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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崖革命精神形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琼崖革命斗争过程中，体现在琼崖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革命活动之中。它是海南优秀传统文化积淀和滋养的产物，更是马克思主义在琼崖传播的结果。
（一）海南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
海南岛是镶嵌在祖国南海之上的一颗明珠。在古代和近代文献中，自宋代以降，“海南”逐渐演变为对“海南岛”的专称。因海南在清末民初设有琼崖道，国民党政府长期以琼崖为名设置海南行政管理机构（1948 年将琼崖改为海南特别行政区），因而又称琼崖。从历史上看，黎族先民率先登上了海南岛，汉、苗、回等不同民族和地区的移民从两汉起相继到来。两千多年来，这些在不同历史时期来自大陆各地的移民，虽然存在很大的文化形态差异，但是有着共同的文化主体——中华传统文化。他们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通过相互之间的文化交融，共同塑造了多重性格、富有地域色彩的海南文化。海南优秀传统文化为琼崖革命精神的形成提供了历史文化土壤。
其一，海南文化蕴含“修齐治平”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力倡导的价值取向，是激励历代仁人志士尽匹夫之责、振国家之威的精神动力。海南岛虽孤悬“海外”，但通过历代官办学校教育，特别是通过一批批被统治者流放到海南、以天下为己任、一身正气的官员及文人的言传身教，使这种精神深深地扎根在海南岛上。
海南岛由于有琼州海峡的阻隔，边远荒僻，在历史上曾长期地作为流放地，成为一部分政治失意被贬谪官员的宿地。这些人虽一心为公，刚直正派，倾心于治国安民，但因昏君无能、奸佞当道，最终只落得悲凉的政治下场。比如唐代被贬到此地的官员王义芳、韩瑗、韦执谊、李德裕等；宋代的苏东坡、李纲、赵鼎、李光等；元代的范淳；明代的赵谦等。被贬谪对他们个人来说是不幸的人生经历，然而这给海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契机。这些远离“庙堂”政治倾轧和是非之争的官员们，虽然身感失意与悲凉，但他们毕竟是胸怀大志、才华横溢的一代人杰。即使在贬居的日子里，他们依旧热心于海南的文化教育，在地方上兴教传学，用心于文德教化，开了一代又一代的向学之风。他们不仅以书本文字教化弟子，而且以自己的气节和情操影响周围的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和政治抱负训导学生，以“自强不息”的浩然之气塑造学生的人格。因此在海南这个两汉经学、魏晋玄风、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明清训诂之风都隔海难拂之地，读书人接受的却是正统的经史子集宣教。这种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不仅使海南这个边远荒僻的孤岛人才辈出，还铸就了海南人为国家和民族甘愿孜孜奋斗、赴汤蹈火的文化品性。这种文化品性，激发了海南人的民主革命热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琼崖革命的过程中，广大群众对于人民解放事业抱有高度革命热忱，一些革命者不但自己投身革命，还将自己的家人和亲属带入革命队伍。比如，在王文明的影响下，他全家人都参加了革命。其胞兄、妻子、儿子、两个侄子、侄媳共七人在琼崖革命斗争中先后壮烈牺牲。无数革命者的牺牲，非但没有熄灭琼崖革命的火焰，反而使琼崖革命的烈火渐成燎原之势，最终摧毁了国民党政权在琼崖的反动统治，实现了人民的解放。
其二，海南文化具有多元、兼容的品格。海南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岛。在海南岛上，中原汉文化、黎族文化、苗族文化、回文化、客家文化和华侨文化等多元文化并存，各种文化之间相互学习和借鉴。比如，黎族向汉族学习农业技术、教育文化；汉族也向黎族学习适应热带气候的生活技巧和纺织技术。元代流落到海南的黄道婆向黎族人学到了纺织技术，之后她回到内地，推动了江浙纺织业的发展，是黎汉文化兼容结合的典范。多元、兼容的海南文化特性，培养了海南人豁达大度、爽快真诚、容纳百川的气度。无论哪个民族和地域的移民，海南人民都热情接纳，正所谓登岛无先后，只要踏上这座宝岛，“大家都是海南人！”
海南多元和兼容的文化特性，是产生“五湖四海”革命精神的重要传统文化基因。在革命斗争中，生活在海南岛上的各族人民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以包容的态度，紧密团结在一起。在琼崖革命队伍里，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无论是本地的还是外地的，无论是普通群众还是领导干部，甚或是海外华侨，大家都互助友爱，互相合作。冯白驹作为琼崖党和人民军队的主要领导人，特别善于团结各地来的干部，善于调动大家的革命积极性。许多外来干部自从投身于琼崖革命之日起，就与琼崖人民同生死共患难，将自己的一切都融入到琼崖人民的革命事业中。许多外来干部在工作中学会了讲流利的海南话。如琼崖纵队副司令员李振亚是广西人，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被组织派到琼崖后，努力学习海南话，半年后便基本上能用海南话与群众交流了，成为了一个爱海南并受海南人民爱戴的干部。海南文化所具有的多元兼容、海纳百川的品性，为“五湖四海”革命精神的形成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其三，海南文化具有坚韧不拔、乐观进取的性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的古训、“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大丈夫气概的熏陶、“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意志砥砺，加上恶劣自然环境的锤炼，塑造了海南人坚韧不拔、乐观进取的文化性格。天尔曾在描述海南人的性格时写道：他们“本来是纯朴耐苦，具有一颗诚洁忠厚的心，一副平和宽恕的心肠的。但遇到了最恶劣的环境的时候，他们也能咬牙挣扎，知道自己是怎么样的人，应该怎么样自强，图强”
。
海南人坚韧不拔、乐观进取的文化性格是艰苦卓绝的琼崖革命从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中走出，始终坚持红旗不倒的重要传统文化因素。在琼崖国民党反动派制造四二二事件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时，琼崖共产党人没有被吓倒，而是在大革命的挫折中奋起，创建人民军队，开始武装斗争；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次“围剿”，琼崖共产党人在革命低潮中奋进，创建了母瑞山革命根据地，迎来了又一个革命高潮；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第二次残酷“围剿”，琼崖共产党人和红军在险境中坚持，迎来了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每一次挫折，每一次险境，都尽显海南人坚韧不拔、乐观进取的文化性格。在 1932 年8 月至1933 年4 月的母瑞山斗争中，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带领战友们在国民党军重重围困的母瑞山上，生活异常艰苦。他们过着如“野人”一般的生活，没有饭吃，就挖一种不知名的野菜为食，熬过了许多时日。在大家争先恐后地给这种无名野菜命名时，冯白驹乐观地说：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它帮助了我们，支持了革命，就叫它“革命菜”吧。“革命菜”这个称谓一直流传到了今天。冯白驹在回忆母瑞山的艰苦斗争岁月时说：冬天季节，山上也非常寒冷，我们用香蕉叶做草席来睡，盖的也是香蕉叶，很长时间，没有吃过一粒米，油、盐、肉等更不要说了。但不管环境如何恶劣，生活如何困难，都不能丝毫动摇我们革命的决心。我们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面对恶劣的环境，没有任何悲观失望
。这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海南人坚韧不拔、乐观进取的文化性格的体现。
其四，海南文化具有重义轻利、热爱故土的传统。中华民族重义轻利的精神和热爱故土的情感深深影响着海南民众，人们格外注重血缘关系和孝亲情感，由家及国，重义轻利、热爱故土。《儋县志》将海南人的精神概括为“义”：“崇义气，侮必相御”。海南人能够为国家“大义”轻自己“小利”，做出舍生取义的壮举。
在海南历史上，无数志士仁人为了保卫国家和故土，献出了自己的热血和生命。在琼崖革命斗争中，许多革命群众表现出了令人敬佩的民族气节和重义轻利的精神。抗日战争时期，在琼山县道崇乡，抗日民主政府的一个乡长被敌人杀害了，又一个人接上来，坚持斗争，先后有七任乡长被害，抗日民主政府的红旗却始终飘扬。文昌县冯凤乡山堀村的郭冠英、龙马乡新村的云四婆，为了保护抗日民主政府的人员，宁愿献出自己和亲人的生命，也不向敌人告密。海南人民在抗战中最响亮的口号就是“宁到前线而死，不愿做亡国奴而生”。特别是颇有影响的“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成员都是南洋琼籍华侨，他们为了保卫故土，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离妻别子，冒着生命危险穿过日军严密封锁的琼州海峡，回琼参加抗战。面对困难和死亡威胁，他们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宁愿舍生取义。在琼崖革命中，许多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平凡得像海岛上的椰树，却十分伟大，身上闪耀着舍生取义、救国救琼的光辉。这种甘为革命事业舍生取义的精神，伴随着党领导的琼崖革命全过程，是琼崖武装斗争坚持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重要因素。
（二）马克思主义在琼崖的传播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琼崖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琼崖革命精神，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如果说海南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淀和熏陶为琼崖革命精神的形成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那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在琼崖的传播则为琼崖革命精神的形成提供了决定性的思想条件。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央对琼崖的革命运动十分关注，在 1921年底到 1922 年初，派党员吴明（即陈公培）和团员罗汉、鲁易、李实等先后到琼崖开展革命活动。他们到琼后，同已在琼崖的共产党员毛孟屏和琼崖的先进分子徐成章、徐天柄、王器民、王大鹏等人相结合，在海口建立了琼崖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 年秋，经中央同意，罗汉、鲁易、徐成章、徐天柄、王器民、王大鹏等加入中国共产党。杨善集、洪剑雄、周士第、冯白驹等也陆续成为中共党员。在 1926 年中共琼崖地方组织成立之前，琼崖共产党人和革命知识分子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做了大量的革命宣传工作。
一是创办革命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报刊是重要的宣传阵地。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徐成章等就在海口创办了《新琼岛报》《琼崖旬报》等。1923 年，许邦鸿、卢鸿慈等在嘉积创办《良心月刊》。1924 年，陈垂斌、黄昌炜、罗文淹等创办《琼崖新青年》，莫孔融、柯嘉予等创办《琼岛魂》。杨善集、洪剑雄等则在广州创办《觉觉》《新琼崖评论》等革命刊物。琼崖共产党人积极撰写和发表革命理论文章，其中不少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如洪剑雄的《国民党改组与琼崖革命运动》《我们怎么样去干琼崖革命？》《“五一”劳动节敬告琼崖农民》等，徐成章的《敬告琼崖同志》《十余年来琼崖革命运动的回顾及今后应取的方针》等，周士第的《琼崖的“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杨善集的《广东青年目前应有的新文化大运动》《谈谈乡村青年运动》《再谈谈乡村青年运动》等。此外，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琼崖共产党人还广为发行《向导》《中国青年》《少年先锋》《犁头》等革命刊物，组织刊印《共产主义ABC》《共产主义问答》《马克思主义入门》《人类社会进化史》《唯物史观》《新人生观》等，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
二是拓宽传播渠道，宣传反帝反封建主张。琼崖共产党人除了通过报刊等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鼓舞人民参加琼崖革命斗争外，还深入学校、工厂、农村，在群众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反帝反封建主张。鲁易、徐成章等在海口等地举办书报巡回阅览社，开办工人夜校，组织和发动工人、店员参加工会组织；王大鹏等在琼东县嘉积镇兴办新式学校，设立文化书局，传播新文化；李济川、李家光等在嘉积镇开办平民书店，经销马克思主义和其他进步书报；琼崖社会主义青年团通过学联和青年互助社，发动广大青年学生利用假期，深入工人、农民等群众中宣传革命理论和科学文化知识。徐成章、王器民等人还组织“琼崖友声书社”“琼崖文化书局”“琼崖土剧改良社”，帮助著名琼剧作家吴发凤等人进行琼剧改革，编排文明剧。他们经常组织学生剧团到全琼各地演出《灭种婚姻》《秋瑾殉国》《爱国学生郭钦光》《林格兰殉义》《大义灭亲》《破除旧礼教》《新娘走年》《蔡锷出京》等剧，用戏剧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张，深受群众欢迎，收到了良好的动员群众效果。
三是批判反马克思主义思潮，鼓动群众投身革命。受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影响，陈骏业等一些琼崖青年知识分子主张有品学的人“应储蓄个人品学”“站在现在政治局面之外”“免得卷入漩涡”，鼓吹闭门读书，反对进行革命斗争，形成了一股有影响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这造成了许多琼崖青年学生思想认识的混乱，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严重障碍。有鉴于此，杨善集等积极与之进行论战，划清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界限，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杨善集在《觉觉》《新琼崖评论》等刊物上先后发表《品学与政治》《再讨论品学与政治——答陈骏业君》《再同陈骏业君讨论品学与政治》等文章，深刻批判脱离政治和现实而空谈品学修养的错误倾向。其中，1924 年 2 月杨善集在《再讨论品学与政治——答陈骏业君》中指出：“我们并不是闭户潜修的研究，并不是隐居山谷的修养道学；并不是理乱不知，黜涉不闻的处士”，“应当跑入工人、农民、商人、官吏、兵士里头去，使他们联合起来，觉悟起来，一齐做民众的革命运动；决不可自划鸿沟，自立为‘优秀分子’的特殊阶级”
。杨善集等一方面批判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一方面宣传马克思主义，号召大家投身革命运动。洪剑雄在《我们怎么样去干琼崖革命？》一文中指出：“你们要知道我们人类从娘肚生出来，都是平等的。从娘肚一生出来，各人都一样地应该穿衣吃饭；各人那一样地应该做工。什么他们一生出来就是应该一点工夫都不做，坐着吃好的，穿好的；你们一生出来就应该像牛马一样地做工，倒反要被他们抢劫挨冷挨饿呢？”“农、工的朋友！你们想除去你们的痛苦，是全靠你们自己动手的。专靠人家来救你们是靠不住的。”“革命！不是害人的洪水猛兽，是救人济世的福音！琼崖被压迫的民族，快起来干呵！”
洪剑雄以浅显的语言阐述了革命的道理，向全琼发出了革命动员令。
为推动琼崖革命运动的发展，1925 年 4 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下，由广州的“新琼崖评论社”与上海的“琼崖新青年社”、北京的“琼岛魂社”等琼籍革命团体发起，在广州创建了“琼崖革命同志大同盟”。王文明、杨善集、周士第、柯嘉予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王文明为执委会常务委员。该团体的主要任务是：“（一）联络革命团体，造成革命的伟大力量；（二）用革命伟大势力，打倒琼崖的军阀，及其所勾结的帝国主义；（三）建设国民政治，以全力谋琼崖压迫民众的利益，同时努力于全国全世界被压迫民众之解放。”
周士第指出：“这个‘琼崖革命同志大同盟’，是由琼崖客观情形而产生出来的一个纯粹的革命团体；是集中琼崖革命力量的枢纽；是我们琼崖三百万民众由黑暗之中跑到光明大路必经的途径，和解放琼崖三百万民众痛苦的唯一工具。”
参加同盟的许多成员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或革命进步人士，后来他们来到琼崖，成为领导琼崖革命的中坚力量。
总之，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深受海南优秀传统文化熏陶的琼崖共产党人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在群众中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点亮了琼崖革命的星星之火。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琼崖革命精神逐渐孕育而生，并在革命武装斗争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成为琼崖革命取得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