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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这一处遗址，名头很大，列为世界文化遗产，遗产名称为“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位处河南登封。
这一组古建筑群以“天地之中”而折服当今世界，堂皇跻身世界文化遗产之林，与素负盛名的嵩山密切关联。嵩山为中岳。中岳庙是所有岳庙中保存最完整、规模也最宏阔的。古时，五岳四渎祭祀体现了农耕中国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则五岳庙与四渎庙于中国文化之体现，大可比肩同为官方祭祀的文庙。“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正是以中岳庙及太室阙为首，尚有同为汉阙的少室阙、启母阙，因佛法西来而有的少林寺、会善寺和嵩岳寺，以及属于“儒教”的嵩阳书院。至此，所谓“一体儒释道”，在“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中恰好也体现出来了。到了嵩山地面上，声名赫赫的少林寺固然不可不访，岳庙之首的中岳庙又怎能错过？得为四大书院的嵩阳书院固然令人向往，趋近带着玄奥、神秘的启母阙探个究竟岂不快哉？于我而言，这些都可以暂且舍下，径直来到跟前这一处遗址，才可心安。此地今称告成镇，史称阳城。
跟前这一处遗址，比起“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里的庙、阙、寺、院，似乎和中岳嵩山关系不大。但是，它和“天地之中”的关联，却远非这一应庙、阙、寺、院所能及。它是台，观星台。
这是一座世界级的古观星台。遥想大漠雄风劲吹，欧亚大陆连横，造就了一个恢宏无比的大舞台。伟大的郭守敬，就着这一座大舞台，一通经天纬地。他用一条京杭运河，作画于万里江山；他凭一只四丈长表，度量那九重苍天。蒙元帝国无如昙花一现，郭守敬堪堪生当其时，得以倾其才情。在大元帝国辽阔得不可思议的版图上，郭守敬建观星台二十七座，南及今为海南岛的琼州，北达古称北海的今贝加尔湖。史称“四海测验”。这座观星台，是“四海测验”的中心，也是遗留于今人最完好的一座观星台。现在的遗存中，最触动人的，莫过于郭守敬远超前人而建四丈长表下之石圭，名为“量天尺”。实在大气派。量天尺前静静站立，竟是惊心动魄的感觉。郭守敬这一量，量出了以“敬授民时”为旨趣的《授时历》。在西方，两百多年后，哥白尼撰写《天体运行论》，开启实证科学之时代，惊天动地远甚于蒙古铁骑；三百年后，《格里高历》诞生，渐渐随全球化而“荣升”为全球纪年，所谓“公元”。今人盛赞《授时历》与《格里高历》极相吻合，为之自豪。可是，若非晚生《格里高历》验证了《授时历》之精确、巧密，郭守敬的这座观星台及其所蕴含的东方智慧与气概，多半入不了西人眉眼。这个世界，已是泰西定圭臬。
然而，观星台里，别有圭臬，另藏玄机。若言奥妙无穷，全不为过。
砖砌的观星台南向数十步处，有梯形石座，底边四尺，高约五尺，石座上立石碑，约高五尺。碑上勒五字：周公测景台。石座带了裂纹，石碑略为残损，字为绿色。悠远、深邃，沉静、安闲。此为唐开元年间“仿周公旧制”所建。“测景”即测影。唐人不知其后郭守敬来此量天，但知早先周公于此测影。周公测影，建土圭、立木表。唐人大概景仰前贤，以坚硬可久之石代替土圭、木表。据说，“代表”一词由此而来。未知确否。前后相隔两千多年，周公测影与郭守敬量天，旨趣大异。郭守敬为的是“敬授民时”，所及乃时间如何度量；周公则求“天中”，要旨在空间如何把握。古代中国，时间如何转为历法，确然是“政治问题”，关乎国泰民安，帝王不可不慎重。而周公之把握空间，更属政治观念上“都城于天地之中”使然。政权之正当、治理之有效，在在关联着“都城于天地之中”。
唐人之景仰，留给今人难解之惑。有人以为，周公建圭、立表处，即现在唐人所立“周公测景台”，并无差别。另以为，周公建圭、立表处，其实是与郭守敬的观星台完全重合，唐人是略略错开了立石基、石碑做“代表”。好在，今人可以忽略这毫厘之差，只当相距两千多年的默契，犹如针尖对上麦芒，唯有“中”字可以形容。
周公自西来，顺渭水、穿函谷，到颍河之阳；郭守敬向南下，履平原、越黄河，抵嵩山之阳。他们测影、观星之所，竟然合了水之阳与山之阳，定然别有玄机。暂且放下。郭守敬可归为“职业科学家”，更准确地说是个“治国型技术官僚”。他大概是用了比较实证的法子，选定这个“四海测验”之关键。二十七座观星台中的绝大部分，他指派官员观察、记录，只有七座由他亲自观测。西来的周公，身为“摄政王”，肩负一朝安危。他欲定“天地之中”，缘何到此？他应该无暇如郭守敬般顾及那么多的“测景台”。合理的猜测是，他来此测影，不是为寻找“天心地胆”何在，而是要验证“天心地胆”即此。那么，他凭什么预知于先而验证在后？也许，只能把这个问题归为天意、神谕了。早期政治，原本就是“巫王合一”的。“摄政王”周公，怀通神之能，知“天心地胆”所在，恭谨求证。此所以遗迹于后世，有“周公测景台”。也只此一台。
这一番揣度，非凿凿之言，不可作数。猜疑、否定，轻而易举。谨严之士，尽可认“周公测景”为臆造。故而，郭守敬的观星台可以身披殊荣，分属“世界文化遗产”，而“周公测景台”经不得西人圭臬之实证，与“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的名号无如咫尺天涯般。这结局，不免几分滑稽。剔出“周公测景台”的“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还能名副其实？而这结局，又似乎是注定的。问题不在如何看待“周公测景”，而在于如何理解“天地之中”。
“摄政王”与“科学家”默契相中的这一处，既为颍河之阳，又是嵩山之阳，原本是叫阳城的。恰当至极。与“周公测景”一样，这阳城，是大为可说却又说不清的。其可以前溯至夏代。“夏都阳城”原为史籍所载，无人知其所在。数十年来，有物证似可证明“夏都阳城”就在此嵩山之南、颍河之北。但是，又看来证据不足。因此，以严格的实证标准，“夏都阳城”尚不知其踪，不足为信史。然而，所谓往事如烟。历史大抵是半信半疑的。若因“半疑”而弃，既是极端，也再无历史可言。若以“半信”而谨慎信之，大概既免极端，也才对得起前人之创造与心血。这“夏都阳城”，且信上一信，又如何？汉代去夏不远，其建启母阙于嵩山之阳，大抵有些依凭的吧。说来，历史自有其两面性。一面，为客观的、确定的、可知的，连带着是与物化相关联的、可实证的。另一面，为主观的、模糊的、感知的，相应地是无关物化的。历史的这一面，是后人的心灵感受、情感体验，无如冷暖自知。弃置更不用说鄙夷这一面的历史，那就是把历史彻底对象化了，也就是把历史彻底物化了。记得钱穆先生言及中国文化，有“以历史为宗教”之谓。论中肯綮。若历史纯然物化，岂能有此神妙？
那个令华夏后裔千呼万唤而犹抱琵琶的夏，“都于阳城”，是否也含了“天地之中”的心思而有意为之，不得而知。周公摄政，求“天地之中”，却是成心要舍下渭水边的丰镐，恭建新都的。唯其如此，才堪称“中国”嘛。周公之后，虽然周代垂数百年，依然傍着渭水为都，终有“平王东迁”，于“测景台”左近新都洛邑。自此，多少朝代、无数君王，就着“测景台”，上下左右各都其都。中岳嵩山一带，成了中国都城最密集所在。
岐山鸣凤，周原出鼎。迄今所知，周鼎“何尊”上之四字，是“中国”最早出现的信实：“宅兹中国。”自此，欧亚大陆东部，一方水土滋养一方生民，号为“中国”。其意何如，也许莫衷一是，更兼误解多多。
若是华夏一族，自诩“中央之国”，自矜“中心之地”，着实狭隘、自大。其屡遭蛮族入侵、近世落后挨打，且当自取其辱。可纵然“中国”所指为“中央之国”，处“中心之地”，也未必就要落个狭隘、自大之骂名。中央相较于四方，无四方则无中央；中心由周边所成，舍周边则失中心。如此，“中央”之自诩，“中心”之自矜，也许恰含了自我检点、自我约束之意，而使“万方”永为“万方”，“周边”自成“周边”。万方“来”则朝，周边“进”则贡。不来无妨，不进自便。“中央之国”，内敛不求扩张，自足不事豪夺。放眼当今战国体系，若列强也求内敛，不豪夺，与“四方”“周边”相安无事，朝也好，贡也罢，皆为周瑜黄盖，何妨个个自诩“中央之国”。
所谓“中国”，不是“中道之国”“中庸之国”“中正之国”？虽然未必事实上做到了行事中道、取舍中庸、待人中正，以此自期、自爱，而非自欺、自白，何其高远之生命取向？为达中道、中庸、中正之境，以身处“天地之中”鞭策、激励，何其谨严之生命态度？普天之下，人人知中道、中庸、中正，个个以“修己安人”，何须基督负十字、佛祖拈花指？
所谓“天地之中”，可无关具象之某处，指的是人昂然卓立于“天地之间”，上承天命，下接地气。上天有好生之德，欲使万物生生不息，“天下”之人，受此“天命”，既善待自身，也善待万物乃至山川。大地以慈悲为怀，供泥土、水流令生灵安身立命，“地上”之人，获此“地气”，既滋养自身，也共活鱼虫禽兽、林木花草。“天地之中”，人遂可称“顶天立地”。可是，科学当道，引人类越发“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人之于天地，已是弃天命、毁地气，殇天戕地。奈之何？
神秘的“周公测景”，莫测的“天地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