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面对多样的现实和差异的客观事实时,往往会对平等表现出一种怀疑和退却的心态:平等社会可能吗?它值得我们追求吗?但是,当我们追溯人类以往的历史——无论是生产史还是思想史时,会发现人们对平等的追求从未停止过。特别是在现代
,平等被确定成了一种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然而,在整个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平等却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在以崇尚人的理性为特征的现代社会,自由的价值被发挥得淋漓尽致,甚至以牺牲平等为代价,导致了现实中诸多的不平等;另一方面,平等常常又被误解为一种因抑制个性的平均主义或绝对相等的观念而遭受批评,甚至被视为导向极权主义的重要根源之一。
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现代平等呢?
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审视现代平等观,回到其得以产生的现代基础。这是因为平等真正作为一种社会核心价值观念
是始于现代,而现代性的各种阴暗面又无不与平等或不平等的问题密切相关。在某种意义上,现代价值危机集中体现为平等的价值危机,当代西方学者对平等及其问题的持久关注和争论就是例证。但无论是他们在理论上所提出的“优先原则”,还是在实践中所推行的福利制度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种危机。在此之前,马克思早就对此进行了彻底的反思和批判。然而,在思想的争论中,马克思的这种反思和批判要么被边缘化,要么被误解甚至被直接否定。这使得我们有必要重新理解马克思对现代平等观的反思与批判,这也是我们理解马克思平等观的重要前提,而且对于正在展开社会主义现代性“谋划”的中国而言,无论是现代价值观念的构建,还是在实现生产现代化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现代”作为一种“新的时间意识”一般认为始于文艺复兴时期,其“在内涵上就有意识地强调古今之间的断裂”
。但在现实历史上,特别是在价值文化上的这种“断裂”却是动态生成的过程。然而,现代社会一旦开始就意味着新的社会价值观逐渐地被塑造。随着自然经济的瓦解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开始分离,使整个社会格局由“不对称相互关系”(asymmetrical reciprocity)向“对称相互关系”
转变。相应地,新的社会价值观通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也逐渐从萌芽至最终以制度形式成为社会的普遍规范。平等在这种社会格局的转变过程中脱颖而出,遂成为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正如美国学者卡里尼克斯所言:“平等是拉开现代社会序幕的一系列重大革命的产儿。”
而这整个过程的主要推动者和“谋划”者是资产阶级,现代价值某种意义上就是由他们所塑造。他们不但使欧洲最早由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并且通过建立现代民主国家的形式,使自由、平等成为现代欧洲文化的基本精神。同时,通过殖民、贸易等方式使这种现代文明游走于世界的各个角落。恰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深刻描述的那样:“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因此,现代价值观无论从最初产生,还是使自身变成普遍规范,都与资产阶级密切相关。进一步说,现代价值观实际上是现代社会中取得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表达,目的是为了适应和满足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虽然这种生产方式在过去几个世纪内为社会创造了极大的财富,但也使现代价值陷入了困境和危机,我们仅仅从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就能看到现代社会所谓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的无力和失败。更不用说现代世界普遍存在的贫富差距、恐怖主义威胁以及生态危机等。正如韦伯所揭示的,现代社会是一个理性化的社会,是一个“祛魅”、世俗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工具理性“独舞”而价值理性隐退的过程。然而,它导致的是一个无意义、“自由丧失”的时代。一方面,世界的祛魅使“那些终极的最高贵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
,呈现的是多元价值的冲突,即所谓的“诸神之争”;另一方面,由于现代社会的理性化使得行政的科层或官僚制恰如一个铁的“牢笼”控制着一群“无灵魂的专家”和“无心的享乐者”。
而在尼采看来,现代社会在理性主义统摄之下意味着“上帝死了”,呈现的是一种虚无主义。又如,马尔库塞认为以技术理性为基础的现代发达的工业社会,人变成了“单向度的人”,即只有物质生活,而没有精神生活,失去了反思和批判的能力。
这不免促使人们去思考和践行现代价值的重构。麦金太尔认为这是整个现代道德合理性论证的启蒙筹划的失败,它导致了两个后果:作为摆脱目的论和等级制的个体成为自身道德行为的权威,以及要对那些被传承但已改变的道德规则确定新的位置。
对此,他认为无论是功利主义还是回到康德的自律性道德都是行不通的,而只有回归古希腊的关于“善”的传统美德。而在贝尔看来,作为现代性的主导者,即资本主义文化已陷入矛盾,“如今现代主义已耗尽其所有,没有张力了”
。对此,他认为,“现代性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
。并提出了一个冒险的答案,即回归某种宗教观念,通过恢复人的信仰而拯救现代的精神危机。
但在我们看来,现代性价值危机在某种意义上集中体现为平等价值的危机。这也是为什么社会主义一开始就以“平等”作为自身手段和目标——以此反抗由资产阶级主导和塑造的现代性及其价值秩序——的主要原因。实际上,从以往思想史的角度看,人们对自由价值的论证要远远丰富于对平等的认识,对现代危机的思考也往往着眼于对自由的分析。例如,平等在被写入《人权宣言》之后,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基本上对平等没有做出突破性的分析,直到20世纪70年代罗尔斯提出了“作为公平的正义”;而对自由价值分析的著作却汗牛充栋。当然,这并不构成推导出现代平等价值危机的充分条件。它只说明一个问题,即现代平等实际上是止于政治权利的平等,甚至有学者(例如哈耶克)只承认在法律面前的平等。然而,在社会现实发展过程中,人们在收入和财富上的不平等却是现代性危机的主要表现和根源,因为它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其他方面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不仅意味着现代的多元、复杂性,还意味着现代性的不平衡、不确定。我们从当代西方经济学家,例如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以及迪顿的《胜利大逃亡:健康、财富和不平等的起源》中都可窥见一斑。那么,从平等观的角度,应当如何理解现代的价值危机呢?
我们往往从“需要”的角度理解价值或价值观的形成,实际上需要只是作为人存在的某个方面或属性。也就是说,为了更好地理解价值或价值观,我们首先应当认识人的存在这个一般前提。在马克思看来,人既是社会的存在又是自然的存在,既是能动的存在又是被动的存在,可以说,人的存在主要体现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这三者关系之中。由此,我们亦可以从平等观的角度去看现代价值危机在三者关系中的反映。
其一,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现代危机体现为生态危机,在价值观上体现为自然或生态观危机。从平等观的角度看,这种危机一方面反映的是人与自然这两个主体之间的关系,即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的对峙。在以理性为特征的现代社会,人肆意地征服和控制自然,最终导致自然与人之间关系的失调,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如果试图克服这种生态危机,似乎首先在观念上应当确立自然与人两个主体的平等。另一方面,随着人对自然的开发,自然资源也在不断地减少;这就提出了另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即并不是所有人的需要或欲望都能得到同等的满足。那么,同样作为人,谁更有资格得到优先满足呢?
其二,在人与人关系上,现代危机体现为各种社会关系的危机,在价值观上体现为现代多元价值冲突和伦理道德危机。从平等观的角度看,一方面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分离。在马克思看来,现代价值观是建立在人的利己性基础之上,无论是自由还是平等都是以实现和保护私有财产为根本目的。而其所形成的在收入和财富上的不平等,即贫富差距问题已成为威胁现代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在以实现利己性为目的的现代市民社会中,人仅仅将自己和他人当作手段而非目的本身。由此,现代人陷入物化、异化的危险,即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实则是体现为在物(例如货币、商品、资本)面前的平等。
其三,在人与自身关系上,现代危机体现为人的精神危机,在价值观上体现为自我认同的危机。从平等的角度看,一方面现代人形成了一种比较、妒忌的心理。在贝尔看来,现代社会满足的不是需要而是欲求。欲求有别于需要,在于它是无限的,伴随的是炫耀习惯的浪费,“如果消费代表着人们对地位的心理竞争,那么,可以说,资产阶级社会就是嫉妒的制度化”
。另一方面体现了人对自身命运的迷茫。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首先使人摆脱了带有等级和目的论的偶然性命运,但同时也意味着政治等级向社会等级的转变。在这转变之后,个体面临着双重身份的矛盾,即市民和公民。前者体现为对私人利益的关注,而后者又要求作为政治成员应有的责任。同时,在等级社会中,个体又陷入其他偶然性命运的束缚,如自然禀赋和家庭环境。
综上所述,平等作为一种现代价值观念,使其得以诞生、确立和发展的主导者是现代资产阶级。在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特征的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现代价值陷入了各种危机,这些危机与现代平等观密切相关,集中反映的是现代平等价值的危机。为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反思和批判现代平等观,从平等开始重构现代价值。
实际上,在现代平等观开始形成的过程中,无论是作为“谋划者”的资产阶级还是与之对立的社会主义者,都对此进行了反思。例如,卢梭一反当时主流社会的观点,在对社会价值可选择的方案上,更倾向于强调回归“自然”。他从人类本质历史发展的角度探寻现实不平等的起源,认为人的理性及其产生的私有制是社会不平等的缘由。在结论上,虽然和其他自由主义者一样,即坚持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平等,但卢梭又强调应尽量减少社会财富的不平等。而社会主义者从一开始就反对以资产阶级为主导的现代价值观塑造,他们着眼于现实的种种不平等和剥削状况,批判资产阶级平等的虚假性。从莫尔到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们都试图在改变私有制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平等。但是,他们的这些反思和批判要么局限于抽象理论的前提假设,要么在现实中缺乏实践的客观条件。
而现代平等观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已基本确立,它的内在矛盾或困境却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愈发明显地暴露出来。一方面资产阶级所建构的这种平等观在现实中流于形式,实际上反映的是工人与资本家之间严重的不平等;另一方面也由此在19世纪出现了各种批判这种“冠冕堂皇”现代平等观的工人运动或共产主义形式。但在马克思看来这些批判都没有在根本上反思现代平等观得以确立的现实基础,它们要么只是充当一种旧的口号,要么是一种超历史观念的替代。
只有马克思通过唯物史观,在把握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中,在对整个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得以确立和运行的根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这种现代平等观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在马克思批判的视野中,现代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即贫困工人与富有资本家的对立,无疑成了其最为直观的现实背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将此表述为“当前国民经济的事实”。当然,马克思批判的高明之处在于,一方面通过剩余价值揭示了现代平等观的本质与虚假性。在马克思看来,现代平等观是建立在商品交换的基础之上的,其本质是资本家要求对劳动力平等剥削。另一方面在把握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通过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式去重建现代平等观。在马克思看来,工人阶级的平等实现就是要消灭阶级,通过共产主义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
虽然马克思对现代平等观的这种批判为当时的工人运动指明了正确方向,也因此建立了随后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但在社会主义具体建设中却将这种批判的结果抽象化、绝对化。例如,苏联在斯大林时期,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绝对平等,大力推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结果导致高度中央集权和个人崇拜;又如,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由于错误地将社会主义平等理解为结果的绝对平等或平均主义,出现了诸如“大跃进”的失误。也就是说,这其中潜在地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往往只看到唯物史观对现代价值观批判的物质基础,而忽视了马克思对现代价值观的具体认识和批判;我们往往只看重对现代价值观批判所得出的结论,而忽视了马克思对现代价值观批判本身。这也是本书论题立意所在:
其一,探寻马克思对现代平等观的具体认识和批判。这是因为以往我们常常只看到唯物史观批判的总体原则,即经济基础或社会存在的决定性作用,而忽视了马克思对现代平等观的具体认识和批判。在唯物史观总体原则批判下,我们只认识到现代平等观是一种上层建筑或社会意识,反映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忽视了现代平等观本身是怎样的。这明显不符合常理,即我们批判一个东西的前提首先应当是对这个东西本身有所认识。也就是说,唯物史观的批判不仅仅是总体原则上的批判,实际上也包含着对批判对象具体过程的认识和批判。我们之所以常常忽视唯物史观批判的具体过程,主要是因为脱离了马克思思想的具体文本。在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现代平等观的批判,首先是对现代平等观本身的认识,例如在《莱茵报》期间对现代法律平等的认识;又如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对现代平等权利的认识和批判;再如在《资本论》中对现代平等观本质的认识和批判。
其二,如果只是简单地从唯物史观总体原则上认识马克思对现代平等观的批判,那么往往会导致一种误解,即认为资本主义平等观与社会主义平等观是根本对立的。这种误解常常会使人们导向将社会主义所强调的结果平等绝对化,也往往将市场经济排斥在社会主义制度之外。但实际上,马克思批判由资产阶级主导的现代平等观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一基础,主要目的只是为了揭示或说明这种平等观的虚假性、形式性。通过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三个阶段的分析,我们知道,现代人类是处于“以物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在这种依赖于物或物质匮乏的条件下,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平等还是社会主义的平等实际上都是不充分的。这意味着作为一种社会价值观念的平等无论是处于何种制度下,至少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当前阶段,具有很多的共性,例如强调身份的平等,强调法律意义上的平等,强调经济活动中的自由平等等。
其三,重视马克思对现代平等观批判本身的实质和意义。从国内已有研究状况看,大多数学者往往是直接论述马克思的平等观,但实际上从文本的角度看,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对自身持有何种平等观或平等进行专门和系统的论述,更多的是体现为对现代平等观的批判。这意味着更为合理的方式,首先应当是要分析马克思对现代平等观是如何批判的。这是因为,这种批判本身就构成了马克思平等观的重要部分,同时也只有在认识这种批判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得出马克思是否持有某种不同于现代平等观的平等观。与此同时,在以往对马克思平等观的解读中,人们常常首先是解读马克思平等观的思想来源或者说是前人对马克思平等观形成的影响,这种解读方式实际上不自觉地掩盖了马克思对现代平等观批判本身的实质和意义,即忽视了马克思以何种方法、立足于何种观点对现代平等观展开批判。例如,除了唯物史观总体原则的批判外,马克思从“实践”“现实的人”以及共同体等唯物史观下的具体视角对现代平等观展开了更为详细的批判。同时,这种解读方式也不尽客观、合理。因为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实际上很难找到前人,例如柏拉图、卢梭以及黑格尔等对马克思平等观形成的具体影响,而毋宁说马克思平等观的形成是建立在其对他之前或同时期平等观的整体认识与批判的基础之上。
其四,通过理解马克思对现代平等观的批判,认识马克思对现代性批判的价值维度。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是彻底的,这种彻底体现为抓住了现代性的根本,即资本。特别是随着近年国内学术界对马克思经济学哲学解读的盛行,人们往往从资本逻辑的视角解读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这主要是针对西方学者,诸如尼采、韦伯、霍克海默以及罗蒂等从理性、文化或价值维度批判现代性的不彻底性而言的。但是,在资本或资本逻辑批判的视角下,人们往往也不自觉地忽视了马克思对现代性批判的价值维度。固然资本是现代价值观得以形成、发展的物质基础,但是这些价值观,诸如平等、自由等为资本的生产和运行提供了合理辩词,也是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正是通过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过程,通过揭开这些虚假的价值观念才使资本主义剥削本质得以显示的。这意味着,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实际上不仅是彻底的,还是完整的。通过马克思对现代平等观批判的分析,恰好有助于我们认识这种唯物史观批判的完整性。
同时,我们需要澄清一个问题,即论述马克思对现代平等观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否定马克思持有某种平等观。恰恰相反,我们通过对马克思关于现代平等观批判的分析,可以看到马克思实际上在这种批判过程中隐含着自身所赞同的某种平等观。这是因为唯物史观不是单纯地停留于呈现某种“物”,即客观事实或规律,例如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但同时,不要忘记在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下,人是现实历史的创造主体,“并不是‘历史’把人当做手段来达到自己——仿佛历史是一个独具魅力的人——的目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也就是说,唯物史观强调事实与价值的统一,强调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这意味着马克思批判现代平等观,并不仅仅是为了说明现实不平等的这种经验或客观事实,实际还包含着对何种制度或生存形态是平等的价值追问。例如,马克思在批判建立在政治解放不彻底的现代平等权时,其实也站在人类解放的高度强调一种真正的自由平等,即每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此外,我们还需要区别另一个问题,即当前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与正义”的争论,这种争论实际上反映的是马克思是否从诸如正义或平等的道德视角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但这个问题其实和马克思是否持有某种平等观没有必然的联系。例如,伍德虽然认为马克思拒斥从正义或平等的视角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但并没有否定马克思持有平等观,包括对资本主义制度不平等的批判,将资本主义的平等理解为政治平等或程序平等
[1]
,等等。如果从时代的价值来看,与其争论马克思是否从平等或正义的角度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还不如从马克思批判的视角认识现代平等或正义,以建构有利于现实实践的平等或正义。
今天我们之所以需要彰显马克思对现代平等观批判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我们需要审慎地对待和正确地分析当代西方社会对平等的持久关注和争论。因为他们的这种关注和争论或多或少都对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所影响。例如,在行动上,绝大多数西方民主国家在“二战”后开始推行福利制度,向福利国家转变。这种制度背后的主要推动力量来自与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有着密切联系的西方社会民主主义及其政党。在理论上,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左”翼与诺齐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右翼之间展开了关于自由与平等的争论,他们要么是为了缓解西方社会的不平等,要么是为西方社会的不平等辩护。关于这一方面,实际上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柯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示范,虽然他的思想在根本意义上逐渐远离了马克思,但他意识到了诸如诺齐克的当代西方自由主义者对现代平等观的论述实际上在理论上是对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更大的打击。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注意到,当代西方社会所关注和争论的这些“平等”理论只不过是现代平等观在当代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困境所导致的。这意味着,我们在面对当代西方学者的相关平等理论时,不能陷入其争论的旋涡之中,而是要从马克思对现代平等观的批判中认识和判断这些争论的实质。
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在重新理解现代性和全球化的语境下推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因为:其一,当前中国所构建的是一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性,而对这种现代性的理解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马克思对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所主导的现代性批判。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现代性在价值观念上最为显著的区别即是对平等观的理解。因此,如何理解和构建社会主义平等观需要我们回归马克思对现代平等观的批判。这对于我们理解当前中国将平等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其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进入前所未有的发展状态,但同时也潜伏或已出现了许多不平等问题。而这些不平等问题与改革开放后我们实行市场经济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因为现代自由平等是产生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然而,这些突出的不平等又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相违背。也就是说,我们应当正确理解和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平等问题。特别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国正构建的社会主义现代性实际上也已成为世界现代性图景的一部分,但我们同样要区分中国语境与西方语境。因此,在面对当代西方学者在争论中所提出的各种平等理论时,我们不能盲目地效仿或直接用以解释中国当下的平等或不平等问题,而应当看到马克思对现代平等观的批判对于我们反思和分析这些问题的意义。
[1] Allen Wood.“ Marx and equality”, in John Roemer(eds), Analytical Marxism : Studies in Marxism and Social Theory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pp. 283—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