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家田青描述洞箫专场音乐会:
身披族徽的日本箫家,低头缓步走到舞台中央,坐下,静默着。全场观众随着静静等待,等待一件即将来临的大事。过了长或短的不知多久,箫家吹出一道声音。这声音,呜咽着,仿佛来自辽远的时间深处,把那亘古即在的苍凉和温暖送到每个观众的心中。
田青笔下,箫家了不得。一道声音能引人至辽远的时间深处,又并蓄亘古之苍凉与温暖。我眼里,田青也了不得,足称箫家知音,更解天地之蕴。这便难怪白居易诗云,“一声来耳里,万事离心中”。这一来一离,已是禅境。孟郊更于《听琴》谓,“学道三十年,未免忧死生。闻弹一夜中,会尽天地情”。诗家之言,果其然乎?那就随田青走一趟,回溯中国文化的元典时代。
田青的描述,在《禅与乐》,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2 年刊布。田青的主旨,在弁言结束时:“当今中国音乐发展中暴露出的主要问题,是背离了中国传统音乐的本性和传承,丢弃了中国传统音乐中曾经蕴含着的禅意,盲目、全面地照搬西方音乐的一切。只有在透彻了解中国音乐与禅近似的本质之后,只有在重新忆起禅和禅宗曾经深刻影响中国音乐的发展历程之后,我们才能找回中国音乐独特的意境。而只有深具禅意的音乐,才能在国际乐坛上彰显华夏独特的乐风。”
读者若是起了极大的好奇于禅与乐,那么弁言之后不妨直接从第五章接着读。这一章最有趣,满满的故事,把乐中禅、禅里乐说得生动、风雅。本章题为“禅者:在山水与音乐中”。单这几字,便明其意:禅者,亦乐者,悦于山水与音乐。田青说,“从中国传统音乐的内容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音乐像中国传统音乐这样有着如此众多的以表现大自然为母题的乐曲……在西方,自然作为艺术的母题,要等到启蒙主义思想家提倡返回自然和浪漫主义勃兴之后”。单就古琴曲,他感慨,“我不知道在世界音乐史上,还可以有哪一件乐器的独奏曲中有如此众多的经典作品是表现自然,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人对自然的欣赏陶醉,表现大自然的无穷魅力和人的自然属性的”。琴音中的大自然,寂静、清幽、阔远、空灵,“看不到山呼海啸、风卷云翻的壮阔景象”。琴的这般意境,极有意味,实在可以无穷地品味。
田青在第五章向读者展开一幅人物谱,起于两晋,文人与僧人,向佛的文人与身具人文素养的僧人,交相辉映。谢安、支遁、慧远、嵇康、阮籍、王维、白居易、苏东坡,再细细道来“一个特殊的音乐家群体”琴僧。跃然纸上,是鲜活生命;字里行间,乃山水、清音。这实在也是一套引人入胜的画卷。他们使音乐臻于化境,而音乐又使他们的生命融汇于天地。别有妙趣的是陶潜,“不会琴又怎么办呢”?《宋书·陶潜传》曰,“潜不解音声,而蓄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这情景,似可远追庄子,近则应和王徽之、桓子野邂逅道途以笛声相知却不着一语。乐之迷人,一致于可以无音矣?
想必田青的画卷会引来更大的好奇,中国传统音乐到底有何奥妙?这奥妙又如何与禅、禅宗、禅意相关联?那就返回来,依次读第二、三、四章。第二章《白马东来》,先以不足十页的两节简要叙述佛教东传和禅宗历史。熟悉中国佛教史的读者,可以略过这两节;殊少了解禅门由来的读者,能从中得个大概,添了识见。第三节堪为《禅与乐》全书重点之一,《禅宗影响下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音乐》。录其要于此,以便利读者明了:
在美学层次,禅宗思想与道家思想、儒家思想一道,塑造了中国音乐的一切美学特征;
为中国固有音乐提供了新的物质材料与新的形式;
作为音乐家的佛教徒为中国音乐的繁荣所作创造;
以庙会的形式为中国广大民众提供了一个大众性的娱乐场合;
由于宗教独特的保守性和其对传统的特殊尊重,寺庙成为保存中国传统文化的“冰箱”。
须得有个说明。禅,既说的是中国佛教的一个宗派,也指佛教的那份意味,即禅意。读者似应不限于禅宗来理解禅。田青之言便是,“禅作为一种哲学、一种思维方式、一种生活态度,无疑是世界上最具宗教性的思想体系;而禅宗作为一种信仰、一种修行方式、一种佛教宗派,无疑也是世界上所有宗教中最灵活、最具世俗性的宗教”。
第三章、第四章无疑是《禅与乐》最有分量的两章。第三章讨论“禅与乐的相似性”。这个角度,堪称关键,也极诱人。田青的要义,即在标题,“活泼的禅心与流动的音符”。他说:
在所有艺术中,音乐是最不具备物质性的艺术。它所借用的“物质”手段,不但与绘画、雕塑、建筑不同,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而且,构成音乐的基本材料音阶、调式、调性等等,也完全是人类抽象的结果,在大自然中本不存在。而在佛教的所有宗派中,禅宗的非物质性也是最明显的。一句“不立文字”,道尽了音乐与禅的相似……禅与音乐,都是人对宇宙、对人生的把握。禅是叫人明心见性,洞彻宇宙、人生的真谛;音乐是将声音生命化,用有意味的声音形式去表现人对宇宙、人生的种种感受。禅是洞彻生命的哲学,音乐是表现生命的艺术。
这就注定会有第四章《禅风乐韵》紧随。首先是“单旋律中的禅意”,中国音乐以简约,乃至极简,与明心见性契合。这个部分,读者可以获得关于中国音乐的真知灼见。田青写道:
中国音乐的特质之一,是中国音乐的线性思维,亦即单音性。它就像中国人的黄皮肤黑头发一样,是中国音乐区别于其他音乐的本质特征。它是在长期的传播使用中形成的,它本身便是一种文化,一种不容变易不容混淆的文化。
用简约的精神来代替并纠正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束缚,是禅宗对中国传统音乐相当重要的贡献。一旦沐浴到禅宗法雨甘露的中国音乐,不能不在禅宗锐利的思想锋芒下有所改变。中国音乐的简约之风,是与唐代禅宗的兴盛同步发展的。从中国传统音乐的节奏与旋律中,不难看出中国音乐受到禅宗简约之风影响的深度与广度。
作曲家赵晓声在《中国音乐与东方美学》一文中,另行解说中国音乐的简约特质:“从句法或语法上看,中国音乐只有短句而无真正意义上的、能与瓦格纳或拉赫玛尼诺夫或马勒那些几十乃至上百小节的乐句相似的长句。从这一层意义上说,中国音乐的大结构,是由无数简练短句所构成。戏曲唱腔中的长句在音乐上也是由若干短句所构成。绵延无终的漫长句型不符合中国音乐的结构原则。”在我看来,这说的,岂止于中国音乐,也是中国人的文章法则,还是中国人的口语形态。
说到中西之异,再看田青之见:“在多声思维和器乐的合奏方式上,禅影响下的中国音乐与在人本主义哲学和个人主义思想影响下的西方音乐,也有着很大的差异。在多件乐器合奏时,中国传统音乐是同中求异,而西方音乐是异中求同。中国传统的合奏曲讲究的是不同的音色在同一旋律中的交融消长;西方多声音乐讲究的是不同声部不同旋律的对比竞争。中国音乐用绵绵不断的‘横’的线条追求‘和’的境界,西方音乐在一个又一个‘竖’的异音并作中表现生命中最闪光的瞬间。”田青把握乐中的世风、世相及东西互异,一语中的。
中国音乐之简约,又绝非简单、简易、简化。唯在其重韵。田青指出,“中国音乐重韵味、轻技术的倾向,可以视为禅宗顿门影响下的结果。受西方音乐教育的人,可能会认为只有复杂的、多声的、交响性的音乐才有丰富的表现力。但是,受禅思想影响的中国音乐家们却在单声音乐的基础上充分强调韵的表现力,使中国音乐成为一种以最少的音符表达了最丰富内容的音乐”。
音乐之韵,最是“不落言筌”。所以,“在西方古典音乐中,一般来说,一首没有固定节奏节拍的乐曲是无法演奏的。但在中国音乐中,这种靠心来体悟的,无法言说,无法用节奏符号标明节拍的‘无’节奏的节奏,却充分释放着中国音乐家们出众的音乐才华和表现力。毋庸置疑,只有在产生了思想上无比自由的、脱却了一切外部形式束缚的禅的民族,才可能产生出同样如此自由的、脱却了节奏束缚的、在空灵散淡的音的流动中体现美的音乐。禅对心的特殊观照,对内的彻底探求,是造成中国音乐含蓄内在,即使在节奏中也要体现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神秘感的原因”。
我所建议的这个倒读顺序,可算于中国音乐、乐之与禅,由表及里。接着再来一番犹如溯源的功夫,看看怎样。这下要建议的是,读第一章《中国人的宗教观和音乐观》。这是田青为其主题整理基础。百多年来,欧风美雨中,如何看待、理解中国文化中的宗教,迭见歧义。田青果真是于华夏文化之脉搏把得准,至少是八九不离十。他注意到华夏文化重生的取向,关注的是现世。这就迥然有别于信奉独一真神的宗教。我把中国文化中的宗教,认定为弱宗教,即带有明显的、极强的世俗色彩,甚至宗教意识淡到近于无,却又不是真的无。到两千年前佛法东传时,正补了中国原生文化的某些空白,那就是如何摆脱生死之困扰,使中国人从“忧生死”到“了生死”。中国原生文化在弱宗教的另一面,田青断为“伟大的礼乐之邦”。这个伟大的礼乐传统,起自黄帝的《云门》、尧的《咸池》、舜的《九韶》,延至周的《大武》。到了两千五百年前,由编钟所产生和表明的“极美妙的金石之声、可敲出两个谐和音的双音钟、达三个半八度的半音阶排列的完整音列、十二律在实践中的应用以及旋宫转调的实践和理论”,已是人类音乐艺术的极高成就。“欧洲古典音乐真正的发展”,比这晚了两千多年。
再由中国元典时代下行,由源而流,到第六章《禅曲探珠》。田青选取六首今人尚能浸润其中的禅乐,《普庵咒》《那罗法曲》《江河水》《南音》《行道章》和《行云流水》,特向读者推荐。如今只保留在闽南的南音,田青以为是“世界上最慢、最绵长的音乐”。“一纸相思写不尽”七个字,“竟然要唱整整九分钟”。“这七个字,是柔肠百转,哀婉入神;这九分钟,是跌宕起伏,回肠荡气”。田青以之为华夏正音。而《行道章》,也完全符合唐大曲的曲式。其奏起时,“九天之下,大地之上,似乎只有《行道章》雷霆般轰鸣疾驰的音乐。当音乐狂奔到终点无法再前进一步时,便戛然而止。刹那点睛的空白之后,长引一声,在结束这首伟大乐曲的同时,印证了白居易描写的唐大曲,‘繁音急节十二遍,跳珠憾玉何铿铮。翔鸾舞了却收翅,唳鹤曲终长引声’”。
原书是附了这六首曲子的光碟的。最该如此,更是田青周全于读者。2012 年夏季我第一次从厦门大学图书馆借出新书时,这张碟是随书的。待我为写作本文于 2017 年末再次从图书馆借阅,只有纸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