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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的问题意识与鲜明的问题研究导向，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要而显著的特征，这也成为其发展创新不竭的动力源泉。马克思对于生产的研究绝非书斋内的臆想，也非简单的概念演绎和推导，而是源于对时代所提出的现实和理论难题进行的深入思考和探究。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属于这个时代特有的谜一样的问题，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找到这个历史之谜并不难，但“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
1843年，为了解答“物质利益难题”，马克思陷入了思想和理论的困惑，促使他从事自己早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问题也随之开始进入其理论研究的视野。对于生产，马克思虽以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为主要研究对象，进行了大量细致的实证研究，但他并没有只是将其作为经验事实来加以叙述和分析，而是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纳入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同时将其视作这一发展过程的结果来加以认识和把握。现实的社会历史，是马克思研究生产问题的重要背景和现实依据，也逐渐成为一种动态生成的分析方法。与此同时，马克思对生产问题研究的逐渐深入也构成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创立的重要一环，尤其为探寻历史源头、揭示历史发展动力和解剖历史现象等提供了基本的原则和方法。
马克思在大学初期学习的是法律，转入柏林大学之后，法律虽然是其本专业，但马克思的兴趣点和注意力却在哲学。正如马克思自己所回顾的，大学时的他在思想上起初是倾向于康德和费希特的，后来他逐渐转变为黑格尔的追随者。马克思这时深受青年黑格尔学派的影响，他借助宗教批判推开了通向现实的大门，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给了马克思很大的启发和影响，使得他在宗教批判的过程中更倾向于自我意识。在其博士论文里，马克思超越旧哲学的机械性和形而上学的思想和理论就已经初露端倪。他运用主体的辩证法批判了德谟克利特所坚持的机械的原子运动学说——即原子在虚空中做直线运动，更加重视原子运动中的偏离、碰撞，强调运动中的相互关系和偶然性等因素，特别突出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从康德、费希特哲学在“应有”和“现有”的矛盾张力中凸显主体能动性，到青年黑格尔派高扬的自我意识，马克思哲学研究的起点是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性观念论。
其批判方式带有明显的青年黑格尔派共通的自由主义和激进民主主义色彩。
这一时期，马克思虽然为自由意识高歌，但他又不满于黑格尔只在理念范围打转，因而缺少直击现实的力量。因此，马克思没有停留于纯粹的自我意识，他反对把自由的实现单纯地看作是个人内在思想活动和精神认识运动，提出自我意识与外在世界的统一性，并努力在自我意识与世俗世界之间寻找现实的中介。他还为自我意识赋予哲学的功能，进而提出在政治上通过“世界的哲学化和哲学的世界化”消除封建专制主义和宗教神学对人的精神自由的束缚与扼杀。马克思主张建立面向世界的哲学，并使之成为真正的思想武器，来发挥其改造现实的功能。他给自己提出了研究现实的任务：“必须从对象的发展上细心研究对象本身，决不应任意分割它们，事物本身的理性在这里应当作为一种自身矛盾的东西展开，并在自身求得自己的统一。”
在给父亲的一封信中，马克思谈到了自己思想的转变，从最初对理性观念论着迷到转而关注现实问题的研究。“帐幕降下来了，我最神圣的东西已经毁了……我从理想主义——转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如果说神先前是超脱尘世的，那么现在他们已经成为尘世的中心。”
而直到当马克思实际从事《莱茵报》的工作，真正开始面对大量具体而真实的社会问题时，理念、理想与现实的断裂和巨大反差，给马克思带来了思想和理论上的困惑。他开始发现，在德国，更现实的问题已经不是宗教问题而是自由问题。由书报检查制度引发的新闻出版自由、由“林木盗窃法”引发的个人自由和经济自由，以及广泛涉及的政治自由及多数人的自由和少数人的自由等，此时自由问题充斥着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通过对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以及第六届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分析辩论的评论、批判和质疑，马克思开始发现，等级国家不过是满足大私有者攫取社会财富的目的、实现支配控制人民的重要工具，议会立法也只是出于更好地保护土地林木所有者的私利，面对“要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理念哲学的词句因其抽象空洞难以深入现实而表现得十分软弱无力。现实的国家只是成为压制自由的手段，并非像黑格尔的国家学说所标榜的那样集中体现了自由精神。于是，马克思对其曾经非常推崇和坚信的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国家观开始产生怀疑，甚而开始质疑德意志国家制度。如何解释和扬弃由国家理念与现实的反差带来的政治异化成为困扰马克思的理论难题。他开始认识到必须实际地研究和反思整个社会的历史和现实，经过克罗茨纳赫时期的世界历史—政治的学习和研究，“本来，马克思试图着力弄清楚政治在历史中的作用，而他却无意识地不断体认到，实际上围绕财产的所有制才是社会历史结构的真正基础”
，财产所有制不过是阶级利益实现的形式和保障。于是，马克思从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着手开始跳出理念哲学，并对其展开深入批判，重新分析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
随着人类发展至近代，个体与群体、个人同社会整体之间的关系开始日益成为认识社会的基础和核心。人们的物质经济生活与大众的政治生活在社会实践中开始日渐分离，与此相应，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世俗分裂也就构成了近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而这种世俗分离也恰恰在理论上构成黑格尔法哲学的立论基础和依据。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立足德国封建城邦林立的状态，从其历史哲学思想认识出发认为，“家庭—市民社会—国家”是社会伦理观念现实化所要经历的三个历史阶段，其中家庭是伦理的直接存在，市民社会则体现了伦理的主观性和外在规定性，而国家才是自由理性或伦理的最终实现。不同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强调个人权利先于国家社会，黑格尔则认为个人强调独立和分散，很难形成一致的公意，而普遍性和共同性本质全部集中在政治国家当中，只有国家才能摆脱市民社会的局限，真正解决近代社会出现的个体与社会共同体相互分离的问题，使人重新获得普遍的自由。因此要想实现伦理意义上的自由就必须将市民社会扬弃到国家。他将国家置于市民社会之上，强调国家理性的至上性，把国家看作对市民社会的批判，是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基础，主张用国家与法来调节市民社会。
马克思发现，现实中的普鲁士王国与法哲学所描绘的国家理念存在着巨大的反差，现实的国家往往因其与极端利己主义的私人利益相互纠缠而同理想的国家本质相抵触。马克思贯彻了从费尔巴哈那里继承下来的唯物主义思路，看出了黑格尔在市民社会与国家思维上的逻辑颠倒性，他不赞成将家庭、市民社会看成是抽象的国家概念的产物，相反，他明确提出，市民社会才是真实的活动，才是国家形成的基础和前提。在马克思看来，他们是“国家的现实的构成部分，是意志的现实的精神存在，它们是国家的存在方式。家庭和市民社会使自身成为国家。它们是动力……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自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对国家来说是必要条件……作为出发点的事实没有被理解为事实本身，而是被理解为神秘的结果”
。从立法的视角来看，国家不可能是一种独立的主体，因此也不存在一种作为国家整体的立法权。立法权源自市民社会中不同等级、阶级的利益诉求。市民社会中有多少不同的等级、同业公会或阶级，就有多少种不同的立法权。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融入国家，“它们才是真正活动着的；而在思辨的思维中这一切却是颠倒的”
。马克思从历史发生学的逻辑视角将黑格尔颠倒的逻辑进行了唯物主义的反转，开始从根本上告别理念哲学。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对这一理论探索过程曾做了很好的总结评论：“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出发，得出这样一种见解: 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锁钥，不应当到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
这就为日后的生产研究奠定了唯物主义的理论基调，也寻找到了开启历史之门的钥匙。
然而，客观地讲，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的马克思，其理想化的自由精神和激进民主主义价值诉求大大超过实际的知识，其理论的历史阐释和社会批判功能还远远跟不上其善良的“前进”愿望。相比之下，此时他的批判对象——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则内容丰富、包罗万象，既包括法学，也包括经济学，还涉及政治学及伦理学；而且他从特殊性与普遍性对立统一的角度来思考和把握问题，蕴含丰富、深刻的历史辩证法，且运用得较为娴熟；同时还具有广阔的世界历史视野及其政治经济学思想价值。马克思此时的批判虽已触及黑格尔法哲学的神秘性、体系二重化、逻辑颠倒和保守性等本质性的问题，但却因缺乏更为深广的世界历史视野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有力支撑而略显单薄，其批判的问题域和逻辑框架仍未完全走出黑格尔的理论视域。
随后，马克思又在同时期发表于《德法年鉴》上的《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从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相互关系来论述犹太人的解放问题，把解决宗教狭隘性的问题从宗教神学批判拉回到其世俗的基础，并通过消灭世俗桎梏加以克服。他突出强调了个人经验性的实际生活、个体的生产活动及其相互关系等社会存在的客观现实性，并进一步深刻指出，“人在其最直接的现实中，在市民社会中，是尘世存在物”
。此时，他开始关注“自由这一人权的实际应用”——私有财产
，将实际需要和利己主义看作犹太人所代表的市民社会的原则，以此为基础，马克思初步分析了普遍存在于市民社会中的货币拜物教的思想意识及其对整个社会的统治，开始把金钱（货币）看作“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
。马克思将市民社会与私人经济利益相关联，将自由与私有财产相关涉，就使得他在随后不久能够从国民经济学的视角进一步解析市民社会，并以人的自由有意识的类本质为导引，进一步剖析作为社会世俗基础的市民社会的秘密，并深入探寻劳动异化的实质及其形成的原因和深层根源。
1843 年马克思移居巴黎，此后他开始着手其最初的经济学研究。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劳动、交往、分工、工资、地租、资本积累等内容有着较为丰富的论述，马克思对这些思想观点做了大量摘录笔记和思考分析。经过研究，马克思发现，古典政治经济学尽管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事实——私有财产出发的，但却认为此事实无须加以说明。他们甚至无视工人生产得越多越贫穷这一经济现实。尽管他们就劳动创造财富的重要价值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甚至将“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作为理论的出发点，“但是它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供了一切”。
站在这样一个私有财产的立场上，国民经济学家更多的是关注财富的增长以及资本的增值。在他们眼中，劳动仅是谋生的活动、能动的财产，以及增加产品价值的独一无二的东西。同样在他们看来，作为劳动主体的工人，只是劳动着的动物，仅仅被看作有必要自然生存需要的劳动工具或牲畜。他们认为私有制是永恒不变的，然而对工人的实际生活状态却仿佛视而不见，漠不关心。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这种重物不重人的立场和观点十分不满。在他看来，人的类本质是自由自觉的劳动，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本质性的劳动却呈现为异化的外在形式，工人们生产的财富量竟与他们的贫穷程度呈正比的趋势——生产得越多越贫穷。马克思恰恰以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劳动这一令人难以置信却又千真万确的经济事实作为自己研究的出发点，开始尝试探究其产生的根源，他着重对异化劳动展开了解析。异化劳动理论对马克思新哲学世界观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其中蕴涵着有关生产的真知灼见。马克思这时思考的主题就是本来体现人的本质特征的生产劳动究竟何以发生异化，又该如何通过异化的扬弃实现人真实本质的复归。
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站在私有财产而不是劳动的立场来表达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不同，马克思并没有把私有财产仅仅理解为物，而是看到其背后的劳动属性，并将此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他认为，由于财产是生产劳动创造的，所以其活的、主体的本质不是别的，正是生产劳动。马克思强调，“只有把劳动理解为私有财产的本质，才能同时弄清楚国民经济学的运动本身的真正规定性”。
他从人的类本质、从人与动物的区别来阐述生产的特点。
马克思从生产的种类、支配因素、结果、依据的尺度等方面对人和动物的生产进行比较。从生产的类别看，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从生产的支配性因素来看，动物的生产主要受肉体需要的直接支配，而人则可以不受肉体需要支配生产，马克思认为恰恰正是在不受自然生理需要支配的情况下所进行的生产才是人的真正的生产。从生产的结果来看，动物仅生产其自身，而人则可以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人则可以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从生产所依据的尺度来看，动物的生产源于自身生物的种的尺度和需要，而有智慧的人类则会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按照自身的意识和想法用内在的尺度来改造对象，甚至是按照美的规律去进行生产。因此，生产不是为了实现物的交换，而是展现人的自由个性，是通过且为了人对人本质的占有，人们彼此生产着自己和对方作为丰富性、全面性的人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活动本身对人来说不过是满足一种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一种手段，而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
。
马克思将理论的视角从人之外的私有财产转向直接关乎人本身的劳动，这样就把问题的探讨从“物质利益”转向了“生产劳动过程”。“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就已经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许多东西……问题的这种新的提法本身就已包含问题的解决。”
相比较《德法年鉴》时期把国家归结为市民社会，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又进一步找到市民社会的基础，即物质财产的生产。他还深入生产内部环节来探索整个社会生产过程及内在联系，并认为，生产决定社会的一切方面，决定国家的各种意识形态。“这种物质的、直接感性的私有财产，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是迄今为止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展现，就是说，是人的实现或人的现实。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方式，并且受生产普遍规律的支配。”
而对于实际的生产活动，马克思认识到“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
，但是在资产阶级生产条件下，劳动发生了异化，致使工人的非现实化同劳动对象的丧失，以及被客体奴役的现象同时并存。马克思重点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劳动异化的四种情形：生产劳动的直接结果——产品的异化、生产劳动过程本身的异化、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以及生产主体人相互间关系的异化。此时，马克思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立场出发，用真正的人的类本质与现实的人的社会生产性存在相对立，并将共产主义理解为对私有财产积极的扬弃和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扬弃和复归生成于以往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和其所创造的全部社会财富范围内。这样，马克思就将价值和理想的实现同现实的、经验层面的私有财产的扬弃结合了起来，也将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的实现同历史之谜的解答联系起来。“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
尽管马克思这里还是用作为人的本质力量之表现的理想劳动来和现实生产的异化劳动相对立，仍具有人本主义倾向和局限，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也仍出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术语，但在这里，马克思却能够将价值诉求落实到现实的历史活动与历史阐释中，对唯物史观的创立具有积极的意义。“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
而要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分析找到解答历史之谜的钥匙，对资产阶级生产展开历史性批判，为共产主义扬弃私有财产寻找到现实之路，就绕不开哲学方法与内在逻辑的澄清。通过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马克思努力将辩证法批判性的革命因素与其抽象的形而上学的外在形式相剥离，并尝试将其从中解放出来，恢复其革命性力量和价值。马克思把《现象学》称为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由此着手进行分析，他发现了黑格尔在“外化”问题上具有的双重错误。一方面，黑格尔把财富、国家权力看作人本质即精神的异化，但实质上，这种本质是指纯粹抽象的理念和精神，与活的人基本无关。作为世界历史尺度的不是感性的人本身，而是绝对知识和思想本质。“不过是抽象的、绝对的思维的生产史，即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的生产史”。
在这里，应该被扬弃的异化的本质似乎与现实的历史过程无关，真正的对立只是人的本质同绝对知识和抽象思维的对立。在黑格尔看来，这种对立的对象化，才是异化应被扬弃的本质。另一方面，既然异化的本质与外界真实的运动无关，异化的扬弃也无须向外部寻求。因此，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异化的扬弃不是把对象世界还给人，所谓人的本质力量的复归和真正占有，只是抽象思辨的精神的运动实质，也就是说，人的真正本质即精神。“自然界的人性和历史所创造的自然界——人的产品——人性，就表现在它们是抽象精神的产品，因此，在这个限度内，它们是精神的环节即思想本质。”
因此，这种异化的扬弃只是单纯体现在抽象思维中，全然不涉及现实的对象本身，更不可能真正克服异化的对象。它只是绝对知识在其自身之内所做的抽象思维的运动。因而，消除人本质的异化也就无须到现实的历史过程中去找寻办法。马克思深刻地指出，黑格尔《现象学》其实藏着未被发现的批判性，尽管这种批判性被神秘化了。在坚持人的异化方面，“尽管人只是以精神的形式出现——所以它潜在地包含着批判的一切要素，而且这些要素往往以远远超过黑格尔观点的方式准备好和加工过了。”
尽管它具有完全否定的、批判的外表，“黑格尔晚期著作的那种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现有经验在哲学上分解和恢复——已经以一种潜在的方式，作为萌芽、潜能和秘密存在着了”
。黑格尔异化、外化理论所蕴含的辩证法的批判性要素，被其抽象的思辨所窒息，凝固成为纯思想的辩证法，也就失去了现实的批判力。
在黑格尔这里，扬弃是一种中介性活动，而绝对观念才是扬弃的主体。尽管如此，黑格尔却借绝对观念这个主体的活动揭示出运动的本质，同时，将此运动过程中依次出现的绝对观念的各个表现形式看成了整个过程的各个相互连贯的环节。马克思称赞黑格尔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
。人们将黑格尔看作现代资本主义重要而杰出的哲学家和意识形态大师，尤其是他的辩证法受到普遍地关注。不能不说，黑格尔的辩证法其实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密切相关。马克思此时刚开始研究古典政治经济学，更多地是关注黑格尔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共同的立场，对于他们内在的逻辑关系还没有深入探究。马克思不满于国民经济学家对劳动所持有的非人化的理解。而此时对古典经济学家有关劳动的一些观点还坚持批判的态度，对其中蕴含的劳动价值理论的宝贵思想，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其重要意义和价值，并未以为然。因此，马克思不赞成黑格尔仅仅停留在自我意识的哲学里来实现外化和异化的扬弃，他批判黑格尔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相同的立场，只是关注劳动积极方面，忽视其消极方面，也即无视现实的劳动异化。马克思指出：“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之内的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
可见，黑格尔紧紧抓住了劳动的本质，但却把人与自然界相联系的一切现实的规定性都剔除了出去。马克思受费尔巴哈影响，则更加强调自然和历史的统一，他同样不满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也不满于其旧唯物主义抽象性的感性论。然而马克思却对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给予了高度评价，“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的真理。我们同时也看到，只有自然主义能够理解世界历史的行动”
。
马克思此时虽已觉察到，在国民经济学的视野里，劳动虽然只是以谋生的形式出现，但已经开始触及问题。但由于马克思此时对经济学研究还不够深入，还不能通过追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独特的历史形式来打开对生产劳动的深层解析。马克思对于生产的研究虽涉及分工和交换等环节，但仍是在人本主义价值悬设的异化观整体框架中来审视的，由于不满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这些现象的解释，马克思甚而将其当作非社会的特殊利益而未给予充分重视
，也还没能探究出它们同生产的真实内在联系。但是，“马克思在《手稿》（引者注：此处指《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结尾部分注意到了‘分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因为马克思此时已经隐约意识到从分工出发就能找到异化劳动的原因所在”
，这也为今后的生产探究从抽象转向现实具体引出新的研究主题。
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已经开始把物质生产从市民社会中分离出来，但更多地还是从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的类本质的异化出发来谈论生产，因而生产更多地还停留在抽象的概念。而到了《神圣家族》，马克思借助对以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思辨自我意识哲学的批判，对于人的本质，已经开始出离那种抽象的特质，不再局限于纯思辨的或抽象的理解视角。现实的生产主体人与周围的自然、社会有着复杂又密切的联系，马克思批判了思辨唯心主义离开人与自然、工业、自然科学、物质生产等历史和现实存在的相互关系，抽象地谈论人的观点，转而从直接的物质生产方式——工业和物质生产实践，以及现实的物质利益的维度来阐释“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为唯物史观的创立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在鲍威尔等人那里，现实的从事生产的个体的人被“自我意识”和“精神”所代替，于是，现实的个人的发展规律也就被思辨精神的逻辑所取代。马克思这时运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来对此进行批判。马克思重点批判了其用思辨的精神逻辑代替现实的个人发展，进而制造自我意识同“实体”的对立、思想原则和物质利益的对立，甚而是历史与群众的对立的错误论调。马克思首先在哲学观上开始尝试与一切轻视甚至忽视现实的人的旧的思辨哲学划清界限。马克思不满于他们在任何谈及人的场合，只是用抽象的理念或精神等来取代现实的、具体的、从事着粗陋的生产实践的活生生的人。马克思此时对人的理解已不再是简单地拿那个所谓的普遍的、理想的、永恒不变的人的本质来框定现实的人，不再努力让现实的人同某种一般的人性相符合。而是开始联系工业和经济状况去对不同历史时代的具体的人加以认识和了解。他开始着重批判思辨唯心主义脱离主体人生产和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关系抽象地谈论人的观点，这对于生产研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
同时，马克思虽然赞赏旧唯物主义的巨大贡献，但对其不彻底性以及以后发展中日益敌视人的片面性做了批判。他强调说：“决不可以把思维同那思维着的物质分开。物质是一切变化的主体。”
马克思意识到唯物主义学说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他还注意到唯物主义学说对于人性、教育、外部环境等因素对人的影响作用所给予的关注。虽然此时他还未能对此做出深入评论，但却借阐述这一唯物主义观点的机会提出了“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
的观点。这就蕴含了对唯物主义具有改变现实要求的理解。借助人对物质生活资料天然的依赖关系，马克思推导出，人们在现实的物质生产过程中必然会发生相互间的关系。既然社会物质财富是人的生存所必需的，是人的社会存在，那么社会的每个成员就以他特有的劳动活动和劳动产品构成其余人类生活的一个环节，从而构成他和其他社会成员之间的真正的人的关系。这种以各自不同的劳动活动和劳动产品相互补充、彼此联合的关系，就是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
这些观点都透出新唯物主义的思想之光。这样就把生产的主体人定位为与实物及他人存在着密切联系的具体的真实存在。可是，私有制和私有制下的劳动却把这种关系扭曲了，它们是真正的人的社会关系的异化表现。因为人们在私有制度下，不是通过自己的劳动活动和产品互相补充，彼此联合，而是互相对立，互相分离。马克思指出视私有制为永恒合理的政治经济学不断与自己的前提——私有制发生矛盾。“例如在政治经济学中，工资最初看来是同消耗在产品上的劳动相称的份额。工资和资本的利润彼此处在最友好的、互惠的、好像是最合乎人性的关系中。后来却发现，这二者是处在最敌对的、相反的关系中的。”
尽管马克思在此的表述还带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痕迹，但对于私有制商品生产中被物的外壳掩盖着的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的发现则接近于发现生产关系这个概念。而在生产关系中研究生产则是马克思生产理论一个区别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特点。
马克思继而深入细致地揭示了思辨结构的特点和秘密。他通过分析现实的苹果、梨、草莓、扁桃等一个个果实同“果实”这个普遍的观念相互间的内在关系，进一步明确和深化了对事物本质的辩证的和唯物的理解。在对思辨哲学进行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明确阐释了这样的观点，即只有特点各异、实实在在的现存事物才是真实的存在，也才是事物本质规定性的存在，果实如此，人亦如此。只有去认识这些真实的存在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概念的分析上，才能得到关于研究对象内容特别丰富的规定。马克思这一重要认识，既使他开始走出抽象的人本主义逻辑，也为日后的生产研究奠定了实践哲学的基调，也就是要把具体的、有丰富规定性的真实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作为研究对象。
马克思恩格斯斥责以鲍威尔为代表的“批判哲学”无视“历史的真实的发展”，将历史与群众生硬剥离的“胡言乱语”，对思辨唯心主义离开人的物质利益，抽象地空谈思辨的力量，甚至夸大所谓“思想”“观念”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进行了批判。他们在深入历史考察的基础上指出，“在群众的历史中，工厂出现以前是没有任何工厂城市的……在真实的历史中，棉纺机业的发展主要是从哈格里沃斯的珍妮纺纱机和阿克莱的纺纱机（水力纺纱机）运用到生产上以后才开始的，而克伦普顿的骡机只不过是运用了阿克莱发明的新原理来改进珍妮纺纱机而成的……但是批判的批判却把那些被历史的粗笨的手撮合在一起的原则互相分割开来”
，完全无视历史真实的发展现实。此时，马克思已经开始关注生产工具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和作用，并且认为生产发展的水平与不同历史时期的生产工具发展状况是密不可分的。
马克思这时已经能够透过思想意识去分析其背后的利益动机。他尖锐地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
在分析 1789 年资产阶级革命时，马克思指出其不成功的原因在于其真正的主导原则只是少数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并未反应广大群众的实际利益。马克思进而明确了历史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
。而且，马克思还明确了有着个人利益诉求的现实的人的活动同历史究竟哪一个才是主体的问题，进一步摒弃了抽象的历史观。“‘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马克思对鲍威尔等人贬低和忽视人民群众作用的观点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对这种主观唯心主义进行批判时，马克思反问道，“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只要它从历史运动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它就能达到对历史现实的认识吗？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不去认识（比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它就能真正地认识这个历史时期吗？”
马克思指出，历史的发源地和基础是在人间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而不在天上的云雾之中。因此，不了解生产，便不能了解人类社会的历史。
随着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逐渐深入，马克思开始接受和肯定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他对蒲鲁东以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对政治经济学所进行的批判给予了保留性地肯定，“蒲鲁东既把劳动时间，即人类活动本身的直接定在，当做工资和规定产品价值的量度，因而就使人成了决定性的因素；而在旧政治经济学中决定性的因素则是资本和地产的物质力量，这就是说，蒲鲁东恢复了人的权利，虽然还是以政治经济学的、因而也是矛盾的形式来恢复的”
。于是，关于生产研究的问题就从人的自由劳动本质层面具体到生产费用和价值的现实层面，马克思进而指出：“在直接的物质生产领域中，某物品是否应当由生产的问题即物品的价值问题来解决，本质上取决于生产该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甚至精神生产的领域也是如此。”
这样，在生产研究主题方面，马克思开始接近生产的真实主体——现实的人，关注他们的物质利益，把物质生产看作历史的发源地，并逐渐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概念接近。
李斯特作为德国近代经济学历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从后起的、不发达民族国家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用“国家经济学”来反对古典经济学的所谓的“世界主义经济学”，以维护本国私有者的利益。
他反对当时流行的经济学派把物质财富或交换价值作为研究的唯一对象的做法，强调指出财富是生产力所生产的，而政治经济学应当特别重视对生产力的研究，而且主张结合国家与社会制度、人的精神品格等因素，在物质财富与政治环境的交互影响中研究生产力。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李斯特不仅逐一讨论和剖析了各种形式的生产力，（如个人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生产力等），而且他还从国家以国家整体角度来谈生产力，并从国家整合的角度对工业进行热情讴歌，把它视为推动人类全面进步的物质力量。
《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后文简称《评李斯特》）是马克思最早直接把生产力作为中心问题讨论的文本。尽管此时马克思在理论表达上还未能完全跳出旧概念的束缚，在思想逻辑上也还存在着许多难以克服的矛盾，但马克思在坚持无产阶级的批判性立场的前提下，揭露了李斯特关于文明和生产力观点的抽象性和非历史性，指出这种生产力的空谈实际上不过是对德国新兴的资产阶级狭隘利己主义阶级本质的粉饰。马克思还深刻地将工业生产力与其借以存在和发展的外在社会条件——工业制度（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剥离和区分开来，并试图深入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组织（生产方式）的内部，寻找解开历史客观发展之谜的钥匙。
马克思在《评李斯特》一文中贯彻了自己到政治经济学中解剖市民社会的研究路径，对政治经济学的看法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开始把斯密以来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看作一门科学，并在对其进行继承和改造的基础上建立起真正科学的社会理论。他指出：“如果说亚当·斯密是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出发点，那么它的实际出发点，它的实际学派就是‘市民社会’，而对这个社会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可以在经济学中准确地加以探讨。”
针对李斯特用他的所谓“生产力理论”来与“斯密—萨伊学派”所阐发的“交换价值”理论相对立，并主张单独地加以研究，马克思指出，这是一种“任意的抽象”。因为在实践中二者是不可分的，任意分开，只能徘徊于抽象的语词。在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绝不可能抛开“交换价值”而单纯地谋求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批评了李斯特将“交换价值”同“物质财富”相混同的错误，深刻指出：“把物质财富变为交换价值是现存社会制度的结果，是发达的私有制社会的结果。废除交换价值就是废除私有制和私有财产。”
由此可见，与《神圣家族》中对价值的认识类似，此时的马克思是从真正人类的发展需要的角度来理解物品的价值问题的。他已经不像古典经济学家那样，把交换价值仅仅看作普遍满足社会需要的“物”，而是开始把它当作生产的社会关系来看待。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作用下，作为主体的人被“物化”和“工具化”，也即人的价值按“物”的价值来衡量。与此相应，交换价值也呈现异化的状态。同样，生产劳动的非人化存在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社会生产条件的“功劳”。因而，马克思指出，私有财产的实质是物化的劳动，因而，“废除私有财产只有被理解为废除‘劳动’（当然，这种废除只有通过劳动本身才有可能，就是说，只有通过社会的物质活动才有可能，而绝不能把它理解为用一种范畴代替另一种范畴）的时候，才能成为现实。因此，一种‘劳动组织’就是一种矛盾”
。在这里，马克思对劳动的理解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人本主义的束缚，但他已经开始将消灭私有制的社会理想的实现与现实的社会物质生产活动相结合，彻底告别概念哲学。同时，他也已经发现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组织（生产方式）是一种矛盾性的存在，这就为其随后深入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寻找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鲜明主张不能局限于当前的历史条件和特有形式来审视和思考工业和生产力。他认为，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下，过高地夸赞工业和生产力，将其看作是高于交换价值的对象，无非是资产阶级极力美化资本主义制度，将其所激发的生产力与这种制度本身相等同，仿佛发展生产力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而事实上，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并非在资产阶级主动的意志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相反，却是其无意识地发展结果。马克思进一步区分了生产力（工业力）与生产力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发展（工业），他说：“如果这样看待工业，那就撇开了当前工业从事活动的、工业作为工业所处的环境；那就不是处身于工业时代之中，而是在它之上；那就不是按照工业目前对人来说是什么，而是按照现在的人对人类历史来说是什么，即历史地说他是什么来看待工业；所认识的就不是工业本身，不是它现在的存在，倒不如说是工业意识不到的并违反工业的意志而存在于工业中的力量，这种力量消灭工业并为人的生存奠定基础。”
李斯特的“生产力”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只强调抽象的个人与人类，只强调研究“交换价值”的缺陷，确实包含一定的合理成分。但他脱离开世界历史的视野，撇开具体的社会关系，极力美化和夸大生产力（特别是夸大国家、制度、宗教、文化等人类的“精神资本”的作用），则带有极大的抽象性和资产阶级狭隘性。马克思立足自己新确立的无产阶级唯物主义基本立场，对此展开了猛烈的批判。马克思从世界历史的视野出发，指出资本竞争必将使生产超出一国的界限，生产的这种发展趋势的结果，就是资产阶级利益的趋同性。资产阶级口中所谓的民族性，无非是资产阶级共同利益的遮羞布而已。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具有的连续不间断性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必然具有世界历史性。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遵循竞争的规律、交换价值的规律和买卖的规律，资本主义生产必然要突破一国的界限，从而走向世界范围。从世界历史范围来看，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只是特定时期的、暂时的历史现象，它必将被更为理想的社会生产所取代。“对工业的这种估价同时也就是承认废除工业的时刻已经到了，或者说，消除人类不得不作为奴隶来发展自己能力的那种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的时刻已经到了。因为一旦人们不再把工业看作买卖利益而是看作人的发展，就会把人而不是把买卖利益当作原则，并向工业中只有同工业本身相矛盾才能发展的东西提供与应该发展的东西相适应的基础。”
马克思进而指出，就像无产阶级是工业的生产者，然而却变为受制于工业的奴隶一样，工业激发出的巨大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也成为了资产阶级的奴隶，对工业的关系，同无产阶级对工业的关系完全一样。今天，这些力量仍然是资产者用以实现其私利的奴隶和工具。所以，资本主义社会在创造出发达的生产力的同时，也创造出炸毁资本主义制度这个生产力的肮脏外壳的力量——即无产者。而无产者解放生产力的过程，也是其解放自身的过程。
这样，马克思就初步把握到资本主义社会历史进程背后那条生产（或资本）的逻辑，并开始尝试以生产发展的自然历史规律来探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规律，论证其历史性和暂时性，以及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尽管此时马克思还没有考察和把握到这种历史规律的真实的、具体的历史进程，还没有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与对资本主义大工业的批判区分开来，因而也还没有自觉地抽象出一定生产力发展之上的特定的生产关系，但与巴黎手稿时期关于共产主义作为异化的扬弃之路的逻辑思路相比，此时显然已向历史唯物主义更靠近了一步。
在最初面对生产力问题的语境中，马克思价值批判的愿望与激情仍大大超过实际的知识，因而在批判的深度和力度上有时仍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但相比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这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现实的分析，已经跳出了人本主义价值预设，不再从应然的角度批判异化劳动，他试图将生产力与其外在制度形式区分开来，这就为彻底抛开异化史观奠定了基础，从而使生产研究更加深入，其理论内核也越发清晰。此外，李斯特关于经济发展应结合民族和国家具体个性的思想及其关于“生产力总和”的观点，此时虽未成为马克思生产研究问题的核心，但从其随后的生产主题演变和理论发展过程来看，这些思想观点对于马克思生产理论，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概念的形成无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要深入研究生产问题，单靠简单地否定和批判李斯特提出的生产力概念是不行的，必须彻底放弃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抽象的人本学批判，从科学的历史视角对生产的历史进程进行实质性的总体考察。历史观与哲学观的根本性变革已经势在必行。
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唯物史观基本形成、并在总体上实现哲学的根本变革的重要阶段。经过布鲁塞尔时期的经济学研究：“马克思此时已经从政治经济学中深刻地意识到，只有建立在手工业和工业的工具系统的改变基础之上的生产进步，才是历史时间性的根本。这种生产性的时间建构着人类社会物质生产和经济过程的根本。”
通过把实践的观点引入社会历史领域，马克思找到了“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这个唯物史观的出发点和理论基础，从而也使生产研究立足于一个全新的起点上。
在“包含有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提纲》中，马克思在反思以往哲学史的基础上，明确地将自己的新哲学同直观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区分开来，并将自己的新唯物主义定位为改造世界的哲学。他强调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而并非理论问题。这就开启了既有别于古典思辨哲学又不同于直观、机械的旧唯物主义的哲学新视域。这一全新的哲学视角就使得马克思彻底告别了思辨哲学，也清算了费尔巴哈机械、直观的人本主义唯物主义。打开了从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的视角观察和审视自然与历史的哲学新空间。
在对德国哲学家和社会主义者进行批判、阐明自己的理论观点而写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马克思充分注意德国哲学与现实之间的联系，彻底抛开了思辨哲学的束缚。“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他们首次明确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前提、出发点和基本观点，在这一过程中“生产”成为一个核心概念和重要的理论基点。
在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视野中，现实的个人被看作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出发点和前提。现实的个人为了维持自身肉体存在而进行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则既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经验事实，也是现实个人的存在样态与活动方式。同时这种生产的方式及其结果也作为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人们意识随意支配的前提条件和外在的界限，进一步制约着人们的现实生活。“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
这样，借助生产这个经验现实，就使感性直观与主体性在现实的人身上真正统一起来了。
这种与现实的人和人类历史密切相关的生产活动是全面的、总体性的。马克思进而在历史发生学的意义上详细考察了最初的生产活动和关系，赋予生产丰富的内涵和原初的历史意义。第一个历史活动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也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继而是由满足基本需要的活动所引出的新的需要的产生；随之是人自身生命的生产，即人的自我繁殖；再而是由上述生产伴生的社会关系和生产方式的再生产。这几方面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就赋予历史以现实的、具体的内涵。历史实际是人类历史，人类只有首先生存下来并能够生活才能够创造历史，这是历史的首要前提和现实基础。而为了能够生活，人首先要满足自己生存的基本物质需要，并开始提供满足这些基本需要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人类的生命和物种才能得以延续，人类的社会关系也在这种物质生产活动中，变得日益丰富。上述四个因素体现了人类历史的生成逻辑，它们也构成了现实人的存在样态。现实中的个人就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
。物质生产生活本身不但是人们活动的结果，还是人们活动的前提基础和基本条件。这也正是物质生产的基础和决定作用的意义之所在。
意识的产生（或精神生产）发生在物质生活资料生产、新的需要的产生、人自身生命的生产以及社会关系以及生产方式的再生产这些原初的历史关系产生之后。“有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马克思直接从社会生活的生产这一社会历史存在的基础出发，将精神、意识理解为社会生活的产物。因此，马克思强调要根据经验现实去探究与解析整个社会的内在结构及社会的政治结构与生产的深层联系。在这里，任何思辨的和带有神秘色彩的解释都是不可取的。整个社会结构和国家的产生和形成都无法脱离具体的现实个人的生产生活过程。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阐明了唯物史观的核心观点，“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
。马克思还深刻地指出，阶级既是在整个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也是在全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
。马克思还就虚伪意识产生的根源和形成过程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来加以详细阐述，“当前社会的交往形式以及统治阶级的条件同走在前面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愈大，由此产生的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以及它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分裂愈大，那末当初与这种交往形式相适应的意识当然也就愈不真实”
，这也即是说，虚伪意识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于当一定的交往形式落后于现实的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它表现为与旧的交往形式相适应的旧的落后的传统观念。这些旧观念具有诸如把个人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的虚假性。马克思恩格斯不是像德国庸人哲学家那样谈抽象的意识，而是借助生产谈论具体存在的社会意识。过去旧的社会意识已经深深融入了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生活之中，也即已经被物化成一定社会的物质生活基础，而未来新的社会意识正孕育于现实的一定的社会生产生活之中。
在原初意义上历史活动及作用有先后之别，但在现实生产过程中，各种活动及活动结果的交互作用则更为突出。马克思着重阐释了生产力总和及其与分工、交往等的社会历史逻辑关系，揭示了这样的历史规律：以分工为中介的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构成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
尽管对于“生产力总和”，马克思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但通过对文本具体语境的分析可以看出，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力总和”主要包括主体要素、自然要素、工具和技术要素和社会环境要素等，集中表现为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物质结果、物质条件或物质联系，也即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总体表现。“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交往的发展程度。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
马克思以分工为基点，通过对分工进行一番逻辑和实证性的分析，追溯了所有制形式的发展演变历史。他认为分工发展的不同阶段与各个所有制形式是相一致的，有什么样的分工发展阶段就会有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由此可见，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
大工业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而私有制已然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和束缚，这巨大的生产力对于已无法适应其发展程度的私有制来说，就成了巨大的破坏力量。可见，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生产力日益发展，必将冲破旧有落后的生产方式或交往形式的桎梏，并促使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不断更新，生产力随之得到解放。而生产力新的发展又会使既有的交往形式成为新的束缚，使得再次冲破现有的交往形式成为新的必然。马克思强调从社会自身出发来说明社会，认为社会的内在矛盾、冲突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动力。他总结说：“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
而生产与交往的历史不会仅限于一国、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等有限的范围，它必将打破国与国、地区与地区及民族与民族间的界限，在世界范围得以发展。因为人们基于生产的交往活动的范围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拓展。于是原来各民族封闭的状态会随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世界性分工的日益发展而彻底消灭。这样，整个人类历史就必然在更大范围走向全世界的历史。
马克思以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为出发点，深刻阐释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全面叙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以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等相互运动的矛盾关系，并就其相互影响和演变推进的内在结构关系做了细致的分析和阐释。与此同时，马克思尝试将自由的价值追求，也即人的主体性的实现，内在贯穿于物质生产的整个历史过程。人无论是作为生产活动的主体，还是作为政治活动的主体，抑或是作为精神活动的主体，都存在着主体性的实现问题，也即自由的实现问题，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马克思对此给予了揭示，并将社会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演进，与主体人能力的提高及自由的发展看作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也即在马克思那里，对于生产而言，物的方面和人的方面的价值追求是并行不悖的。
在马克思看来，自由的实现不可能靠臆想或空洞的言辞，而必须借助现实的生产与交往关系，即全面占有生产力与普遍的交往。“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不能靠人们从头脑里抛开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办法来消灭，而是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没有共同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
马克思把人摆脱物的束缚的活动称为“自主活动”，力图通过“自主活动”这一概念，揭示出主体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结构中的能动作用。也将历史深层次矛盾的探究同历史主体——人真正结合起来，力求从生产与人的互动中，探寻共产主义的实现规律。马克思认为，个人往往依赖于一定的社会关系和一定的社会活动方式，这一点正是由人们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所决定的。在资本主义及以往历史时期，由于社会及个人本身的局限性，旧式的分工、谋生的需要使得自主活动和物质生活的生产相互分离。而要使它们再度一致起来，则要消灭旧的、抑制主体全面发展的狭隘的分工，通过普遍联合以及共产主义革命才能得以实现。马克思认为，个人只有在真正的集体中，在各个人的联合条件下并且通过这种联合的集体获得自身的自由。“各个人必须占有现有的生产力总和，这不仅是为了实现他们的自主活动，而且就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
马克思同时指出了无产阶级的使命，“只有完全失去了整个自主活动的现代无产者，才能够实现自己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动，这种自主活动就是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来的才能总和的发挥。过去一切革命的占有都是有限制的；各个人的自主活动受到有局限性的生产工具和有局限性的交往的束缚”
。可见，无产阶级之所以成为实现自主活动的革命性力量，一方面在于他们被剥夺的生活状况，他们几乎完全失去了整个自主活动，仅仅成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另一方面，无产阶级与生产连接最为紧密，生产和交往的普遍性，促使他们必将走向联合，并在真正的联合中实现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而关于联合实现的途径，由于现有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的保守性和滞后性，相关利益所有者为了固守自身利益不受损失，必将极力维护既有的生产方式，并进行殊死搏斗，因此无产阶级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实现真正的联合。马克思指出：“在革命中，一方面迄今为止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权力以及社会结构的权力被打倒，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普遍性质以及无产阶级为实现这种占有所必需的能力得到发展，同时无产阶级将抛弃它迄今社会地位遗留给它的一切东西。只有在这个阶段上，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而这又是同各个人向完全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的。”
而在通过普遍联合和共产主义革命而实现的作为真实集体的共产主义的社会组织中，那种由分工导致并依赖分工存在的所谓地域性、民族性和职业性等发展局限将会消除，人的多样才能将得到充分释放和自由发展。
虽然在初步阐发新历史观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经济学并非马克思这时研究的核心主题，但其中的经济学思想却不容忽视。这时马克思已经改变了过去对待古典政治经济学简单批判与排斥的态度，开始承认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独立的专门的科学”，而且看到这门科学所应包括的其他一些诸如政治、法律等关系，而政治经济学常把这些关系简单地归结于经济关系。在这里，马克思已经体现出一种超出单纯经济学的总体的研究视野。马克思还肯定了政治经济学不同于思辨的经验实证性。“在政治经济学里已经提出了一种思想：主要的剥削关系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是由整个生产决定的，单独的个人都面临着这些关系。”
虽然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功利论的有限性和辩护性持批评态度，但还是肯定它们“只有在开始研究经济关系，特别是研究分工和交换的时候，它才在这方面（指公益论方面，引者注）有充实的内容”
。这时尽管马克思已经自觉地把分工纳入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来分析评述其特点和作用，并且开始对分工做具有实证色彩的研究，但他还未关注生产过程本身，无法挖掘出分工背后的社会生产关系，发现不了分工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本质差异，故而生产的社会批判功能还未充分显现。这些研究在以后的《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日益深化。
总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生产研究的主题主要围绕对新历史观的阐发及哲学新视域的开创，初步展现了生产的内在逻辑。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新视域为生产理论研究奠定了基本的理论前提和重要的方法论基础。马克思据此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治奴役人的现实的批判建立在对现代私有制社会内在矛盾进行历史性分析的基础之上。但是“离开经济学基础和社会主义的价值旨趣，马克思的新世界观是无法真实呈现的”
。哲学变革的核心目的并非要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思辨哲学体系，而是要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解剖，进而实现对其批判性地历史超越。因此，思想意识层面的批判必然要被深化为经济层面的生产（资本）批判，这也正是马克思所开创的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新哲学观的实质性要求。而真正深入生产现实，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人体解剖”的工作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写作中完成的，也直到这时，马克思才真正完成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与超越，使生产研究走出纯粹经济学的局限，进入更广阔的社会历史总体性视域。也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内核——政治经济学的深刻批判才使历史唯物主义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也成为马克思哲学最终完成革命性飞跃的标志。为了避免内容上的重复，对于《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关于生产理论的深化与发展，将在下一章关于马克思生产理论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与超越部分集中加以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