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文明的曙光降临之初，人类就已经有了“野蛮”与“非野蛮”的感性区分，而与形容词“非野蛮的”相对应的抽象名词“文明”，则是在1756年由维克托·里克蒂·米拉波在《人类之友》一书中，首次在非司法领域使用。此前的《通用法语和拉丁语词典》中，“文明”被定义为一个“法学术语”，指代由民法取代军法的社会，是希腊城邦公民意志发展而来的结果。而米拉波则在此基础上加以扩充，认为“文明”是指代一个文雅、有教养、举止得当、具有美德的社会群体。而在这部《人类之友》中，他则进一步将“文明”的范畴予以扩充，认为“文明”是广泛存在于农业、工业、商业中的一种特定的社会交往形式，推崇不断增长的人口、自由和公正。由此可见，“文明”的概念是基于欧洲中心主义对人类自身发展的反思而提出的。
米拉波为“文明”勾勒出了主体、范畴与衡量标准，而相同时代的法国财务大臣杜尔哥和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弗格森，则重视“文明”内含的动态与发展，他们将“文明”视为过程，重视文明概念中的“教化”，把人的精神和行为逐渐发生变化作为“文明”的标志。在这些思想家的论述中，“文明”在人类词典中的定义逐渐确立，并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开来，正如斯塔罗宾斯基总结道的：“文明之所以能够被人迅速接受，是因为它将先前存在的多种表述概念聚于一身……文明一词首先指的是一种过程，即个人、国家和所有人类走向教化（civilized，这个词过去就存在）的过程，然后它也指代这一过程带来的结果。文明概念充当了一个将多种观念统一起来的概念。”
文明的概念很快成为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的大航海时代，既为“文明”概念的确定提供了素材，让欧洲人对自身的存在与发展产生了反思，又让他们在这种援引和比较中，不由自主地将“文明”建立在宗教、科学与种族之上，凸显自身在文明中的优越地位：基督教伦理对人的行为规范进行约束和引导，是“教化”的方式；科学和技术是帮助人们不断战胜自然、寻找规律，不断使自身的力量膨胀，是“教化”的内容；而宗教与科学让欧洲白人这一族群蓬勃兴盛，让白种人认为自己是最文明的种族。
及至19世纪，在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下，西方的基佐和东方的福泽谕吉先后再论文明，将文明的性质阐述为个人的精神发育和社会的秩序养成，而这两者都存在从不足到成熟的过程。也就是说，人类发展宏观层面的“文明”，存在着一条既定的路径，在这个线性的路径上，各个地域文明的不同，不再是“空间/共时”层面的不同，而成为“时间/历时”层面的不同，先后之分也就成了优劣之别。这些建构出的时间上的“明日先知”，实际上是为了在空间上“打击异己”。当社会达尔文主义用生物进化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来解释社会的发展规律和人类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为“只有强者才能生存，弱者只能遭受灭亡”的殖民主义逻辑提供了理论支持，另一方面，则将人类文明的多向发展挤入了一个单行道中。
尽管这种文明概念的单一性是强势的，但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也是被一些欧洲思想家所质疑的。法国思想家伏尔泰认为，“跟一个像中国这样的民族争夺它那些名副其实的名望是何等鲁莽笨拙”。“中国人在道德和政治经济学、农业、生活必需的技艺等方面已臻完美境地，其余方面的知识，倒是我们传授给了他们的。但是在道德和政治经济、农业、生活必须的技艺等方面，我们却应该做他们的学生了。”
伏尔泰的认识与罗素一样，显然看到了中国文明不同于欧洲文明的特殊性，看到了中国文明这一古老文明具有的历史成就与世界价值。遗憾的是，由于晚清以来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使得世界看轻了中国文明的特殊意义，乃至国人自身对中国文明的价值也抱有怀疑态度。似乎人类文明的进程就是单一的线性进化过程，现代化等同于欧美化，西方价值观等同于普世价值观。
以中国文明发展而论，一直以来被视为“传统”和“现代”而对立存在的“晚清”与“五四”，在王德威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中被振聋发聩地解构。在《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一书中，王德威从一向不受重视、历来被视为行将就木的晚清文学中，摘取了狎邪、侠义、谴责与科幻四个门类，发现在晚清中国的这些文学作品中，已经有了关于欲望、正义、价值、真理这些现代性核心命题的探索。在体现人们空间与时间想象的晚清科幻中，“传统/现代”“中国/西方”都属于空间范畴，而非时间范畴。线性史观的本质性被打破，从而让我们司空见惯的思维定式，显现出其后天建构的一面。与此同时，未被西方启蒙的中国，依旧基于自身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产生了“现代性”意义上的文明萌芽。
如何看待中国文明的现代性基因与动力，成为学术界一个崭新的视角。
同样，学界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提出明朝后期在经济上的资本主义萌芽、唐宋的现代性色彩政治经济改革，与其说是将中国现代文明的萌芽时间不断前推，不如说是打破西方视角下的“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质疑西方线性历史的进化论、发展论和方向感。西方线性史观正是通过将“中国”与“西方”的关系转化为“传统”与“现代”，“落后”与“先进”，而将中西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不断内在化。中国与西方，是建立在两种文化资源上的不同文明模式，也是无法以同一个模式化的指标来衡量各自的文明程度的。追溯中国从何时发展成为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文明”，不如重新讨论我们应该如何描述“文明”。
中国文明如是，亚洲、非洲与拉丁美洲等地的文明亦是，每一种文明都有着自身特殊的区域、历史和贡献，都滋养了各自的族群，也被各自的族群所珍爱。其实，即便是一度被视为“历史的终结”的欧美自由民主体制，一次次面临危机、左支右绌，也不得不从其他文明汲取文化资源，这些所谓“落后文明”的独特价值不断凸显，甚至还成为人类未来的希望所在，如同罗素把中国文明作为弥补西方文明病症的良药，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将巴西视为“未来之国”。事实上，人类不需要强迫的、统一的、同质的文明进程。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应当是推动建立文化多样性的现代化，而不是文化单一性的现代化。在人类新文明的建设中，打破单一参照体系，建立多样生态体系，才是整个人类文明走向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人类的文明观念需要更新升级，从欧洲定义的旧文明，更新为体现多样性的人类新文明。在人类旧文明的观念中，纯粹才能完美，只有“自古华山一条道”，不同地域的文明无法并存，只有相互替代。而在人类新文明的观念中，融合才有活力，追求“条条大路通罗马”，建设人类物质丰富与精神丰富的美好未来，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实现。每个个体既对自身的民族身份感到骄傲，也对作为全球文明的一分子心怀认同，在不同文明与文化的对话、理解、吸收与合作中，丰富自身文明的内涵，增添与时俱进的调整。人类新文明的愿景，既是人类整体走向新的发展阶段，又是每一个子文明获得活力、得以延续。
中华文化的复兴是中华民族当代发展的重大使命，也是中华民族贡献世界的强大动力。文化自信的出发点是文化自觉，落脚点是文化自强，通过自主选择文化发展道路，着力构建支持民族发展的精神支柱与文化条件。
（1）着力点之一：强化国家的文化主体性
当代民族国家的文化属性与政治属性、地理属性等同等重要。葛兰西在论述“文化霸权”时强调，文化霸权的“领导”与暴力机器的“统治”不同，是一种经过大众同意进行统治的方式。它不是争夺“领导”权的问题，而是争夺领导“权”的问题。中国的文明源远流长、文化资源丰富，但在将强大的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领导权、突出国家的文化主体性上，还远远不够。
21世纪的国家竞争，愈发体现为意识形态之争、价值观之争、文化之争。国家的文化主体性对外决定能否占据道义制高点，产生文化吸引力，对内决定能否形成民族凝结核，产生文化凝聚力。
中国已经走进世界，然而世界还没能完全走进中国。如同人与人之间打交道、做生意一样，决定合作到什么程度的，是具体的利益和条件，但决定能不能合作的，则是双方坐下来谈条件之前，对彼此的总体印象和初步判断。因此，解决国际争端，消除对抗思想重于销毁对抗武器，促进国际合作，强化文化主体性基础上的人文交流优于强化贸易优惠性。
国家的文化主体性体现为精神独立性、认同自觉性、话语系统性。国家间的经济水平可以有高低，但文化间只有差异没有高低，各自的精神世界是基于历史、地理等独立形成的。本国内的国民应对自身的文化基因、文化血脉有自觉认同，并基于这一文化认同塑造自身，与不同文化进行平等交往，没有对强者仰视、对弱者俯视的跨文化摇摆。文化的表现形式是话语体系的系统性，围绕自身文化能够形成完整的概念、范畴、表述体系。
（2）着力点之二：强化全民的文化认同
如果不能建立有效的民族文化体系、获得全民投射的认同，其弊端在于，一旦个人的人生遭遇一些挫折，就容易陷入精神困境之中，一旦国家的发展遇到一些困难，就容易陷入历史虚无之中。政治上缺乏信仰，社会上缺乏信任，文化上缺乏信心。不能够以长远的历史眼光看待社会生活，动辄前半年听信自媒体鼓吹“消费升级”，就架设杠杆过度消费，后半年听到朋友圈传言“消费降级”，就战战兢兢觉得即将破产。既没有享受改革发展红利的坦然与自信，也缺乏全民族共克时艰的决心与勇气。
建立文化认同，就是建立人民对自身历史与文化的了解，从而在漫长的时间和辽阔的空间中，找到自身归属的文化社群，形成自觉自发的内驱力、向心力。要获得这种了解，最便捷的方式，就是以史为鉴、开卷有益。饶宗颐说，“我相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全民读书越多，越对世界各种文明有兴趣，越对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有准确的认识，有理性的自信心，这个国家就会越加富强，这个民族就会更加优秀，这样才是真正的中华文化复兴”
。对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大国来说，一旦全民的阅读热情与文化热情洋溢起来，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自然显现出来，国民对自身文化基因的认同就会自然滋生。
事实上，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倡导全民阅读，建设学习型社会”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全民阅读”概念多次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被提出。中共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了“加强中华文化典籍整理编纂出版工作”“编纂出版系列文化经典”等重点任务。
当代中国人兴起的“国学热”正是全民文化认同感提升的重要表现，换言之，在民族独立、国家发展、个人温饱等问题解决后，国人开始文化寻根，在文化传统中找寻安身立命之本。对于这一积极趋势，需要积极引导，力争取得积极效果。要避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与学习中的标签化、商品化、复古化，而是力求学术性、内在性、开放性。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同时要把革命文化、西方文化等融合起来，形成凝聚人心、团结力量的文化共识。
对于如何判断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王蒙提出过三条标准：“一看是否有利于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二看是否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三看是否符合人类文明共识。”
这三条标准对于防止传统文化的误读、误传具有针对性和操作性。
（3）着力点之三：强化国家的文化形象
当代的国家竞争不仅体现在经济之争、科技之争，同样地，愈发体现在价值观之争、文化之争。作为中国这样的大国崛起来说，强化国家文化形象、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则具有更紧迫的意义。
从国际上看，在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已经走进世界，然而世界还没能完全走进中国。其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国家形象的制约。国家形象不是可有可无的战术选择，而是关乎国家在全球范围内长远发展的战略利益。一个国家要从大国成为伟大国家，其国家形象是关键性因素之一。
国家形象不是“自以为是”的形象，而是“他以为是”的形象。对国家形象的认知结果是总体性的，但其认知途径是多维度的。研究表明，决定国家形象的最主要认知维度是政府维度、企业维度、文化维度、景观维度、国民维度、舆论维度六个维度。
在这六个维度中，文化维度无疑具有根本性、基础性的意义，从一定程度上说，其他五个维度的深层次体现都是国家的文化价值观。
文化认知是软性的不是硬性的，文化认同是无形的但却是有力的。促进国际合作，建立文化形象重于设立优惠条款；解决国际争端，消除对抗思想重于销毁对抗武器。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既要有商贸合作也要有人文交流；既要有服装出口也要有图书出口；既要不断出口电视机，也要加大力度出口电视剧；既要持续提升GDP和境外投资，也要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如此双管齐下，才能让世界更好了解中国，有效树立良好的中国国际形象，才能让中华文化深入世界各国，才能让中国成为全球发展的思想引领者。
中国正处于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历史进程之中，全面提升国家实力，要靠硬实力和软实力共同提升。硬实力的核心着力点在创新能力，唯有不断优化自主创新机制、加快创新成果转化，才能破除世界上个别国家技术垄断带来的科技与经济风险。软实力的核心着力点在文化建设，只有认真发掘、传播中国文化与历史中的宝贵资源，才能推动国家的文化主体性、全民的文化认同感的统一，形成对内富有凝聚力、对外充满吸引力的文化中国形象。事实上，在人类的文明观念转型的时刻，中国有能力、有资源也有责任，为世界文明创造出一种崭新的文明生态，在展现自身丰盈文化的同时，成为其他文明在此共同展现的世界性舞台。
人类进入“现代”已经有两个多世纪，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反思愈发深入。其基本共识是：衡量现代化程度要从物质维度与精神维度两个维度上进行。物质丰富是财富问题，总量要多，分配要公，因而既关系到生产力的发展，也关系到生产关系的调整。在全球化的条件下，更要注重发展成果在不同地域之间的共享。精神丰富是文化问题，种类要多，选择自由，因而既要求有宗教、信仰、价值观、文学艺术等的多样性存在，又要求个体能够根据自己的需求自由选择精神的皈依，不因意识形态差异而冲突乃至战争，能够允许并促进不同的文化在世界各地自主发展。
促进人类文化发展思路从二元对立转变为多元共生，让世界各种文化成为人类新文明生态体系中的多元组成，成为构建人类新文明的重要任务，也为中华文化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习近平提出，“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做贡献的中国’”
。事实上，在当代人类文明面临更新迭代的历史时刻，中华文化以其宽阔的包容性、丰富的多样性、紧密的黏合性将成为构建人类新文明、实现世界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强大人文能量。
要培养关注人类问题的全球视角。今天世界面临的许多问题，包括气候问题、污染问题、移民问题、能源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等，已经不是一个国家关起门来能够解决的，需要各个国家共同面对。对于这些问题，中国应该基于自己的独特哲学和人类的共同立场提出自己的主张，贡献中国的智慧。只有当中国越来越多地在世界舞台上展现自己的思想与贡献，向世界提供越来越多的文化产品时，中华文化才能对人类新文明发挥更多的参与与引领作用。
柳斌杰在谈到“十三五”期间我国出版业的机遇与挑战时认为，中国“现在只是一个出版大国，还不是一个出版强国”。一个突出表现是，美国、英国等国家差不多每年都有引领世界文化潮流的作品流行全球，而我们现在的作品还不能进入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行列。“在每年世界文化产品排行榜里，中国还处于缺位状态。”究其原因，首先是，“我们确实还缺乏触及人类文明根本的话题，我们讲的东西还不能引起世界的共鸣。这并不是我们出版人的能力不行，而是我们出版的‘金矿’品位不高。这个品位是掌握在作家、科学家、理论家、思想家那里的，需要作者去创造、出版家去挖掘，大家共同努力，改变现状，提高质量”
。
要培养讲好中国故事的文化自觉。何谓“讲好”？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的要求就是标准。换言之，好的中国故事要能够展现好的中国形象。值得注意的是，好的中国形象并不是只能说中国的好事情，而是要进行真实、立体、全面地呈现，既要打破由少数发达国家强势媒体主导的国际传播体系中对中国形象描述的刻板性，也要突破我们自身传统传播手段的单一性。
“在讲故事的艺术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一味求新，普遍学西方，以致这二三十年把西方这100多年艺术探索的经验都借鉴了一遍，但如何对待中国自身的叙事资源，如何在故事中建构起中国风格、中国语体的文化自觉还不明显。”
向世界有效传播中国，并非放弃自身文化特色，相反，恰恰是能够以高度文化自觉来结合时代元素的传播，凸显文化精神识别度，传递清晰稳定文化形象，最能打动不同文化的受众，也才能体现中国智慧对人类新文明的贡献。
要培养数字时代传播的创意能力。推动当代文化传播，就要培养文创理念，具有创意视角、科技视角、生活视角。在数字传播与移动传播时代，移动终端成为获取信息的垄断性载体，一切内容成为数字化后进入移动终端才有可能获得最大限度的传播效果，而这种可能性就取决于内容的数字化创意能力。
在当代的文化传播体系中，社交媒体技术、智能媒体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等新技术的应用愈发成为潮流与主导。美国未来学家乔治·吉尔德认为，谷歌公司的传播哲学表明，互联网公司等高科技公司在当代越来越成为当代文化传播的载体。该公司的一位负责人认为，“这里的人在我眼中都是传教士，而不是雇佣军”。在谷歌，“免费提供信息、艺术、知识、文化和启蒙”
。这一分析表明了谷歌承载的文化功能，也是当代文化传播的鲜明特征。在技术驱动、网络传播、个性获取的当代传播体系中，对于当代中华文化的传播来说，全面提升创意能力，充分运用技术手段，进入全球传播网络，成为参与人类新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
中国知识分子具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文追求，中华文化具有整体论认识哲学上的人文精神，这些对于解决当代人类问题、建设人类新文明提供了独特的资源。在新时代，中国和中国文化理应也可以为人类新文明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