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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核心概念。不管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抑或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关于生产的观点都是一个具有基础性意义的理论问题。毫不夸张地说，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个结构体系中，生产理论也都起着奠基性的作用。随着全球化浪潮、消费社会以及信息化时代的来临，整个世界在经济、政治、文化诸领域都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思想领域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在各种社会思潮的碰撞中，马克思生产理论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质疑。面对错综复杂而又不断变化的生产现实，人们在思想上产生了许多疑虑。如，马克思生产理论究竟还有没有解释力和批判力？它是否真的像某些学者所批评的那样，在本质上隶属于资产阶级“生产主义”意识形态？马克思生产理论到底有着怎样的理论品格和逻辑魅力？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它究竟过没过时？等等。当前，对这些问题的理解还存在一定程度的模糊甚至是不正确的认识，由此导致的认识误区和思想混乱极易动摇社会的思想根基，对于我们树立牢固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产生不利的影响，甚而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顺利推进。上述疑问已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不得不面对和迫切需要回应的问题。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生产理论的精神实质，及时、准确地发掘其当代价值，积极回应时代的挑战，已成为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
研究主题的确立主要是由时代主题决定的。面对马克思生产理论在现时代所遭遇的挑战和质疑，既要把握时代的脉搏和发展方向，直面时代主题，又要弄清马克思生产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研究主题、提问方式、理论内涵与逻辑方法，准确把握理论的逻辑转换与价值旨归，以具体的生产实践来激活生产理论的研究，以创新的理论来指导现实社会的生产实践。
生产最初进入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与其 1843 年开始着手政治经济学研究密不可分。从物质利益难题到市民社会解析，从异化劳动探源再到历史发源地解密，从确定历史观出发点为“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到深入生产方式内部寻找历史钥匙，再到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人体解剖”和深刻的社会批判，随着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不断深入，马克思关于生产的研究主题也随之不断拓展和深化。一旦马克思开始了有关物质利益难题的追问，他原有的理性哲学观的内在矛盾便凸显出来，思想上的矛盾进而推动马克思努力寻求哲学观的根本性变革。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在不断对自己的哲学思想进行清理并日益与旧哲学决裂的过程中，马克思逐渐形成了崭新的历史观，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加以批判地继承，特别是吸收了其“把世界看作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和辩证发展的过程”这一理论精华，并在新历史观的指导下实现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超越，从而把生产的研究纳入了一个更宽广的社会历史视野当中。与古典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眼中的生产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学概念，关于生产问题的研究体现了哲学与经济学之间辩证的张力。生产不单单是唯物史观创立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基础性的概念，它更是成为一把利剑，无情地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深刻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回溯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工厂制度广泛推行，自由竞争十分普遍，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生产体系开始取代旧有落后的生产方式，进而在整个社会得以确立。国内、海外市场不断得到拓展，这一切带来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和社会财富的急速增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似乎拥有了“呼风唤雨”般的神奇力量。机器化的大生产，在创造出比历史上更多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建立起全新的社会关系。随着建立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日益稳固，（雇佣）劳动同资本之间的矛盾也日益突出。当初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广为称颂的自由竞争，现在不断遭到日益扩张的垄断性组织的破坏；原来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特别是斯密等人所推崇的增加国民财富的有效途径，如今却变成了资本家贪婪逐利的手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而变得日益尖锐、复杂且不可调和。在此条件下，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关于生产的研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开始背离古典经济学派已经取得的科学性探索方向，日益走向了庸俗化，他们把研究范围从古典学派已经开始实现的从流通过程向生产过程的研究转变，重又倒退和缩小甚至抽象为仅仅在一定社会生产方式的交换关系之中打转，丧失了生产理论的生机与活力。因此，如何恢复生产理论的内在生命力，从而科学地理解和研究生产问题，就成为马克思时代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和现实课题。
从研究的初衷和主题演进的过程来看，马克思并非为生产而研究生产，每一次生产研究主题的转换，都始终蕴含着为人类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而奋斗的根本价值诉求，也即没有脱离人这个主体。这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开创的以“改造世界”为理论宗旨的哲学革命的根本价值旨归。从马克思中学毕业时立志选择“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
，到博士论文时期提出在政治上通过“世界的哲学化和哲学的世界化”
来消除封建专制主义和宗教神学对人的精神自由的束缚和扼杀，再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明确地提出哲学批判的根本任务是为了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而服务
，接着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富有的人”或“全面的人”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以及在《共产党宣言》中展望“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直至《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明确将未来社会设想为“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纵观马克思这一思想发展历程，可见从价值目标及其实现途径上看，他经历了一个从争取人的“精神解放”到“政治解放”，再到通过现实的人的生产实践实现“全人类解放”的思想发展历程。而其关于生产的思想和观点在这一价值目标的设定与实现之路的探索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生产是为人服务的，关于生产的研究也不可能脱离开人这一实践主体。因此，在确立生产研究主题时，无论如何不能离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根本价值目标，偏离了这一核心，也就背离了马克思生产理论的立论之本，更遑论马克思生产理论的发展和创新了。
如今，我们生活的世界正发生着史无前例的变化。信息技术革命引领着时代潮流，并以空前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决定和塑造着生产和社会变革的走向。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冲击，全球范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相互间的依赖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影响越来越复杂和广泛，而这种全球性的依存关系反过来又在不断作用和改变着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格局，而且将引导着世界历史向着不可预料的方向发展和演进。新的时代带来社会生产的变革，也为生产研究提出许多新的课题。
回顾历史，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社会生产力先后发生过四次飞跃，人类因而也经历了四次重大的技术革命。他们分别是以蒸汽机发明和应用为特征的第一次技术革命，以电气化为特征的第二次技术革命，以原子能和电子计算机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及以信息通信技术、纳米技术、人工合成材料、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为主要特征的第四次技术革命。与以往的科技革命相比，新技术产生的周期越来越短，而波及的范围却越来越广。科技革命的急速推进，将现代生产力带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代，呈现出诸如生产要素多元化、生产材料新型化、能源结构多样化、产业结构高级化、生产组织柔性化、社会消费符号化以及生产范围全球化等许多新的发展特点。
随着电子和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广泛应用，知识经济时代已然来到，生产的时空特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生产过程日益智能化、管理手段逐步现代化、社会生活普遍信息化，知识已日益成为生产要素中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带来了社会文化、心理、行为乃至整个交往结构和消费方式的转变。人们的消费行为从一种经济行为逐渐转向一种文化行为，消费活动已经摆脱了对物的使用属性和功能的消费，进入了一种符号消费、意义消费。整个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似乎已经从生产转变为消费，人们用“消费社会”来指称这个新的时代。与此同时，现代科技在给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普遍高效与简单便捷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令人困扰的发展难题。诸如科技异化、生态恶化、金融危机、城市发展困境以及现代人的精神空虚等问题，正严重影响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现代社会生产实践出现的新情况、衍生的新问题不断引发人们对现实进行反思，对背后的内在规律进行探究，变化的现实也对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信息化社会，生产劳动的含义是否有了新的变化？该如何看待知识经济时代的价值源泉？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还能成立吗？虚拟经济究竟有着怎样的内在生成逻辑？马克思生产理论在今天是否仍具有解释力？消费社会是否真的已由媒介生产取代并消解了物质生产？今天坚持马克思生产理论，是否意味着认同资本主义生产的工具理性？是否会强化重视工具理性的生产主义，进而加剧生态环境恶化和人的生存异化？等等。这些时代课题也就成为马克思生产理论研究深入发展不可回避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无视生动的社会生产实践，一味钻进故纸堆中，显然无法适应时代的要求；而只是被变化的生产现象盲目地牵着鼻子跑，却看不到其背后的内在逻辑，又容易陷入发展方向的茫然。没有理论上的创新，就很难应对时代对理论所提出的新挑战。而要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产理论，就需要根据新的实践需要，积极借鉴国内外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重新解读马克思生产理论的经典文本，努力把握其思想方法和精神实质，在对话时代课题中展现理论的生命力和当代价值。
事实上，关于马克思生产理论的争论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之日起就未曾间断过，只是不同时期争论的焦点和侧重的角度不尽相同罢了。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就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批判“经济决定论”和“唯生产力论”，对所谓“传统的马克思哲学解释体系”进行批判和反思。20 世纪 30 年代，围绕对当时新出版的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一些西方学者展开了人道主义思潮与科学主义思潮的论争。在这场争论中，马克思生产理论究竟是否外在于人的、铁的经济规律再度成为问题的焦点。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后现代思潮则更多地将批判深入意识形态层面，认为马克思生产理论与资产阶级生产理性内在同谋，特别是在消费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生产逻辑已不再具有解释和批判功能。从“经济决定论”之惑到“生产理性说”之问，再到“生产无用论”之疑，国内学者在引入国外相关讨论的同时，也开始对过去关于马克思生产理论片面、机械的理解进行深刻反思，并不断推动生产理论的创新。在经济学界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就展开了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新的划分标准、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当代价值等问题的讨论。伴随对传统、僵化的哲学模式的反思，哲学界关于马克思生产理论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区分了不同层次的生产含义，突出了问题意识（如张一兵对生产做了广义和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意义上的区分，俞吾金等将生产区分为单纯经济学意义和哲学意义上的生产等）；改变了过去在生产问题上单一、片面的研究方法，开始重视生产的全面性与总体性的研究视角（如俞吾金等关于马克思全面生产思想的研究）；从翻译、评介到比较研究，拓展了生产理论的研究视野（如胡大平、张盾等关于马克思生产理论与西方学者思想的比较研究）；重新解读和阐释马克思生产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等。
事实上，学界在学习借鉴国外相关研究、反思传统研究方法、回应挑战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开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之路，并作出了许多积极有益的探索。然而，在理论探索中，还存在着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模糊认识以及在研究方法和价值旨向方面不同程度的偏差。如何在吸收借鉴国外研究成果与研究方法的同时，不对西方理论研究路径过度依赖？如何在反思传统研究模式的同时，避免矫枉过正，丢掉根基，迷失自己？如何在深化学术辨析的同时，又不丧失理论的实践性和革命性？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在探索理论创新路径时加以认真思考。
理论的创新需要研究者不断倾听时代的声音，时刻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对于哲学研究来说，问题意识更是哲学真正切入现实的重要一环。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实践特质决定了它拥有强烈的问题意识、独特的问题视角、反思的问题域和开放的问题解决途径。真正的实践的研究态度，不是单纯停留在逻辑关系的论证和体系的维护，而应该像马克思当年那样，直面生动的现实，聚焦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逻辑思考、规律阐释和价值目标引领。通过解读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包括马克思关于生产的有关论述，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逐渐摆脱旧哲学束缚，并从僵化的理念哲学和体系哲学中突围出来的一条重要路径就是始终坚持以问题为中心。从“对物质利益问题发表意见”的难题到对思辨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的批判，从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探源和解密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再到对资本本性的揭示及其社会后果的深刻反思, 马克思无不是保持深刻、敏锐的问题视角，不断对时代的重大问题进行追问。面对丰富的现实生活，没有问题敏感性是提不出有价值的理论问题的。真正进入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和哲学视野的问题并非具体问题的简单直观，而是对现实的理论概括和逻辑提升。从怀疑到批判再到反思，问题的发现与提出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特有的现实导向和理论问题生成机制。而理论的创新正是以发现问题为起点、以解决问题的尝试为前提并得以逐渐展开的，怎样提出问题和如何寻求问题的解决，体现了不同的哲学样态及其独具特色的理论旨趣，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明确的问题导向也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生命力的源泉。
深化理论研究，促进马克思生产理论面向现实的创新和发展，需要立稳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价值观的理论根基，同时又不失掉对思想路径的辨识和自省，也即要保持清醒的方法论自觉。“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对基本立场、方法、路径问题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和把握，同时摒弃教条，坚持哲学批判性的品格，这是学术创新的重要前提。任何形式的故步自封只能带来理论的僵化和失去活力，理论要保持开放性和创新性，拓展更加广阔的思想空间和发展空间，就需要研究者有清醒的方法论自觉作为保证。
以往由于理论体系的僵化和封闭，致使某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在一定程度存在着仅仅停留在概念和书本层面的研究倾向。僵化的理论面对丰富的现实，表现出某种程度的迟钝和滞后，对于丰富多样的社会实践及其衍生的诸多深刻的社会问题，则缺乏应有的敏锐性和足够的鉴别力。如在传统的哲学解释框架里，由于对生产存在着简单、片面、机械的认识，乃至把物质资料生产的基础决定作用当作生产理论的唯一内容和唯一方法，结果既遮蔽了马克思生产理论的丰富内涵和辩证方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唯物史观被解释成了一种几乎与历史的真实主体——人无缘的、以“铁的必然性”呈现出来的、冷冰冰的经济决定论。僵化和排他的体系容易限制理论对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导致理论与现实生活的隔绝。因此，对于有关生产的一些具体范畴的把握，需要摒弃那种非此即彼、彼此割裂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特质决定了它不是教条，亦非书斋内的学问，它只有内化为实践者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更具有现实性。如果只是为学术而学术，甚至丢弃了理论应有的实践性和批判性，也就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失去了学术生命力。真正的学术和理论自觉恰恰体现在对研究路径、方法、价值旨向和实践的自觉，即面对现实提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能够有足够的理论自信和拨云见日的理论穿透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就体现在其鲜明的现实性和深刻的思想性; 能够对重大问题做出深刻的理解与回答，正是其学术生命力之所在。”
长期以来，由于受现行的科研和学科体制影响，加之严格的学科划界和狭窄的专业意识，研究者往往囿于各自相对局限的研究领域，固守有限的专业知识，从各自的知识背景和学科视角来思考生产问题，很容易陷入对马克思生产理论进行分割式研究的误区。如在一些哲学专业研究者看来，生产理论研究就是生产相关概念的梳理与辨析、逻辑的形成与演变，而对现实经济活动中的生产问题却常常视而不见；有些经济学专业的研究者则更多地关注作为经济活动的社会微观层面的生产和再生产问题，而马克思生产理论的根本立场和价值旨向却往往有意或无意地被忽略；而由于缺乏哲学的整体性视角和对历史观和价值观精神实质的准确把握，同时疏于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对社会微观层面的批判性分析，在一些人那里，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成了无本之木和无源之水，理论变成了异常高冷和空洞的口号，难具说服力。不可否认，不同学科和专业在研究领域、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方面存在着差别，但人为地将作为一个意义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机械地区分为彼此独立的三个学科——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来分别加以研究，势必会导致马克思主义整体视域的丧失，同时也会遮蔽其理论魅力及现代精神价值。
除此之外，研究者出于片面的学科研究和观点支撑需要，孤立地从生产理论历史发展的某个片段中截取个别的文本和表述，而不是将历史文本放到整体的历史关联中加以研究的做法，也不利于对马克思生产理论内涵的整体性把握。这种碎片化的研究方法不仅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精神，也与当今科学发展的大分化与大整合、大交融趋势不符。马克思生产理论是一个意义整体，它本身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和哲学研究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并与历史现实密切结合的理论产物，它同时还具有鲜明的价值旨向。只有从整体上系统、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生产理论，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其总体性的理论功能、逻辑魅力和实践价值。
理论和实践各具特点，二者不可能完全一致，它们相互间的结合与转化，要依靠一系列中间环节。理论的滞后、方法的僵化、现实的变化乃至实践主体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等都可能造成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距离和断层。生产理论和生产实践也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但理论对于实践的作用，不仅仅是解释和说明，更重要的是将实践中的经验提升为哲学问题并给出变革的方法和实践的目标，这才是真正的当代价值所在。研究者如果远离丰富的现实实践就难以从中发掘理论的价值，理论的重要性也只能流于空谈。面对实践的发展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思想困惑，回避、无语显然不是应有的理论态度。
以问题为引导，关注现实，则为桥接理论与实践间的断层开辟了有效的路径。而关注现实，并不是要割断历史，阻断未来。现实中浓缩了历史的积淀，同时也预示着未来发展的趋势，历史、现实、未来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时空链。理论要面向现实，一方面要重视理论本身内在逻辑与历史逻辑的关系，另一方面要关注理论发展与当代现实的关系。
就马克思生产理论而言，就是一方面不能脱离生产理论的历史文本研究，对每一个文本产生的历史背景、文本和文本衔接转化的历史条件进行深入探究，通过对文本历史逻辑的梳理来把握理论自身的内在逻辑；另一方面，生产理论研究也不能脱离当代生产现实，鲜活的生产实践会不断提出新的问题，只有不断拓展和转变研究视野，才能实现对新问题的把握与解决，并不断推进理论的创新。
鉴于此，本研究将以历史的视角和整体性的研究视野，从概括马克思生产理论的精神实质、分析其阐释、批判与价值诉求功能的有机统一并揭示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入手，着重就知识经济时代、消费社会以及当前社会发展中的一些有关生产的理论和现实热点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和探析，尝试就马克思生产理论在现时代所面临的挑战作出有效的回应，在现实问题审视中厘清生产问题上的一些模糊认识，凸显马克思生产理论的当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