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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列汉诺夫所处的时代，正是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期。资本主义社会原先固有的各种矛盾不仅没有得到解决，相反却日益加深。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又使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这些变化，“引起了马克思主义内部和外部的理论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现实性、历史命运的反思”
。
在普列汉诺夫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生产力不仅集中程度高、规模大，而且已经发展为行业垄断形态。在垄断企业成为资本主义支配力量的同时，资本主义的某些基本特性开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这些新变化，不仅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也加深了人们对资本主义本质的认识。
在经济领域，首先表现出暂时的繁荣，特别是由于辛迪加、托拉斯等垄断组织的出现，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状态似乎得到了克服，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似乎已经“缓解”。虽然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持续性的经济萧条，但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型与发展并没有因此而打破，反而保持较大幅度攀升。
这种特殊萧条，引起了理论界的争议。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萧条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真实体现，它再次表明了资本主义国家无力在资本主义制度内克服资本主义矛盾，资本主义的灭亡是必然的。也有部分学者认为，虽然资本主义出现了经济萧条，但是不但没有使他们走向大规模的经济衰退，反而在萧条中实现了自身经济的增长，这表明资本主义已经有了驾驭危机、克服自身矛盾的能力。因此他们宣称大规模的暴力革命已经过时，社会需要的是改良。这为后来的修正主义埋下了伏笔。
其次，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单个资本家所拥有的财力已经远远不能适应资本对利润的追求，于是股份公司作为一种新的形势登上了历史舞台。这种资本方式明显改善了过去只能通过企业实现财产集中的操作模式，是资本发展史的重大革命。同时这种集资方式也为美化资本主义提供了契机：由于大量的雇佣劳动者也可以购买一定的股票，从而造成一种假象：工人摆脱了被剥削的命运。因此，传统意义上雇佣工人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仿佛已经消失，一夜之间人人都成了“资本家”，整个资本主义成为了“人民的资本主义”。虽然资本的“人民化”是资本社会化的必然后果，但是如何从理论上认识这种最新现象，是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面对的严肃问题。
最后，资本主义生产企业之间的无序竞争被各大企业集团的垄断所代替，垄断作为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时代特征，引起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深刻变化：在自由竞争时代，市场活动的主体是单个的资本家，他们独自经营，自为一体，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他们必须与其他资本家进行激烈的竞争，致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生产无政府状态。而在垄断时期，大型垄断企业代替单个资本家，成为了市场活动的主体，它们可以根据市场的需要来“规划”自身生产，使整个资本主义摆脱原来的无政府状态，实现有组织、有计划地生产。学者对这种现象予以不同的认识，有学者公开宣称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实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计划性，克服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事实上，虽然垄断组织的出现改变了资本主义的运行模式，但是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无法克服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这种认识的不同成为后来引发争论的现实根源。
随着经济变化，在政治领域也产生了一些新情况。单一线性的阶级结构开始向多元化方向转变。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企业内部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导致企业人员配置发生重大转变。
这种转变模糊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两极对立，阶级矛盾更加隐蔽、复杂，甚至出现了崭新的“工人贵族”阶层。“收买本国下层阶级，使它们安分守己。”
这种“贿赂”手段已成为当时帝国主义统治策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随着垄断组织的出现和竞争的加剧，大批小资产阶级生产者纷纷破产加入无产阶级的行列。这一方面壮大了无产阶级的力量，同时却又把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固有特点带进了无产阶级队伍中，并企图以此来改造无产阶级政党。
社会意识形态领域，民主化和法制化成为了社会新现象。资本主义开始采用民主和法治的手段来调节社会生活，实现阶级统治。工人开始享有一定的民主参选权利，无产阶级政党也从非法状态逐步取得了合法地位。工人阶级通过工会和工厂法与资本家进行斗争，以期望提高自身收入和待遇。无产阶级政党也通过合法的议会斗争而维护自身权利。
资本主义的国际化发展，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世界政治格局特别是世界革命运动出现了重大转变：资产阶级革命在欧洲已经完成。随着新世纪的来临，开启了东方革命的新时代。相比西方，东方国家更易于发生革命，一方面由于东方国家的经济落后性决定了这些国家易于发生革命。国家经济落后，人民受剥削的程度必然深重，广大人民群众必然处于饥寒交迫之中。在这样的国家里，阶级矛盾尖锐，社会上滚动着革命的岩浆，一遇契机，就会火山爆发。
另一方面东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极为反动，人民没有合法地进行斗争的权利，这也决定了他们只能走暴力革命的斗争道路。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尚未达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所以他们主要是从殖民政策、殖民掠夺和争霸世界等含义上，来论述各国争夺世界霸权，并没有用帝国主义这一概念。尽管他们对垄断的本质、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做了相当程度的分析，但随着时代不断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与资本主义的这些新现象之间依旧出现了一定的“反差”。
从经济角度来看，自 19 世纪 70 年代以来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较以往有了很大提高。这与马克思、恩格斯阐述的工人阶级处于赤贫状态有很大不同。特别是工人贵族的出现，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在社会中所占比重很高。
与马克思预计的社会对立呈简单化趋势不同，工人贵族阶级立场并不统一，阶级成分复杂，且往往摇摆不定。同时，资本主义虽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经济危机，但是危机并没有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最终崩溃，垄断组织在生产销售领域展现出了极强的自我调节能力，帮助资本主义用前所未有的方法缓解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与马克思认为完全无政府状态不同，资本主义表现出了长足的发展倾向。
与经济发展相呼应，政治领域的新变化也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出现“反差”。随着时代发展，资本主义国家以一种全新的面目出现在公众面前，不仅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剥削压迫，反而在政治上出现了民主化和法治化。
面对这一趋势，马克思在《法国工人党领导纲领导言》中提出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利用普选权进行合法斗争，并认为英国等西方国家没有军事官僚机器，在一定的条件下有可能和平取得政权。恩格斯晚年也对这种新的可能性做了充分的分析和说明。于是在马克思原有论断和新结论之间产生了一定的“反差”。
最后，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出现了一些“反差”。马克思主义最初创立的根本是为了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为共产主义的胜利提供科学依据。这是马克思一开始就公开承认的价值立场，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革命性。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价值批判并不是建立在空洞的道德谴责基础之上，而是以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论为理论基石，将社会主义置于科学根基之上，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所以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科学与价值的统一。但是时代的新变化使得部分马克思主义者把这种统一肢解了，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的客观学说，它的任务是描述因果关系，因而不允许有任何价值判断，否则就会玷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因此他们无形中在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树立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社会主义是一种政治意志和价值悬设的目标；而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客观公正的知识。
面对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与马克思经典批判理论之间的“反差”，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其中，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提出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最为引人注目。他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批判理论无法科学地解释资本主义的现实，因此马克思主义已经沦为一种过去时，必须用其他理论来补充、或代替马克思主义。这在国际共产主义中引起了轩然大波。
首先，伯恩施坦深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因此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全盘否定。他从否定黑格尔的矛盾辩证法入手，模糊了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界限，将唯物史观歪曲成一种“教义”，否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必然性，否认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否认事物的发展由量变到质变的规律，将唯物史观看作是“庸俗经济学”和“历史宿命论”，主张“回到康德去”。他声称：“社会民主党必须有一个康德，他总有一天要十分苛刻地对传统的教义进行批判的审查和严厉的责备。他要指出，这一教义的表面上的唯物主义在哪些地方是最高程度的因而也是最易引入歧路的空论（Ideologie），指出轻视理想和把物质因素抬高为无所不能的发展力量是自我欺骗。”
对此，普列汉诺夫回应道，伯恩施坦主张“回到康德去”，就是要以康德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使唯物主义‘归宿于’（这是何等的笨拙和幼稚！）唯心主义”
。
其次，马克思用政治经济学原理分析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伯恩施坦借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全面“修正”，试图否认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从根本上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他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卡特尔、托拉斯、信用制度和交通运输等将得到很大发展，有产者的人数不断增多，无产者将逐渐变成有产者，这就使资本主义矛盾逐渐缓和，使资本主义制度有很大的“适应性”，经济危机会根除。所以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论”“灾变论”是没有根据的。他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只是一系列以纯粹思想构想为前提的逻辑演绎，缺乏现实依据。他通过肢解手法，制造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自相矛盾”，从而证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危机不可避免的证据“浮在抽象思辨的空中”而不可信。对此，普列汉诺夫指出：“伯恩施坦最近几年来一般是在进行反对他所说的革命空谈的斗争，特别是在进行反对‘灾变论’的斗争。他反对这一理论的中心论据，就在于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上所发表的许多见解无疑地没有为后来社会生活的发展所证实。”
再次，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伯恩施坦通过诋毁这一理论而试图否定科学社会主义。伯恩施坦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最大修正，就是在否定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前提下，提出一整套“阶级合作”和“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以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期为典型的分析结论，因而缺乏普遍性。他声称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学说是“布朗基主义”
，是“无谓的生存牺牲”。资产阶级社会“民主”的发展，使得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词句今天已经如此过时，以至只有专政一词的实际意义去掉并且赋予它随便什么剥削了的意义，才能使这一词句和现实相一致”
。他极力否定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有伸缩性的，“用不着炸毁它们，只需要继续发展它们”，它完全可以“和平地”而无需借助“暴力”进入社会主义。
总之，伯恩施坦主义是一种社会改良主义，但是他不仅仅致力于社会改良，而是把改良极端化、绝对化。在他看来，无论什么时候，即使是在具有革命形式的危机时期，也要放弃革命，而把社会改良作为唯一手段，把改良的功能片面夸大。其实质就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进行改良，把以实现社会主义为己任的无产阶级政党变成为社会改良党。
事实上，伯恩施坦主义的产生和出现既不是偶然，也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它是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阶级斗争发展的产物。德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垄断资产阶级的两面政策是伯恩施坦主义产生和形成的重要社会根源；工人贵族阶层势力的增长，加重了党和工会内部右倾机会主义倾向，是伯恩施坦主义产生的阶级根源；各种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理论学派的孕育而生，是伯恩施坦主义形成的认识论根源。同时伯恩施坦主义也非德国特有，而是帝国主义初期资产阶级影响在工人运动中的反映，具有国际性。在德国是伯恩施坦主义，在英国是工联主义和费边社的改良思想，在法国是米勒兰主义，而在俄国则是“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派。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一出台，得到了各国机会主义派别的积极响应，他们“都成了一家弟兄，他们互相吹捧，彼此学习，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
。宣称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对它进行歪曲、篡改、诋毁，竟然成为一种“时髦”。
面对这股修正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回击。普列汉诺夫、卢森堡、倍倍尔、考茨基、拉法格等先后参加了反对伯恩施坦主义的理论斗争。其中，普列汉诺夫的功绩比较突出。从时间上看，他是第一个发表演说和文章批判伯恩施坦主义；从数量和质量上看，他批判伯恩施坦主义的文章也是处于领先地位。可见，他在国际上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确实起了带头作用，不愧是国际工人运动中摧毁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先锋和能手。列宁后来指出：“在国际社会民主党中，普列汉诺夫是从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批判过修正主义者在这方面大肆传播的庸俗不堪的滥调的惟一的马克思主义者。”
“伯恩施坦主义是被普列汉诺夫摧毁的。”
但是普列汉诺夫的批判也存在一些缺点：他只是集中力量批判了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哲学观点，对伯恩施坦的政治主张驳斥得并不够充分，对其修正新时期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主张并没有依据大量事实予以有力批驳，甚至避而不谈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歪曲和篡改。这主要“由于他不了解世纪之交资本主义时代的性质和特征，不了解俄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作用，过高地估计了自由资产阶级的作用，过低地估计了农民的革命作用等，因而他在对马克思主义思考时，在一些理论观点上是不彻底的、不科学的。真正对世纪之交资本主义时代的特征作出科学分析、对马克思主义作出创造性发展的是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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