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报刊系统的组成

湘赣苏区报刊由不同等级的若干报刊系统所组成，有中央报刊系统、省级报刊系统、特委报刊系统、中心县委报刊系统、县级报刊系统。各级系统的报刊担负不同的任务，具有不同的特点。县以下一些区、乡限于客观条件，主要是出墙报或翻印上级部门出版的报刊，在当地发行。

一、中央报刊系统

湘赣苏区的新闻事件，不仅刊登在湘赣苏区的报刊中，也刊登在中央级别的报刊中。同时，在湘赣苏区，很多重要的中央级报刊在这里发行。具体说来，湘赣苏区的中央报刊系统有四个组成部分，即中共中央和中共苏区中央局创办的报刊，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创办的报刊，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及直属部队创办的报刊和群众团体的中央机构创办的报刊。

（一）中共中央和中共苏区中央局创办的报刊

中共中央在苏区出版的报刊和中共苏区中央局出版的报刊，大力介绍马列著作，在苏区广大农村传播马列主义真理。它们经常刊登中共中央及中共苏区中央局重要决议、指示、宣言等文件，阐述国内外政治形势，宣传党的路线、政策，提出当前任务。它们广泛报道国际国内新闻，发表新闻述评，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在中共中央和中共苏区中央局创办的报刊当中，《布尔什维克》《战斗》《实话》《斗争》等影响较大。

《布尔什维克》是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10月24日在上海创办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出版至1932年7月第五卷第一期停刊，历时近五年，共出版52卷总计52期。前16期为周刊，以后为半月刊、月刊和不定期刊。曾用《平民》《中央半月刊》《少女怀春》《中国古史考》《新时代国语教授书》《中国文化史》《金贵银贱之研究》《虹》等名称作伪装封面。《布尔什维克》的办刊宗旨是“革命思想方面，比《向导》时期尤加十倍的必须有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领导”，认为“只有建立这种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和布尔什维克的思想，然后，中国革命之中方才有墙固的健全的无产阶级政党做领导，才能彻底的完成中国之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任务，亦就是真正推翻帝国主义军阀的统治，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 本着这一办刊宗旨，《布尔什维克》及时传达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许多重要的决议、指示，阐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和策略，宣传党制定的实现土地革命和工农武装暴动的总方针，发表了许多研究和探讨中国革命的理论文章，使《布尔什维克》成为党的最重要的思想机关、政治喉舌和宣传舆论阵地。

《战斗》是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机关刊物，由王稼祥主编，铅印，16开本。第一、二、三期在7月间出版，第四期延至10月25日出版。该期刊登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共产青年团中央致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电》和《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对时局宣言》，出版第四期后因印刷困难而停刊。第四期刊登了国际新闻12条，国内新闻7条，还发表了一篇新闻述评，向苏区干部和群众报道了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经济危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等重大事件。

《实话》是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1932年2月14日创刊于江西瑞金，不定期，铅印，16开本。该刊以刊登苏区中央局的文件和中央领导人的文章为主，此外，还经常转载共产国际的杂志、中共中央和地方各级报刊上的重要文章。

《斗争》于1932年2月4日创刊于江西瑞金。该刊是由苏区中央局主办的《实话》和《党的建设》两刊合并改名而成，旬刊，16开本，铅印，期发行量达27000份。张闻天为该刊负责人。1934年9月30日出版第七十三期后停刊。该刊主要登载中共中央和中共苏区中央局、少共中央等的重要决议、指示、政策和主要领导人的报告，共产国际有关的决议、总结和重要报告以及苏区党、政、军，苏区工运、青运、妇运等方面的文章。

（二）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创办的报刊

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创办的报刊，刊登政府法令条例、决议通告，总结和交流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工作经验，报道各级苏维埃政府工作的成绩，批评其缺点，具有指导性。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创办的报刊中，有《红色中华》《工农报》等。

1931年12月11日，《红色中华》在江西瑞金创刊，初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机关报。它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从1931年12月11日创刊起，到1933年2月4日出版第四十九期为止，是《红色中华》第一个时期。1931年12月11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后决定创办机关报《红色中华》，委派中央执行委员、内务人民委员部长周以栗兼任该报主笔。周以栗不久因病离任，《红色中华》报主笔先后由项英兼理及梁柏台代理。报纸的日常编务，从创刊到1932年8月，由王观澜负责，实际是业务主编。报纸初创时，编辑有李伯钊等，整个编辑部只有三四个人。从1932年到1933年，负责过《红色中华》报日常业务工作的还有李一氓、沙可夫、任质斌以及谢然之。1933年担任《红色中华》报编委或编辑的，有韩进、贺坚、徐名正等。《红色中华》发刊词提出：要为发挥中央政府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积极领导作用服务，达到建立巩固且扩大苏区、创造大规模的红军、组织大规模的革命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的目的。《红色中华》的工作是：第一，组织苏区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积极参加苏维埃政权；第二，指导各级苏维埃实际工作；第三，揭露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及一切反动派进攻革命、欺骗工农的阴谋，使工农劳苦群众懂得国际、国内形势与必要采取的斗争方法。发刊初期，《红色中华》每周铅印出版一次。4开报纸型，有时出2版至8版，一般出4版。它辟有“社论”“专论”“专电”“要闻”“中央苏区消息”“苏维埃建设”“苏维埃法庭”“工农通讯”“临时中央政府文告”“来件”“专载”等专栏。从1932年3月9日第十三期起，又开辟刊登批评稿的“突击队”专栏，从1933年1月7日第四十六期起，增设刊登表扬稿的“红板”专栏。

《红色中华》在第一个时期，共刊载文件、新闻和评论一共 961 篇。按体裁分类统计，有公文198篇，新闻615篇，评论148篇。公文一类主要是临时中央政府训令、指示、宣言等，也包括省苏维埃政府工作报告。新闻一类主要是国际和国内要闻、中央苏区消息，也包括临时中央政府会议决议事项的报道。评论一类主要是社论。关于苏维埃建设的评论文章，也包括国际问题专论和对各级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中存在的不良现象的批评稿。1932年11月21日出版的《红色中华》第三、四版中缝刊载短文，介绍该报性质和内容。短文说：《红色中华》是中央政府机关报，除登载中央一级各机关必须发表的重要文件外，兼有日报性质，登载苏区内的苏维埃建设状况，登载红军发展情形，并登载世界大事、国际革命运动形势、国内白色区域工农斗争的情况以及帝国主义国民党卖国殃民贪污无耻的罪行。《红色中华》出版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已被粉碎，正在准备更大规模的第四次“围剿”。为了巩固革命根据地，《红色中华》集中宣传了建政运动，及时介绍经验，批评错误和缺点，帮助中央政府检查基层政权的情况。它的宣传，对于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建设起了推动作用。

从1933年2月7日出版第五十期起，到1934年10月3日出版第二四〇期为止，是《红色中华》第二个时期。它从第五十期开始，改组为中共苏区中央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共产青年团苏区中央局、全国总工会苏区执行局的联合机关报。这时，苏区正处于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第四次“围剿”与大举进攻的紧急动员之中。它的改组是为了使它真正成为苏维埃运动的指针，并加强其在战争动员中的领导作用。这时，该报每3天出版一次。除刊登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决议、通告、宣言等文件外，《红色中华》还开辟了“党的生活”专栏，及时报道吸收党员运动。它同时也刊登中央政府的训令，并且报道共青团工作和工会活动。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斗争中，它经常报道红军作战胜利的喜讯和苏区工农群众支援红军的活动。它成为党和政府进行战争动员的政治宣传工具，指导着党团员、广大革命群众和各级干部开展支援战争的各项实际工作。在这期间，《红色中华》帮助政府募集战争公债，又发动“节省经济”的群众运动，使苏区很快实现了节约30万元和退还政府公债80万元的目标。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很快被粉碎后，《红色中华》从1933年6月17日出版第八十六期起，又重新执行中央政府机关报的职能，根据中央苏区中央局决定，在苏区深入开展“查田运动”。《红色中华》发表了毛泽东写的关于查田运动的三篇论文，即《查田运动是广大区域内的重大中心任务》《查田运动的第一步——组织上的大规模运动》《依据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发展状态的差别去开展查田运动》。它还广泛反映了苏区查田运动的动态，介绍先进经验。到1933年9月，国民党反动派又开始了第五次反革命“围剿”。《红色中华》这时大力报道了苏区的扩大红军运动，表扬了许多做出突出成绩的基层单位，帮助党和政府使扩红运动在苏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它的宣传，始终紧密联系着革命战争的实际，广泛涉及苏区现实生活中的重要方面和重要的问题。协助党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动员了广大的人民群众，为完成党和政府提出的中心任务而奋斗。但在当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全党占据统治地位，特别是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于1933年1月从上海迁到江西苏区瑞金以后，“左”倾路线在苏区逐渐得到全面贯彻，《红色中华》的宣传也受到“左”的影响。它宣传了过“左”的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和肃反政策等，提出了一些脱离实际的口号，这对开展实际工作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到1934年2月，瞿秋白来瑞金，主持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的繁重工作，兼任《红色中华》报社长。这时，《红色中华》报在编辑工作方面有所改进。它增加了基层单位群众活动的报道，并多次刊登表扬稿。它加强了重点报道，常常配上图画、大字标题和口号。例如从1934年6月30日出版的第二〇九期起，连续几期重点宣传了粮食动员工作。

从1934年10月3日出版第二四〇期以后，到1935年1月，是《红色中华》第三个时期。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红色中华》改由中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仍由瞿秋白负责，编委会克服重重困难，在原有五人减少到仅有瞿秋白和韩进两人的情况下，仍坚持在江西苏区出版。这时的《红色中华》宣传内容，有扩大红军、动员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揭露国民党军队侵入江西苏区后大肆抢掠烧杀的罪行等。为了保守秘密，掩护中央机关及主力红军突围长征，《红色中华》对于长征消息一字未提。它仍按原来的版式，铅印出版，按原期数继续编号。每周出版3期，后因环境恶化，改为每周出版1期。它在江西苏区坚持出版到1935年1月下旬。

《工农报》是瞿秋白倡办的。1933年，在上海的瞿秋白十分关注苏区报刊事业，撰写了《关于〈红色中华〉的意见》一文，此文肯定了《红色中华》的显著成绩，同时，提出了六点建议。其中之一是，除《红色中华》外，还应由中央局出版一种真正通俗的就是说能普及到识字很少的工农群众中去的《工农报》。后来，瞿秋白到了江西苏区，担任中华报社长。在他的努力下，《工农报》于1934年创刊。4开4版，铅印，旬刊，以中央通讯协会筹委会机关报名义出版。该筹委会受《红色中华》报编委会领导。《工农报》反映苏区工农群众斗争，宣传红军捷报，介绍苏维埃建设成就，报道工农群众生活状况，并适当反映白区群众斗争情形。辟有“新闻”“通讯”“短评”“连环画”“山歌”“故事”“笑话”“小常识”等专栏，是一份很通俗又生动活泼的报纸。

（三）中央革命主事委员会及其直属部队创办的报刊

在中央革命主事委员会及其直属部队创办的报刊中，最重要的是《红星》报。

《红星》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于1931年12月11日创刊。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1931年11月成立时，便设立总政治部。1932年1月，改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红星》报由总政治部编辑出版。除1933年3月至7月是32开油印本以外，其余都是铅印的4开报纸型，一般出4版，少则2版，多则8版。不定期刊。1933年8月上旬，恢复原来的4开铅印报型，重新编期号。到1934年9月25日出版到第六十六期。1934年10月至1935年8月，在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红星》继续出版，改为油印。每期印七八百份，发到连队。前后共出长征专号28期。《红星》报从创刊到终刊，大约共出版124期。

作为红军机关报，它的读者主要是全国各红军部队指战员，同时也在苏区各机关团体和人民群众中发行，它可零售，也可订阅。

1933年8月以前的《红星》报主编不详。1933年8月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时，由邓小平主编。遵义会议后由陆定一主编。

《红星》报创刊号发表的《见面话》指出，《红星》报是为了提高红军的政治素质和文化水平，使红军成为铁军而创办的。同时，该报要成为“一面大镜子”“一架大无线电台”，全面反映红军的工作和生活，传播红军、苏区、全国和世界的消息；要成为“政治工作讨论会”，开展有关红军政治、文化教育和生活方面问题的讨论；要成为“红军的俱乐部”，供给读者各种富有知识性和趣味性的材料；要成为“裁判员”，批评红军里消极怠工、官僚腐化等不良现象，揭露反革命破坏。总之，它要发挥政治思想教育、传播消息、指导工作、批评监督、文化娱乐等多种作用。《红星》报在苏区出版的4年中，一直为它所担负的任务和应起的作用而努力。它及时地传达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苏区军事斗争和红军建设的战略部署和方针政策，指导红军的行动。对于苏区历次扩大红军运动、第四次反“围剿”战役等，《红星》报都大力进行宣传，迅速地报道了红军的战斗情况和胜利消息，尤其是红一方面军各次主要战斗及苏区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况。这方面的宣传报道内容，往往要占整张报纸篇幅的三分之一。它紧紧围绕着使红军成为铁军这个中心任务，从政治、思想、军事、文化各方面，对红军建设进行宣传。它重视发表言论，经常刊登社论或署名文章，指导红军建设的各项实际工作。1934年6月1日出版的第四十八期刊载的陈毅写的《最近时期西北线游击斗的检查》一文，1934年8月5日出版的第五十七期刊载的《红十二团模范红五连最近工作的检阅》一文，1934年8月20日出版的第六十期刊载的袁国平写的《高虎脑战斗的政治工作》一文，及时总结新鲜经验，都是指导红军建设的重要论文。

《红星》报从1933年10月22日起加出了《红星附刊》，介绍苏联红军政治工作。32开铅印本。随报附送。

《红星》报办得丰富多彩，通俗生动，有指导性、知识性和趣味性。军战士称赞它为“战士的良友”“革命战争的一只有力喇叭”。《红星》报的创办是红军报刊重大发展的一个标志。

（四）群众团体的中央机构创办的报刊

在群众团体的中央机构创办的报刊中，《青年实话》是影响较大的一份报刊。

《青年实话》是中国共产青年团苏区中央局机关报刊，于1931年7月1日在水丰龙岗创刊。当时环境艰苦，头两期采取可以张贴的传单式，油印出版，比较简陋。第二期出版后，因第三次反“围剿”战争开始而暂时停刊。1931年12月1日复刊。从第三期至第九期，改为8开单张壁报式，油印出版。每期两张，因受经济条件等方面限制，为半月刊。编辑部设在瑞金。这是它的初期。由于第三次和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随着苏区的发展，《青年实话》也进入发展时期。它的发行量增至10000份时就改为旬刊，逢五出版。为了便于红军行军作战时携带，从1932年2月15日出版的第十期起，它改为32开铅印本，每期约20页，可容6000字左右。这时还增加了图画封面和插图。每本定价铜元4枚，红军战士半价。订阅全年价目为4角5分。编辑部迁往于都后，总发行所设在闽西汀州。1932年年底，《青年实话》已出版三十二期，合编为第一卷。从1933年1月15日出版第二卷第一期开始，由旬刊改为周刊，版式未变，但篇幅增加到两万字左右。不久，编辑部与总发行所迁往瑞金。到1933年11月13日出版第三卷时，《青年实话》每期发行量已达20000份，在苏区各地及红军部队中建立了发行网络。到了1934年5月20日出版第三卷第二十四期，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已进入最难的时期。为了适应战时鼓动的需要，《青年实话》改为五日刊，逢五逢十出版，板式也改为8开4版。为方便读者装订保存，每十期附赠一彩色封面一文艺副刊（可作封底），每期售铜板2枚，红军战士半价。从1934年5月25日起，由瑞金青年实话书店发行，又按已出版的总期数累计，编为第八十九期。到1934年9月30日为止，《青年实话》一共出版了113期，前后历时3年多。

《青年实话》是为了加强团的工作的指导，扩大团在青年中的影响而创办的。因此，它把宣传贯彻党、团中央及苏区中央局的决议、指示作为重要任务。它出版过《中央指示专号》，并且围绕中央指示精神和中心任务，及时发表评论，提出贯彻落实的措施，检查实际工作情况。它设立“团的建设”“红军中的青年工作”“青工工作”“青年妇女工作”“工作检查与自我批评”等专栏，刊登针对性强的指导论文。《青年实话》重视交流团的工作经验，介绍马列主义基础知识。它不仅是团内的指导者，而且是青年群众中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它大力发动青年踊跃参加红军和加紧生产支援前线，组织青年开展拥军优属的共产主义礼拜六义务劳动，组织春耕竞赛和合作社运动，发起赤色体育会，发起青少年识字运动。它经常报道前方红军战况，及时地把红军捷报传播到青年中去。同时，它也广泛地反映苏区各条战线上的青年斗争生活和广大青年群众的愿望与要求。此外，它开展了反对贪污腐化和官僚主义的斗争，影响很大。《青年实话》的文字尖锐生动，图文并茂，体裁多样，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青年化”的特点。它在苏区工农兵青年中拥有大量的读者，在青年群众中树立起了威信。

（五）“红中社”

1931年9月，粉碎了国民党发动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以后，苏区得到巩固与发展。同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形成。为了及时对外宣传临时中央政府的文告、宣言，经常对外介绍苏区各项事业建设成就，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苏区党和政府领导把开创人民通讯事业列入议事日程，“红中社”因而诞生。在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期间成立的“红中社”，向外报道大会胜利召开的消息，播发大会宣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使外界第一次了解到苏区和红军的情况。大会的《致苏联共和国电》《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出兵满洲通电》在外界得到传播。

“红中社”肩负着出版报纸和开展通讯社业务的双重职能。由于缺乏物质条件和人员，“红中社”尚未组建成一个独立的通讯社。它是报、社合一的，以出版《红色中华》报为主要任务，兼作一些通讯社业务。它创建初期，没有专设的电台，而由负责军事通讯和秘密联络的机要电台，挤出时间抄收一些新闻电讯供“红中社”使用，同时也对外发些苏区消息。1933年夏，“红中社”有了收报机，能抄收外边的电讯，但还没有发报机。向外发稿要通过军委的电台，每天用无由无线电码播出。“红中社”不仅抄收国民党的中央社发出的中文电讯，而且抄收苏联塔斯社的英文电讯稿，选编成油印小报，供中央机关负责人参阅。

1933年，有人提出把“红中社”发展成为独立的通讯社的意见。该年8月10日，《红色中华》报为庆祝创刊一百期，特地发表了一批纪念论文。其中有一篇署名为“氓”的作者的《论目前〈红中〉的任务》一文，指出：“我们真需要一个通讯社，来供给全苏区各种报纸、杂志（定期和不定期）以国外、国内和苏区的群众斗争的消息”，苏维埃的斗争“要传播到国民党统治的区域，要传播给全世界无产阶级。有系统的以文字来记载苏维埃的斗争……通讯社的工作要独立的建立起来，这个要求，并不苛刻，也并不过早”。当时，“红中社”的通讯业务工作正在发展，但是，因为反对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战争日趋紧张，到1934年10月主力红军长征了，所以，建立通讯社的设想没有实现。

各苏区经常刊登“红中社”的电讯稿。例如《红色湘赣》，1933年9月8日出版的第六期就刊载了“红中社”电讯稿5条，以下是其中的一条：

《红军中路军两次击溃了敌人》（题）红色中华社电：本月廿三日我中路军一部分，击溃乐安向鹿冈潭港游击之敌共四营，将其全部击溃，缴获步枪约二百余枝、轻机关枪六挺，俘虏百余名，内团长、副团长各一只，敌死伤过半。又电：廿五日，我中路军之一部，在永丰之江口击溃敌游击队一连，缴获步枪数十枝。

二、省级报刊系统

湘赣省级报刊系统较为全面，既有以《湘赣红旗》和《湘赣斗争》为代表的中共湘赣省委创办的报刊，又有以《红报》和《红色湘赣》为代表的省苏维埃政府创办的报刊，同时还包括湘赣省军区及主力部队以及群众团体的报刊。

（一）湘赣省委创办的报刊

中共湘赣省委创办报刊有《湘赣红旗》《湘赣斗争》《党的生活》《党报》等，其中主要刊物是《湘赣红旗》和《湘赣斗争》。

1. 《湘赣红旗》

《湘赣红旗》创刊于1931年11月下旬，是中共湘赣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的。这次代表大会于1931年10月8日至15日在莲花县花塘村召开，选举成立了中共湘赣省第一届省委。在10月15日大会通过的组织决议案即《中共湘赣边省第一次全体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决定省委要创办党报，并对办报宗旨、通讯、发行及组织领导等问题做了明确的规定。决议案指出：“新的省委一定要出版党报，党报不只是宣传教育的责任，而要起组织上工作上的领导作用。各县区委或选出或指定一个到五个的通信［讯］员和发行员，各级党部要有系统的组织党报通信［讯］网和发行网，赤白交界的党报通信［讯］员要有计划的经常将白区的政治消息输送进来给党报发行员，要有计划的输送党报到白区去。党报委员会须在代表大会或执委会议产生，提高党报的威信和领导作用。党报的建立，新的省委应负责定出具体的计划，而须在最短期间开始实现。” 随后成立党报委员会。党报委员会书记甘泗淇是中共湘赣省委的宣传部部长，其他四人分别为省委书记、组织部长、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和少共省委书记。

甘泗淇，原名姜凤威，别名姜炳坤。1903年出生，湖南省宁乡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独立一师党代表，中共湘赣省委宣传部部长，湘赣军区政治委员，湘赣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部长兼国民经济部部长，红十八师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代政治委员，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他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晋绥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野战军政治部主任，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第一野战军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

《湘赣红旗》内容丰富，群众爱看，供不应求。在《中共湘赣省委关于三个月工作竞赛条约给中央局的总报告》中写道：“群众的信仰比较好，有许多群众都喜欢买《红旗》看。” 《中共湘赣省委关于宣传工作的报告》中写道：“《红旗》在群众中有影响，群众看的很多，因印刷困难不能满足需要。”

《湘赣红旗》为半月刊，每期8页，毛边纸石印印刷，每期印5000至6000份，每份零售铜元2枚，批发价：100份至500份为八折，500至1000份为七折半，1000份以上为七折。至1933年6月，约共出33期终刊。

2. 《湘赣斗争》

《湘赣斗争》是中共湘赣省委、中共湘赣省党团机关报，1933年7月1日在永新创刊。由《湘赣红旗》和共青团湘赣省委机关刊物《列宁青年》两刊合并后创办。在1933年第一期《党报委员会的通知》中，阐述了创刊的缘由：“过去，湘赣党团省委曾经出版《红旗》和《列宁青年》两种刊物，内容既不充实，缺点错误很多，又不能按期出版，更不能起党团省委机关报的领导作用。因此，党团省委决定把两种刊物合并为一种，改名为《湘赣斗争》，集中人力，改革其内容。”

《湘赣斗争》为旬刊，石印，16开本，每期12页，发行量为9000份。此刊合并后在人力、物力、财力上有所增强，出版的内容有所扩大，起到了宣传鼓动和指导经济建设的作用。但因为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报刊的宣传报道出现明显的“左”的错误，借反“罗明路线”，对一批湘赣省委干部进行攻击。1934年8月，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西征，《湘赣斗争》终刊。

（二）省苏维埃政府创办的报刊

这一时期创办的苏维埃报刊有《红报》《红色湘赣》《特别通讯》《红色湘赣副刊》。主要刊物是《红报》和《红色湘赣》。

1. 《红报》

《红报》是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创办的第一份机关报。1932年6月在永新创刊，三日刊，每期出1张，共4版，发行2000份。到1932年8月23日，现存第二十八期。1933年6月，即以此为基础，改为《红色湘赣》报。

《红报》是为了宣传、贯彻中央和湘赣省委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强党对苏维埃的领导、交流各地苏维埃政府工作经验而创办的。现存的第二十八期，设有“社论”“国内外要闻”“苏区消息”“列宁室”“社会琐闻”等专栏。“社论”栏刊载了汤铭写的文章《怎样防止与救济流行的瘟疫》。“国内外要闻”栏刊载3条新闻，分别是《日本帝国主义来瓜分热河》《辽宁义勇军猛烈进攻日本》《湘粤闽军阀来湘送枪》。“苏区消息”栏刊登《红军新独立师快出世了》的喜讯。“列宁室”一栏报道省级各机关列宁室举办工作竞赛的消息。“社会琐闻”栏载文批评个别地方中元节那天烧纸钱等封建迷信活动。《红报》报道面较广，新闻标题醒目，版面活泼。

2. 《红色湘赣》

《红色湘赣》创刊于1933年6月，是湘赣省苏维埃政府机关报。它是在《红报》的基础上创办的，是湘赣苏区唯一的一份正规报纸，由方维夏负责。开始，每月出3至4期，以后每半个月出1期。第一至十四期每期2张8版，从第十五期起，每期只出1张2版。1934年1月起，还出版了《红色湘赣副刊》，毛边纸石印印刷，每期一张，均为专号。1934年8月，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进行西征，《红色湘赣》被迫停刊。

方维夏，1880年生于湖南平江县。1920年8月，与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组织发起俄罗斯研究会，并积极赞助毛泽东等创办文化书社，还联络李六如等筹办文化书社平江分社。192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北伐、南昌起义、广州起义。1928年6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参加了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31年春回国，到中央苏区工作，先后任闽西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总务厅厅长，1933年调任湘赣省苏维埃政府教育部长兼司法部长。其间，创办列宁初级小学700多所，工农夜校800所，并办有《红色湘赣》《湘赣斗争》等小报刊13种，还主编《识字课本》一册，为湘赣根据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36年4月23日，由于叛徒告密，他在桂东沙田仙背山，与夫人一同英勇牺牲。

《红色湘赣》最突出的特点，是以大量篇幅报道红军的胜利消息和苏区各项工作开展的情况，以鼓励湘赣苏区广大军民的革命斗志。1933年9月26日的《湘赣军区政治部关于冬季三个月政治工作大纲》中指出：“《红色湘赣》报现划定两版，专门登载红军中各种工作进行的经验，以供湘赣红色武装一切工作进行的参考材料。”大纲要求：“各部队必须每月投稿二次（最少每半月一次）。” 从此，《红色湘赣》大量报道了红军胜利消息。每期都有关于湘赣苏区各县贯彻执行中央、省委决议，加紧根据地建设、扩红慰劳、支前参战、查田运动、经济和文化建设以及白区工作等方面的情况，生动地反映了湘赣苏区如火如荼的革命景象和根据地军民饱满的革命热情。

《红色湘赣》经常刊登湘赣省党团组织及苏维埃政府重要文件、决议、训令，同时，围绕当时的中心任务、重大事件加以重点报道。如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和第三次湘赣省党代表大会召开前，《红色湘赣》就从第六期至第十期发表了《怎样来拥护二次全苏大会与三次省代表大会》和《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为拥护全省大会告白区群众书》等社论和文章，并办有“选举运动”专栏，动员广大群众积极参加大会前的选举运动。在1933年11月21日至25日中共湘赣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时，《红色湘赣》第十二期（1933年12月1日出版）就用了两张八版的篇幅及时宣传会议精神，大力报道会场内外对大会召开的热烈反响，并对大会讨论通过的扩大红军、健全地方武装、加强经济建设、开展肃反工作、发展党的组织等决议案进行宣传报道。

（三）湘赣省军区及主力部队创办的报刊

这一时期有湘赣省军区政治部的刊物《湘赣红星》，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四分校的刊物《红军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第八军政治部的刊物《铁军旬刊》。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刊物是《湘赣红星》。

《湘赣红星》于1932年4月创刊，由湘赣军区政治部出版，石印，16开本，每个月一期，每期发行2000到3000份。它是向全省红军部队、地方武装出版发行的刊物，读者对象主要是红军部队指战员，同时也有苏区各机关团体和人民群众。它的创刊，是为了提高红军的政治素质和文化水平。它办有“军事常识”“军事测验”“军队生活”“军情通报”等栏目，及时传达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苏区军事斗争和红军建设的战略部署和方针政策，大力宣传苏区的扩红运动、反“围剿”战役等。该报每期报道红军在各战场的胜利捷报，并刊载了湘赣省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蔡会文的《全军区第二次首长会议的总结》一文。1934年8月红军突围西征时停刊。

（四）群众团体创办的报刊

这一时期，群众团体的省级机构创办的报刊有：少共湘赣省委的机关报《列宁青年》，湘赣省儿童局的刊物《红孩儿》，少共湘赣省委的报刊《团的建设》，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分宜中心县委的机关刊物《北路青年》，团湘赣省委的刊物《血战》，少共赣西南特委西路分委宣传部的报刊《宣传通讯》，湘赣省反帝大同盟的机关报《反帝》。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刊物是《列宁青年》。

《列宁青年》是中国共产青年团湘赣苏区省委机关报刊，于1932年3月创刊。32开本，每期30页左右。石印，有时为油印。它有时改为8开两版油印小报型。创刊初为半月刊，从第二十四期以后改为每20天出一期，但都因印刷上的各种困难，往往不能按期出版。承印该刊的单位是湘赣省赤色石印局。1932年8月10日，湘赣《列宁青年》总发行所在永新成立，并在各县设立分发行所。每期售价铜元3片（枚），红军战士减为铜元2片（枚），从1933年6月20日开始，期数另起。同年7月1日，与《湘赣红旗》合并，改名为《湘赣斗争》。1934年复刊，期数另起。至1934年5月25日，在出版了第十二期之后，因经费不足，急待解决通讯员网及发行网方面的问题而宣告停刊。

少共湘赣省委对如何办好《列宁青年》十分重视，多次在文件中对《列宁青年》办刊的宗旨和刊物的通讯、发行等问题做出明确规定。1932年6月19日，少共湘赣省委常委会通过的《宣传鼓动工作决议》指出：“《列宁青年》是湘赣省委的机关报，不仅是个集体组织者，而且是个集体宣传者。”

这个刊物面向全省工农青年、团的干部和红军中的青年战士，他的内容广泛，体裁多样。辟有“评论”“消息”“通讯”“自我批评”“轻骑队”“儿童生活”“少队”“诗歌”“识字猜谜”“有奖游戏”等专栏，刊登各种图画，常有单独的画页，有时占去两三页，也有插图、刊头画、组字画等。《列宁青年》紧紧围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大力宣传省委提出的各项主要工作，报道工农青年群众、少先队、儿童团的活动。在动员青少年参战、推销革命公债以及生产建设等方面，它的宣传报道所占的篇幅尤多。当时，共青团省委领导人和许多干部为它撰稿。1932年出版的《列宁青年》，就刊有冯文彬、胡耀邦写的评论和诗歌。

二、特委报刊系统

湘赣特委报刊系统的报刊一共有13种，主要包括中共特委机关、共青团特委机关等出版的刊物。中共赣西南特委刊物，有党刊《政治通讯》、机关刊物《红旗》、组织部刊物《党的生活》和《组织通讯》、宣传部刊物《赤报》等；中共赣西南特委各行委刊物，具有代表性的是赣南总行委刊物《东河通讯》、东路行委刊物《东路红旗》和南路行委刊物《通讯》等。此外，还有共青团特委机关的刊物，如共青团赣西南特委西南分委宣传部的《宣传通讯》。

三、县级报刊系统

县级报刊系统由中共各县委主办的报刊、各县苏维埃政府主办的报刊、县赤卫军主办的报刊、共青团县委机关及其他群众团体县级机构主办的报刊组成。如1931年由中共安福县委机关创办的刊物《党报》，1932年5月由共青团分宜中心创办的刊物《北路青年》，均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在县级报刊系统，《茶陵实话》和《茶陵列宁青年》影响较大。

（一）《茶陵实话》

1932年1月创刊，是中共茶陵县委机关报。1931年10月15日，茶陵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严塘湾里召开。大会根据省苏维埃会议精神，确定了新的斗争策略，制定了今后的工作方针。确定县委主办刊物《茶陵实话》《茶陵红报》，作为向党员进行思想教育的阵地。《茶陵实话》因处革命战争环境，未能定期出刊。报纸形式为4开4版，采用油印。《茶陵实话》以“向党员进行思想教育”为主旨，对党的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一针见血的批评，如第三期刊登的潘祖浩的《肃清目前党内几点不正确的倾向》、曾毅之的《切实执行新的工作方式的建立》、段苏权的《建立党与团的正确关系》等文章就比较有代表性。从现在仅存的一期《茶陵红报》看，其旨在对广大干部和群众普及政治常识。

（二）《茶陵列宁青年》

1932年5月13日创刊，是共青团（少共）茶陵县委团报。少共茶陵县委重视对团员青年及少年进行政治训练和文化知识的灌输，1932年还开办团训班（列宁青年学校），1932年5月11日，共青团茶陵县委发出通知，公布第二十九次常委会上做出的出版团报——《茶陵列宁青年》的决议，由段苏权、曾毅之、谢青山、刘运生、谭石精五人组成团报委员会，并以段苏权为书记，指定邓永耀、龙舒林、陈宜圣、朱岳恩、朱瑞胜及各区委书记为“经常通讯员”。

段苏权（1916—1993年），湖南省茶陵县尧水高径人。1926年参加农民运动，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先后担任共青团茶陵县委书记、茶陵县委组织部部长、县委书记、共青团湘赣省委宣传部部长、湘赣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红六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等职务。之后，他随红军参加西征，参与领导创建黔东革命根据地，参加了湘赣苏区反“围剿”。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教育科科长，1940年5月任晋察冀军区平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中共平北地委书记兼平北军分区政委，领导、建立、巩固和发展平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坚持开展艰苦的敌后反“扫荡”作战。1946年1月被中共中央特别授予少将军衔。他参加过根据国共两党停战协定成立的北平军事调停处执行部三人小组，任热河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冀热察军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司令员，率部队参加辽沈战役，1949年4月调任东北军区副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第二军军长、华北军区空军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副教育长兼战略教研室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副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政委等职。1955年9月被再次授予少将军衔。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协助指挥中朝空军作战，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参加过援老（挝）抗美，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密使——中共中央驻老挝桑怒工作组组长。被选为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1988年7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3年9月28日去世。

曾毅之（1906—1934年），醴陵沈潭乡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受党的派遣，回乡从事农民运动，并当选为醴陵县南二区八乡农民协会委员。1927年“马日事变”后，曾任中共醴陵县南三区区委委员、区委书记等职务，1930年10月，奉中共湘东特委指示，重建中共攸县县委，并任县委书记。1931年6月，调任中共茶陵县委书记，卓有成效地领导全县党组织建设、苏区政权建设和扩红等各项工作。1932年6月，任湘赣红军新编独立第一师政委。1933年6月，因一贯抵制“左”倾肃反政策，在湘赣苏区肃反扩大化运动中，被诬为“AB团”遭逮捕。1934年8月，被错杀于永新县牛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由于政治、经济的原因，《茶陵列宁青年》常常不能按期出版。该报为l6开，4版或2版，采用油印。《茶陵列宁青年》指导团的工作，向广大青少年宣传革命理论，报道好人好事，交流工作经验。据创刊号上《〈茶陵列宁青年〉的任务》一文宣告，它的任务是：“执行团的领导方式的转变，传达国际 和四中全会及省委的正确路线，接受党的政治领导和执行党的中心工作，发动团内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帮助执行新的工作方式的转变，收集团内外的斗争和实际工作的经验，很具体、很浅显地给下级团部工作指示，成为团的工作及青年群众工作的领导者，成为扩大团在青年群众中影响的有力宣传者和青年群众的组织者。” f9+mz3VoAj2VzyZDiTqC/uqOZwQ83BE5yWh52NFAA0NweAn4QL+EdyCwy5VOBYs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