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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内经济哲学研究的深化，对马克思货币哲学思想的探讨也逐渐开展起来。
但是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对马克思货币哲学思想的研究仍停留在概论式的介绍，或是单一文本的解读，而忽视了马克思货币哲学思想的内在逻辑线索。事实上，从青年马克思开始政治经济学研究到他思想成熟时期的《资本论》，货币一直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厘清马克思货币批判的理论逻辑，不仅对马克思思想研究具有方法论意义，而且对我们当前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也具有实践价值。
从人本主义抽象的人的本质这一视角去研究货币问题，把货币的本质理解为外化的、异化的抽象的人的本质，同时人被自己创造出来的货币所支配和奴役，这是青年马克思货币批判的主导逻辑。
在青年马克思一系列关于现实问题（如关于莱茵省议会“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的研究中，这种基于人本主义异化逻辑而对货币所做的哲学批判，就已经有所显露。马克思发现在现实生活中精神本质的异化并非如黑格尔所言的那种崇高理念的对象化实现，而更多地表现为“卑劣意识”的物质化。马克思把这种追求物质利益的倾向斥为“三文钱买来的渊博学问”，是一种“感觉欲望的宗教”
。他把这种不受人的精神理性控制的对外在物质的盲目崇拜称之为“下流的唯物主义”和黄金拜物教：“我们的时代即文明时代，却犯了一个相反的错误。它使人的实物本质，即某种仅仅是外在的，物质的东西脱离了人，它不认为人的内容是人的真正现实。”
在 1843 年写下的《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在经济生活中，金钱是一种外在于主体的物，又是人类主体本质外化的表现。金钱明明是人创造的东西，可是现在它却以“一切事物的普遍价值”的身份剥夺了主体自身和整个世界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异化了的主体又不得不拜倒在这个人造物面前：“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这个外在本质却统治了人，人却向它膜拜。”
金钱成为了人们膜拜的世俗的神，世界的神。这是主体的人与自己的创造物关系的颠倒。
这种立足于主客体颠倒地对货币异化的哲学批判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得到了进一步阐发。马克思申明，他为手稿规定的中心任务之一就是“弄清楚……全部异化和货币制度之间的本质联系”
。
货币在本质上是人的产物，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物化形式：“它是人类的外化的能力。凡是我作为人所不能做到的，也就是我个人的一切本质力量所不能做到的，我凭货币都能做到。”
但是在私有制条件下，人的本质异化了。作为人的本质对象化产物的货币不仅同人相分离，而且反过来奴役和支配人。在货币中，人的本质的异化获得了它最极端的表现。在手稿中，马克思形象地揭露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货币异化：不是人的力量决定货币的力量，而是货币的力量有多大，我的力量就有多大；不是人的特性决定货币的特性，而是货币的特性就是我的特性。货币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它把坚贞变成背叛，把爱变成恨，把恨变成爱，把德行变成恶行，把奴隶变成主人，把主人变成奴隶，把愚蠢变成明智，把明智变成愚蠢。也就是说，货币使一切自然的品质和人的品质颠倒、混淆。货币把这些本质力量的每一种都变成它本来不是的那个东西，即变成它的对立物，“货币的这种神力包含在它的本质中，即包含在人的异化的、外化的和外在化的类本质中”
，货币体现着人的异化了的类本质。以此为出发点，马克思还批判了货币与人的价值、货币与人的感觉、货币与人的需要、货币与人的自由等异化问题。
这一时期，马克思对货币异化的哲学批判的主要特点就是认为作为主体的人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自己的活动而外化出自己的对立面——货币，把自己的本质力量给予它。这种对立面（货币）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转过来反对、愚弄、支配、统治主体本身，主体的人成为它的奴隶。显然这种对货币批判的哲学基础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从先验主体出发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主体辩证法
，并且受到赫斯的经济异化思想的强烈影响。
然而，由于此时的马克思是站在人本主义的价值立场上来从事哲学批判的，马克思所说的人、人的本质以及作为人的本质的劳动等概念，都是脱离社会现实条件的抽象概念。马克思把这些抽象概念同作为人的本质的劳动和作为财富的一般形式的货币联系起来，确认货币的本质是外化的、异化的和外在化了的人的本质，即人的劳动，这无疑也是脱离社会现实条件的人本主义的抽象观点。随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开展与推进，马克思对社会现象的认识与分析逐渐建立在经验的、实证的基础上。马克思对货币的批判视角也相应地发生了明显的变换：他日益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条件和客观经济关系去研究和批判货币问题。
有学者已经指认出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思想的双重逻辑：即在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主导逻辑下隐含着一条从现实描述出发的客观唯物主义线索。
对于货币的批判也是处于复杂的多重语境中，除了立足于主客颠倒的人本主义异化批判这一主导逻辑外，马克思还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出发，对货币提出了一种实证的唯物主义批判。他一开始就强调他的研究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
。他还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批判中高度评价费尔巴哈，认为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在于“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因为费尔巴哈也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了理论的基本原则”
。同样，马克思在货币的分析中也开始注意到现实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例如马克思在《手稿》中认为货币是联结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纽带”，并指出，货币是联系一切纽带的纽带，还是社会“地地道道的粘合剂”和“社会的电化学势”
。在这里，马克思已经从人的现实社会生活来分析货币的功能，包含着后来马克思关于货币的职能和社会关系思想的萌芽。马克思还力图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揭示货币异化的现实基础，即私有制。他认为货币是私有财产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土地占有是私有财产的基础，“地产是私有财产的第一个形式”。但是随着工业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发达的私有财产战胜不发达的、不完全的私有财产，货币战胜其他形式的私有财产，成为私有财产的完全的、纯粹的形式。“从而中世纪的俗语‘没有无领主的土地’被现代俗语‘金钱没有主人’所代替。后一俗语清楚地表明了死的物质对人的完全统治。”
显然，马克思是从现实的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展开对货币的分析与批判的，这与抽象的人本主义的异化批判有明显不同。
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马克思继续从政治经济学的客观现实视角出发去分析和批判货币。马克思从穆勒的交换观点出发，尤其是从他的商品交换的中介即货币的观点出发揭示经济异化本性。马克思认为货币的本质首先不在于财产通过它转让，而在于人的产品赖以互相补充的中介活动或中介运动：“人的、社会的行动异化了并成为在人之外的物质东西的属性，成为货币的属性。”
这个中介成为真正的上帝，对它的崇拜成为“目的本身”。
其后的《神圣家族》也同样体现着立足于经济现实的货币分析和批判的社会唯物主义逻辑。在讨论政治经济学问题的“批判性的评注 2”中，马克思注意到，私有制在自己的经济运动中自己把自己推向灭亡，但是它只有通过不以它为转移的、不自觉的、同它意志相违背的、为客观事物的本性所制约的发展，才能做到这一点，这是经济现实的客观逻辑，要消灭私有财产的完全表现形式的货币，也要遵循同样的客观逻辑：“财产、资本、金钱、雇佣劳动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远不是想象中的幻影，而是工人自我异化的十分实际、十分具体的产物，因此也必须用实际的和具体的方式来消灭它们。”
在讨论崇拜金钱的犹太精神的历史发展时，马克思又明确说明这种发展只能在“工商业的实践”中才能看到，它的存在只有用现实的犹太人的“市民社会的实际基础来解释”，并且，彻底消除这种精神是一个现实的实践任务，即“消灭现代生活实践中的非人性的任务，这种非人性的最高表现就是货币制度”
。与前面那种基于人的类本质自我异化的货币批判逻辑不同，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强调的是在客观经济运动的现实发展中分析和批判货币。
这一时期，马克思之所以逐渐摆脱对货币的人本主义异化批判的思辨逻辑，开始从现实的客观的社会经济活动出发考察货币，与他致力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与批判是密切相关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验性质与实证方法，其认识论中所包含的唯物主义前提，都使得马克思在研究货币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开始采用一种唯物主义的视角。
而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越是深入，其对货币的分析就越接近历史唯物主义。
对货币批判的唯物主义视角的确立，为马克思最终克服和超越人本主义异化货币观，扬弃其抽象的人及抽象的货币本质等概念，在理论上奠定了重要基础。1845 年春，马克思写下《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一马克思思想革命的“天才提纲”，继而又与恩格斯一起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实现了哲学的革命变革，形成并初步阐述了自己的新世界观，即历史唯物主义。它提供了一种研究包括货币问题在内的经济问题以及一切其他现实问题的崭新的理论视角。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去研究货币问题，就是要从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社会物质活动，特别是要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理解货币的本质与职能。
马克思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把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理解为历史及其发展的“现实基础”，“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
。由此，他批判施蒂纳将现存社会关系的一切罪恶归结为“市民和工人相信金钱的真理”这种唯心论。相反，马克思从现实社会的经济生活、物质生产和社会交往出发，认为“货币是一定的生产和交往关系的必然产物并且只要这些关系存在时货币总是‘真理’”
。货币、地租、利润等“这些私有财产的现实存在形式是与生产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社会关系”
。
《哲学的贫困》延续了马克思对货币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马克思指出，货币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密切相关的，在以往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所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不变的、永恒的范畴”，这些“经济学家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本身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
。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入手研究货币的视角在批判蒲鲁东的货币观中进一步深化。首先，针对蒲鲁东颠倒经济与法律的关系，认为贵金属能成为货币是由于君主们打上了自己的印章而产生的观点，马克思批判道：“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君主的专横就是政治经济学中的最高原因！”“其实，只有毫无历史知识的人才不知道：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
“金银之所以在法律上具有交换能力，只是由于它们具有事实上的交换能力，而它们之所以具有事实上的交换能力，那是因为当前的生产组织需要普遍的交换手段。法律只是事实的公认。”
针对蒲鲁东关于习惯赋予贵金属作为交换手段的特殊职能是纯粹契约的职能的观点，马克思指出：“为什么在目前已经形成的这种交换中，必须创造一种特殊的交换手段来使交换价值个别化呢？”这是因为货币不是东西，而是“一种生产关系”，“是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
。就是说，货币所表现的关系也像其他经济关系如分工等一样也是一种生产关系，这种关系正如个人交换一样，是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所以马克思反复说：“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
蒲鲁东从“意志”出发，企图通过将一切商品都变成金银那样的货币，从而消灭货币的主张，只能是脱离现实经济关系的主观幻想。
可以说，《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哲学的贫困》对蒲鲁东货币观的批判，拉开了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研究货币的序幕。此后，马克思将哲学的批判理性与现实的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有机结合，进一步深化了从社会历史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批判货币的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并在他的《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中把这种理论创新活动推到了高潮。这是马克思在他“一生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中”给我们留下的最精彩的理论遗产之一。
在《57—58 手稿》中，马克思分析了蒲鲁东主义者由于不了解生产、分配和流通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生产关系的首要作用，把货币流通和信贷错误地等同起来，对“劳动货币”概念进行了错误解释，因而不能对货币的起源及其本质做出正确理解。马克思指出，货币存在的前提是社会联系的物化，货币是产品的商品形式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交换过程中，产品转化为商品，商品价值转化为货币。货币就是同商品本身相分离的、物化的交换价值。马克思指出：“同商品界本身相脱离而自身作为一个商品又同商品界并存的交换价值，就是货币。”
本来，作为交换价值的物的形态的货币只是商品在社会交换中实现的手段和工具，可是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中，原来作为手段出现的货币越来越成为生产的目的。交换关系本身也开始成为人与人的关系中支配性的东西，货币成为经济关系中真实的权力因素，随着生产的社会性关系的发展，货币的权力也在同一程度上发展，也是就说，交换关系固定为一种对生产者来说是外在的，不依赖于生产者的权力。最初作为促进生产手段出现的东西，成了一种对生产者来说是异己的关系。人的工具成为人的目的。一切社会关系都转化为货币关系，“实物税转化为货币税，实物地租转化为货币地租，义务兵转化为雇佣兵，一切人身的义务转化为货币的义务。”
这是手段与目的的颠倒，是人的社会存在与金钱关系的异化，是发生在现实经济关系中的颠倒和异化。相对于过去那种人与人的直接交往关系，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经过交换中介（货币）的物化就不可避免。马克思写道：“活动的社会性，正如产品的社会形式以及个人对生产的参与，在这里表现为对于个人是异己的东西，表现为物的东西……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
所以，货币存在的前提正是社会关系本身的物化。
接着，马克思深刻批判了货币所体现的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关系的物化与颠倒。在资本主义市场交换中，货币“从它表现为单纯流通手段这样一种奴仆身份，一跃而成为商品世界的统治者和上帝”，似乎成了一种“先验的权力”，“一种先验地形成地观念的实现”，而个人则完全受制于这种抽象观念。“人们信赖的是物（货币），而不是作为人的自身”，并且“人的产品或活动必须先转化为交换价值的形式，转化为货币，才能通过这种物的形式取得和表明自己的权力”。
货币赋予个人对社会、享乐和劳动等等世界的普遍支配权。货币的拥有使一个人能从别人那里取得商品的“社会的抵押品”，由于每个人让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作为物同他们自己相异化，所以货币拥有了社会的属性。这样，“在货币（交换价值）上，个人的物化不是在其自然规定性上的物化，而是个人在一种社会规定（关系）上的物化，同时这种规定对个人来说又是外在的”。
货币以物的形式表现着经济活动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所以马克思形象地说，生产者“他的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关系”
。
在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更精确地写道：“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还有一个特征：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可以说是颠倒地表现出来的，就是说，表现为物和物的社会关系……因此，如果交换价值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种说法正确的话，那么必须补充说：它是隐蔽在物的外壳之下的关系。”
所谓物的关系，是指物——商品、货币对于生产者来说是一种与自身相异化的、对立的关系。
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青年马克思人本主义货币异化逻辑不同。马克思这里所讲的物化、异化和颠倒不再是一种抽象的主观价值判断，而是客观的历史性研究。这表现在货币所表现的人的关系的物化与颠倒，相对于过去第一大社会形态中的那种人对人的直接关系，是历史的进步。因为“在货币关系中，在发达的交换制度中……人的依赖关系、血缘差别、教育差别等等事实上都被打破了，被粉碎了”，这种通过货币建立起来的普遍性联系与交换可以“超越一切宗教、政治、民族和语言的限制，他们的共同语言是价格，他们的共性是货币”
。货币本身是世界主义的。货币消解了以地域和超经济力量形成的经济体系，冲破了用特权和血缘等伦理观念粘合起来的传统社会，使人们摆脱了地域、血缘、宗法关系的束缚，在市场经济中与他人进行自由地交往。因此，货币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人性，使人们在社会交往中获得了自主性、独立性和能动性。这是货币为人的解放和发展带来的巨大历史进步。因此马克思说：“毫无疑问，这种物的联系比单个人之间没有联系要好，或者比只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从属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要好。”
而且正是这种物化和颠倒的关系，才可能创造出在更高阶段上“全面发展的个人”：“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
可以看出，此时马克思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分析和批判货币的，这种科学的、辩证的认识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伦理价值批判有很大的异质性。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这种对资本主义社会中货币物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上升为对货币拜物教的批判。马克思认为，货币是一切商品的价值体现，在商品交换日益发展的社会里，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被赋予了尤为神秘的吸引力。货币成为社会财富的直接化身，能够购买一切商品，似乎一从地下出来，就具有神奇的魔力。因此，人们误以为货币就是纯粹的价值，特别是金属货币直接成了价值（社会关系）的化身。马克思辨识出这是一种假象，“当一般等价物专门同一种特殊商品结合在一起，即结晶为货币形式的时候，这种假象就完全确立起来了”，因为“正是商品世界的这个完成的形式——货币形式，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他们揭示出来”
。货币本身表征着凝结在商品中的抽象人类劳动，它的本质就是人们通过劳动交换所发生的社会联系。货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这就是货币的拜物教性质。因此马克思说：“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只不过变得显著，迷惑着人们的眼睛。”
面对这种现象，马克思认为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是“指出这个货币形态的发生过程，研究商品价值关系中包含的价值表现，怎样从最简单最不引人注意的形式，发展到迷人视觉的货币形态”
。整部《资本论》就科学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现象中的这种颠倒是如何形成的，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颠倒的社会关系，并最终揭露了资本主义经济剥削的秘密，从而完成了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
纵观马克思货币批判的逻辑思路，我们发现马克思的思想呈现一种螺旋式上升的图景。在他早期的《论犹太人问题》和《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中，对货币异化的批判是人本主义的价值悬设，那里构成的是理想本质与现实存在的矛盾。货币异化是一种逻辑思辨反思，是在观念中设定的。此时又由于他开始政治经济学研究，在货币异化的人本主义的批判逻辑中又开始出现一种立足于现实经济生活和物质条件的对货币的客观的唯物主义批判，这是新的理论逻辑的生长点。随着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化，马克思日益从资本主义现实的生产方式的视角出发研究和批判货币。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初步创立新世界观后，这一客观的唯物主义货币批判逐渐转化为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视角，并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对货币拜物教的批判中超越了人本主义货币批判逻辑，从而建构起完整、科学的货币理论框架。
毫无疑问，正如恩格斯所言，马克思的货币思想确实是人类思想史上的“第一个详尽无遗的货币理论”。
这一理论包含着丰富的内容、意蕴和价值。马克思货币批判的理论逻辑对于我们今天从事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首先，我们应该坚持用马克思的方法来解读马克思的文本与思想。也就是说，我们在确定马克思思想理论视界中的任何一个规定、概念、范畴，都应该坚持历史性的原则，不应该把马克思思想中一些处于历史变动中或特设的理论范畴标注为某种既成不变的普适性的抽象定律。马克思对货币的理解与批判，前后经历了不同的思想视角和理论逻辑，在连续性中也存在着差异与区别。其实马克思的其他理论范畴也是如此，例如劳动概念。马克思早期将劳动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又从感性活动角度，从实践理解劳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开始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出发，将劳动理解为现实的个人的物质生产活动。马克思的思路从人本主义的劳动规定到实践，经过生产再上升为科学的劳动规定。因此，我们应该从历史的、动态的角度去分析和理解马克思的每一个思想范畴。其次，我们应该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与哲学批判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完整、准确地再现马克思的思想逻辑。用著名学者张一兵的话说就是“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深层语境中去重新探索他的哲学话语的转换”
。这是一种对马克思文本的新的解读模式。
它突破了单纯从哲学或政治经济学角度研究马克思的传统诠释模式，深化了我们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从马克思早期对货币的人本主义异化批判到对货币拜物教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的转换，我们可以发现，政治经济学视域确实是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生成的基础。当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观点不成熟的时候，他是不可能达成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明确了这一点，对于我们正确认识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以及正确评价马克思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哲学思想都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货币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巨大的社会功能，是马克思货币哲学思想与我们现实生活的契合点。因此马克思对货币异化、货币拜物教的批判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第一，现代急剧发展成熟的货币经济使得货币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焦点。货币以其巨大的社会功能加速改变着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影响着现代人的精神状态。货币已经融入人的生活世界和人的生命之中，其在现代人的生命价值系统中的意义已经得到了空前的提升：“货币对人与人关系中的内在维度的改变，锻造出人对世界理解趋向的物欲化和价值通约化的心理坐标。货币化生存世界直接影响和关联着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它使得一种纯粹数量化的价值不断压倒品质的价值，从而追求生活意义的平等化、量化和客观化，把人生的消费和积累作为唯一至上的终极追求目标。”
渴求全面发展的人也就蜕变成片面追逐货币的单面人。因此，如何摆正货币价值、社会价值与自我价值的位置，深刻认识和理解货币与人性、货币与人的价值、货币与人的自由等等关系，避免在追求金钱的过程中迷失自我，陷入货币拜物教的泥淖，就成为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马克思对货币异化、货币拜物教的科学分析和价值批判有助于我们反思货币的手段与目的、真实性与虚假性、颠倒功能和吞噬功能，从而树立一种健康的、成熟的货币价值观。第二，货币在现代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市场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货币经济。市场经济又需要一定的伦理基础。破除市场万能、货币万能的迷信，从货币拜物教中解放出来，正确理解和把握货币的本质及其功能有助于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体系，引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货币是政治生活的“母乳”，在现代社会中，地位、权力结构、声誉威望等与货币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货币经济的扩张，使得货币逐渐进入到它不该进入的社会公共权力的领域。公共权力的货币化带来了这些领域的腐败，其危害日趋严重。货币对政治生活产生巨大的颠覆性，因此，正确认清货币的本质，界定与矫正货币与公共权力的关系就成为遏制腐败的一项重要内容。显然，马克思对货币本质与功能的科学剖析有助于我们更正确地思考和解决这些现实问题。
对于马克思从货币异化到货币拜物教的科学分析和哲学批判，戈德利尔的评价是准确的：“马克思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通过对商品、货币、资本等的分析，真实地再现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或观念上的各种事实，阐明了社会关系所带有的那种虚幻性。”
因此，马克思的货币哲学思想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的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