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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是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研究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它的思想价值和文献价值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和研究。它被认为是一个完全可以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相比肩的一流文献，在《手稿》的研究史上，甚至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发展史上都占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地位。
宗教类比与异化主题在马克思对穆勒的评注中再一次出现，同时马克思也进入了一种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和术语中。一开始，马克思就批评穆勒忽视了这一事实：既然供给与需求在现实中并不总是一致，那么“交换价值”（这里马克思讲的是严格意义上的价格）就并不总是由生产成本决定的。提出这一点，似乎主要是回应穆勒关于货币价值的论述。穆勒认为，货币是交换媒介，是商品。货币的价值是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决定的，反过来也依赖于生产费用。生产费用构成了金银商品的价值，但马克思并没有直接谈到这些政治经济学内容。虽然马克思赞扬穆勒关于货币是交换的中介的观点，但是他讨论的语境并不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语境，而是哲学的，也就是在异化理论的框架中，当然，它的经济学成分比《论犹太人问题》要多得多。
《穆勒摘要》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通过对以穆勒货币理论为代表的国民经济学货币本质论的分析，来揭示私有财产所掩盖的人的社会行动的异化或交往的异化。
马克思这样写道：“穆勒把货币称为交换的中介，这就非常成功地用一个概念表达了事情的本质。货币的本质，首先不在于财产通过它转让，而在于人的产品赖以互相补充的中介活动或中介运动，人的、社会的行动异化了并成为在人之外的物质东西的属性，成为货币的属性。”
在这里，马克思之所以称赞“穆勒把货币称为交换的中介，这就非常成功地用一个概念表达了事情的本质”以及带有肯定的口吻说：“国民经济学以交换和贸易的形式来探讨人们的共同存在性或他们积极实现着的人的本质”，是因为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交往是“类活动和类享受”“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换句话说，是人的“类本质”和“社会本质”。人必须生活在“类”、共同体或社会之中，因为单个人是无法自给自足的，他必须要借助于来自他人的劳动产品才能生存下去。在这个意义上，交往或者用马克思本人的表达方式“相互补充”，是人的本性，是人的本真形态。因此，货币和商品交换中所体现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补充”关系对于实现“类生活”和“真正的人的生活”具有重要意义，尽管他们还是以国民经济学的方式。
但是，在私有制的市民社会中，交往却采取了一种与人和人的关系不相符的形式，即“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由于私人所有的出现和人转变成“私有者”，人同人的关系就变成私有者同私有者的关系。货币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取代其他形式的私人所有而一跃成为交换的中介。它不但使“人本身不再是人的中介”，而且使人格与人格之间的交往蜕变成私人所有和私人所有之间的交换，并反过来开始支配人格与人格的交往本身。因此，货币是交往异化的典型表现。按照马克思对货币的经典定义，“货币，是私人所有的外化，是排除了私人所有的特殊的人格本性的抽象。”
货币的本质在于私人所有，它是私人劳动的创造物；但同时它又是排除了私人所有的特殊形态，是私人所有外化的结果，因此货币应该从属于人，是“人的社会的行为”外化的结果。但是不幸的是，货币一旦被创造出来，却成为“在人之外和在人之上的本质”。在货币面前，人的愿望、活动以及同他人的关系都成了与自己相异己的力量，人反而丧失了自身，将货币当作目的本身。人与物象之间的主客关系开始发生颠倒，人沦落为货币的奴隶，货币拥有了支配人的“真正的权力”，成为“真正的上帝”。正如马克思所说，货币是“异己的中介”
，人们的社会关系、个人权力、地位身份的控制全都让渡给了这个非个人性的“异己的中介”“真正的上帝”“真正的权力”。倘若没有货币性价值，事物就会被视为是没有价值的，那么事物中货币的价值来源就被颠倒了，即使生产活动也被视为货币的产物，而不是相反。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中，货币被描述成一种异己的私有财产，“是人的生产与人的生产之间的外化的中介，（因此）是人的外化的类活动”。简言之，是“私有财产丧失了自身的、异化的本质”
。可以看出，在对货币本质的界定上，《穆勒摘要》与《论犹太人问题》是基本一致的，但是也存在差异。在《穆勒摘要》中，马克思更加注重从政治经济学的客观视角出发，将货币的本质与生产，和私有财产这些政治经济学范畴联系起来分析。
接着，马克思对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的讨论继续沿用了已经确立的宗教类比。就像基督调节上帝与人：代表上帝面前的人，代表人面前的上帝，代表人面前的人；货币调节社会与私有财产：代表为了私有财产的私有财产，代表为了私有财产的社会，代表为了社会的私有财产。上述类比表明上帝是社会，基督是货币，私有财产是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3 卷的一段中再一次阐释了货币与宗教的类比：“货币主义本质上是天主教的；信用主义本质上是基督教的。‘苏格兰人讨厌金子’。作为纸币，商品的货币存在只是一种社会存在。信仰使人得救。这是对作为商品内在精神的货币价值的信仰，对生产方式及其预定秩序的信仰，对只是作为自行增殖的资本的人格化的各个生产当事人的信仰。但是，正如基督教没有从天主教的基础上解放出来一样，信用主义也没有从货币主义的基础上解放出来。”
这一例子表明马克思早期使用的某种意象和类比在晚期同样深刻。这也使得马克思的货币哲学更加丰富，更加具有社会意蕴，而不仅仅是经济学家分析的那样。
马克思接下去分析到，为什么私有财产必然发展到货币呢？“这是因为人作为喜爱交往的存在物必然发展到交换，因为交换——在存在着私有财产的前提下——必然发展到价值。”
而货币是作为价值的现实存在。马克思在这里已经触及交换、价值、货币之间的关系。人是“交往的存在物”，交往必然要交换，而交换又是以私有财产为前提，交换关系不是人作为社会的人的真正关系，而是私有财产对私有财产的抽象关系，这种抽象关系表现为价值、货币，因此交换又必然发展为价值。前苏联学者卢森贝认为马克思这时已经区别了自然经济私有制和商品货币私有制，并由此“奠定了真正科学的经济学说史的基础”
。这种评价虽有拔高之嫌，但是我们可以发现那种抽象的人本主义的货币异化观点已经被变换为一种在社会经济运动中，在私有制经济关系中审视货币的理论。
马克思还比较了现代国民经济学与货币主义的货币观点。马克思认为货币主义将价值排他性地定位在稀有金属上，所以货币是财富。然而政治经济学家不过是“用精致的信仰代替了粗陋的信仰”，因为国民经济学仍然在抽象性和普遍性中把握货币的本质，错误地把价值归于它的对象形式。他们也是想当然地在一般商品的交换价值中来界定货币的本质，而不是在作为总体的资产阶级活动（生产、劳动）中来发现货币的“灵魂”。国民经济学仍然没有看到私有财产运动的过程，没有看到货币是私有财产的外化，更没有看到私有财产遮蔽了真正的人与人的关系。
马克思在国民经济学的语境中证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信用业、信贷、银行业中反映的不是对人的信任而是对私有财产的信任。在马克思看来，“不论是生产本身内部的人的活动的交换，还是人的产品的相互交换，都相当于类的活动和类的享受。它们的现实的、有意识的、真正的存在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
马克思在此提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但是在私有财产的前提下，这种联系是以异化的形式出现的。国民经济学正是以交换和贸易的形式来探讨人们的社会联系，实质上国民经济学探讨的是异化的社会联系或异化的社会交往，正如斯密探讨的是异化劳动的规律一样。因此马克思指出，“国民经济学把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作为本质的和最初的、作为同人的使命相适应的形式确定下来了。”
于是，马克思在《穆勒摘要》中提出了与劳动异化相类似的结论，即人与人的交往异化。在马克思看来，以穆勒为代表的国民经济学交换理论的出发点是私有者同私有者的关系并以此代替了真正的人与人的关系，代替了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因此国民经济学探讨的交换和贸易是以私有财产的外化为前提的，也就是把私有财产转让或出让给另外一个人为前提的。所以，外化的私有财产在以穆勒为代表的国民经济学家眼中是交换和贸易的前提，与斯密的理解如出一辙，私有财产在国民经济学中仍然是天然合理的抽象存在。但穆勒的论述更具有迷惑性和欺骗性，所以穆勒“更加排斥人”。马克思继续发问：“我怎么会非把我的私有财产转让给另一个人不可呢？”国民经济学家对此做出了正确的回答，“由于贫困，由于需要。”劳动也由此蜕变为劳动者直接的生活来源，它同人的需要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而仅仅是作为谋生的手段：“因此，交换或物物交换是社会的、类的行为，社会联系，社会交往和人在私有权范围内的联合，因而是外部的、外化的、类的行为。正因为这样，它才表现为物物交换。因此，它同时也是社会关系的对立。”
进一步讲，人的活动的产品的相互交换表现为物物交换，人的活动本身或劳动的相互补充和相互交换表现为分工，“这种分工使人成为最高度的抽象的存在物，成为旋床等等，直至变成精神上和肉体上畸形的人。”
“生产和消费、活动和享受在不同的人之间和在同一个人身上的分离，是劳动同它的对象以及同它作为享受自身的分离。分配是私有财产的积极实现自身的力量。”
至此，马克思通过交换和分配澄清了私有财产不仅导致人的劳动的异化，导致劳动蜕变为谋生的活动，而且私有财产不断外化，即以信贷、信用和银行业表现出来的货币形式还导致人们的交往异化。
信贷就其实质来说，仍然是人与人的交换活动。信贷不同于一般的交换活动之处在于，信贷的内容是货币，中介是人。表面看来，信贷的确使人重新处于人与人的关系之中。但是青年马克思指出，信贷只是货币发展得更完善的形式，即货币高度抽象化的结果。信贷以表面看来合乎人性而更成功地掩盖了人与人的社会联系。首先，信贷的内容仍然是货币，债权人之所以愿意把货币贷给债务人，完全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其出发点和根本目的都指向货币的增值。信贷只是债权人为攫取更多货币的利己主义行为。
其次，债权人对债务人的信任只是一种假象，在这种假象背后，是“人对人的极端的不信任和完全的异化”。在马克思看来，这种不信任主要表现为：债权人把货币贷给债务人，必然对债务人的社会美德和声誉，对债务人的肉体和灵魂做出国民经济学的判断，即债务人必须是在国民经济学看来具有支付能力的人，并因此他才能是诚实的人。在信贷中，道德上的“诚实”等于国民经济学中的“支付能力”，货币成为估价人的道德的标准。“富裕”就是“诚实”，“贫穷”就是“社会的贱民、坏人”。
第三，在信贷中，人代替货币而成为交换活动的中介，但是充当中介的“人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某种资本和利息存在的”
。这就是说，人被物化为货币了。信贷的本质就是人的货币化。“在信贷关系中，不是货币被人取消，而是人本身变成货币，或者是货币和人并为一体。人的个性本身、人的道德本身既成了买卖的物品，又成为货币存在于其中的物质。”
人的货币化，不仅使人的社会声誉，而且使人的肉体和精神都成为买卖的对象。因此，以人为中介的信贷不是把物支配人的权力重新还给人本身，人也并不是向人的本质真正回归。信贷造就了人与人直接联系和交往的假象，从而更说明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虚伪，“虚伪制度内的一切进步和不一贯全都是最大的倒退和始终一贯的卑鄙。”
显然马克思从原来对经济研究中的一个具体问题的论说，开始了一种理论逻辑的跃迁，从人本主义货币异化现象的思辨批判，升华为对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异化的现实研究。
正是出于对信贷、信用、银行本质的认识，马克思反对圣西门仅仅完善银行组织的想法，认为银行（信贷）系统不过是重新获得在货币中失去的调节能力，它服从于人的控制。信贷是比个人间的交换更复杂的一种异化现象。所以，马克思认为，圣西门改革信用系统就能带来更大的社会正义的观点是错误的。
虽然马克思一直怀疑信贷关系，激烈反对空想社会主义者钟情于信贷和银行变革，但是后来他还是认为发达的信用系统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中间环节。在《资本论》第 3 卷第 27 章中，他指出，信用是在对私有财产的去个人化的过程中的一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一种有效的“社会化”
。信用可以通过联合股份公司否定性地实现，也可以通过工人们有组织的生产联合肯定性地实现。表面上，马克思好像对普鲁东主义的立场摇摆不定，但是他的立场是鲜明的。信用货币与信用系统是货币系统变革为新的系统之前的最复杂形式与最高发展阶段，空想社会主义者试图仅仅通过完善信用系统去变革社会的想法是错误的。
在《穆勒摘要》的最后，马克思设想了扬弃了货币异化的“作为人进行生产”的应然局面。在这样的生产过程中，每个人的产品都被注入了他的个性特点，同时他的产品满足了别人的需要，因此又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在这样的生产过程中，每个人都是“类”的中介，同时证明了人的社会本质，而不是借助私有财产、货币、商品等中介，总之，“我们的产品都是反映我们本质的镜子”
。在这个假定的情境中，一方面，“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而在私有财产的前提下，劳动仅仅是生命的外化，仅仅是为了生存；另一方面，“劳动是我真正的、活动的财产”，而在私有财产的前提下，劳动仅仅是一种痛苦，仅仅是被迫的活动。私有财产的外化改变了人作为人进行生产和交换的应然结果。以上是我们按照马克思叙述的逻辑对《穆勒摘要》的内容所进行的文本解读，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仍然是以批判国民经济学中的“私有财产”范畴为核心展开的，特别是批判作为穆勒交换理论之前提的私有财产。马克思试图阐明的是：私有财产外化为货币使人的社会关系异化，使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异化。因此，马克思指出，“异化了的人的社会是一幅描绘他的现实的共同体，描绘他的真正的类生活的讽刺画”，其现实根源就在于私有财产外化为货币。
《穆勒评注》是从货币开始讨论的，而货币作为交往的中介与异化劳动不同，它不是一个孤立的私有者的单独行为，而是复数私有者的共同事业，它所反映的是复杂的社会关系。接下来马克思所讨论的其他核心范畴，譬如银行和信贷、交往（交换）、分工、营利劳动等也都具有这一特点，都是以两个以上的私有者的社会关系为前提的。与研究对象上的这一变化相对应，《穆勒评注》的研究视角也从《第一手稿》的自我异化转向了交往异化或者相互异化，而相互异化的实质是社会关系的异化。因此，我们可以说马克思在《穆勒评注》中，开始采用了一个“社会关系视角”。这一视角的出现绝对是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给马克思的理论构架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它使马克思摆脱了抽象的主客体式人本主义逻辑，破除了只从劳动来说明人的本质的局限性，开始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揭示人的本质；另一方面，它使马克思开始从社会关系的角度理解社会和历史，并建构了属于自己的社会概念，正像我们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看到的那样，从社会关系（生产关系）来解释人类历史是唯物史观的前提。
依据“类人本学”原则展开的“异化劳动”诸规定都是立足于劳动者个体而形成的，即便“人同人相异化”的内涵也是：“一个人同他人相异化，以及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至于抽象的“类”这一概念，同样是由个体出发，从生产的对象性、全面性、自由性三方面相统一的角度显现的。而现在的“交换”分析则更多地从整体视角来阐述“异化”：货币的这种“进行交换活动的人的中介运动，不是社会的、人的运动，不是人的关系，它是私有财产对私有财产的抽象的关系”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是，这种广义的“交换”活动的理想状态被称之为“社会的”，从此“社会”这个概念开始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类”同效，并且在更多的场合代替“类”成为逻辑分析与演绎的工具。最显性的例证是《摘要》里对“人的本质”的表述，这里原有的抽象范畴“类”被置于一旁，代之以“社会联系”：“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而人的这种本质更具有客观自在性，“有没有这种社会联系，是不以人为转移的”。
在青年马克思最初的经济学研究中，《穆勒摘要》是一部极为重要的文本，因为它真正呈现了青年马克思以哲学家的身份面对古典经济学时的某种逻辑突变，即从哲学人本主义的构架去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努力。
在摘要中，马克思对货币的研究也是处于这一复杂语境。马克思将费尔巴哈的自然人与人与人的自然关系进一步确定为社会的人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赫斯的金钱异化观点被系统化为一种关于人的类本质（关系）在社会经济运动异化的理论。马克思从对社会政治分立（异化）的关注走到对社会经济领域的异化现象的关心，再从对金钱异化的具体批判走到了一种对经济关系异化的总体逻辑的哲学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