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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哲学中的货币，指的是哲学史上或哲学家们对货币的研究和思想。任何真正的哲学理论要想表达时代的精神，必须能够准确捕捉和回答时代性、现实性的重大问题。货币作为一个认识客体，作为一个现实的人的生存问题，历来都是哲学家们高度关注的对象。
古希腊哲学对货币的思考是当时商品交换关系和货币关系迅速发展和扩大的产物。人们在使用货币的实践中获得了一些抽象观念，“从思想方面来讲，正式的货币用法币（nomisma）这个抽象概念取代了财富的旧形象……而法币是价值的社会标准，是一种理性的方法”。
赫拉克利特明确地将世界的生成与商品交换、货币直接联系起来论述：“一切事物都换成火，火也换成一切事物，正像货物换成黄金，黄金换成货物一样。”
在这里，贵金属货币在商品交换中作为普遍交换媒介的作用，就相当于火在赫拉克利特宇宙观中的核心作用。火生成万物，万物复归于火，就像货币交换商品，商品追求货币一样。古典时期，人们从对自然的哲学思考转向社会伦理问题，他们把人的终极的“善”作为人类生活和思考所追求的最高目标。这一伦理思考也反映在对货币、财富的看法中。柏拉图反对把金钱置于德性与荣誉之上，“发了财的人，越是要发财，越是瞧得起钱财，就越瞧不起善德。”
亚里士多德认为，货币的获取、拥有和使用都要符合伦理的善，符合德性。在货币的获取上，亚氏肯定通过农耕渔牧等方式来获得货币、财富，因为它对于满足人们的自然需要乃是必需的。但是亚氏反对经商发财，因为经商的目的是通过交换以获得最大程度的赢利，即货币的积累，而不是满足“善”的生活需要。
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中货币观植根于《圣经》的原罪说和财富观。基督教认为任何人天生即是有罪的，他们的罪先天地来自其祖先——亚当与夏娃。他们违背与上帝的约定，吃了分辨善恶树的果子，这种悖逆带来了罪。只有通过辛勤劳动去创造社会财富，才有可能洗清自身的罪而重获上帝的救赎与恩典，而金钱作为人类贪欲的对象和财富的象征，往往败坏人的品质与德性，背离上帝的神恩。基督教要求人们“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希伯来书》13：5）。因为“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些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提摩太前书》6：10）。基督教不仅对货币持贬斥态度，而且特别反对高利贷行为，“金钱、实物、或其他贷放行为均不准取利息”“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你借钱给他，不可向他取利”（《出埃及记》22：5；《利未记》25：35）。基督教对于高利贷谴责的思想基础在于金钱在教义以及中世纪教会意识中的地位。首先，高利贷是基督教七宗罪之一的“贪婪”的最充分体现。高利贷是一种纯粹为钱的行为，充满了对更多金钱的欲望。其次，高利贷违背上帝所立的自然原则。钱本身是不孕的，然而高利贷却希望钱能生钱，“让钱币生子，蔑视上帝所立之自然法则，让金钱毫无止息地工作，这难道不是一项违反自然的罪孽吗？”
再次，高利贷违反了上帝的计划。劳动，是上帝对于人类原罪的惩罚，是一种赎罪。高利贷者不劳而获，是对这一原则的破坏。正是在宗教意识形态的压制下，高利贷者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甚至声名狼藉。
16—17 世纪工商业的兴起、城市生活的繁荣、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新的市民阶级的壮大、封建贵族的没落，都标志着欧洲社会结构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同样，对于货币在新的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社会思想家们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看法，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思想倾向。
首先是以洛克、休谟等为代表的苏格兰学派社会思想家。他们多是从维护和促进资本主义的立场出发，积极评价货币对于社会发展、经济繁荣、国家富裕所起的重大作用。例如洛克认为货币“这是一种人们可以保存而不至于损坏的能耐久的东西，他们基于相互同意，用它来交换真正有用但易于败坏的生活必需品”
。其次是以莫尔、康帕内拉为代表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们激烈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金钱至上所带来的道德沦丧、贫富分化等社会现象，提出一个没有货币的乌托邦。第三是以康德、黑格尔、赫斯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家。他们大多从人的理性、本质、需要的哲学立场出发，分析货币与人性及其异化的关系。在康德看来，对货币的纯粹拥有，充分体现了人的三大情欲之一的“拥有癖”
。“这种极其愚蠢的情欲”展现了货币导致的人性的异化。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认为货币是“需要的符号”，又为价值所支配，体现着具体需要与抽象价值之间的辩证关系
。
马克思与西美尔在货币哲学的思想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马克思被认为是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位深刻揭示货币的哲学本质的思想家，而西美尔则在历史思想文献中完整系统地为我们提供了一部以《货币哲学》命名的哲学著作。马克思对货币的哲学解读主要有三个视角：一是从社会生产关系的角度来揭示货币存在的社会本质；二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揭示货币与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复杂联系；三是从人性和人的自由、价值、尊严的角度来解释货币的人学、伦理学意蕴。马克思的思想对西美尔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西美尔的名著《货币哲学》被视为是对马克思的《资本论》“最重要的补充”
。西美尔本人在《货币哲学》的开篇也明确承认，他的《货币哲学》是与马克思对话，“即为历史唯物主义建造底楼”。实际上，西美尔在《货币哲学》中所做的就是将马克思对货币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扩展到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与精神世界，着重研究货币的社会、文化、心理效应。
语言的意义、结构和用法是英美语言哲学关注的焦点。语言哲学家们在分析这些问题的时候，往往发现货币具有与语言类似的意义、结构和用法，因此可以借助于分析语言而认识货币。特别是在后期维特根斯坦、赖尔、塞尔等日常语言哲学家看来，货币本身就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使用的另一种重要语言。后期维特根斯坦拒斥那种认为语词、意义与经验世界之间存在内在一致关系的传统语言理论。他认为，这种语言理论就好像没有相应支付能力的“纸面上的汇票”，没有实际意义。因此，维特根斯坦强调，语言的意义就是它的用法，货币同样如此，货币的意义，就像字词的意义，不能还原为它所代表的对象：“这儿是词，这儿是含义。这是钱，那是可以用钱买的牛。（与钱和牛对照的是：钱和钱的用法。）”
奥斯丁——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把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意义即用法”发展为“说话就是做事”。语言的意义是使用语言进行的行为。同样，在货币经济中，人们在进行商品与服务的交换时发生的对话沟通模式执行着不同的货币交易活动。在赖尔看来，言语活动就相当于市场中的商业活动，言语活动中使用的语言就是商业活动中使用的货币性资本。
[1]
塞尔也指出，作为制度性事实的货币同样依赖语言。“因为要使我们承认这张纸是货币，我们就必须有某种语言或符号的方式来表征新创造出来的有关这些功能的事实，因为我们不可能从这些对象本身的物理属性中看出这些事实。要承认某种事物是货币这个事实就需要通过语言或符号把它表征出来。”
例如，美元上的“此票为支付一切公私债务的法定货币”，这样的宣告使得这张纸券获得了货币的存在。
与英美哲学关注货币与语言的相似性不同，欧陆哲学更注重货币在现时代中的社会、历史、文化和精神意义。结构主义、解释学、存在主义等欧陆哲学流派也正是从各自理论核心出发提出了许多关于货币的思想观点。
拉康在其以话语理论为中心的精神分析模式中认为，货币作为象征界的一种能指，建构着无意识主体。特别是在货币经济社会中，我们都存在着一种自己没有意识到的和金钱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着我们的生活经历，以及我们对自己和他人的最深刻的看法。
受拉康这一思想影响，鲍德里亚深入分析了在后现代社会中作为能指的货币的特征。在他看来，后现代货币已经与一切社会生产关系相脱离，既不具有使用价值，也不再具有交换价值，而是成为了一种自由浮动的能指：“货币被掏空了生产的目的性和生产的情感，它成为思辨性的。它从金本位到流动资本和普遍浮动制，从参照符号变为结构形式。这是浮动能指特有的逻辑。”
Horwitz在伽达默尔的解释学语言理论基础上，将货币在市场环境中对信息沟通的作用与语言在社会过程中对知识的沟通作用进行比较。 [2] 他认为，就像语言通过我们自己的框架使得我们能够理解他人的由语言构成的思想一样，货币也使得我们在经济与社会活动中表现和解释他人的趣味、偏好、需要和价值。如果货币可以与语言类比，那么价格就可以类比语词。市场价格体现了通过货币媒介实现的交换所产生的知识，就像语词体现了通过语言的读写所产生的知识。所以，市场过程的一大特征就是它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正在进行的对话，一种使用货币和货币价格而不是语言作为沟通媒介的对话。
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将存在主义与精神分析结合起来，提出用“存在精神分析法”来研究货币对于自我存在的意义。萨特指出，购买一个物品是将财产融入个体自我，表现自我拥有的一种形式：“由于口袋里有钱，你们在橱窗前停下来，陈列的对象已经有一半是属于你们的了。于是金钱在自为和世界的对象的整个集合之间建立起化归己有的联系。”
因此，对金钱的拥有、占有，就是在化归己有的信号下与被占有的对象的统一，就是自为存在与具体自在之间的一种存在关系。
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结合资本主义的新近发展，对货币在现代社会中的巨大功能和影响依然保持着批判的距离。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的危机表现为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所谓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就是生活世界中语言的交往媒介被货币和权力所取代，“经济和国家的媒体控制的下属体系，借助货币和官僚政治的手段，渗入了生活世界的象征性再生产。”
而作为系统沟通媒介的货币和权力，对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起了重要作用。在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过程中，人们之间相互交往的媒介不是语言，不是相互之间的理解，而是金钱和权力。
德波在《景观社会》中断言，我们所处的是一个由视觉性的表象、表征、影像成为社会本体基础的颠倒世界，即一个景观社会。现代商品、货币、资本都是作为景观而呈现的：“景观是货币的另一面，也是全部商品的一般抽象等价物。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代表，作为其使用价值无法比较的不同商品的可交换性的代表，统治着社会。当商品世界的总体表现为一个整体的时候，景观作为整个社会所能成为和所能做的东西的一般等价物，便成为货币的发展了的现代补充物。”
在景观社会中，人们狂热地追求作为景观的货币，迷恋它的交换价值，而忘记了货币背后代表的人们本真的需要和社会生活。
[1] Ryle.G， The Theory of Meaning ，In C.A.Mace（ed）， British Philosophy in The Midcentury ，London：Allen＆Unwin，1957，p.258.
[2] Horwitz.S，“Money and the Interpretive Turn：Some Considerations”， Symposium ，Vol.8，No.2，2004，pp.249 －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