图克服这种生态危机，似乎首先在观念上应当确立自然与人两个主体的平等。另一方面，随着人对自然的开发，自然资源也在不断地减少；这就提出了另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即并不是所有人的需要或欲望都能得到同等的满足。那么，同样作为人，谁更有资格得到优先满足呢？
其二，在人与人关系上，现代危机体现为各种社会关系的危机，在价值观上体现为现代多元价值冲突和伦理道德危机。从平等观的角度看，一方面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分离。在马克思看来，现代价值观是建立在人的利己性基础之上，无论是自由还是平等都是以实现和保护私有财产为根本目的。而其所形成的在收入和财富上的不平等，即贫富差距问题已成为威胁现代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在以实现利己性为目的的现代市民社会中，人仅仅将自己和他人当作手段而非目的本身。由此，现代人陷入物化、异化的危险，即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实则是体现为在物（例如货币、商品、资本）面前的平等。
其三，在人与自身关系上，现代危机体现为人的精神危机，在价值观上体现为自我认同的危机。从平等的角度看，一方面现代人形成了一种比较、妒忌的心理。在贝尔看来，现代社会满足的不是需要而是欲求。欲求有别于需要，在于它是无限的，伴随的是炫耀习惯的浪费，“如果消费代表着人们对地位的心理竞争，那么，可以说，资产阶级社会就是嫉妒的制度化”
。另一方面体现了人对自身命运的迷茫。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首先使人摆脱了带有等级和目的论的偶然性命运，但同时也意味着政治等级向社会等级的转变。在这转变之后，个体面临着双重身份的矛盾，即市民和公民。前者体现为对私人利益的关注，而后者又要求作为政治成员应有的责任。同时，在等级社会中，个体又陷入其他偶然性命运的束缚，如自然禀赋和家庭环境。
综上所述，平等作为一种现代价值观念，使其得以诞生、确立和发展的主导者是现代资产阶级。在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特征的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现代价值陷入了各种危机，这些危机与现代平等观密切相关，集中反映的是现代平等价值的危机。为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反思和批判现代平等观，从平等开始重构现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