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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人类面临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加速恶化，“生产的自然条件”受到严重破坏之时，生产力理论中“生产的自然条件”概念研究的当代意义就凸显出来了。人们不得不反思，人类的生产能否持续的发展下去？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是无限制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形成有没有自然条件基础？自然条件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有什么影响？要解释并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拓展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新视域，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范畴之外，添加第三个范畴——“生产的自然条件”并对其进行深入的探索。
在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理论研究中，引进“生产的自然条件”概念，开展对“生产的自然条件”的研究是有其理论背景的。在笔者看来，推动人们对该问题重视的理论动因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詹姆斯·奥康纳从生态维度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给我们的挑战。
詹姆斯·奥康纳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指出：对于生态问题，尤其是当今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历史唯物主义显然是有“理论空场”的，应该“重构”一种生态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奥康纳指出：“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阐述中，决定物质生产和自然界关系的，主要是生产方式，或者说是对劳动者的剥削方式，而不是自然环境的状况和生态的发展过程。这样，它实际上把主要内容放在了人类系统上面，而给自然系统保留了极少的理论空间，尤其是，自然界之本真的自主运作性这一既能有助于又能限制人类活动的力量，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却越来越被遗忘或者被置于边缘的地位。”
奥康纳认为，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忽视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既具有社会的特征，又具有自然的特征。“历史唯物主义的确没有一种（或只在很弱的意义上具有）研究劳动过程中的生态和自然界之自主过程（或‘自然系统’）的自然理论。”
在他看来应该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置于自然的维度中。
詹姆斯·奥康纳不仅试图重构历史唯物主义，更试图找到一种可以清晰地思考全球性环境破坏的理论，一种既对系统性的经济力量，又对社会性和政治性运动做出恰当思考的理论。这种理论显然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无法担当。基于这种想法，奥康纳提出了“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思想。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危机实际上有两重。除了马克思认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带来的需求不足，从而导致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外，还有第二重矛盾，即生产力、生产关系与外部的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侧重资本主义生产同外部自然的关系。
奥康纳把“生产条件”引入到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范畴之中，提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这一矛盾。正是国外学者的挑战促使我们从生态视角拓展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新视域，加大对“生产的自然条件”概念的探索。
其次是马克思丰富的关于“生产的自然条件”的论述对我们的启示。
从对马克思经典著作的研究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用了大量的篇幅来阐发“生产的自然条件”对生产力的影响。例如，马克思说过：“撇开社会生产的不同发展程度不说，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这些自然条件都可以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等）和人的周围的自然。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归结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
这里说的“自然条件”实际就是指“生产的自然条件”。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界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既提供了生产和生活资料，又提供了精神食粮。马克思还具体论述了“生产的自然条件”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对劳动者“人本身的自然”的影响，对生产工具、劳动对象的数量和质量的影响。马克思还对资本主义农业破坏“生产的自然条件”的行径进行了批判。只是人们过去忽视了马克思关于“生产的自然条件”的论述。现在是凸显马克思这些思想的时候了。
再次是弥补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理论不足的需要。
我们接触的传统生产力理论主要是苏联范式的。苏联范式在解读生产力理论时往往过度强调人类对自然的改造能力。“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这种定义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教科书中俯拾即是。生产力固然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但这种表述却是一种单向性的关系，自然界只是被人类征服和改造的对象，忽视了自然条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没有科学地概括出人与自然的全部关系。传统生产力理论存在明显的缺陷，即将人类与自然的有机联系割裂了，抛开了人所处的环境，孤立地强调人对自然的作用，没有把人类协调自身与自然关系的能力纳入到生产力理论的范畴中去，没有准确概括出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部内涵。传统生产力理论过度膨胀了人的主体性，忽略了自然对人类的限制和制约作用。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紧迫任务就是要摆脱苏联教科书模式的影响，将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扩展到自然领域，在生产力理论中，开展对“生产的自然条件”概念的研究。
最后是顺应经济发展方式转换上的理论渴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走的是一条“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难循环、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道路，这种增长方式消耗了大量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其直接后果就是资源和环境对经济的制约日益显现。高消耗换来的高增长，必然是高排放、高污染和低效率。问题的严峻性引起我国政策制定者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确立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之后，对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在“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我党又明确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发展目标，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并同时指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所谓经济发展方式，是指生产要素的分配、投入、组合和使用的方式。一个国家采取何种经济发展方式，是与该国的“生产的自然条件”息息相关的。我们关注的，不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源丰裕条件和资源配置方式能否支持经济的快速增长，而是其能否有长期可持续维持经济增长的“生产的自然条件”。在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初期，生产力的水平还很低，通常的发展方式是依靠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以大量的消耗“生产的自然条件”为代价，产出更多的产品，满足人们的需求。但是，这种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最终会导致生产的不能维系。我们对“生产的自然条件”的研究正好顺应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化上的理论渴望。
在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理论中添加了“生产的自然条件”这个概念后，一个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接踵而至，那就是，“生产的自然条件”概念的规定性是什么？它与历史唯物主义原有的“地理环境”概念有什么关系？
“生产的自然条件”是一个新概念，学者们还没有对其给予足够的关注。在我看来，“生产的自然条件”主要是指人类生产活动形成与发展面对的自然前提和自然基础，包括地形条件、气候条件、土壤条件、动植物资源、矿产资源、水利资源、海洋资源、土特产品等自然因素。
“地理环境”一词，最早是1876年由法国地理学家列克留提出的，他认为地理环境是“围绕人类的自然现象的总和”。此后的学者们大都采用此种解释。如李秀林等人将地理环境定义为：“与人类社会所处的地理位置相联系的各种自然条件的总和，如气候、土壤、山脉、河流、矿藏以及植物和动物等等。”
不难看出，此种观点中的“地理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指的是我们说的“自在自然”，是一种狭义的地理环境的理解。而以申盛泰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地理环境是指一定社会的自然条件，即进入社会生活领域的自然条件，而不是抽象的脱离人类的单纯的自然界。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学者认为，“地理环境”不单单指“自在自然”，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地球表层。它一般包括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地理环境作用的考察上应该包括两个方面，即一方面应把地理环境作为社会的外部因素看待，另一方面应把地理环境作为社会的内部因素看待，如薛勇民在《走向社会历史的深处》、顾乃忠在《地理环境与文化——兼评地理环境决定论研究的方法》中持的就是这一观点。
通过概念的辨析，人们可以看到，“生产的自然条件”与“地理环境”在内涵与外延上有一定的交叉，那为什么还要引进“生产的自然条件”这个新概念呢？笔者认为，在历史唯物主义，尤其是生产力理论中引进“生产的自然条件”概念是十分必要的，因为“生产的自然条件”与“地理环境”概念，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地位和功能是不同的。首先，两个概念的论域不同。“地理环境”是就人类社会所处的场域来讲的，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物”的意义上讲的；而“生产的自然条件”是就人类生产活动面对的自然条件而言的，是在生产力理论中论述的。其次，两个概念的范围不同。“地理环境”还有广义的理解，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而“生产的自然条件”是指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自然基础和自然前提，是指在生产过程中起到限制以及促进作用的“自在自然条件”和“人化自然条件”。再次，两个概念的语境不同。“地理环境”是在社会存在的语境中使用的，生产方式、地理环境和人口因素构成了社会存在的主要内容；而“生产的自然条件”是在生产力语境中出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的自然条件构成了生产力理论的新内容。最后，两个概念的出场境遇不同。“地理环境”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是一个意义相对弱势的概念，为了突显生产方式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地理环境”往往受到矮化的处理，轻描淡写解释一下“地理环境”的作用，最后结论是，“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不起决定作用，在批判“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喧闹中，“地理环境”黯然退场了，更遑论其环境保护的意义。而“生产的自然条件”思想是在生态文明理念的呼唤下，在人类反思传统生产力理论的非生态性缺欠的理论重构中，进入人们的理论视野的。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提出“生产的自然条件”概念是有充分理由的，也是很有意义的。
首先，“生产的自然条件”是自在自然。根据“生产的自然条件”的概念我们可知，“生产的自然条件”的基础一定是“自在自然条件”，整个自然包括我们自身都是人类生产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可以说，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生产于斯。它是整个物质世界在时间的长河中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自然界的风滋养着世界所有生命体的呼吸。人类是与自然界同一的。另外，对于我们的生产活动，无论生产力如何向前发展，都需要在相应的“生产的自然条件”下进行。从这点也可以证明“生产的自然条件”是客观的。
其次，“生产的自然条件”又是人工自然。“生产的自然条件”这个“自在之物”，在人的产生之日起就日益转化为体现人的目的的“为我之物”。“生产的自然条件”在人的生产实践中不断地获得属人的性质，成为人本质力量的确证和展现。原生态的“生产的自然条件”的来源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而人类产生后它的来源是“人类学的自然界”。例如，人工开垦的良田、人工运河、人工林场牧场等人工自然条件。
“生产的自然条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由各个不同的要素构成，从整体而言，但凡人类要生存和发展，要进行生产活动就必须依赖“生产的自然条件”，那么也就是说全部的“生产的自然条件”都是人类生产所需要的，在这一点上而言它是整体的。就部分而言，“生产的自然条件”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同样的地区和同样的行业对“生产的自然条件”需求的部分也是不同的。以水稻生产为例，众所周知，我国是世界水稻栽培的起源国，水稻在中国广为栽种后，逐渐传播到世界各地。就整体的“生产的自然条件”而言，水稻是一年生栽培谷物，喜高温、多湿、短日照，对土壤要求不严。但随着水稻耕作的传播和品种的改良，水稻的种植最北可以到达中国黑龙江的呼玛，除了南极洲之外，几乎大部分地方都有稻米生长。各地区的稻米生长所需的“生产的自然条件”出现了差异，但最基本的习性大体上是一样的。
站在悲观主义者的立场上，“生产的自然条件”很显然是有限的，以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中最重要的可耕地面积为例，“在陆地的总面积中，约1/5太冷；约1/5太干旱；约1/5是山地；约1/5是丛林和沼泽地。”
石油、煤炭、森林等资源的储量呈逐年下降的趋势，气候变暖、尾气排放，水资源污染相当严重。“人类社会和人居环境的关系已经发展到关键时刻。从我们居住的这颗星球能否继续适合人类居住这个意义上说，这颗行星所遭受的毁损已达到了这样的地步：它正在威胁着自然界的延续和社会自身的生存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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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生产的自然条件”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是有限的。但在乐观主义者看来，应该有这样两个预设存在：一是人类必定向善；二是科技的进步一定能解决现有的问题。在这些预设的浸润下，人类一定会幡然悔悟，大多数的人会珍惜相对稀缺的“生产的自然条件”。另一方面就是“生产的自然条件”的有限是相对的，人类会在任何现有的“生产的自然条件”下进行生产，并会在科技进步的条件下把它继续赋予人的属性，使其成为人类所需要的“生产的自然条件”。赛义德·侯赛因·纳尔斯（Seyyed Hossain Nars）在《人与自然》一书中写道：“自然已被现代人祛魅，自然已经成为物，这种物在更大的程度上被人们利用和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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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从这个角度看，它又是无限的。
所谓现实的“生产的自然条件”，是指对生产起直接或间接作用的那部分自然条件，是已成为自然生产力构成要素的那部分；而潜在的“生产的自然条件”，是指暂时还没有对生产起直接作用，但将来必然起作用的那部分自然条件。
“生产的自然条件”在总体趋势上都将参与生产过程，但在某一阶段只能是部分自然条件对人类的生产活动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这些已经对生产发生作用的部分就成为现实的“生产的自然条件”。而另一部分还没起作用的“生产的自然条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认识程度的加深，科技水平的提高，一些潜在的“生产的自然条件”逐渐地变成为现实的“生产的自然条件”。我国人民发现石油由来已久，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了石油，但仅仅是对其颜色和燃烧的特性有所了解，可以说石油在当时对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来讲，其作为工业化生产意义上的“生产的自然条件”都是潜在的。而现如今，石油这个昔日潜在的“生产的自然条件”已经全面地渗透到人类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石油资源的重要性是有目共睹的，它的价格牵动着数以亿计的人，围绕着石油资源的角逐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历史、地理等领域日趋激烈。
可见，现实的与潜在的“生产的自然条件”这种区分是相对的，而且是相互转化的，不仅潜在的“生产的自然条件”可以转向现实的“生产的自然条件”，并且这种转化是可逆的。相信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会对许多现实的“生产的自然条件”说再见，它们渐渐变为“潜在”，而也许有一天它们又将变为新的现实的“生产的自然条件”。
所谓直接的“生产的自然条件”，是指在现实的生产活动中直接参与到生产过程中的各种自然条件。所谓间接的“生产的自然条件”，即指间接地参与生产过程的各种自然条件。直接的“生产的自然条件”是非常好理解的。参与到生产过程中的各种生产资料和地理环境等共同构成了直接的“生产的自然条件”。例如，种植业需要的土壤条件，制药业对某些药材原料的依赖，酿造业需要的特殊的空间环境、水分和光照条件。在这些生产过程中的各种物质要素，包括“人化”程度不等的自然要素和原始的自然要素如阳光、温度、湿度、水质、气候等地理环境因素，这些自然因素互相作用，形成了直接的“生产的自然条件”。
间接的“生产的自然条件”，就是就生产来讲有一定的隐蔽性、疏离性，它们不直接加入劳动过程，但是没有它们，劳动过程就不能进行，或者不会完全进行下去。因此，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形成了不同的生态环境或微生态环境，从而影响了物种的分布及结构，间接地影响了农业生产的条件、结构和布局，使农作物及林、畜产品都呈现强烈的地区差异和区域特性。
从宏观角度而言，“生产的自然条件”对社会发展起加速或延缓的作用，但不起决定作用，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但从微观角度而言，“生产的自然条件”对特定地区或特定的时间段的某个社会发展可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认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
简单说来，在一个国家里要发展煤炭工业，那里一定要有煤矿；土地要长出果实来，那里一定要具备一定的土质和气候状况。在某些条件下微观的“生产的自然条件”甚至可以影响社会历史的进步。像有“天堂岛”之称的瑙鲁，是太平洋上的岛国。瑙鲁虽小，但它的人均国民收入却很高，年均8500美元。全国住房、电灯、电话、医疗等全部免费。这个几乎所有食品和饮用水都依赖进口的国家何以如此富有？靠的就是海鸟上万年的栖息，留下的鸟粪化学反应后变成了优质的磷酸盐。仅出口磷酸盐瑙鲁人便成了“富翁”。近些年瑙鲁的磷酸盐矿产资源急剧下降，财政赤字严重，整个国家经济近乎崩溃。所以，相对而言，我们更要关注微观的“生产的自然条件”的变化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历史上，许多人类文明的硕果都陨落在自然条件的恶变中。现实中，也因为“生产的自然条件”的破坏，造成了大批的“生态移民”和“生态难民”。
生产力是人们在物质生产活动中形成的解决社会同自然之间矛盾的实际能力，是人类改造自然使其适应社会需要的物质力量。马克思曾指出：“一切生产力都归结为自然界。”
生产力从根本上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现实关系。“生产的自然条件”正是限制和影响这种能力发挥的先决条件。这种限制和影响触及到构成生产力的各个因素中。
“生产的自然条件”是劳动者体力和脑力的基础。
在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中，劳动者是生产过程的主体，是生产力中能动的、起主导作用的要素。劳动者首先应该是自然人，自然人的生存和繁衍便是生产得以开始的自然条件。劳动者体力和智力本身也是以“生产的自然条件”为基础的。现代科学表明，人类有共同的祖先，那么各种肤色的人种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祖先从事劳动生产的过程中，面对的“生产的自然条件”是不同的，在长期生产实践的过程中，人类本身也发生了变化，形成了各种肤色、不同的体型特点等。我国古书《大戴礼记·易本命》对不同的人的形成有这样一种说法：“坚土之人肥，虚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细，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丑。”
在智力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采集和狩猎水平大大提高，食物来源日渐丰富，特别是动物肉类食物的加入，使得人类大脑的发育加快，智力因素所占的比重日益增加，脑力劳动者在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智力的载体人脑本身就是自然的，人脑在劳动的推动下，日益完善，结构越来越复杂和严密，人类的智力日趋提高。总之，“生产的自然条件”促进了劳动者体力的增强和智力的提高，反过来劳动者的体力和脑力也变成了下一步进行生产活动的自然条件。
“生产的自然条件”为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提供来源。劳动对象是指人们通过自身劳动对之进行加工，使之成为具有使用价值以满足社会需要的那一部分物质资料，包括未经加工的自然物和已经加工过的人工物。看上去劳动对象与“生产的自然条件”很相似，因为劳动对象也是进行物质资料生产的前提，按照传统理论的说法，劳动只有同劳动对象相结合，才是物质财富的源泉。笔者承认传统说法的合理性，但是这只是能够进行劳动生产的必要条件。以农业生产为例，劳动与一块荒漠地相结合，并不是结合了就一定能够创造出物质财富，因为农业生产的特点，决定了农作物的生长需要土地、水源、光照、肥料、耕作方式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所以“生产的自然条件”为劳动对象提供了来源，并在生产过程中加入到劳动与劳动对象的结合之中。
劳动资料是人们在劳动过程中用以改变或影响劳动对象的物质资料或物质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劳动工具。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以劳动工具为主的劳动资料在生产力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马克思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
马克思还提到：“只要知道一个民族用什么金属——金、铜、银或铁——制造自己的武器、工具或装饰品，就可以事先确定该民族的文明程度。”
在人类文明之初，生产工具直接就是当地自然条件的“恩赐”，人们对各种自然物稍加处理与改造就成为了得心应手的生产工具，如锋利的石刀、石斧，木制的犁、锄，藤条做成的弓箭，树叉做成的农具以及青铜器和铁器工具等。各地自然条件的差异，决定了劳动工具的不同形态与用途。马克思所谓的“由于自然条件的不同……就有了劳动工具的天然差别”，
讲的就是这种情况。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我们现在的劳动工具已经有了质的飞跃，人们一般情况下很难从劳动工具中直接看到其构成的自然材料。但是，我们不应当忘记，无论是多么复杂和多么先进的劳动工具，都直接或间接来自于自然界，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从石器、青铜器、铁器、大型机械到智能工具，其中的原材料都毫无例外地产生于自然界。可见，在劳动资料这个生产力的重要要素中包含着自然条件的因素和影响。
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经济关系，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和产品分配关系构成。生产关系贯穿于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全过程。“生产的自然条件”在生产过程中为所有制和产品分配方式提供物质基础，是人与人关系解放的自然前提。
“生产的自然条件”是所有制和分配方式的物质基础。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是人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方式，它表明生产资料归谁所有，为谁支配。所有制的形成与“生产的自然条件”息息相关。因为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构成生产资料，正如上文所说，“生产的自然条件”是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的来源，那么，占有生产资料就必须对相应的“生产的自然条件”进行占有。众所周知，有什么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就有什么样的分配关系，无论公有制还是私有制的分配方式，都必须有个前提：那就是要有“物”可分，有剩余产品可分。例如，地主阶级的剥削关系是建立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这里的“土地”显然是“可耕地”。试想一下，如果耕地的自然条件恶化了，耕地荒芜了、沙漠化、石漠化，或者被重度污染而丧失了可耕性，地主没有“地”了，他靠什么去剥削？这样的剥削关系还存在吗？所以，社会物质产品比较丰富，人们分得的产品自然就会相对多起来，而前提就是“生产的自然条件”要相对优越。而当“生产的自然条件”受到污染而惨遭破坏时，人们的生产将会夭折，这时的所有制关系和分配方式将无从谈起。
“生产的自然条件”是人与人关系解放的自然前提。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在于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也就是达到全人类的解放。而这种解放是通过人与“生产的自然条件”关系的改善，进而冲破人与人的对立来实现的。在“生产的自然条件”相对稀缺的条件下，人与人的关系必然是对立的，因为维持生存和发展的手段不足，本身就需要人自身作为手段来填补，更不用说贪婪欲望支配下的掠夺与对抗对人的自由的践踏。“生产的自然条件”限制和制约着生产力的发展，使其在现阶段还不能充分满足人类的需要，人的解放还受到社会条件与自然条件的限制。马克思说：“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
也就是说，黑人只有在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情况下，他为了生存才成为了奴隶。当“生产的自然条件”可以满足他的生存需要时，他完全可以通过农耕、采集、渔猎、手工作坊等方式，很惬意地生活在大自然的怀抱里，而不受被剥削之苦。历史上有英国的资本家把机器和工人搬到澳大利亚，想在那里复制在英国的剥削关系。结果是失败了。因为，当地优越的“生产的自然条件”可以养活逃离了资本家魔掌的工人。由此可见，“生产的自然条件”是人与人关系解放不可或缺的自然前提。可以说，生产关系归根结底是一种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其基础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关系。
首先，随着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研究生态维度的拓展，生产力理论中的“生产的自然条件”概念是非常值得研究的。由于受到“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理论浸润，我国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中，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教学中，只关注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辩证关系，几乎没有探讨不容忽视的“生产的自然条件”问题。生产力理论的展开是在预设“生产的自然条件”当然存在的情况下进行的，而没有突出强调“生产的自然条件”在人类生产和生活活动中的关键作用，没有考虑到人类生产和生活依赖的自然资源枯竭、自然条件遭到破坏的情况下，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活动还会继续下去吗？“生产的自然条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形成并展开其辩证关系的自然前提、生态基础，离开了“生产的自然条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就无从谈起。事实上，马克思非常重视自然界的使用价值，他把自然条件、自然资源的状况和社会生产劳动的效果联系起来，充分肯定自然界是有价值负载的实体性要素，在生产劳动中，没有自然界所提供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人类社会的生产将无法维系。所以，“生产的自然条件”概念应当成为历史唯物主义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范畴。
其次，研究“生产的自然条件”概念有助于回应西方学者们的诘难与挑战。以詹姆斯·奥康纳为代表的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缺乏“生态”的维度，没有从生态环境变化的视角来看待社会历史的演变。历史唯物主义围绕着人类物质生产活动展开的，没有意识到人类对自然的改造也会成为人类自身发展的障碍，没有意识到自然已经越来越成为制约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奥康纳认为，缺乏生态维度的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着“理论空场”，现在应该强调“自然”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占有重要地位。应当承认，奥康纳的观点是很有见地的。我们不要回避这个问题，而应当加强对“生产的自然条件”概念的研究，努力拓展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视野。
最后，研究“生产的自然条件”概念有助于纠正我们忽视生产的自然条件的恶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也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我国生产的自然条件，如空气、大气层、水源、森林、草原、湖泊、植被等遭到了大规模的破坏，土壤污染、地表和地下水污染、石漠化、沙漠化、泥石流等生态灾难的频发，导致生态脆弱，环境恶化地区的民众不得不背井离乡沦为“生态移民”。一些地区的生态环境危机，重创了当地的生产条件，导致了农业、渔业、畜牧业的重大损失。所以，重视对生产的自然环境和自然条件的保护，重视生态修复和自然恢复，有利于生态农业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当代生态危机与人们长期忽视“生产的自然条件”有关，现在到了研究生产的自然条件、重视生产的自然条件的时候了。
[1] J.B.Forster.1999. The Vulnerable Planet .Monthly Review Press.p.85.
[2] S.H.Nars.1997. Man and Nature ： The Spiritual Crisis in Modern Man .Chicago，Illinios：ABC international Group.p.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