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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是个大话题。
在西方，青铜器与文字并列为文明的标识，人类的历程由此告别“野蛮”、脱离“原始”。当然，这个通行的说法需要重新辨析，尤其基于华夏文明。此处按下。在华夏，西周的青铜器皿何尊上有铭文“宅兹中国”，这是最早可见的“中国”一语。单此一项，即可见青铜如何牵连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远非物质层面的器具。夏商周三代之为“青铜时代”，乃是青铜铸就“国之重器”，其中青铜鼎为最，竟至为神州之指代、隐喻，既有“禹铸九鼎”之传，复有“泗水捞鼎”之讹。这几十年、近百年里，华夏大地迭现熠熠生辉的青铜器，光彩夺目而目不暇接，震惊世人遂令人深思。因此之故，觊觎、染指者多，盗卖、私藏者众。国之重器，流失海外，神州失色，华夏黯然。
吾人身为华夏后裔，自当略知青铜二一。各式读本中，《杜迺松说青铜器与铭文》，最适宜一般读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2 年版，为“大师说器”丛书之一。杜氏此书，一则以普及本而带有学术著作之格调，例如列有相关研究与考证文献，也能提示读者诸家异见。可谓不失青铜之庄重。二则既说青铜器物，复言青铜文字，无负“文物”二字。我以为，这是杜氏此书最胜过他人同类著述之处。说中国青铜，若是见器物不见铭文，简直“一文不值”。三则配图得当，既便利读者直观各式青铜器具及铭文，又不至以图害文。虽然“图文并茂”颇可称道，却容易诱使读者以图代文。这一点，本是著者、编辑、读者须得各自把握分寸的。
青铜话题之大，包含中国青铜冶铸是否由西亚传来，按西学则关乎华夏文明是否为独立起源、成熟的原生文明。说及中国青铜，这便是个首先需要厘清的问题。杜迺松指出，“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和甘肃永登连城马厂文化出土的用单范铸成的两件青铜刀，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两件青铜制品，表明至少在公元前 3000 年至公元前 2300年间，在中国已出现了青铜器物。中国青铜文明的产生，并不比世界上其他几个文明古国晚”。“综观这些文明古国，如古代埃及、两河流域、古代印度，大约在公元前 4000 年左右进入到铜石并用时代，公元前 2500 年左右进入到青铜时代”。
除了时间相当，铸造技法也可以说明中国青铜器并非西人所在意的“文化传播”的结果。“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制作采取的工艺方法主要是陶范法，另外还有石范法。春秋以后又对复杂的器物采用了失蜡法，发明了分铸法，以及错金银和镏金等工艺”。陶范法分了单范和合范两种，也是青铜铸造的两个阶段。复杂的器形只有采用合范法才能够铸造。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总共使用了陶范二十四块。这显然要求极高超的技艺以达于严丝合缝之境，也显然要求社会组织结构达到很高的水准。华夏的青铜工艺，不仅造就了青铜器之精美绝伦，也是中国青铜区别于古埃及、苏美尔之所在。西方学者所断言的中国青铜西传自西亚，就制作技艺而言，实不足信。
与三代的礼乐制度相关联的是，“种类繁多的大量青铜礼乐之器，这一特点是其他文明古国所不具备的”。大体说来，中国青铜器主要不作为兵器和农具，而是用于在庙堂之上体现威仪、庄重、肃穆、典雅。张光直说得直截了当，“从本质上说，中国古代青铜器等于中国古代政治权力的工具”。可惜，杜氏未曾就此条分缕析，将礼器与乐器做个基本罗列。乐器相对简单，器形也少。钟是读者较为熟悉的，也是主要的乐器，甚至苏泓月认为“青铜乐器钟为本”。“钟鸣鼎食”，大概能够体现这一点。钟按形制有甬钟、钮钟、镈钟。其他青铜乐器是铃、铙、钲、铎、铜鼓。顺便一说，锣是很晚才出现的，与青铜时代无关。
鼎为礼器之首，地位显赫。故而杜氏用了很大篇幅依据铭文谈鼎的不同名称、用途、器形，也辨析了一些不称为鼎的鼎。非得他这样的学养、识见，才做得到。若说礼器器形繁多，让人眼花缭乱，实不为过。要想详尽又直观地了解繁多礼器以使自己真的眼花缭乱的读者，可以读另一本浅浅介绍中国青铜器的书，《读懂中国青铜器——文化、形式、功能与图案》，译林出版社 2016 年版。作者戴克成（Christian Deydier），法兰西人士，既是收藏家与古董商，也是青铜器、金银器领域的资深研究者。此书当得起“图文并茂”。想省事的读者，舍杜迺松，取戴克成，也好。这是不登堂入室，只在青铜殿堂之外观望一回。聊胜于无。
说礼乐，最让人想到的是“礼别乐同”。礼区别、固化人的角色、身份、等级，谓之“差序有等”。这容易造成隔阂、敌对、分裂，乐则起调和、融通、协合作用。所以，礼乐之别，又是礼乐之同。隐含在礼乐中的，毋宁是节度、分寸。
例如，有一种器形称为禁。供奉祖先、祭祀天地或宴飨宾客时，常把酒具置于青铜案上。这种案形青铜器就是禁。古人云，“名之为禁者，因为鉴戒也”。这是周人吸取殷商好饮无度、奢靡颓废之教训，而着意强调饮酒节度。易言之，青铜酒器禁，体现的正是礼之为节的意义。据礼有节，因礼得节。今人赵汀阳解释礼乐制度，认为是赋予生活细节以神性，而这一份神性并不来自神，唯出于生活本身的严肃。此可谓得其真味。若不承认生活本身的严肃，便易放浪形骸、粗俗鄙陋。要是将生活的严肃着落于玄幻的神，必定鄙弃世俗生命固有之意义。这便不免是两种生命极端，纵欲与禁欲。礼乐固然使人有所拘束，固然泛为繁文缛节，却是在两种极端的生命形态之间取其中，以求不偏不倚。
青铜以器形极具审美价值，器形堪为典章法度之载体，制度之中内含三代的精神世界。而这精神世界，更在青铜器上的文字里。这类与甲骨文沿革的文字，称钟鼎文、金铭文、铭文、金文。杜迺松显然是有意让读者于此多些了解。以杜氏之见，青铜器上的文字，于今人意味着什么？
铭文可为史料，从中可知悉商周时期的史实，诸如祭祀、天命、德政、训诰、征伐、赏赐、田猎、职官等。若说青铜器乃是权力之彰显，那么其上之铭文更可视为权力技术。及至“西周铜器有很多都带有长铭。应当说，这时是以文字为主，器物为辅”。著名的毛公鼎近五百字，“实可相当《尚书》一篇”。杜氏没有提到春秋之际“铸刑鼎”。不知何故。
铭文可用于校正古籍，辨识历经传写刊刻的古籍所难免之差错，甚至可以甄别后人的伪作。
铭文又是汉字演化的一个阶段，其字体称为大篆，或称籀文，其前为甲文，其后为小篆。若没有了铭文，汉字三千多年的历史就不完整了。易言之，青铜铭文是华夏文字史所不可缺者。
书体与书写，既密切相关，又两相分离。基于书体又游离书体的书写，成了汉字独有的书法。这在铭文上也是多姿多彩而异彩纷呈。爱好书法的读者，大抵不容错过书中《商周金文书法》一节。汉字书体的连续和书写的连续，在杜氏的生动描述中清晰呈现。其中更谈道，“江淮一带剑、戈等武器，常饰有曲饶盘旋的鸟虫书。鸟虫书是一种美术字，从中可以看出先人在书法艺术上的追求与创造。晋国栾书缶在器表上饰有四十个光彩夺目的错金书。这是书法艺术史上的杰作”。我读杜氏此书，最畅快的，便在他谈论金文书体与书写的这部分。杜氏笔触堪称细腻，用词极其优美，令我遥想三千年前的那份丰采。
此书略为不足的是结构有些散乱，条理不甚清晰。虽然作者自承，应上海辞书出版社之特邀而编写此书，我读来感觉似乎更偏向于口述成文，致使少了点前后关联、文题吻合之斟酌。例如说“青铜器四大价值”，所及仅历史、艺术、科学三者。借个老话来评断本书，是“瑕不掩瑜”。
他这个散，又散得如数家珍般信口道来。华夏大地广袤的东南西北，三代至秦汉历两千多年，今人相继取出先人藏珍的青铜，杜迺松了如指掌，又向读者挥手指点。有心读这一册“散文”的读者，就当是随杜氏一通走读。九万里神州上，读回三千多年。
杜氏此前另有一册《中国青铜器》，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 年版，为中国文物学会专家委员会主编的“文物名家大讲堂”丛书之一。此书胜在条理清晰，易于阅读，然而配图有喧宾夺主之嫌，内容相较而言明显单薄。读者尽可自行取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