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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曾指出：“关于市民社会的科学，也就是政治经济学。”
1844年6月前后至8月，为了“解剖”市民社会，马克思在巴黎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希望探讨国民经济学同国家、法、道德、市民社会的联系。由此，马克思开始了对“第二个归结”——“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的思想探索过程。这时的市民社会范畴，已经由原来的“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具体化为“资产阶级社会”。通过深刻揭示资产阶级社会的异化劳动现实和劳动人民的悲惨状况，马克思在人类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历史之谜的答案。从“劳动”“实践”和“物质生产”中不断探寻历史的诞生地，把“现实的人”确立为历史的前提，马克思实现了由“历史的”唯物主义向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思想转变。应当首先加以明确，在马克思的视阈下，关于“历史的诞生地”和“历史的前提”的认识是一致的、密不可分的。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的一部未完成的手稿，共由三个笔记构成。该手稿1932年首次在苏联全文发表以后，就引起了学术界对马克思思想的激烈争论。国外学术界纷纷提出要“重新发现马克思”“区分两个马克思”，其中既有所谓的伦理学意义上的“理性评价”，但更多的是基于意识形态的考量，特别是为反对斯大林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和抨击苏联模式提供理论供给；而在国内学界，在改革开放初期一度引起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大讨论。现在回过头来反观这些讨论，其误区往往都在于把“异化”当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核心范畴。而“抓住‘异化’来评价马克思当年思想的成熟与否，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
。其实，无论是“异化”，还是“劳动”，都是马克思借用的概念，两者的统一才产生手稿的核心范畴。同样，要理解《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联结马克思对“第一个归结”的探索和对“第二个归结”的探索之间的积极过渡作用，也必须抓住“异化劳动”的核心概念。
异化劳动理论是马克思超越黑格尔的异化观和历史哲学的直接结果。黑格尔认为，历史运动是由绝对精神到绝对精神的异化、再到异化的扬弃而实现绝对精神的过程：“精神的发展是渐进的，它能把潜能转化为具体的事物。精神一旦如种子一般萌发出来，会持续地向前推进和发展，但是与种子单纯的量变不同，精神的发展中存在着质变。因此，在每一个阶段之中，精神的发展都添加进了新的内容，直到精神发展到了完善阶段，达到绝对。精神的这些发展阶段都要经过激烈的斗争、痛苦的煎熬，这个蜕变过程往往充满着痛苦及艰难，但是却恰恰是痛苦及艰难才会促进精神的成长，才会促进人类的进步。而精神的这个发展过程，自身就是一个不断扬弃自身前一阶段的辩证发展过程。”
根据这一思想，精神的“自足性”使其开端与终结都在自身之内，历史哲学就是精神自由的实现过程。马克思欣赏历史发展是辩证运动的方法论思想，但是不满于黑格尔对历史运动的抽象和思辨的表达。他指出，现代德国哲学对于“我们如何对待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一表面上看来是形式的问题，而实际上是本质的问题，则完全缺乏认识”
。这表明马克思需要对“本质的问题”即异化的内容加以改造，以在“绝对精神”之外寻找历史的真正基础。
马克思对历史的诞生地的探索，得益于他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虽然求助于黑格尔的“辩证法三段论”（正题→反题→合题），但马克思却是以现实的反题为参照系来观照正题和合题，这是他得以摆脱思辨的历史辩证法之抽象性的方法论前提。通过研究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马克思注意到一个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事实：工人的劳动生产的财富越多，他反而越贫困潦倒，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这一现象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显然是冲突的，后者认为劳动是创造财富的源泉。为什么劳动的对象化会导致对象的丧失和人的异化？这是困扰马克思的“历史之谜”，是马克思在担任《莱茵报》编辑时期所遭遇的物质利益难题的具体化。而马克思对历史之谜的结果的揭示进程，实质就是在历史内部探索和找寻其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过程。
马克思通过认真的批判研究发现，私有财产自私自利的本质是问题产生的原因，它导致了劳动、资本、地产的分离，使工人沦为机器和资本的奴隶，降低为最贱的商品。而私有财产又是历史的产物，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
。为了解决资产阶级经济学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他把劳动分为一般劳动和现实劳动：前者为人的类本质的体现，而后者是一般劳动的异化的结果，是劳动的一种特殊表现。工人在现实的异化劳动中，生产的产品被资本家占有，从而与自身创造的“物”相分离。之所以产生这种劳动结果的异化，在于劳动行为发生了异化，即由自由自觉的一般劳动变为维持谋生的强制性的现实劳动。当劳动产品和劳动行为成为对劳动者来说是一种异己的力量时，他们自然也就同与动物相区别开来的类本质发生了异化。这三种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从而造成社会的破裂和所有制、阶级关系的变化。私有财产在本质上是积累的劳动，它是异化劳动的产物，但反过来又强化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一样，异化劳动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当这种相互作用达到顶点时，异化劳动必然被扬弃，从而恢复人的类本质即一般劳动。而这种扬弃只能发生在以人的解放为前提的共产主义社会。这就是马克思在1844年为我们提供的关于“历史之谜”的答案。
作为劳动的一种特殊形式，“异化劳动”既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更是一个历史哲学的概念，它对于马克思历史规律理论的建构意义重大。在探索和回答“历史之谜”的过程中，通过以“异化劳动”为着眼点探究私有财产的根源，马克思较为深刻地揭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从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历史的出发点。如果把上述过程套上辩证法的外衣，那么可以说，马克思揭示了“一般劳动Ⅰ→异化劳动→一般劳动Ⅱ”的历史辩证法。其中，“一般劳动Ⅰ”是包含潜在对立面的正题，它的异化形式即“异化劳动”就是对立面显化的反题，而共产主义条件下的“一般劳动Ⅱ”则是合题。合题并不是对正题的简单重复，而是处于更高阶段的正题和反题的统一。在此意义上，倘若以“原始社会不是伊甸园”和“资本主义社会不是人类的没落”来驳斥对这一历史进程的描述，那么则是对唯物辩证法的曲解。从总体上看，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因劳动的物质性本质带有了唯物主义的内蕴。
马克思以“异化劳动”为核心范畴而展开的研究表明，社会是人的劳动所创造的各种客观关系的集合，而不是一种天然存在的东西。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人不仅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
。这些通过劳动而生产出来的关系的总和，构成马克思后来所说的“生产关系”。把劳动看成这些关系形成的基础和前提，马克思在探索“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的进程中迈出了可贵的一步。不仅如此，他继续深化对“第一个归结”的认识，提出了以下深刻见解：“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
由此观之，马克思1844年思想的独特贡献在于，他不但把劳动归结为市民社会（物质关系）的基础，而且把它归结为整个历史的物质性基础：整个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这一积极成果，无疑是马克思在探索历史规律问题之路上所实现的重要突破，它为马克思在这个历史阶段准确说明“历史的诞生地”问题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以“自我意识”取代“绝对精神”创造出主观唯心主义历史观，特别是他们在总结西里西亚工人起义失败的教训时表现出的错误倾向，对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来说是“危险的敌人”。为了向无产阶级阐明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当时并未得到发表）的发现，1844年9—11月，马克思与刚结识的恩格斯合著《神圣家族》
，并于次年年初在法兰克福出版。《神圣家族》是联结马克思在巴黎时期和布鲁塞尔时期的重要思想纽带。
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在清算自我意识哲学的过程中，深化了关于历史基础的见解。在“颠倒”黑格尔的法哲学和一般哲学以后，马克思为何要对青年黑格尔派进行全面的批判？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看到青年黑格尔派的抽象思维不外是黑格尔历史观的“批判的漫画式的完成”。所谓“批判的”，指的是青年黑格尔派通过承认一小撮批判家的天才创造作用和制造群众这个自身的对立面使精神得以具体化，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黑格尔哲学的不彻底性；所谓“漫画式的”，指的是他们在另一方面又使以太般的自我意识不再受到任何实物世界的拘束，抛弃了黑格尔在许多方面提供的真实地评述人的关系的要素。
马克思首先“论战式地”论证了历史的诞生地，恰恰是被青年黑格尔派所鄙视的“地上的粗糙的物质生产”，而不是在天上的云雾即虚幻的“自我意识”中。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驳斥道：“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不把比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即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认识清楚，它就能真正地认清这个历史时期吗？”
这样，在坚持历史的物质性起源论的前提下，马克思不仅把历史的基础由“劳动”具体化为“物质生产”，更是以“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深化了对“物质生产”的理解。物质生产是最本质的劳动，构成马克思后来所说的生产力的前提，而这里第一次提到的“生产方式”则指的是人们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方式。
通过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哲学，马克思间接地提出了“物质生产”构成历史诞生地的观点，只是由于新世界观还没有确立，所以他并没有从正面展开论证。1845年2月初，他由巴黎迁往布鲁塞尔。当时，革命的形势已经较为成熟，但由于无产阶级没有科学理论的引导和缺乏组织性，工人运动频频失败。面对这一状况，马克思深切感到有必要再全面清算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潮，并明确自身的思想观点。1845年春写作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论准备，用恩格斯的话来讲，“它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是非常宝贵的”
。可以说，提纲的写作表明马克思事实上确立了“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理论立场。
在提纲的第一条，他从两大方面深刻揭示了旧哲学的根本缺陷：“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
那么，应当如何看待马克思的这段论述？马克思究竟如何实现对旧哲学的超越？
要理解旧唯物主义的缺点，有必要简要回顾其理论发展的历史。古希腊哲学家热衷于探讨世界的本原或基质，形成了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近代哲学的奠基者笛卡尔提出物质是具有自主创造性的力量，并把机械运动视做这种力量生命活动的展现。这种机械论世界观被法国启蒙思想家拉梅特里发展到顶峰，后者以自然科学为根据提出“人是机器”的命题。17世纪英国的经验论哲学，对感性经验作唯物主义的说明，为反对神学和形而上学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但到了霍布斯，他通过把感性抽象化，提出人和自然都受制于同样的规律，使得唯物主义漠视感性的人的活动。在18世纪，爱尔维修等法国唯物主义者把人看成教育和环境的产物，同样忽视了人的主体性。费尔巴哈的学说仍然没有超越旧唯物主义的缺点，即把人摆在自然存在物的位置，从客体出发去理解感性世界。与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发展了主体的能动性，但是却否定了这种能动性的客观来源，所以这种发展只是“抽象的”。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堪称典范。他以“实体即主体”的命题赋予人的主体性以本体论的意义，但却把其纳入“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的逻辑体系中。思辨哲学实质上是把人放在了精神存在物的位置，并以此作为认识世界的出发点。
如此一来，要克服旧哲学的缺陷，就要化解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矛盾，寻找到客观性和能动性结合的基础。康德就进行过这个努力，但他对现象界和物自体界的二元划分，为神秘主义留下空间，从而导致了不可知论。马克思的深刻之处，就在于把“实践”确立为认识和把握感性世界的逻辑起点，从根本上克服了机械论哲学和思辨哲学历史解释范式的弊端。这一新的理论立场的确立，实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它对于马克思探究历史现象及其内在规律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基于“实践的唯物主义”理论立场，马克思在他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以唯物辩证的思维明确阐述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在论证这一新世界观的过程中，他对历史诞生地问题的理解得到进一步的深化。
根据马克思的描述，历史具有“原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因素”，它们构成了历史的基础。第一个因素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我们周围的感性世界不是从来就存在的，而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人虽然与动物一样都受到肉体组织的制约，但人还具有自身独特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可以生产自身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而只有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从事改造自然的生产活动，人们才能维持其生命存在，才能真正创造历史。所以“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就构成“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
然而，当人们维持生命存在的需要得到实现以后，又会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催生了第二个因素——物质生活资料的再生产。马克思的这一思想背后蕴含的深刻涵义在于，生产的发展是有其原动力的，那就是“需要”以及“新的需要”。第三个因素是人口的自身生产。人们不仅借助于前两个因素重新生产自身的生命，还通过繁殖而生产其他生命，这就是生命的再生产过程。第四个因素是社会关系的生产。起初，由于生产力水平落后，家庭是主导性的社会关系，但随着历史的发展，马克思注意到由家庭关系向新的社会关系的转变过程：人们在生命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中，不仅产生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更形成人与人之间的物质联系。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一方面强调“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另一方面又指出：“受到迄今为止一切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反过来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
这里的“交往形式”在本质上就是马克思后来所说的“生产关系”，而“市民社会”也具有了“经济基础”的涵义。由此可得出结论，马克思通过阐明生产力在社会历史中的决定性作用，实际上完成了对“第二个归结”的思想探索。
马克思对“原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因素”的说明，是以“现实的人”为前提条件的。因而，厘清马克思追问历史规律问题的理论生成逻辑，应当进一步追溯“现实的人”构成历史的起点何以可能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澄清对马克思历史规律理论的机械论阐释的必要条件。这包括两个问题：一是何谓“现实的人”，二是为何“现实的人”是历史的前提和起点。
在确立“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命题以后，马克思就意识到，在市民社会的直接现实中，人并不具有现实性，而是一种不真实的现象。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就展示出以下论证思路：私有财产导致人成为异己的力量，而只有使人的世界回归人本身即在劳动、个体关系中成为类存在物时，他们才能克服这种分离而实现自身的解放。
1844年异化劳动理论的创立，表明马克思更加深切地感觉到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非现实的普遍性。这成为他论证共产主义生成的必然性的核心论据。由此可见，马克思眼中的“现实的人”并非处于现实资产阶级社会的处境的人，而是指扬弃异化劳动之后的本来意义上的人。也就是说，马克思是在人的本质的层面上谈论“现实的人”范畴的。
那么，何为人的本质？黑格尔从其建构的逻辑体系出发，把人沦为“绝对精神”实现自身的工具。费尔巴哈则立足于市民社会揭示人的本质，所以只能把人理解为孤立的“感性的人”。恰恰是因为如此，他们都错误地理解了历史的出发点。与他们不同，马克思既不是从精神出发，也不是从自然物质出发，而是立足于“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立场来确定人的本质。
理论界存在一种制造《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对立的论调，其主要的依据是两个文本对于“人的本质”的不同阐述。在后一个文本中，马克思把人的本质之现实性归结为“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与他在1844年提出的“人的类本质是自由自觉的劳动”思想是什么关系？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国内外一些学者分别以这两处文本为依据，提出所谓的关于人的本质的两种观点：一派认为人的本质是“劳动”，一派认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实际上，把二者对立起来的做法，是对马克思思想的误解，实质上是对其思想的发展逻辑的否定。正如英国学者肖恩·塞耶斯所言：“人类生活的这两个方面：劳动和社会关系，绝对地、必然地联系在一起。将它们割裂开是人为造成的。”
一方面应当认识到，社会关系是劳动创造的产物，而另一方面又要看到，劳动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发生的。所以，人的本质是更具有基础地位的劳动，但这种本质的现实性体现在“社会关系”中。如果仅仅是把劳动看作人的类本质而没有看到它处于历史的社会关系中的现实性，并没有完全摆脱费尔巴哈关于“人是人的最高本质”思想的痕迹。马克思之所以在提纲中进一步说明人的本质的现实性，目的就在于更加彻底地与费尔巴哈划清界限。
在准确把握人的本质及其现实性的基础上，马克思阐明了“现实的人”的内涵：“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
此处蕴含了两重涵义：一是现实的人是从事实践活动，确切地讲是从事物质生产的人；二是现实的人受物质的界限、前提和条件的制约，是处于一定的、客观的社会关系中的人。那么，“现实的人”对历史的前提作用如何呈现？
“现实的人”不仅从事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同时他们也在生产中发生一定的物质联系，构成创造全部社会历史的主体力量。事实上，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就明确指出：“历史的活动和思想就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
即是说，历史绝非是由思辨哲学家的“笔”所预先规定的，而是广大群众追求实现自身利益的经验活动的结果。这难道不是在表明马克思正在推进以“现实的人”来代替费尔巴哈的“人”的工作吗？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更为清晰地认识到，社会结构、国家和意识形态等历史内容都根源于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意识［das Bewuß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 bewußte 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
由此，马克思向我们展示了“现实的人”对于整个历史生成的前提性作用。
以“现实的人”来解释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其实质在于对马克思所提出的“实践的人道主义”的把握。关于马克思思想与人道主义的关系，一直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过去一些学者对“人”的排斥，主观上是旨在警惕西方学界把马克思思想归结为人道主义的思想侵蚀，但实际上却容易落入另一种话语陷阱，即马克思思想存在着“人的空场”。其实，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是关于“现实的人”的人道主义，与费尔巴哈的“理论的人道主义”（包括西方学者所歪曲的）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人道主义者未必是共产主义者，但反人道主义者，肯定不会成为共产主义者。所以，我们不能笼统地排斥以“人的本质复归论”（“人Ⅰ→非人→人Ⅱ”）来阐释历史进程的图式。以人的本质异化和复归来解释历史，并不意味着把客观条件排斥在视野之外。马克思是明确反对把人的本质与物质生产、物质生活条件割裂开来的。只有立足于“现实的人”，凸显“人的本质复归论”的物质性内蕴以及“实践的人道主义”同共产主义的内在联系，才能避免陷入一心探求主体的主观思辨泥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