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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条洮水，名字取得真好。它是实实在在的陶水，陶器之水，彩陶之水。兆，意为开始，加“水”旁，为河流之名，正契合了洮水与“人文初始”之关系。这关系，落在陶上。
比起黄河那些声名赫赫的支流来，洮水缄默无闻。关中的渭水，流淌出八百里秦川，流出周秦的辉煌，流出汉唐的雄阔，流着汉赋唐诗的风骚雅韵，流着佛法东传的阵阵梵音。山西的汾水，不仅滋养过尧舜的功业，也化作竹叶青的芳香，使华夏大地平添了好意象。可有谁知道，若非陶土成器在先，何来周鼎之肃穆、酒缸里化生？渭水也好，汾水也罢，任你千年风流，引来无数英雄，也终究不过在下游，在洮水的下游。
这洮水，不同于通常的“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从东南向西北流的。在黄河快要流到有金城之称的兰州时，洮水汇入黄河。切莫简单地当这是孩子扑入母亲怀抱。于华夏文明，黄河固然称“母亲河”，洮水却也是可以尊享这一荣耀的。或者说，若非洮水，黄河之为母亲河，便有些不够分量，不是水量少了，而是逊色了。这一色，是马家窑彩陶的夺目光彩。
马家窑是洮水之滨的一个镇子，本不起眼。几十年前，考古学家在此突然发现了大量的彩陶。按照考古学上的做法，“史前”的“新石器时代”，用地名加“文化”来命名一处有新内涵的考古发现。由于公认陶器之于人类文化具有鲜明的、独特的表征作用，遂把陶器作为划分史前文化类型、识别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依据。正是在马家窑彩陶的闪耀中，严肃、严谨的中国考古学家慧眼以识“马家窑文化”。这“马家窑文化”，生成于距今五千多年前，是以河南渑池的仰韶村命名的“仰韶文化”的延续。它堪为华夏文明史上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进入冶金时代之前的人类文明，通称为“史前”。其时，人类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定居、农耕、制陶的历史。“史前”一词，实不确当，叫“新石器时代”也是不可理喻，改称“陶器时代”才妥当。先民在这个时期陶土成器，已是琳琅满目、多姿多彩。素陶、灰陶、黑陶、白陶、红陶之外，复有彩陶艳绝今人。马家窑文化之于彩陶，自是登峰造极，空间上无出其右，时间上其响后绝。马家窑彩陶，器形之美、色彩之亮，令人为之倾倒。而其内涵之丰富、寓意之玄妙，纵然今人穷竭智识、心神俱付，却依然不敢轻言得窥堂奥。
以彩陶耀世的马家窑文化，空间分布上不限于今日甘肃境内的洮水两岸。与洮水流域毗邻的，是青海境内的湟水流域。湟水发源于青海湖东侧，今有湟源为名之地。据说，华夏过去称为“北海”的今日贝加尔湖，有“地球之井”的美誉，所蓄淡水为地表五分之一。青藏高原上名为“青海”的湖，则有“高原之眼”的雅称，甚至也称“人类之眼”。湟水即在青海湖的“眼皮底下”，聚高原融雪，早于洮水注入黄河。这一地域，遂称“河湟谷地”，一样地供先民安居，并陶土成器。这洮水、湟水，真像携手并行的姐妹俩，养育了璀璨的“马家窑文化”。
从兰州西出，先过洮水入黄河处；再行经青海的民和、乐都至西宁，即是河湟谷地；由湟水上的西宁，向北折去大通。这一带，正是“马家窑文化”所在，出土的彩陶，博物馆里藏珍、学者著述析论。飞驰的火车上，临窗放眼，心思却顺时间之轴前行数千年。那些陶土成器的先人，不论是否成了仙人，都已无存、不显。知否，知否，其形大小？其貌美丑？惜哉，惜哉，其人已随洮、湟去，东流入海不复返，空留古陶在此地。幸也，幸也，远古彩陶上各式线、纹、图、符外，还有人，姿态多样，栩栩如生。何不称其为“陶人”？陶器上的先人，可以眼见，为实像陶人。而那陶土成器之先人，眼不得见，为虚像陶人。实像陶人是虚像陶人的化身，存与今人品识。虚像陶人是实像陶人之原身，可由今人神会。
有些彩陶盆上，内沿绘有舞蹈人像，人像数量不一，还分了组，每组人数也不一。论者或以为是虚像陶人在彩陶上通过舞蹈人像投射自我。这便是彩陶之为艺术了。不是说，艺术是人的确证吗。也有人不以为然，认定舞蹈原是娱神的，即所谓“以舞降神”。如此，彩陶就承载了信仰。还有人匠心独运，发现“舞蹈纹盆花纹组合中展示了日月回旋、周年轮回和季节划分的特征”。这是从彩陶的舞蹈人像上读出了先民的空间观念与时间观念。易言之，彩陶蕴含着虚像陶人对天地宇宙的认识。岂非，今人所言艺术、信仰、科学，在彩陶上已经初露端倪？
青海柳湾遗址发现一件马家窑文化的珍贵彩陶，是裸体浮雕人像彩陶壶。据说，这是迄今所见的中国最早的一件浮雕式“史前”彩陶。这件陶壶高一尺，表面浮雕。浮雕的一面是裸体人像，另一面雕着蛙纹。裸体人像刻意突出女性器官特征，如隆起的腹部、乳房，但在女阴部又有一凸起物，似乎表现的是阴阳合体形象。有人断言，这件器物的装饰，将彩绘与雕塑技法融为一体，是史前艺术上的一次巨大创新。就其用处，公认这件陶壶不是日常器具，而是具有礼仪功能甚至祭祀所用的礼器。因此，其雕塑的含义就极为特别了。有人又联系到背面的蛙纹，以为这或许是一件有关生殖崇拜或生殖巫术的特殊器物。
今人大概不能区分，陶究竟是艺术的载体，还是艺术本身。似也不必如此区分。兰州城里，有专注地系统论证彩陶艺术的人士，断言陶器时代的彩陶艺术，是“不为艺术的艺术”，处于“艺术与非艺术之间”，而成为“最接近人性本原的艺术”，实在是后人“无法再现的辉煌”。
这样的陶人，现代的“文明人”却视其为“原始人”，甚至只当是“野蛮人”。何其狭隘、无知、自大。这自大，和一种特定的历史观紧紧勾连着，叫进步论。按照进步论，今天比昨天进步、合理，明天则比今天进步、合理。据此，自然是今人比古人高明，今人是文明的，古人则必定是野蛮的。这样的进步论，严格考较，不过近五百年来西人的思想，几乎与西方人的全球征服扩张、工具突飞猛进同步。法国人孔多塞，简直把这进步论历史观发展到极致。在他看来，人类精神世界如同器物领域，今是昨非，乃至可以清晰地列出《人类精神进步史表》。
“轴心时代”里的希腊，毕达哥拉斯提取出数，德谟克利特发现了原子，亚里士多德演绎着逻辑，适为此数百年来大化流行的实证科学之源头。东方智慧则缺少这一般敏细、精微、剖析、谨严，数十年来惹起多少忧思之士自叹弗如，气短、情伤。然而，于大地与泥土，亲近、膜拜乃至皈依，实是东方心灵的独特所在。这不仅表现为青铜时代既有夏至祭地于北郊之举，也体现于尊山岳以祭之，遂有五岳庙。东岳庙、中岳庙得以身列世界文化遗产，算是今人感知先人之心灵。这般东方心灵，还延及为江、河、淮、济四渎立庙，以渎庙拜水。至今尚有王屋山下济渎庙之存，且为四渎合祭之庙，连带着也将“北海”贝加尔湖祭一祭。其于华夏文化之承载，实不下于东岳庙、中岳庙。另一面，对天、地态度上还是有别的。《礼记》所谓“是以尊天而亲地”。在民间信仰一面，几乎各村都立有土地庙，即可见一斑。到了今人往顾人类历程、追寻远古精神之时，便更能感受得栽培所得芬芳、陶土所用温度，更能把握那存在于辽远的时间深处的一缕缕心音。“农耕和制陶是应用泥土的两种不同的文明技艺。”轻轻一语，直陈要义，恰是东方心灵在现代文明里与远古遥相呼应，向先祖虔诚致意。
一万多年来，华夏耕作、陶土，不仅陶瓷之为器、艺饮誉寰宇，单就“陶”之一字，也是含义丰富、饱满。陶，先做名词，指称一应器物，自具用处；再做动词，代表相应行动。行动领域里，陶在具象层面是形塑、烧制，为陶冶、陶铸；而这陶冶、陶铸，在抽象层面已带着超越性而为化育、养成。更有甚者，陶还做形容词，陶醉、陶然、陶陶，生动、形象地传递着精神之灵动、情感之欢愉。“石器时代”或陶器时代之命名，非辞藻之异，乃心神之别。若是手上只有石器以砍、砸、割、刺，眼中只见石器之砍、砸、割、刺，万年来的文化会如何积累？精神世界又如何荡开？
今人当知，五六千年前的陶器时代里，“野蛮”的“史前”虚像陶人，已是一番经天纬地，更是顺天应地，却并不惊天动地。看似简单的陶土成器，无中生有地自造了空间，将虚、实辩证呈现，将动、静转承于无形，也在物、我两静中融时间之轴上的过去、现在、未来于陶器上，更使生、死循环往复。
在最简单的制作中融贯最深邃的精神世界，在最有限的器物中蕴含最精微的生命理解。是为陶人。
能不礼敬有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