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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移植英国的代议制与责任政府制度，确立基本的分权制衡机制。随着殖民地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意识形成，联邦运动兴起，促成澳大利亚联邦国家的建立。
1823年7月英国议会通过《改善司法条例》，规定在新南威尔士成立行政会议协助总督处理政务，成立立法会议协助总督从事立法工作，组建最高法院以保证立法会议通过的议案不与英国法律相悖。伴随着代议制的移植和确立，澳洲社会形态的转变进入实质阶段。其后移植英国的地方自治制度逐渐成为澳大利亚自治运动的主要内容。自治运动在1840年代进入高潮，民族经济的发展使以农牧业为特色的民族国家开始成形。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先后建立的殖民地也都要求建立自己的立法和行政机构，殖民地的政治体制逐步被英国模式的政治制度取代。1842年英国议会通过《1842年自治法案》，规定按照选举原则建立新南威尔士政府。代议制得到巩固和完善，进一步限制和削弱了总督权力，总督不再能控制立法会议和殖民地政府，这是澳大利亚宪政改革的一个重要步骤。1850年通过《澳大利亚殖民地政府条例》，对《1842年自治法案》的内容予以扩充。这两次改革以立法形式不断削弱总督权力，逐步摆脱英国控制，同时通过殖民地立法权的扩大提高殖民地自治程度。1865年英国议会颁布《殖民地法律有效性法》，明确英国议会与其在澳各殖民地议会之间在立法程序和立法有效性等方面的关系。
各殖民地按照英国威斯敏斯特体制建立立法和行政机构，组建责任政府，进而形成具有权威性的政治集体。殖民地政府在实际运作中发挥着国家政府的功效，向英国提出超越作为地方政府的权限要求。澳洲社会对总督权力的质疑、责任政府与总督的权力冲突反映了澳洲人自主意识的增强。总督权力逐步削弱，英国政府直接并单独控制澳洲事务的权力逐步削弱。
责任政府成立后以较快速度成为各地事实上的统治与管理机构。到80年代，除外交控制权仍由英国保留外，防务、移民、关税、教育等方面权力几乎均由各殖民地责任政府掌握或正向其手中转移，责任政府的领导权威稳步确立。
1925年英国议会通过《改善司法条例》修正案，明确将立法会议置于总督之上，并加强立法会议的拨款权力。
总督权力受到殖民地法律限制，英国政治权力机构中的制衡机制在澳洲初具雏形。
19世纪后半期，在自治运动中利益趋同的人们相互交流和融合，民族的成型与联邦的孕育是主要内容。澳洲人为维护自身利益而持续追求自由、平等和权利，澳洲社会由此从分散到合作再到联合，进而形成联邦国家。联邦运动的直接动因是澳洲社会与英国在观念与利益上的冲突。这一方面使澳洲内部因共同利益而走向合作进而发展为联合；另一方面使澳洲的自治日趋演进为独立运动，逐步成为拥有主权的民族国家。自治运动使澳大利亚人得到了诸多自治权利，联邦运动则使澳大利亚人获得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
联邦运动受到殖民地之间的贸易、防卫和移民等因素的推动。
同时也受到帝国政权的推动，主要作为转移开支尤其是防御开支责任的方式。
1886年首届澳大利亚联邦会议召开，但新南威尔士没有派出代表参加，给处于萌芽的联邦运动带来了不小冲击。联邦运动虽已启动，但其发展受到内部纷争的限制。澳洲社会结构与社会意识的变化是导致联邦运动产生的内部因素。在社会交往中形成的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促成社会政治意识和社群情感的结合，加上当时政治发展和社会力量因素，推动澳洲向英国要求平等权利。澳大利亚联邦运动较为平稳温和，关键原因在于这场运动拥有稳固的社会基础、相似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观点。民族经济的发展推动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为自主独立国家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共同的经济利益使人们考虑通过组成联邦实现政治统一，扫除交往障碍。19世纪后期澳洲人口数量的增长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为联邦运动提供了牢固的民众基础。
联邦运动的发展方向与实质内容是促进各殖民地利益的趋同、民族的形成和民族国家的建立。
英国支持建立一个有助于帝国巩固的属于帝国组成部分的澳大利亚联邦，而澳洲人想建立的是自治国家。尽管出发点大相径庭，但客观上英国对澳大利亚联邦的建立起到了推动作用。英国议会通过法令使澳大利亚宪法具有法律效力。英国支持澳洲建立联邦主要有以下原因：
英国官方认为联邦制可以减少各殖民地之间的矛盾，提高政府办事效率，有助于保持澳大利亚的稳定；英国军官提交的澳洲防务报告认为需要在澳洲建立各殖民地之间的合作防务体系，作为英国执掌的帝国防务体系的一部分；依附于帝国联邦的澳大利亚联邦有助于英国更好地管理澳洲事务。此外，英国吸取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教训，加上忙于战争急需得到殖民地的支持，逐步改变对待移民型殖民地的政策，尊重其自治权利，鼓励殖民地成为更有凝聚力、更强大的自治领域，并在帝国事务方面与英国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