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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是否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条件，能否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十月革命发生前后，列宁与普列汉诺夫在此问题上就存在重大分歧，两人的论争一直延续到 1918 年普列汉诺夫去世。在他们之后，围绕着十月革命的争论仍不时发生，尤其是在苏东剧变之后，有关争论更是达到高潮。然而，纵观后来争论的有关材料，我们发现，在很大程度上，人们似乎只是在重复列宁与普列汉诺夫的争论，思想的深度与广度也未见得超过他们。迄今，十月革命发生已逾 100周年，重温列宁与普列汉诺夫之争，并从中获取教益，从而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在 1903 年以前，普列汉诺夫与列宁在政治上和理论上是一致的。在1903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普列汉诺夫还坚决支持列宁，并以其声望帮助列宁赢得了多数代表的支持。但此后不久，普列汉诺夫为了调和党内矛盾，开始转向孟什维克。从这时起，两人开始出现政治分歧和理论分歧，而分歧的焦点恰恰就是俄国革命道路问题。普列汉诺夫先后给列宁扣上多顶帽子，如“民意党人”“民粹派”“空想主义者”等。在他看来，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主张用暴力革命使俄国跳过资产阶级革命阶段，这实际上“继承了民粹派衣钵”，“同我们俄国的布朗基主义即已经不存在的‘民意主义’是根本没有任何区别的：同样的‘阴谋’，同样的‘武装起义’（民意派分子说：造反），同样的革命者‘夺取政权’”
。对于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普列汉诺夫更是极力反对。众所周知，列宁正是以其对民粹主义的理论批判开始为俄国革命者所熟悉的，他对民粹主义的理论批判深度也远非一般人能及。普列汉诺夫这位俄国及第二国际的权威理论家，为什么恰恰给列宁扣上民粹派的帽子并大加反对呢？归结起来，普列汉诺夫认为：
第一，俄国生产力水平落后，尚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前提。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主张是在重复民粹派的错误，会妨碍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917 年4 月，他撰文批驳列宁的“四月提纲”。他先引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两个决不会”的论述，接着写道：“现在试问，资本主义在俄国的情况如何？我们有没有根据断言，我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也就是说，它达到了这样一个高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它不再促进本国生产力的发展，相反，而是阻碍它的发展呢？”他的回答是：“以马克思的学说为依据的社会主义政策当然有自己的逻辑。如果一国的资本主义尚未达到阻碍本国生产力发展的那个高级阶段，那么号召城乡工人和最贫苦的农民推翻资本主义就是荒谬的。”因此，他认为，列宁关于夺取政权的号召“乃是在俄国土地上散播无政府主义混乱状态的一种极其有害的疯狂企图”
。
第二，俄国无产阶级人数少，劳动群众觉悟不高，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基础。普列汉诺夫在 1906 年就指责布尔什维克“狂热地急于超过革命的发展过程；他们发现必须预先实现自己的政治‘口号’。他们根本没有想到，实现这些口号要以实现一系列的先决条件为前提，在这些条件中占首要地位的是组织无产阶级的力量和使它的有组织的——因之也就是多少有觉悟的——力量去影响还处于黑帮鼓动家影响下的没有觉悟的无产阶级阶层”
。1917 年 5 月，他又说，“社会主义制度至少要以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为前提：（一）生产力（所谓技术）高度发展；（二）国内劳动居民具有极高的觉悟水平。在不具备这两个必要条件的地方，根本谈不上组织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
随后，他进一步强调：“我国劳动群众还没有实行这种专政的准备。正像恩格斯指出过的，对于任何一个特定的阶级说来，最大的不幸莫过于在它还没有充分发展而不能适当的利用政权的时候就得到政权：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一定要遭到惨重的失败。至于我国劳动群众，那么，如果它夺取政权，它的失败也会是必然的。”因为“俄国历史还没有磨好将来要用它烤成社会主义馅饼的那种面粉”
。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列宁等人想依靠尚未觉悟的工农群众搞革命，这与民粹派将希望寄托在落后的农民身上一样，乃是知识分子劣根性的表现。
第三，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得不到欧美国家的响应，必将归于失败。普列汉诺夫在十月革命后针对列宁的有关观点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有人说：俄国工人所开始的事业将由德国人来完成。不过，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不容争辩，就经济意义上说来，德国比俄国要发达得多。德国人的‘社会革命’比俄国人的要更加逼近一些。不过，就是在德国人那里它也不是当前的问题。”“现在，在德国，不仅没有发生‘社会’革命的希望，也没有发生政治革命的希望。”“这就是说，德国人不可能完成将由俄国人开始的事业。无论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都不可能完成这一事业。俄国无产阶级不适时宜地夺取政权之后，决不能完成社会革命，而只会引起内战。”
第四，基于以上认识，普列汉诺夫认为，俄国革命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而不能是社会主义革命。1917 年 6 月，他在《错误的逻辑》中写道：“我国那些反对列宁的革命派分子的根本错误就在于他们不彻底：他们认为俄国还没有跨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因此他们发现资产阶级参加国家管理是必要的，但同时，他们自己又用一种促进和帮助群众接受‘打倒资本家部长’这个口号的语言谈论‘资产者’。”
1917 年 8 月，他还坚持认为：“我们现在正经历着资产阶级革命。只有不可救药的空想主义者，只有失去任何理论思维和任何实践嗅觉的人，才敢断言，俄国目前可以达到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
他多次指责列宁及其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制造革命”，试图使俄国跨过资产阶级革命阶段。直到十月革命已经发生并取得胜利，他还在致彼得格勒工人的公开信中说，十月革命推翻联合政府的事变“使我痛心”，“我之所以痛心，不是因为我不希望工人阶级取得胜利，相反，而是因为我要竭尽全部心力促其实现”。
但是，“我国工人阶级为了自己和国家的利益还远远不能把全部政权夺到自己手中来。把这样的政权强加它，就意味着把它推上最大的历史灾难的道路，这样的灾难同时也会是整个俄国的最大灾难”。
总起来说，普列汉诺夫反对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理论和策略，他坚持认为，俄国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不能跨越资产阶级革命阶段，俄国无产阶级应与资产阶级分头行动，共同完成资产阶级革命；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现实任务不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宣传社会主义革命，从而为社会主义革命积累和准备力量。
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资本主义不发达的俄国是否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针对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诘难，列宁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从理论上予以了系统的回答。
第一，俄国在一定程度上具备社会主义革命所需要的经济条件，并将通过革命创造出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列宁指出：“如果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尚未成熟，任何起义也创造不出社会主义来。”
俄国是一个落后国家，但它是帝国主义国家中的落后国家，并非世界范围内的落后国家，它既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又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影响下，俄国资本主义“也成了垄断资本主义”，而战争又“异常地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
，形成了社会调整生产和分配的机构，为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一定的经济条件。当然，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生产力不够发达，列宁对此毫不否认。但是，他认为俄国并不一定要等到生产力高度发展了以后才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如果说我们既然承认我国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不相称，‘因而’就不应该夺取政权，那就犯了不可救药的错误。所谓的‘套中人’就是这样推论的，他们忘记了，‘相称’是永远不会有的”
。面对着特殊的形势提出的问题，即“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那又该怎么办呢？”列宁提出了首先夺取政权，然后利用先进的上层建筑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思路——“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
第二，俄国的无产阶级人数不多，但是它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传统观念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工人阶级占总人口多数的西方发达国家才能首先取得胜利。普列汉诺夫无疑是坚持以上观点的。列宁根据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发展的状况和俄国工人运动的实际，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与各先进国家相比，俄国人开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俄国具备有利的阶级条件：其一，“沙皇君主国在政治上的非常落后（就 20 世纪的欧洲来说）使得群众的革命冲击力量异常强大”
；其二，“俄国的落后使得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与农民反对地主的革命独特地结合了起来”，而“无产阶级同农民的特殊关系便利了从资产阶级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便利了从城市无产者去影响农村半无产的贫苦劳动阶层”
；其三，战争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其四，工人阶级有一个完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正确领导。
因此，列宁得出结论：“现在的形势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料的不同了，它把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先锋队的光荣使命交给了我们——俄国的被剥削劳动阶级。”
第三，苏俄革命必将取得人口众多的东方国家的国际支持，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完全有保证的。普列汉诺夫提出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能否得到西方无产阶级的响应和支持问题，列宁也非常关心。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列宁的思路是：以俄国革命的胜利去促进和引发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从而争取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他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说：“毫无疑问，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应该到来，而且一定会到来。我们对社会主义取得最终胜利的一切希望，都是以这种信心和科学预见为基础的。”
但是，西方社会主义革命迟迟没有到来，这就给列宁提出了两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其一，没有取得革命胜利的西方无产阶级的国际支持，苏俄如何与资本主义世界对抗并坚持到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其二，没有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西方先进国家的物质帮助，苏俄如何获得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物质基础？
列宁晚年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了着重思考，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物质基础，俄国必须依靠自己，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自救”政策；对于俄国坚持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成果所需要的国际支持，列宁寄希望于东方国家。他说，“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如下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个人口的大多数，最近几年来非常迅速地卷入了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世界斗争的最终解决将会如何，是不可能有丝毫怀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
第四，俄国必须实现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不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就不能前进。1917 年二月革命后，面对动荡不定的局势，特别是科尔尼洛夫发动的旨在把俄国重新拖回到专制主义深渊的反革命叛乱，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软弱无力，其首脑人物克伦斯基甚至充当了叛乱的同谋。列宁由此指出，形势十分危急，“要求各族人民立即作出选择：是死亡，还是马上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坚决步骤”
。俄国在取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以后，不走向社会主义，不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就不能前进。
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还针对考茨基的责难作了进一步阐述：“企图在这两个革命中间筑起一道人为的万里长城，企图不用无产阶级的准备程度、无产阶级同贫苦农民联合的程度而用其他什么东西来分开这两个革命，就是极大地歪曲马克思主义。”
他后来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还说：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等人不理解两种革命的关系，不懂得“前一革命可以转变为后一革命。后一革命可以顺便解决前一革命的问题。后一革命可以巩固前一革命的事业。斗争，只有斗争，才能决定后一革命能比前一革命超出多远”
。
总之，在列宁看来，十月革命不是少数人密谋的结果，不是布尔什维克人为制造出来的，而是俄国革命形势发展的必然产物。普列汉诺夫等人将俄国“还没有成长到实行社会主义的地步”当作金科玉律，是他们不懂得“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
。列宁甚至大胆预言，俄国革命所体现出的特殊性到了东方国家又会产生某些局部的新东西，“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
。
普列汉诺夫、列宁同为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同为当时万众瞩目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两人对俄国革命道路问题却存在如此重大的意见分歧，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一再深思。尽管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由此开创的社会主义实践运动已经给这场争论作了历史评判，尽管苏东剧变以后人们又从不同角度对这场争论作出不同评价，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场关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严肃而认真的争论，透过这场争论，并联系当前的现实，我们可以从中获取不少有益启示。
启示之一：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态度问题，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要结合新的实际情况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般设想，社会主义革命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的产物，首先要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大致同时发生才能取得胜利。这一设想，是马克思、恩格斯根据自由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条件提出来的。但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绝对规律。俄国在特殊的情况下被卷入帝国主义体系，并成为当时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面对新的形势，俄国革命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前述设想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是用他们的结论来苛求实际，要求实际去适应理论，还是理论主动去适应实际，并根据新的实际得出新的结论？马克思主义的答案其实非常明确。恩格斯曾说：“结论如果变成一种故步自封的东西，不再成为继续发展的前提，它就毫无用处。”
他以毋庸置疑的态度宣布：“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
普列汉诺夫无疑是通晓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大理论家，并且对马克思主义怀着真诚的信仰，但由于受其思维方式的影响，加之常年旅居国外、习惯于埋首书斋等原因，他未能及时准确地把握俄国革命形势的急剧变化，因而对俄国革命的认识还停留在旧时的水平；此外，他常常将马克思、恩格斯的话当作一成不变的金科玉律，习惯于引用他们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些论述来论证和设计俄国革命道路。如此对待理论，不管他怎样熟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其结果必然“只会抓住书中的一些引文，像一个脑袋里似乎装着引文卡抽屉的学者一样，随时可以把引文抽出来，可是一旦遇到书中没有谈到的新情况，就束手无策，从抽屉里抽出恰恰不该抽出的引文来”
。正因为如此，像普列汉诺夫这样一位曾经反对过教条主义的理论家，最终却成为教条主义者的典型，其经历可以而且应当作为无产阶级的“有益的教训”
。
列宁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但他忠于的是它的精神而不是它的字句。十月革命前几个月，俄国的局势复杂多变，阶级斗争异常激烈。列宁反对削足适履地拿狭隘了解的“理论”来硬套现实，指出：“我们不是学理主义者。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我们并不苛求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者知道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的一切具体情况。”
他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及时制定适应新形势的斗争方针和策略，最终领导人民夺取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为我们树立了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典范。邓小平评价说：“列宁之所以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干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邓小平还说，毛泽东也不是在马克思、列宁的书本里寻求在落后的中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途径。革命是这样，建设也是这样。“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也是我们从列宁与普列汉诺夫之争中得到的宝贵启示。
启示之二：对待革命队伍内部犯了错误的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既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又要坚持辩证的、历史的评价态度。
作为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和宣传家，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培养了一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列宁的思想也发生过重要的影响。普列汉诺夫在晚年犯了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尤其是在俄国革命道路问题上，他对列宁大加指责。那么，列宁对普列汉诺夫这位复杂而重要的人物采取了何种态度和做法呢？
列宁也有常人一样的感情。在与普列汉诺夫发生争论之前，列宁也曾批判过一些人，这些人当中有许多原先是革命队伍内部的人，其中不少人与他有交情。与这些人进行论战，列宁心里并不好受。他说：“在自己人中间展开论战是不愉快的，所以我尽量缓和语气，但是，如果闭口不谈分歧，那就不仅仅是不愉快的，而简直是有害的了。”
列宁立党为公，战斗为公。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不受曲解，他义无反顾，毅然抛弃一切个人的好恶。为此可能要牺牲友谊，要忍受痛苦。1924 年 4 月，克鲁普斯卡娅曾生动地描述了列宁为了坚持原则，与普列汉诺夫等人断绝政治关系时，心灵上所经历的痛苦。她写道，普列汉诺夫在列宁的发展上起过巨大的作用，帮助他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因此，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对他来说，普列汉诺夫身上是带有光环的，同普列汉诺夫发生任何最微小的分歧，都使他感到万分痛心。
尽管如此，列宁在党性原则与私人感情两者发生冲突必须作出抉择时，他都是毫不犹疑地选择党性原则，在自己的政治判断和政治行动中抛弃一切个人的好恶。他说：“交情是交情，公事是公事。”
但是，对于普列汉诺夫为俄国革命所作的贡献，列宁总是给予充分肯定，他毫不隐讳地承认自己“曾从普列汉诺夫那里学到很多东西”
。即使在普列汉诺夫后来犯了许多错误、对自己进行了尖锐指责的情况下，列宁也从不否认这一点。十月革命期间，针对一些群众包围、搜查普列汉诺夫住所的事件，列宁及时予以制止，并指示属下要确保普列汉诺夫的安全。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他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郑重地向年轻党员推荐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他说：“不研究——正是研究——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就不能成为一个自觉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为这些著作是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作品。”
列宁对待普列汉诺夫的这些态度和做法，充分体现了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修养和胸襟，永远值得后人学习。
启示之三：社会历史发展既有决定性又有选择性，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既要尊重历史的客观规律，又要主动发挥自己的革命能动性。
恩格斯说：“社会发展史却有一点是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在自然界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全是没有意识的、盲目的动力……相反，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
这表明，社会发展不仅具有决定性，而且具有选择性。正因为社会历史的主体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所以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主体可以在社会发展的多种可能性中作出自己的能动选择。
诚如列宁所论，在特殊的国际国内局势下，俄国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必需的经济的、阶级的和国际的条件。正是这些条件，体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决定性。当然，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革命一般条件来看，相比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言，俄国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确实不高，俄国革命的条件又具有不完全成熟的一面。但是，如果等客观条件完全成熟，再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不仅会痛失有利的革命时机，而且连民主革命的成果也难保。在历史发展的紧要关头，在俄国民众的革命热情高涨的情况下，是借口客观条件不充分，给行动起来的革命群众泼上一瓢冷水，还是积极参加并科学引导群众的革命行动，带领他们走向胜利呢？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充分利用特殊的革命形势，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将广大人民群众争取“和平、土地、面包”的斗争巧妙地引向了社会主义革命，从而挽救了俄国和俄国民主革命。在俄国处于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布尔什维克采取断然措施发动十月革命，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能动性。“社会主义革命对俄国来说不是徒劳的‘布尔什维克实验’，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很多‘社会主义前提’不成熟的情况下被迫迈出的一步，是在经济崩溃、国土沦丧、地主—资本家执政集团完全失去活动能力的状况下使民族—国家得以生存的唯一现实机遇。正因为如此，广大人民接受并捍卫了十月革命。”
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学者弗罗洛夫所说的这段话比较公正地评说了历史。
如何把握历史的决定性与选择性，长期以来存在着不同看法。针对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责难，列宁以其十月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告诉我们，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将尊重客观规律性与发挥自觉能动性结合起来，既要做历史规律的自觉遵守者，又要做历史发展的积极促进派。
启示之四：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确实面临着巨大的困难，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既要敢于直面困难，经得住曲折的考验，又要敢于战胜困难，始终对前途充满信心。
在俄国革命道路问题上，普列汉诺夫晚年确实犯了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但是，他的意见也从侧面反映出落后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必将遇到前所未有的难题。普列汉诺夫的深刻之处就在于他提出了问题，他的失误之处就在于他的思考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的字句的理解上，并且被问题所吓倒。
相对于普列汉诺夫而言，列宁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对难题的深刻思考和无畏探索，在于他坚持马克思主义而又不受已有理论的束缚，把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实际紧密结合，开创了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对于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困难，列宁毫不回避。他说：“与各先进国家相比，俄国人开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把它继续到获得最终胜利，即完全组织起社会主义社会，就比较困难了。”
他将俄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形象地比喻为攀登一座人迹罕至、未经勘探的高山，其中要经历无法想象的困难和曲折。但是，列宁并没有被困难所吓倒。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他就领导俄国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列宁开始曾试图利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但遭到了挫折。经过摸索，他领导制定并实施了新经济政策，采取了一系列向社会主义迂回过渡的有效办法，找到了一条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通向社会主义的可行道路。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包括中国在内的一批东方落后国家先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掀起了 20 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这些国家社会主义实践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初步向世人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
20 世纪社会主义运动不仅有凯歌高奏，也有重大曲折，既有高潮，也有低潮。应该说，这符合新生事物的发展规律。但是，苏联剧变以后，一些人祭出普列汉诺夫的大旗，动辄引证他的某些言论。在这些人看来，苏联演变的原罪在于十月革命，历史“验证”了普列汉诺夫的“天才预言”。在我们看来，这种观点的错误是很明显的。苏联演变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但戈尔巴乔夫推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路线是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苏联剧变并没有验证普列汉诺夫的预言，而是从反面以惨痛的结果证明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正确性。
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它又建立在经济、文化基础比较落后的国家，这就决定了它在前进的过程中必然要经历许多曲折，其中发生暂时的反复也是可能的，甚至是难免的。列宁早就告诫人们：“设想世界历史会一帆风顺、按部就班地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出现大幅度的跃退，那是不辩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
邓小平在苏东剧变之后指出：“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确实有许多先天不足，存在着巨大困难。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向列宁和邓小平学习，既要敢于直面困难，经得住曲折的考验，又要敢于战胜困难，始终对前途充满信心。
孙来斌
2018 年 6 月 25 日于珞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