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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变化反映在观念形态上，体现为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或转型。虽然学界不乏关于当代中国文化的学术讨论，但是其中鲜有真正关于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探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现有关于当代中国文化的讨论，要么局限于主流文化的范畴，要么局限于精英文化的层面，将中国文化与中国主流文化、中国精英文化等量齐观。例如，著名学者俞吾金认为，当代中国文化是由中国传统本位文化、苏联马克思主义文化和西方的自由主义文化构成的。这一特殊的文化结构蕴含着以下的文化冲突：一是普世主义与种族中心主义的冲突，二是总体本位与个体本位的冲突，三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共同富裕的冲突，四是发展科学技术与科学主义泛滥的冲突，五是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文化心态的冲突。
陈立旭也持类似的观点，认为 21 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选择应该是“三大传统的良性互动”。他所谓的三大传统，即中国文化传统、西方文化传统、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传统。
如果将当代中国主流文化或精英文化视为当代中国文化（或当代中国文化的主要形式），那么什么是当代中国社会文化？
笔者认为，所谓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简言之就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价值、理念和规范的总称，是当代中国社会的观念形态的反映。从社会的构成而言，它包括社会精英和社会大众，因此，社会文化反映的是社会精英和社会大众的共同价值、共同意识和普遍规范，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大众文化（更不仅仅是精英文化）。
通常意义上，大众文化是相对于精英文化而言的，并与之相区别，但是就大众文化本身的含义而言却有诸多不同的意见，其中有两种代表性意见：（1）将大众文化与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等同，是反映大多数人的文化兴趣和爱好，易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文化表现形式
，甚至将之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特殊文化形式，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之后出现的文化现象，它通过大众传媒传播，由文化产业按照资本主义现代化生产方式进行生产，满足大众私人文化空间需求
；（2）将大众文化与市民文化并论，认为大众文化本质上是现代工业社会背景之下所产生的并与市场经济和商品社会相适应的一种市民文化
。概言之，大众文化就是市民社会文化。为此，有学者对应中国社会的知识分子群体、市民群体和农民群体将中国社会文化划分为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三种形式，并且认为大众文化在中国经历了一个从支流到合流再到主流的发展过程
。特别是中国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以后，大众文化对主流文化和民间文化的渗透日益加剧，以致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社会得以广泛蔓延。
一般而言，大多数社会的文化与其社会结构是相统一的，但也有不相统一的情形。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就发现，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技术—经济体系）同其文化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断裂或矛盾：前者受制于一种效益、功能理性和生产组织之类术语表达的经济原则；后者则趋向靡费和混杂，深受反理性和反智情绪影响，这种主宰性情绪将自我作为文化评价的试金石，并把自我感受当作是衡量经验的美学尺度。
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的矛盾，毋宁认为它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的一种特性，而且这种反理性的、反智主义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文化随着经济全球化、资本化，正以所谓的现代性名义向世界其他社会渗透、扩展。当代中国社会文化无疑也受到了市场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市场经济不但有力地推动了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同时它的一些核心原则或规则也日益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主要结构元素。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发展之中，引领当代中国社会思潮，成为一个现实性课题。
与此同时，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还与政治体制改革、思想解放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首先，是全能主义政治体制的解体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创造了自主空间；其次，是政治与社会的日渐分离，为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最后，是政治体制本身的民主化以及公民文化权利的追求，为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和持续动力。
此外，现代工业的迅猛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快速进步，也为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重要载体。尤其是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网络文化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不但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文化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而且还大大影响了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趋向。网络文化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犹如“双刃剑”，如果不对网络文化加以正确引导、合理规范，它将对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发展产生消极乃至负面的影响。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化，是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另一个关键性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发展表现为现代化、理性化、世俗化、多元化等阶段性特征。
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反映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总体要求。中国的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诚如俞可平所言，现代化是一个整体性的社会变迁过程，经济上，它追求的是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政治上，它所要实现的是民主政治，文化上，它所倡导的核心价值是自由、平等和人的主体性。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化，归根到底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需要，它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则直接推动了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理性化发展。改革开放摒弃了狂热的社会运动，破除了盲目的个人崇拜，解除了单一的思想禁锢，为当代中国社会文化“除魅”（disenchantment）及理性化创造了前提条件。随后市场经济的发展则进一步推动了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理性化发展。诚如韦伯（Max Weber）所言，虽然“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及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通过‘理念’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经常如铁路上的转辙器一般，规定了轨道的方向，在这轨道上利益的动力推动着行动”
。在当代中国社会，理性主义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而日渐张扬，成为规范人们行为的一个重要“转辙器”。因此，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理性化的同时也为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提供理念支持和价值资源。
但是，不得不引起注意的是，理性化的另一面却是功利化。理性化在追求效率、科学的同时往往也精于“算计”。这种工具理性——只问以何种手段来达到最为有效的计算性行为——盲目扩张的后果，也将导致卢卡齐（Georg Lukács）所言的“理智的毁灭”，或哈贝马斯（Jürgen Habemas）所说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为此，哈贝马斯开出了“沟通理性”的药方，以治疗工具理性的疾病。
世俗化是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世俗化也突出表现为现实化、去政治化的特色。建筑在相对自主的社会基础之上的当代中国社会文化，也与国家的意识形态相分离，成为一个独立发展的文化领域，较少受到政治力量的钳制或国家意识形态的强制干扰。
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当代中国社会文化也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样态，这也是社会自由进步的一种表现。在近代初期，中国社会文化基本上由精英文化、市民文化与民间文化三分天下，其中，精英文化变化最为剧烈，其间完成了传统士大夫文化向现代知识分子文化的转换，五四运动是这一转换的社会仪式；市民文化获得了长足发展，民间文化一如既往地在乡村社会流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这种三分的社会文化逐渐被改造为一体化的全民文化。这种一体化的全民文化以全民同质性为前提，又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为基础。直到实行改革开放，我国社会文化才重新趋于多元化。
由此，费正清论述道：“20 世纪晚期中国的文化多元、知识活力、社会多样，从某些方面看来似乎是 20 世纪最初几十年的重演。这两个时期中，对外开放、新的商贸契机、地方分权日甚、中产阶级兴起、地方精英行动积极、没有凌驾一切之上的意识形态，加上中央控制趋弱，都给知性探索和个人创造力以更大的施展空间。”
多元化既是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一个鲜明特征，又是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一个内在动力和源泉。
但是，多元化同样也会导致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内部的结构性冲突。这些结构性冲突，当前主要表现在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族群、不同宗教信仰和城乡之间的价值冲突上：（1）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利益冲突，必然表现为不同阶层的文化需求、文化生活方式以及文化发展之间的矛盾；（2）我国是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而且地区差异较大，不同的民族、宗教信仰之间或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生活方式不尽相同，如何正确处理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地区文化生活方式及其文化发展的矛盾问题，不仅是我国当前和谐社会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关键性问题；（3）在我国，农村文化和都市文化是两种不同形态的文化，前者以农业文明为支柱，后者以工业文明为主导，二者之间的文化冲突主要表现为流动农民（农民工）的文化适应问题以及强势的都市文化对弱势的农村文化的侵蚀与解构。如何解决二者之间的文化冲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整体发展。
此外，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结构性冲突还表现在传统与现代的价值冲突、经济与道德的价值冲突、公平与效率的价值冲突、个体与整体的价值冲突等方面。总之，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既要保持多元化的生动局面，又要调适其结构性矛盾，在多元的基础上进行适度、合理的整合，促进中国社会文化的和谐共生，将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一项重要主题。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和谐化，还必须借鉴文化生态学的观念，诚如俞吾金所言，只有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出发，自觉地协调各文化要素之间的辩证关系，才能促使当代中国文化沿着健康的轨道向前发展
。
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和谐发展，实质上是建构社会共同价值和基本认同。这种“文化认同应该是一种‘建构性认同’的方式，不是静态地对历史或现实的文化价值的认定，而是以一种积极的、参与的、建构的方式，通过对什么是‘好的’共同体文化的开放性讨论，比较各种文化价值的意义，在一种动态的过程中逐步构建共同体的文化认同”
；这种社会文化的认同或共同价值的建构，同时必须建基于“文化自觉”之上，生活在该社会文化之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建构性认同”和“文化自觉”是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和谐发展的主要路径。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整合与和谐发展绝不是同时也不允许用单一、同质的意识形态来覆盖、替代多元、活泼的社会文化。
那么，当下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应该建构什么样的共同价值？笔者认为，这个共同价值就是现代公民社会理性应具有的价值、理念和规范，简言之就是公民性或公共理性，公民在关注个性的自由发展和公民权利增长的同时，也应积极履行公民义务、参与公共事务、关注公共利益，实现社会的良性治理，并建设一种健康文明的公共生活方式。建构公共理性，就是要自觉扬弃工具理性或形式理性的弊端，防止个体私欲和自我中心主义的无限膨胀，强调“重返社会”，采用一个健康善治的公民社会应有的思考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