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研究当代中国，就不得不研究其文化，文化是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表征。对当代中国文化的研究，有许多迥异的路径，而我更愿意采取经验研究的方式，去关照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文化服务和文化治理等重大现实问题。

本书汇集了我近些年关于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些理论思考和学术探索。在文化发展方面，由于某些原因，本书仅收录了两篇文章。第一篇就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及其阶段性特征进行了论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变化反映在观念形态上，体现为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并表现为现代化、理性化、世俗化、多元化等阶段性特征。第二篇文章考察了当代中国农村社区文化变迁。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区文化在经验层面、话语层面和规范层面几乎同步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激变，使中国农村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历史变迁。当代中国农村社区文化变迁的一个鲜明社会场景不仅仅是形式上所呈现的大规模人口流动以及它所带来的城乡之间的文化互动，还是越来越多的人从农村社区生活关系网络中脱离出来，产生的一种“脱域”状态。“脱域”既是当下农村社区文化变迁的一种表征，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社区文化变迁的一个结果，对农村社区文化将产生严重冲击。

文化服务的研究，是我这些年的主攻方向。自 2010 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以后，我便转向文化服务研究。文化服务，乃是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转型的逻辑结果。2005 年，我国才正式提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概念；而在此之前，一般把文化分成“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两个部分进行政策论述。发展文化事业的主要目的是向人民群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文化产业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不过它更主要的是通过市场的机制向民众提供多样化、多层次的文化服务。一般而言，不少地方政府更加重视文化产业，愿意把大量的资金投入文化产业发展，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似乎一时对地方经济发展没有明显的、直接的贡献，许多地方政府不愿意在这个方面花钱，于是造成二者之间的不均衡发展。在学术研究上亦如此，许多学者热衷于文化产业研究，相对的公共文化服务研究较为冷清。

我愿意将更多的的精力花在公共文化服务研究上。本书收集了我十余篇公共文化服务研究成果，其关切点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发展。譬如，关于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发展、关于农民工群体的公共文化服务问题，尤其是关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发展的探讨，都是围绕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在城乡、区域和人群之间的均等化发展这个主线来展开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我国当前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也存在同样的矛盾。其中，最突出的不平衡发展，是城乡之间的公共文化建设的不平衡发展；最突出的不充分发展，是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不充分发展。

公共文化服务不仅仅是一个“编码”的过程，还必须重视服务对象的“解码”。霍尔的编码与解码理论对于改善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公共文化服务涉及价值的生产和再生产，因此需要引入文化治理的新视角，不能仅仅从“文化福利”（或“文化民生”）、“文化权利”的角度来看待公共文化服务。公共文化服务实质上既是文化治理的一种形式，也是文化治理的一项内容。于是，我较早地倡导把治理引入公共文化服务，这又促使我的研究转向文化治理。

在本书的最后部分，我对文化治理内容、文化权利概念、文化政治学进行了初步论述。客观而言，我在这个方面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一些思考十分粗糙浅陋。我希望通过对公共文化、文化治理乃至文化与权力之间互动的研究来建构文化政治学，但前路漫漫，吾将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