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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1856—1918）是国际共运史上赫赫有名而又复杂矛盾的人物。他是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创始人和领袖之一，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俄国的传播和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但 1903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他渐渐与布尔什维克分道扬镳，开始以孟什维主义立场分析俄国革命道路，成了“十月革命最著名的反对者”。
其实回顾普列汉诺夫的一生，革命才是他最显著的标签。他一生都在为俄国革命事业奋斗。他努力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到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严格遵循马克思的革命指导理念，形成了关于俄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理论和策略原则，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理论遗产。
但是开拓者的道路总是艰辛——普列汉诺夫一生的革命事业一直饱受争议：从早期冲出民粹主义阵营，成为俄国第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的主将，第一个反击民粹主义的先锋，到 19 世纪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修正主义逆流，马克思主义遭遇歪曲和攻击，他带头起来向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开火，旗帜鲜明地保卫了马克思主义，接连批判了修正主义的变种——米勒兰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等。从 20 世纪初社会民主工党面临思想分离、政治动摇、组织涣散的危机，他与列宁站在一起，挽救并重建了党，成为了党的领袖，到 1903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倒向孟什维克，成为政治立场转变的起点。从 1905 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时的特殊立场，到 1908 年俄国第一次革命遭受失败，党的事业遭到严重摧残，党内动摇、消沉、叛变成风的严峻时刻，普列汉诺夫又同布尔什维克建立护党同盟，共同反对取消派，批判马赫主义等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保护了党，捍卫了马克思主义。从 1914 年 8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的护国立场，到 1917 年十月革命前后坚决反对立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可以说，普列汉诺夫在俄国革命每一个重大关口所做的理论主张和革命实践都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批评与反抗——这其中既有沙皇专制势力以及民粹主义阵营的直接武器批判，也有同时期以列宁为首的马克思主义阵营的理论批评。如果说前者反映的是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针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因而尚在情理的话，那么后者反映的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分歧无疑应该引起我们重视，它促使我们去思考普列汉诺夫的革命理论和实践与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之间的关系。
普列汉诺夫的去世并没有结束上述争论。列宁在十月革命后进行的激烈改革引起众多争议，继承者斯大林创造的“斯大林模式”虽然取得了一些耀眼的历史成就，但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高度集中带来的明显弊端，不但使他成为西方资产阶级攻击对象，在社会主义阵营里也引发着各种分歧。随着 1991 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人们开始对苏联的前世今生作出深刻反思，由此引发的意识形态斗争再次风起云涌。人们开始意识到普列汉诺夫晚年革命主张中也存在一定合理成分和启示价值。随着西方思潮的渗透，人们甚至幻想：如果普列汉诺夫在世，俄国的社会主义可能是其他面貌。1999 年 11 月 30 日，俄罗斯《独立报》发表了由普列汉诺夫的侄子谢·格·普列汉诺夫保存的“政治遗嘱”《格·瓦·普列汉诺夫最后的想法》
，遗嘱中有一些“新鲜”材料和观点将矛头直指十月革命，认为十月革命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是发展并不充分的“早产儿”，是苏联时期各种社会危机的“根源”。遗嘱错误地否定了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对苏联解体的原因做了片面分析，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争议。这样“从左及右”，促使着我们去思考如何真实、客观评价普列汉诺夫的革命主张。
普列汉诺夫在革命理论和实践中留下的长期争论，彰显了他在俄国革命历史中的突出地位。回顾他的一生，其实都是在用马克思主义探寻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过程。只是与列宁跳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释框架，结合俄国实际探索思考不同，普列汉诺夫更多的是传承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探寻与解决俄国历史与现实问题。当今看来，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并没有孰对孰错之分，他们就俄国革命道路问题既有对立也有交织，梳理普列汉诺夫关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相关论述，评析他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划，探寻他政治立场转变的深层次原因，挖掘他和列宁在十月革命分歧上的内在逻辑，找寻晚年主张的危害及其遭到批判的原因，对普列汉诺夫的革命理论作客观、公正评价，这不仅是一个有益的话题，也是一个极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课题，无论对于正确探讨当今时代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内在关联、准确判断时代形势，还是正确探讨无产阶级斗争策略以及“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和经济落后国家如何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等重大问题都具有思想价值和启示意义。这也是本书之所以选择《普列汉诺夫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研究》为题的主要缘由。
这一研究有着诸多价值。具体而言，首先，有助于对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的正确理解与继承。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指导思想。普列汉诺夫对此做了卓有成效的继承与发展：早期他通过对俄国社会发展规律一般性与独特性的分析，论证了资本主义在俄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必然性，有力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所蕴含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但到了中后期，他对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产生了肢解，其核心就在于理解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的教条化色彩。他突出强调受制于经济必然性而开展革命的客观规律性，这种革命观念潜藏着把人由社会革命的历史主体降为历史规律自我实现的手段，奉行消极等待主义革命策略，泯灭了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中辩证、能动的特质。分析普列汉诺夫各个时期的革命主张，探讨其原因，总结其教训，对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理论有莫大帮助。
其次，有利于促进对第二国际同时期各理论家思想主张的正确认识。第二国际的成立，一方面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各国工人阶层中间的传播，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由理论形态向实践形态转变的重要平台；另一方面，第二国际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由“一元”到“多线”的历史源头。这一时期，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所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造成挑战。一些学者站在不同视角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新的修正”，各种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层出不穷。普列汉诺夫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批判，确保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与发展。因此对他各项批判主张的归纳和整理，不仅有利于梳理他自身的革命思想，也能加深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认识，加强对普列汉诺夫同时期各个流派思想家的认识。
再次，有利于客观评价普列汉诺夫毕生革命事业的功过是非。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烜赫一时的人物，尽管他的哲学理论贡献被人奉为圭臬，但他毕生的革命事业却遭遇种种批判。普遍认为他前期功勋卓越，中期摇摆不定，后期在机会主义泥潭中越陷越深，坠落为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首领。盖棺定论，他是功过掺和、复杂多变的人物。盖棺未定论，他一生的功过是非历来众说纷纭。盖棺只是说明一个人事业的结束，然而历史将会对一个人毕生的事业不断澄清，日益提纯。尤其是对普列汉诺夫这样复杂历史人物的定论，需要一定的历史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几十年来，由于人们的立场观点疏异，水平角度不同，加上政治形势多变，所以对他的评价不免高低起伏，左右偏颇，褒贬皆有。如何真正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客观历史事实出发，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准确、客观评价他一生各个时期、各个方面的是非功过，具体、细致、恰当地分析他一生思想发展变化的全过程，这是值得我们所有马克思主义工作者认真探索的一个课题。
最后，有利于提高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觉性。“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基本理论问题，也是贯穿于整个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全部进程的重大实践问题。随着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时代向垄断时代过渡，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带来的新变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遭到削弱，出现了各种质疑声：马克思主义是否过时？是否应该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坚守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基础上，如何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如何解决当时俄国革命实际？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形成了两种不同观点。围绕俄国革命道路的选择问题：是否应跨越卡夫丁大峡谷、立即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双方展开了激烈辩论，其核心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运用。从这场世纪之交的大辩论中，双方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交互性和相似性，十月革命的胜利肯定了列宁的观点，但随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挫折却又验证了普列汉诺夫主张中存在的合理成分。因此分析他们的争论，探寻分歧的原因，不仅有利于正确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更能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有利于提高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觉性。
1.关于普列汉诺夫一生革命活动的阶段划分问题
如何划分普列汉诺夫一生革命活动，自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学术界大体上有四种不同意见，即“老三阶段论”“新三阶段论”“四阶段论”和“五阶段论”。
其一，“老三阶段论”。这种意见认为普列汉诺夫一生可以划分为三阶段，即从革命民粹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时期（1878—1882）、马克思主义者时期（1883—1914）、同孟什维克断交并和工人运动失去联系的时期（1914—1918）。这种意见最早是由《普列汉诺夫全集》主编梁赞诺夫所提。他在 1922年 11 月为《普列汉诺夫全集》第一卷所写的“编者的说明”中指出，“普列汉诺夫的著述活动明显地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 1878—1882 年，即准备时期。在此期间，普列汉诺夫从革命的民粹主义者变成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第二个时期是 1883—1914 年。在这一时期，尽管他发生过种种动摇，但是作为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仍然留在革命队伍中。第三个时期是 1914—1918 年，他和孟什维克断交，并且和工人运动几乎失去了任何联系。”
尽管梁赞诺夫主要指的是普列汉诺夫的“著述活动”，但实际上也涉及了他的革命活动。这种意见，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苏联颇有影响力。
其二，“新三阶段论”。相对于“老三阶段论”而言，这种意见认为普列汉诺夫一生应该划分为：民粹主义者时期（1875—1883）、马克思主义者时期（1883—1903）、机会主义者时期（1903—1918）。此意见也是由苏联学者首先提出来。罗森塔尔和尤金编写的《简明哲学辞典》中“普列汉诺夫”词条上写道：普列汉诺夫的“全部活动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 1875 年到 1883 年他是民粹主义者；从 1883 年到 1903 年是马克思主义者；1903 年以后，就开始右倾，变成了孟什维克，变成了孟什维主义的一个首领，背叛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
。苏联大百科全书“普列汉诺夫”词条大体上也持这种意见。此说法自 20 世纪 30年代即流行于苏联，成为一种极有影响的传统观点，对我国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我国学者在 20 世纪 50 年代、60 年代乃至 70 年代所发表的一些关于普列汉诺夫思想研究的著作中，都秉持这一观点。
“新三阶段论”与“老三阶段论”相比较，有同也有异。相同之处在于这两种意见都以 1883 年为界，把普列汉诺夫区分为民粹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而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第一，“老三阶段论”侧重于普列汉诺夫的“著述活动”即理论活动，“新三阶段论”侧重于他的“全部活动”即政治活动和理论活动；第二，前者把普列汉诺夫革命活动的起始年代定于 1878 年，后者则定在1875 年；第三，前者把普列汉诺夫的第三个阶段划在 1914 年以后，而且对此阶段的性质没有一个明确规定，后者则把他的第三阶段划在 1903 年以后，并明确指出在这一阶段普列汉诺夫成为孟什维主义的领袖，背叛了马克思主义。
其三，“四阶段论”。这种意见主张把普列汉诺夫的革命实践活动划分为四个阶段：民粹主义时期（1876—1883）、马克思主义时期（1883—1903）、孟什维主义时期（1903—1914）、社会沙文主义时期（1914—1918）。这种意见在我国最早见于《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中的“出版者说明”。该“说明”认为，“普列汉诺夫四十多年来的政治生活是复杂多变的。他的政治思想变化过程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即民粹主义时期（1876—1883）；马克思主义时期（1883—1903）；孟什维主义时期（1903—1914）；社会沙文主义时期（1914—1918）。”
此后，20 世纪 70 年代末苏联出版的约夫楚克、库尔巴托娃合著的《普列汉诺夫传》，大体上也持这种意见。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随着学术界研究的深入，许多学者也倾向于按照上述意见划分普列汉诺夫的政治活动和理论活动。长期从事普列汉诺夫研究的王萌庭教授在 1988 年出版的《普列汉诺夫哲学新论》一书中，也表示把普列汉诺夫一生划分为四个时期是完全正确的。因为 1903—1914 年普列汉诺夫的孟什维主义具有两面性，既有革命的一面，又有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一面，但“大战时期普列汉诺夫的孟什维主义——社会沙文主义根本没有这个特点”
。李清崑、王秀芳合著的《普列汉诺夫与唯物史观》（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以及黄楠森、施德福、宋一秀主编的三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年版）均持此说。
“四阶段论”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把 1903 年以后的普列汉诺夫又进一步具体划分为“孟什维主义时期”和“社会沙文主义时期”两种不同的阶段，并且指出：“孟什维主义时期的普列汉诺夫在政治上的表现最为摇摆不定，经常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倒过来倒过去’。”
也就是说，“四阶段论”不像“新三阶段论”那样笼统概括，而是把 1903 年以后至 1918 年这长达 15 年的革命实践活动作了较为具体的分析。
其四，“五阶段论”。这种意见认为，普列汉诺夫一生应划分为如下五个阶段：民粹主义时期（1875—1883）、马克思主义时期（1883—1903）、孟什维克主义时期（1903—1908）、反取消主义时期（1908—1914）、社会沙文主义时期（1914—1918）。这是由我国学者高放、高敬增在《普列汉诺夫评传》中所提。他们认为，“四阶段论”虽然比“三阶段论”前进了一步，但这种划分没有充分反映出普列汉诺夫一生复杂多变的曲折历程。“与其划分为四阶段，不如划分为五阶段。我们的看法是：第一阶段是民粹主义（1875—1883 年），第二阶段是马克思主义（1883—1903 年），第三阶段是孟什维主义（1903—1908 年），第四阶段是反对取消主义（1908—1914 年），第五阶段是社会沙文主义（1914—1918 年）。”
但王萌庭教授认为，把普列汉诺夫反对取消派的斗争从第三个时期中再划分出来，从而使第四个时期变为第五个时期是不妥当的。因为这种划分的主要理由是说普列汉诺夫反取消派的斗争具有进步作用，“但是如果以是否具有进步作用为标准进行分期的话，那么他的民粹主义时期和马克思主义时期就应该合二为一。而且这种分期势必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人们对普列汉诺夫孟什维主义时期小资产阶级动摇性这一特点的理解”
。
“五阶段论”与“四阶段论”的主要区别是前者把 1903—1914 年期间的普列汉诺夫又具体划分为“孟什维主义”和“反对取消主义”这两个不同阶段。作者认为，“反对取消主义”时期的普列汉诺夫是一个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阶段应当作为普列汉诺夫一生中的一个独立阶段加以肯定。“只有把普列汉诺夫反对取消主义的斗争作为他一生中的一个独立阶段划分出来，才能便于看清他复杂曲折的细致变化，从而对他的功过是非作出准确公正的评价。”
如果把以上几种划分意见比较一下，“四阶段论”是较为可取的。因为：
首先，按照四个阶段划分普列汉诺夫一生的革命实践活动，比较符合他一生的经历，也能够反映他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复杂多变的特点。虽然普列汉诺夫从 1903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后倒向孟什维克，但并不是像所有人所说的那样“一刀切”，一下子变成一个孟什维主义者。事实上，普列汉诺夫向孟什维主义的演变经过了一个长期过程，在此期间，他经常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倒过来倒过去”，摇摆不定。“三阶段论”以 1903 年为界过于笼统，不能体现他的反复摇摆。而“五阶段论”中也存在争议，因为反对取消主义时期的表现则是普列汉诺夫在孟什维主义总的动摇过程中向左靠拢的明显而又突出的表现，不一定非把它划分为一个独立阶段不可。
其次，按照“四阶段论”划分普列汉诺夫一生的革命实践活动，与列宁对他的评价相符。列宁在不少论述当中都谈到了普列汉诺夫在 1903—1914 年期间摇动不定的情况。他在给《布鲁塞尔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书记处的信》中写道：“的确，在我们党内有一些同志被人们戏称为‘泥潭派’。他们在党内斗争中经常从一方面倒向另一方面。这一些倒戈分子中的第一个是普列汉诺夫。”
他在《工人运动中的思想斗争》一文的注释中还专门谈到普列汉诺夫在这一时期，究竟在哪些问题上离开甚至反对过孟什维克。在他看来，1903 年以后普列汉诺夫虽然有很多观点接近孟什维克，甚至成了孟什维克的思想代表，但又有“好多次脱离了孟什维克主义”。
所以，列宁认为普列汉诺夫这一时期“采取了一种特殊的立场”
，即动摇于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的立场。列宁的论述表明，列宁虽然十分重视普列汉诺夫反对取消主义的表现并给予积极评价，但他是把普列汉诺夫这一表现放在 1903—1914 年这一特定的时期中来考察，从未把它视为一个单独阶段。
这里需要指出，普列汉诺夫在 1903—1914 年是“采取了特殊立场”的阶段，究竟称它是“孟什维主义时期”，还是称它为“动摇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时期”？其实这两种概括各有利弊，说它是“孟什维主义时期”，是因为普列汉诺夫总的倾向是属于孟什维克，但没有突出他的动摇性和反复性。说他是“动摇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时期”，倒是体现了普列汉诺夫的动摇性，但对他的总体倾向又缺乏概括。
2.关于普列汉诺夫早期马克思主义观的确立问题
普列汉诺夫早期由民粹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立场的转变，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转变的原因和确立的时间。
其一，关于普列汉诺夫早期确立马克思主义观的原因。早期有学者认为，这种转变是当时客观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虽然也指出普列汉诺夫积极参加阶级斗争，但更突出由于自身思想适应时代潮流和人民需要，才促使这种转变完成。近些年随着研究的深入，对转变的原因也越发客观。有学者从主、客观双方进行研究，认为“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观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
。突出强调普列汉诺夫“少年时期养成的勤奋向上的精神和坚实的文化理论基础、热爱人民的思想和高度的革命自觉性、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顽强的奋斗精神”
等主观因素。当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俄国革命形势发展的推动，参加工人阶级革命斗争实践，以及马恩著作对他的巨大影响，是普列汉诺夫从民粹主义者转向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原因。
其二，关于普列汉诺夫早期马克思主义观确立的时间，存在三种说法：第一种认为是 1883 年创立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这标志着他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同民粹派的决裂，同时 1883 年普列汉诺夫第一本马克思主义著作《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的问世，标志着他在思想上和理论上同民粹派的彻底决裂。
两方面的标志清晰表明，1883 年是普列汉诺夫一生光辉的起点。第二种认为是 1882 年，理由是普列汉诺夫自己在 1910 年说过：“我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在 1884 年，而是在 1882 年。”
主要标志是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而《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则是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第一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
第三种认为从 1883 年发表《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到建立“劳动解放社”，都是与民粹派决裂的体现，强调把 1882 年与 1883 年统一起来，即把 1882 年翻译《共产党宣言》并接受它的基本思想看作是普列汉诺夫从民粹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起点和重要标志，1883 年“劳动解放社”的创立和《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的问世看作是这一转变的彻底完成。
这里便隐藏一个问题：既然转变的时间存在偏差，那么转变的过程更非一蹴而就，如何理解他转变的艰辛历程？学术界对此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事实上，从对民粹主义的捍卫到对民粹主义的怀疑，从以马克思主义立场分析问题的初步尝试到认真研究、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整个转变也是用新思想自省和清理旧思想的过程。因此，从文献视角梳理他早期立场转变的脉络，对我们当今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仍有重要的借鉴启示意义。
3.关于普列汉诺夫晚年政治悲剧的成因问题
造成普列汉诺夫晚年政治悲剧的原因，学者尽管意见不一，但实质分歧不大。总体而言，除了社会客观原因以外，自身主观方面无外乎以下几条：第一，不理解帝国主义时代的实质和特点；第二，多年严重脱离俄国革命现实；第三，对马克思学说的教条主义态度，不能用批判的眼光看待西欧工人运动的经验；第四，个性上的种种缺点，如骄傲自大、不能容人、“贵族作风”等；第五，从认识论上，则没有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过于相信自己逻辑推论的可靠性
；第六，长期患病侨居国外，妨碍他参加革命实践活动
，等等。提出的所有这些原因都有道理，但问题在于这些原因之间相互关系如何？其中决定性的根本原因又是什么？
有学者认为“本本主义”即教条主义是最根本的原因。
认为正是普列汉诺夫对待理论的教条主义态度导致他不能了解俄国现实。但是晚年的普列汉诺夫在哲学、社会学、思想史的著作中并没有体现出“句句是真理”的教条精神。当今评析《俄国社会思想史》的论述中也没有指责这套著作体现了“本本主义”。从革命实践看，1903 年以后，他对待西欧工人运动和国际重大事件的态度远不像对待俄国革命策略问题那样错误。在批判工团主义时，列宁也只是批评他的文章有些“学究”气，并不认为他有“教条”气。
同时也应看到，说普列汉诺夫脱离俄国革命实践，也并不意味着他脱离了俄国社会一切实践。他严重脱离的主要是俄国政治、经济实际，但对于当时俄国思想文化的实际，他基本上没有脱离。正因为如此，他后期撰写的那些批判马赫主义，批判造神、寻神主义，批判颓废派，批判托尔斯泰主义等等的论著都得到列宁高度的评价，认为他们是非常适时的。况且说他脱离俄国的政治实践也不能绝对化，“谁能否认他的那么多取消派的著作不是同当时党内生死攸关的实际政治问题密切结合着呢？”
所以，对待马克思理论的教条主义态度在成为他晚年政治悲剧的原因之前，本身乃是一种结果。造成“本本主义”的根本原因在于脱离实际。这样也就合理地解释了“为什么普列汉诺夫在政治上失误之后还能继续写出有价值的理论著作”？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现象：他的后期政论之所以遭到批判，因为他长年严重脱离俄国政坛实践；他的哲学、美学、文艺批评、社会思想史著作之所以是有价值的优秀著作，因为他并没有脱离哲学和文学的实践。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和实践的相互关系被再一次证实了。当然政治错误必然会映射到哲学理论上，哲学理论的错误又必然对政治主张产生影响，这是研究普列汉诺夫的一个重要问题。
4.关于普列汉诺夫一生功过是非的评价问题
对普列汉诺夫这样一个重要而又复杂的历史人物，他的功过是非，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长期以来，对普列汉诺夫的评价上，存在着否定过多的倾向，这对普列汉诺夫的理论研究产生了不良影响。自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的评价开始趋于客观，在评价原则上，有学者提出，应以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评价为榜样，秉承实事求是的原则，把历史人物放在一个发展着的历史环境中进行具体的分析。
这为普列汉诺夫的客观评价产生了良好的指导作用。
有学者明确提出普列汉诺夫一生功大于过的观点，认为普列汉诺夫一生中，有四个历史关头经受住了考验，不愧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有三个历史关头没有经受住考验，陷入机会主义泥潭。但纵观他的一生，还是功大于过，理应作为正面的历史人物载入史册。
也有学者虽态度谨慎，但依然主张普列汉诺夫应是一个基本上肯定的历史人物。
但是有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对普列汉诺夫功过是非的评价，应作具体分析。在理论方面，说普列汉诺夫“功大于过”是合适的，虽然他在理论方面也有不少错误，但仍不失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在政治方面说“功大于过”就未必妥当。虽然普列汉诺夫在俄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着不朽功绩，但晚年他抛弃了无产阶级革命原则，陷入了机会主义、沙文主义的泥潭，因此普列汉诺夫在政治上不是功大于过，而是过大于功。
对此，有学者坚持认为，普列汉诺夫一生功大于过的评价是切合实际的，因为他的理论观点同他的政治立场很难区分开来
，例如他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很难断定就是纯理论问题，他对各种思潮的批判，既有理论部分，也包含政治实践。如果将理论体系和政治立场完全割裂，则有悖于普列汉诺夫作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标签，并将晚年政治立场同哲学演化的关系简单化。
可见，几十年来，由于人们的立场观点殊异，水平角度不同，加上政治形势复杂多变，所以对普列汉诺夫的评论出现高低起伏，左右偏颇。因此在分析他的历史地位时，既不能鼓吹“前功卓越不计过”，也不能宣扬“晚节不忠全勾销”。既要以历史视角，分阶段加以考察，又要以辩证方法，分角度加以评析。
5.关于普列汉诺夫与列宁就十月革命的争论问题
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引起了世人广泛关注，革命前后普列汉诺夫与列宁就俄国革命道路问题的争论自然成了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对此问题有以下几种观点：
其一，普列汉诺夫是错误的，列宁完全正确。这一派学者认为晚年普列汉诺夫顽固坚持沙文主义立场，错误分析了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国内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地位和苏维埃政府的对外政策，竭力贬低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作用。
学术界持有这一观点的人不在少数。有学者肯定列宁的主张：“历史证明，列宁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历史经验证明，无产阶级首先夺取政权，然后努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赶上发达国家完全可行的。”
有学者强调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难度，称赞列宁的胆魄卓识“是具有宏伟胆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而与之相反，对普列汉诺夫的评价则是“一刀切”的否定。有学者全盘否定了 1914年后普列汉诺夫为俄国革命所作的贡献，认为：“从这个时候，他开始坠落为社会沙文主义者，并开始吹捧庸俗生产力。”
有学者更是将普列汉诺夫犯错的时间提前至1903 年，认为1903 年政治立场转变以后，普列汉诺夫便看不清俄国革命形势，“导致了他最后站在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对立面”
。
其二，普列汉诺夫只有理论贡献，而列宁的贡献则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一派学者认为普列汉诺夫理论上贡献突出，但严重脱离实际，而列宁才扎根俄国国情，作了卓越探索。作为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开展社会主义革命虽然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但恰恰是这种条件导致了十月革命爆发的必然性，而普列汉诺夫的反对立场，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机械教条理解。有学者通过对列宁的肯定间接批评了普列汉诺夫，认为他只讲理论不懂现实。“普列汉诺夫认为，冒然进行革命只会给俄国带来灾难。列宁不是一个空谈理论的人，而是把理论与俄国革命的现实结合起来，为现实的需要服务。”
有学者在肯定列宁主张的同时，也肯定了普列汉诺夫早期的贡献。“普列汉诺夫是第一个系统地将马克思主义介绍给俄国的‘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而列宁最善于理论联系实际。”
有学者从政治实践和哲学思想的双重维度分析了两人争论，得出结论：“是俄国现实的革命实践和斗争促成了列宁思想的转变，而普列汉诺夫却很少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现实的革命实践，因此也就未能正确地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俄国的实践。”
其三，普列汉诺夫完全正确，列宁发动十月革命是错误的。这种观点完全否定十月革命的重要意义，甚至鼓吹十月革命“灾难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内部出现一大批否定、攻击十月革命的文章。受此影响，国内也有极个别学者持此观点。
其四，普列汉诺夫与列宁的主张都有合理成分与经验教训。这是近期对十月革命研究的较新观点，这一观点认为，在这场争论中，就成功地夺取政权建立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列宁无疑是胜利者，而从后来社会主义实践的进程来说，普列汉诺夫的一些观点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不无启示意义。
有学者以历史为主线，认为十月革命前后双方的分歧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布尔什维克是否应该发动十月革命夺取政权，二是夺取政权后是否应该立即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有学者列举了不同时期、不同派别的国内外学者对十月革命的不同看法，虽然作者没有直接表明对十月革命的态度，但是通过对不同学者的分析、归纳、总结，全面展现了普列汉诺夫、列宁对十月革命的不同看法，在肯定十月革命伟大意义的同时，也明确指出了当时的历史局限性。
有学者分析普列汉诺夫对社会跨越的理解，明确指出：“普列汉诺夫后期对布尔什维克的反对被彻底否定是错误的。”
通过上述梳理也可以清晰发现，学术界对十月革命争论的评价日趋客观。对普列汉诺夫的全盘否定，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而对十月革命的抨击，则是在苏联解体后对共产主义的诋毁，一左一右都是极端片面化的。第二种观点介于这两者之间，也是大多数学者所秉持的，整体而言这一观点相对客观，但是也存在偏差：仅关注普列汉诺夫的理论贡献，完全否定他在革命实践斗争中的影响；仅肯定普列汉诺夫早期贡献，完全否定晚年的各项主张。所以，在之前学者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如何秉承历史真相，客观公正地说明普列汉诺夫与列宁争论的是非曲直，对普列汉诺夫晚年的革命主张予以正确解读，仍是当今值得探讨的理论话题。
6.对普列汉诺夫的研究的总体评价
评价一：研究成果分布不均，整体性有待提高。对普列汉诺夫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研究，研究成果分布不均，整体性显得不足。这主要体现在：第一，在内容上，对普列汉诺夫革命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晚年十月革命阶段，但这只是普列汉诺夫革命一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不能涵盖全部。如果以晚年的争议而忽略早期一系列卓越的革命主张，便是以偏概全，难圆其说。第二，在关联上，早期革命思想与晚年革命主张的传承与转变，早期思想是否存在晚年主张的萌芽，相互之间的关系如何，这方面研究并不多见，因此，需要整体研究。第三，在特征上，对普列汉诺夫的研究侧重于各阶段的现实需要，带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整体性研究。第四，在立场上，存在着各阶段反差分明，前阶段褒大于贬，后阶段则贬大于褒，褒贬不一缺乏客观评述，阻碍了研究的有效创新。
评价二：比较研究范围广泛，衔接度有待完善。比较研究范围涉及面比较广泛，不管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比较，还是普列汉诺夫社会主义革命思想自身发展的比较以及与同时代主要理论家关于俄国革命的争论，虽然研究成果丰富，观点鲜明，但是在比较的衔接程度上有待完善。这主要体现在：首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观虽然存在取代、超越关系，但是也存在共存、利用关系，现有研究很多都是取其一，侧重点依然是究竟走哪条道路？难以把这两种革命放入普列汉诺夫社会主义革命思想中加以研究。其次，普列汉诺夫社会主义革命思想自身的比较研究，多数学者主要对晚年十月革命前后普列汉诺夫的革命思想进行研究，对十月革命以前的革命思想很少涉猎，或者仅仅涉猎革命观的一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出现研究的断层，破坏了普列汉诺夫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衔接性与整体性。最后，普列汉诺夫与同时期第二国际理论家关于革命的比较分析，研究成果多侧重于列宁的比较，而忽视了同时期其他第二国际理论家的革命主张；侧重于从十月革命等现实事件进行比较，而忽视了放进共产国际运动与俄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进行多方面分析，使得现有研究成点而不成线。
评价三：现实启示研究需加开拓，历史评价研究仍要重视。关于普列汉诺夫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历史地位及其当今启示研究成果稀少。多数是从批判的角度提出现实反思。事实上，普列汉诺夫的革命主张，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以工人阶级为主体，以摆脱专制统治，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系列系统工程，因此，研究路径需加开拓，应从历史角度分阶段加以考察，以辩证方法分角度加以评析。同时，回顾晚年与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严肃讨论，我们仍然可以获得不少现实启示，这对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无疑有着重要意义与价值。
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袖人物，普列汉诺夫享有广泛影响力和知名度，因此也是学术界进行工人运动史尤其是第二国际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中不可绕过的重要人物，众多国外学者都站在不同理论视角作了相关的研究。
1.苏联关于普列汉诺夫著作的出版情况
普列汉诺夫生前自编的论文集有 6 种，包括：1905 年出版的《普列汉诺夫全集》（第 1 卷）、1905 年出版的《在两条战线上》、1905 年至 1908 年陆续出版的《二十年来文集》、1906 年出版的《对我们的批判者的批判》、1910 年出版的《从防御到进攻》、1917 年出版的《论战争》。普列汉诺夫逝世后不久，1920 年，孟什维主义者将普列汉诺夫 1917 年 4 月回国后至 1918 年逝世为止的全部文章、演词、文稿和宣言等汇集起来，编为两卷，以《在祖国的一年》为题，在巴黎出版。
作为普列汉诺夫同时期的思想家，列宁是最早研究普列汉诺夫思想的代表之一。虽然两人在俄国革命问题上产生了巨大分歧，但是列宁至始至终肯定普列汉诺夫的理论成就，认为他是“精通唯物主义”“通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主义者”。为了弘扬以普列汉诺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先进大俄罗斯文化，列宁倡议组织出版普列汉诺夫的全集。由梁赞诺夫主编于 1923—1927 年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陆续出版了 24 卷本的《普列汉诺夫全集》。
与此同时，根据当时汇集的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和捷依奇的档案材料，于 1924—1928 年陆续出版了 6 卷本的《劳动解放社文集》，其中收有普列汉诺夫亲友写的大量回忆录。1925 年还出版了两卷本的《普列汉诺夫与巴·波·阿克雪里罗得通信集》。从 20 世纪 30 年代起，苏联的一些杂志，例如《战斗的唯物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马克思主义年鉴》《历史问题》《历史档案》等，还陆续刊登了普列汉诺夫的许多遗作和往来书信。
1929 年，普列汉诺夫档案馆作为列宁格勒国立图书馆一个分馆对外开放。档案馆馆藏大约有 13000 个收藏单位，其中 7500 个单位保存着普列汉诺夫的档案。其余的则存放着查苏利奇、捷依奇以及“劳动解放社”其他同事的档案。为数不多的另外一些普列汉诺夫的材料则存放在苏共中央附属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和普希金馆。这些档案馆内收藏着普列汉诺夫的大量遗著、译文、纲要、笔记、往来书信、演讲、报告和发言记录等，以及总数大约16000 册的个人藏书。
多数书刊上留有他的批注、评语等各种阅读笔记。
根据这些材料，1934—1940 年，由卢那察尔斯基、克列托夫等主编，先后出版《普列汉诺夫遗著》8 卷本（第 8 卷只出版了第 1 分册）。1941 年爆发的卫国战争中断了该遗著的出版。1964—1966 年，苏联社科院通过了出版 3 卷本《普列汉诺夫哲学遗著》的决定。1973—1974 年，由约夫楚克、库尔巴托娃和恰金共同主编的《普列汉诺夫哲学遗著》和读者见面。
1956 年，为了纪念普列汉诺夫诞生 100 周年，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持编辑出版了 5 卷本《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这套取材于《普列汉诺夫全集》和《普列汉诺夫遗著》的著作是迄今为止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的最好选本。1959 年12 月，苏联《哲学问题》杂志上发表了6 卷本《普列汉诺夫历史学—社会学著作选集》征订广告。选集预定在 1960—1962 年间以每年两卷的速度出齐。它将收集 1876—1916 年作者所写，20 世纪 30 年代起就没有再版过的历史学、社会学论著，但不包括 5 卷本著作选集的作品。其中某些著作是第一次发行。遗憾的是这套被称为著作选集的“续篇”的“普列汉诺夫最好的著作”不知是什么原因，中途夭折，至今未能与读者见面。相反，此时普列汉诺夫的美学和文艺批评著作则顺利出版，大量发行。1948 年由罗森塔尔主编的《论艺术和文学》、1958 年由布尔索夫主编的《论文学和美学》（两卷本）、1978 年由米赫·利夫席茨撰写的长篇序文的《论美学和艺术社会学》（两卷本）相继出版。此外，苏联的普列汉诺夫文选类出版物还有：1935 年出版的《反对哲学中的修正主义》、1957 年出版的《论宗教和教会》和 1978 年出版的《论社会史和文化史中的无神论和宗教》。
虽然发表的普列汉诺夫著作在数量上同普列汉诺夫档案馆内收藏的材料还有很大差距，但不可否认的是，苏联专家在收集、整理、注释、出版普列汉诺夫的遗著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在研究普列汉诺夫思想特别是哲学思想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就。
就资料的齐全程度而言，苏联学者在研究普列汉诺夫方面的优势是得天独厚的，但这并不等于中国学者在普列汉诺夫问题上没有任何发言权。只要秉承客观事实的指导原则，积极汲取他们的研究成果，避免他们的种种偏见，就未必不能有所前进。
2.关于列宁思想与普列汉诺夫著作的关系问题
几十年来，学术界围绕普列汉诺夫思想的评价一直有着激烈争论，核心在于如何看待列宁哲学思想同普列汉诺夫著作，特别是同它的哲学著作之间的关系问题。事实证明，如果背离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分析，就不可能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评价普列汉诺夫功过一生。而要正确理解列宁的分析，首先必须处理好列宁哲学思想的发展与普列汉诺夫著作之间的关系。苏联时期对这一问题大致有以下三种看法：
其一，“普列汉诺夫哲学正统论”。其主要代表是柳·依·阿克雪里罗德、德波林、戈烈夫等人。他们在理论上未能成为列宁主义者，仍坚称自己“精神上的父亲”是普列汉诺夫，积极肯定、捍卫、宣传普列汉诺夫哲学思想的重大贡献。事实上他们对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中许多真正有独创性的科学内容并无认识，他们的主要错误在于忽视了普列汉诺夫思想中的缺陷，低估了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伟大作用。这种观点统治着整个 20 世纪 20 年代。
其二，“列宁哲学思想发展完全独立论”。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普列汉诺夫哲学正统论”受到了以米丁、埃·彼·西特柯夫斯基为代表的学者的公开批判。他们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列宁阶段，指出不能脱离列宁思想来评价普列汉诺夫的哲学功过。但是在一系列问题上他们违反了列宁的思想，夸大了普列汉诺夫的哲学缺点，生造了一批所谓“哲学错误”。在他们统治苏联学术界的 20 多年间，普列汉诺夫思想的研究并没有取得太多进展，相反在一些方面还出现了倒退。米丁派的主要错误在于不理解普列汉诺夫著作在列宁哲学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实际作用，因而对两者的相互关系采取了片面性的观点。进入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以后，1955 年福米娜发表的《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观点》一书，并没有脱离列宁思想独立论的影响来客观评价普列汉诺夫，只是在一些次要问题上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随后，西多罗夫在《普列汉诺夫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家》这本小册子中，对普列汉诺夫理论遗产的优缺点采取了客观分析的态度，肯定了他在论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的地位，指出“在哲学思想史中，在俄国和世界文化思想史上，普列汉诺夫占有突出的地位。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著作在俄国思想发展中构成了一个时代。……他是俄国工人们的第一位教师。”
其三，“青蓝关系论”，即承认普列汉诺夫著作对列宁思想的影响的观点。这方面成就最大的就是波·阿·恰金，他在《普列汉诺夫及其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作用》一书中明确指出：“考察哲学中列宁阶段的历史前提问题时，要撇开普列汉诺夫的理论活动，是完全不可能的。”
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恰金在 1971 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史（从马克思主义产生到列宁主义阶段之前）》一书中写道：“他（列宁，引者注）高度评价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杰出的追随者，特别是狄慈根和普列汉诺夫。”
接着恰金在 1975 年出版的《二十年代苏联保卫历史唯物主义的斗争》一书中指出：“最后……不能不谈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极端的谦逊……他经常强调，在哲学领域他是马克思、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的学生之一。”
恰金说列宁谦逊，意思是列宁如实承认自己是马克思、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的学生。
可见，恰金在著作中反复强调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著作对列宁的重大影响，在考察列宁思想时撇开普列汉诺夫的理论活动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自 20 世纪 50 年代后从恰金等人开始才真正把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以科学研究态度看待，但也存在着一些缺点：首先，并未摆脱对列宁的神化或半神化，没有详细、具体、全面地把两者的著作进行系统的对比研究；其次，他们的观点与米丁派的观点是对立的，但没有公开这种对立，因此没有真正地批判米丁派在一系列关于普列汉诺夫哲学思想的评价问题上的错误观点，也无法全面发挥自己的正确观点；最后，他们没有超越苏联教科书体系的某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没有看清普列汉诺夫的独到思想和真正的局限性。
所以，“列宁是不是普列汉诺夫的哲学学生？”这个问题孤立地看，也许是个微不足道的问题，但在探寻列宁与普列汉诺夫的关系当中，却是极其严肃的、重大的、有原则意义的根本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正确评价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作用和地位，正确分析他的政治错误和哲学理论之间的关系，正确对待“劳动解放社”的作用和意义。
3.在西方其他国家出版和研究普列汉诺夫著作的情况
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也翻译、出版了普列汉诺夫的许多著作，对普列汉诺夫做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在保加利亚，格奥尔基·巴卡洛夫早在 1924 年就在《新道路》上发表了论述普列汉诺夫对保加利亚革命斗争影响的文章《普列汉诺夫在保加利亚》，随后撰写了几篇回忆普列汉诺夫在日内瓦从事革命活动的文章。此后，保加利亚学者的很多专著中都谈到了普列汉诺夫对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影响。
他们一致认为普列汉诺夫是继马克思、恩格斯之后，19 世纪在保加利亚威望最高、影响最大的一个人。同时，普列汉诺夫思想在南斯拉夫
、波兰
、日本
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西方也不断翻译出版普列汉诺夫的著作。由普列汉诺夫的女儿巴托·普列汉诺夫娃翻译的《俄国社会史导论》于 1926 年作为法国斯拉夫研究所历史丛书第三册在巴黎出版，随后还出版了普列汉诺夫的三卷本《俄国社会思想史》法文本，书中附有富于启发性的长篇导言。此后，普列汉诺夫的著作被翻译成各种文字广泛流传，西方学者对普列汉诺夫的研究也取得了颇多成果。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塞缪尔·哈谢尔·巴伦是西方研究普列汉诺夫成果最多的学者。他从 1953 年以来就在《美国斯拉夫与东欧评论》《俄罗斯评论》《思想史季刊》《苏联研究》等刊物上先后发表过多篇论述普列汉诺夫的文章，尤其是 1963 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他所著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普列汉诺夫》一书，长达 400 多页，是目前为止西方出版的内容最充实的一本普列汉诺夫传记。
此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色彩时，也肯定地指出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更多地依靠了普列汉诺夫以及第二国际理论家的影响，所以他们把普列汉诺夫视作列宁主义的中介环节。
有学者认为普列汉诺夫过于强调唯物主义理论方面而忽视实践概念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所限。
也有学者认为普列汉诺夫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无可争辩的精神领袖，他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为俄国革命的发展奠立了一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参照视角，而不足在于没有看到俄国和西方国家的根本区别。
通过以上梳理，苏联专家在收集、整理、注释、出版普列汉诺夫的著作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对普列汉诺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哲学思想上。而在其他国家，对普列汉诺夫思想的研究，更多的是集中在对其思想内容的介绍，多是在批判列宁主义和斯大林模式的时候，给予理论上的关注，很少联系当时国际和俄国工人运动、阶级斗争实际，对此我们应该有分析地加以批判。可以预测，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随着未来国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今后世界各国对普列汉诺夫的研究将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对普列汉诺夫的功过将作出更加符合实际的评价。
3.国外学者研究普列汉诺夫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方法特点
整体而言，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立场、主观认识甚至是话语体系等原因，早期西方国家对普列汉诺夫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研究中观点分化极为明显。理性和公允的缺失导致研究成果失去学术价值。随着近些年俄罗斯作为新兴国家经济体的复苏，对普列汉诺夫的关注度也呈递增趋势，研究立场也更趋于客观。一些西方学者（尤其是左翼学者）能够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如普列汉诺夫革命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革命思想的关系等）进行更加细致的讨论，从而丰富了我们的视野，给予我们很大启发。
从研究方法来看，西方学者对普列汉诺夫的研究路径有三种：第一种是传记研究，通过对普列汉诺夫生平活动的研究以传记的形式来介绍普列汉诺夫的相关思想
[1]
；其次是历史学的研究，主要是在研究俄国革命史（和苏联史）的过程中穿插普列汉诺夫的相关革命理论与实践，这方面的研究最多。
[2]
最后是对列宁政治思想的研究中，涉及普列汉诺夫与列宁的相关争论。
[3]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革命学”
的发展，西方学者开始将革命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革命进程的一般模式运用于俄国革命研究。这为我们理解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以及普列汉诺夫对进程的看法有了新的把握和借鉴。
不过，西方学者对普列汉诺夫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研究的缺点也较为明显：首先，缺乏对普列汉诺夫著作文本的全面解读，也许受翻译版本影响，西方学者对普列汉诺夫文本的研究有限，大多只是停留在名篇的解读中，对他大量的政论文章、书信、草稿、读书笔记则比较忽视，这就难以反映普列汉诺夫相关思想的全貌，使得解读难免带有片面性。其次，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的科学概念，西方学者对普列汉诺夫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理解比较狭隘，往往侧重于十月革命前后的权力斗争、政党建设等政治方面主张，而忽视了普列汉诺夫对俄国落后生产力阐述等经济主张，随之而来的是缺乏对同一时期普列汉诺夫社会主义革命思想中政治主张与经济主张的互动关系，以及不同时期革命思想的演进的关注。因此，本书积极借鉴他们的相关概念同时，力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弥补西方学者研究中的缺陷做一些尝试。
1.文献研究法
普列汉诺夫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发展是纵向延伸，因此，需要我们根据普列汉诺夫的原著及其相关代表大会决议进行认真的研究，其中主要的文献包括《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普列汉诺夫文选》《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国内外学者关于普列汉诺夫思想的研究专著、教材、普列汉诺夫亲友的回忆录，等等。通过对各类文献资料的认真细致地梳理，从而概括出普列汉诺夫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
2.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
恩格斯曾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
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是辩证思维的一个基本原则。本书的主旨思想研究，偏重于从逻辑体系上揭示普列汉诺夫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阐明其发展的历程与阶段性特点，在总体揭示普列汉诺夫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发展中，在具体研究某一思想时，又尽可能遵循思想发展的历史真实情景。
3.比较研究方法
所谓比较研究方法，就是对照各个事物，以确定其差异点和共同点的逻辑方法。从时间、空间、内容上的可比性来比较分析。这个也是本论题的核心方法，从纵向角度，考察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革命思想与普列汉诺夫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关系，说明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丰富和发展；同时探索普列汉诺夫在一生的不同阶段中，其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反复和动摇。从横向来看，比较普列汉诺夫与同时代其他理论家如列宁、考茨基和卢森堡等人在革命观上的异和同、借鉴和批判，指明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理解的缺陷——恪守原文而非忠于实践；固执己见而非兼听则明。
4.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方法
本书重点研究的背景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发展，但这并不是简单的逻辑演绎，而是把这一研究和当时的具体实践统一起来加以考察，以此说明普列汉诺夫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发展所内存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成因。这种实践研究不仅仅研究普列汉诺夫在世时期的实践，而且也涉及普列汉诺夫之后苏维埃政权的实践，同时也探讨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发展。
本书试图从历史、理论和现实结合上构建全文。首先，侧重于历史的角度，探讨了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的时代场景和思想来源。其次，从理论发展的角度梳理了普列汉诺夫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初步形成、发展、转变和最后探索，概括了普列汉诺夫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逻辑演进。这一部分构成了本书的主干和核心内容。再次，从侧重于现实的角度，依据普列汉诺夫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历史发展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和经验教训，总结今天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意义。
需要说明的是，如恩格斯所言：“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
思想家的思想发展过程是由思想发展的若干阶段衔接而成。探讨普列汉诺夫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历史发展正是对社会主义革命理论过程的抽象概述，同时也要对其进行阶段划分。而要进行阶段划分，必须坚持一定的原则方法。这其中，最具说服力的是如下观点
：第一，坚持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方法；第二，坚持历史和逻辑、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方法；第三，坚持总体和部分相互促进的方法。依据这些方法，既要分别考察普列汉诺夫在社会主义革命思想方面发表的阶段性、标志性的著作，又要达到前后有机衔接；既要注重革命思想的发展过程，又要分析思想背后的实践成因；既要在整体中把握部分，也要在部分中丰富整体。同时，在对普列汉诺夫社会主义革命的分析过程中，在学界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归纳表述，以此更加科学地进行分析和研究。
当今中国，研究普列汉诺夫思想的人不胜枚举，研究成果丰硕。因此，本书的研究只能是“接着说”。“接着说”看似容易，其实做起来非常之难。因为在众多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新的阐释，在创新力上难度可想而知。“三人行，必有我师”。正是抱着这种求学的心态，本书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自己一些创新之处。
第一，在整体研究上，试图对普列汉诺夫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发展脉络作系统性梳理。既关照了普列汉诺夫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主要内容，同时也弥补了研究普列汉诺夫社会主义革命思想仅仅探求十月革命前后争论的局限性。本书以普列汉诺夫一生为主线，立足于俄国落后的经济文化的历史背景，把普列汉诺夫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发展脉络分为初步形成、发展、转变和最后探索四个阶段进行了整体考察。
第二，在研究评价普列汉诺夫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历史地位时，力求做到符合历史、客观公正。既要重视普列汉诺夫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历史发展过程存在的优点和成果，也要审视其错误和不足。正是基于此，本书既高度重视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的继承和发展，也努力寻求普列汉诺夫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启示。
但是同时也应承认，书中也存在诸多不足。首先，作为此领域的初学者，研究时间不长，在占有史料的全面性方面存在不足。其次，由于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在涉及对普列汉诺夫功过是非评价时，叙有余而论不足，不敢轻易下结论，相关问题的学术含量有待提升。最后，对待像普列汉诺夫这样复杂而又存在争议的历史人物，存在各种看法，本书的看法未必都妥当，也会存在各种偏误。只能尽己所能，将学习研究中的初步所得求教于各专家学者，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期待教导指正。
[1] 参见Baron，Samuel Haskell， Plehannov . the father of Russian Marxism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3.
[2] 参见Fitzpatrick Sheila， The Russian Revolu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atrick Flaherty， Lenin and Russian Revolution ，Harvard Revolution，1984.
[3] 参见Neil Harding， Lenin ’ s Political Thought ：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Democratic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Macmillan Press，1977，1981；James D.White， Lenin ： the Practice and Theory of Revolution ，Palgrave，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