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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珠是古人为了建立一种有效的论证推理形式而做出的一种尝试，脱胎于《墨经》（亦名《墨辩》）中的逻辑推类思想，成型于韩非的法家论证体系，定名于扬雄，并发生了转向，兴盛于魏晋南北朝时期。陆机和葛洪都是连珠的制作高手，将其推向高峰。其后由于自身的弱点和言语环境的变化开始衰落，最后成了一种文学体裁，其逻辑性质逐渐消失。
作为一种独具特色、兼具演绎与归纳的逻辑论证说理的言说方式，连珠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但是它原初的形式对我们研究语言逻辑、辩证逻辑以及非形式逻辑有很大的启发。连珠可以说是中国逻辑史上学者们进行的一种具有汉语特色的思维形式化的探索，它作为一种论证形式与三段论所产生的目的不同，关注点自然也不同。
“逻辑是由文化的需要逼出来的。”
张东荪提出了这个观点，此观点虽有其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指出了逻辑与文化的关系，使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视角审视中国传统逻辑理论和思想。逻辑是文化的有机整体中深层、本质的东西，不同的文化背景或文化传统中所孕育的逻辑也必然会反映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或者烙上文化传统的“印记”。欧洲逻辑史家安东·杜米特留（Anton Dumitriu）说过：“我们已经论述了 2500 多年的逻辑史，可以看出在此期间人们以各种方式构想和阐述逻辑学。可以发现不同时期是有不同区别的，甚至是巨大差别……逻辑演变的过程之中的各个阶段，都反映了一种特殊的历史背景。”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源于文化的逻辑分析方式的差异，才有了各自的文化特色，因为每个逻辑类型都是其文化组成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因而也就有了比较研究的必要性和价值性。
连珠由于产生背景的特殊性，因此也就兼具了两种性质。现在为人们所熟知的是一种文体，俗称“顶真”，郑子瑜曾论述过：“连珠也叫顶真，就是将上一句的句末作为下一句的句首，而最后一句的句末却又是取自第一句的句首，蝉联递接的一种措辞法。”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郑子瑜更多的是从修辞学的角度来给连珠体下定义的，认为它是一种很有特点的短小精悍的文学体裁。
但是作为一种逻辑推理形式，连珠体的定义又是什么呢？总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
（1）《逻辑学大辞典》给出的权威定义为：连珠体是中国古代一种文体，也是逻辑推论的一种形式。这个定义是从连珠的体裁属性上进行分类的，说明了连珠自身独特的特征。实际上是对连珠的性质和种类的一种限制性说明。
（2）《中国逻辑史·先秦卷》给出的定义为：连珠是一种表达逻辑推理的文体格式。这是从连珠的内在机制来考虑的，界定了连珠的本质属性以及外在的形式。这里更多的是考虑了连珠语言因素的属性，是以文学体裁的标准为基础，渗透了逻辑推理的性质。
（3）第三种定义则是沈剑英先生在《中国逻辑史研究》中所给出的定义：连珠是我国古代的一种综合性推论的表述形式。它往往融演绎、归纳和类比于一体而又不同于一般的逻辑推理的省略式和复杂式。后来，连珠文学的成分增多，遂衍变成一种文学体裁，成了文艺性的推论，相应的逻辑的成分也就减弱了。
从以上几种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三种定义虽然有些不同，侧重点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共通点：连珠都表达了一种逻辑推理的形式。笔者认为连珠并不是一种很系统的逻辑推理理论，而是推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连珠体的推理形式可以分为二段式连珠、三段式连珠、复杂式连珠。
二段连珠是扬雄对韩非的连珠格式加以改造创立的，并赋之以连珠之名。刘勰曾称赞道：“扬雄覃思文阔，业深综述，碎文琐语，肇为连珠，其辞虽小而明润矣。”扬雄创立的二段连珠留下来的仅一则，虽然其推理性还不是很严格，但是他这种简约的形式却成为后来学者争相效仿的模式。“虽小而明润矣”，二段连珠虽短小，但是精悍，说理简洁清晰，富有说服力，相比于汉赋琐屑复杂的论说，其效果是不言而喻的。二段连珠可以说是连珠的主要形式，它简约、短小、叙事性强，前后推理结构清晰。沈约曾将连珠概括为“连珠者，盖谓辞句连续，互相发明”。“互相发明”这四个字清晰地表明了二段连珠的结构特点：连珠推论的前提和结论。二段连珠通常是由两部分构成，前半部分是前提，以譬喻的形式给出；后面是结论，通常是前提在前，结论在后。有时候为说明某个观点或者结论，也将前提置于其后。但是不管顺序如何，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性质是不会改变的。二段连珠的前提与结论之间的逻辑关系通常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前提利用譬喻、归纳、类比等方法阐述一个具有普遍性或者论证力高的观点或者现象，以此为基础，引出与之相关的、具有一定逻辑蕴含关系的对象或者结论。以扬雄的二段连珠为例：
臣闻：明君取士，贵拔众之所遗；忠臣荐善，不废格之所排。
是以岩穴无隐，而侧陋彰显也。
这段话的主要意思是：英明的君主选取人才，最可贵的是去识拔那些被众人所遗漏的人；忠实的臣子推荐能人，应当打破资格等条件的限制，如此，有才能的人才不会去归隐、被埋没；地位卑微而又有才德的人才能得到彰显。从这首连珠可以看出，扬雄的二段连珠已经具备了很强的逻辑推理的性质。“是以”之前的语句是这段语句论述的前提，提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观点，然后引出结论。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二段式推理，当然其中省略了一些东西，因为这是众所周知的普遍性的观点，犹如三段论的省略式一样，短短两句话，就阐明了一个明君如何取士的道理。虽简短，但是说服力很强。扬雄的二段连珠只是初创阶段，因此，很多逻辑推理表现的形式还很模糊。扬雄之后，东汉的班固、贾逵、傅毅等，曾奉汉章帝的命令制作过连珠，亦采用了扬雄的格式，但其仿作的连珠有影响力的太少，以至于刘勰曾讽刺道：“自连珠以下，拟者间出。杜笃、贾逵之曹，刘珍之辈，欲穿明珠，多贯鱼目。可谓寿陵匍匐，非复邯郸之步，里丑捧心，不关西施之颦也。”
直到魏晋南北朝的时候，连珠得以兴盛，可以说达到了顶峰，出现了一系列连珠制作者，其中尤以陆机的成就最大。陆机一生写了很多连珠，著《演连珠》一书，共 50 首连珠，其成就后人望尘莫及。《演连珠》在立意上远胜于扬雄，在遣词造句上，文体骈俪与论说性并存，在把连珠应用于推理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陆机的连珠深得刘勰的推崇：“士衡运思，理新文敏，而裁章置句，广于旧篇……夫文小易周，思闲可赡，是使义明而词净，事圆而音泽，磊磊自转，可称珠耳。”
我们看一下陆机的二段连珠：
臣闻：春风朝煦，萧艾蒙其温；秋霜宵坠，芝蕙被其凉。
是故威以齐物为肃，德以普济为弘。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春风在早晨吹拂，萧、艾都受到它的温暖；秋霜在晚上降落，芝、蕙都受到它的寒凉。所以，明君施威、济德，只有对所有臣民一样，才是肃严、宏大的。这则二段连珠是采用类比的方式来说理陈述的。“是故”前面的话是前提，包括春风朝拂和秋霜夜降两种自然现象。用春风、秋霜与明君的济德、施威作比，并进而从这两种自然现象归纳出一般性知识，即自然界里无厚此薄彼之分。由于这个道理很明显，所以这个一般道理就被省略了。“是故”以后的话是结论，它是通过与前提事件的类比得到的，即寒暖之于萧艾、芝蕙同厚薄，则明君施威济德于百姓应齐一。在这则二段连珠中，陆机以自然之理类比人间之理，形象生动、简洁通俗地阐明了所要论说的君臣之理。
二段式连珠，都用明显表示前提和结论联系的词：以“臣闻”开头，“是故”“是以”引出要论述或者论证的观点，其格式为“臣闻……是以……”这些都说明它们具有了逻辑推理的性质。前提和结论却均非单一事件，而都是具有某种共性的两个事件，因此，往往可以从两个事件中将共性归纳出来，得出具有普遍说服力的结论来。二段连珠虽然短小，但是仍旧包含了很多逻辑推理的形式、演绎性的论证、归纳性的结论，以及连类譬喻的比较，都具有很强的逻辑说服能力，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连珠体的推理机制中还会论及。
虽然二段连珠是连珠的主要结构形式，但是二段连珠往往省略了一些不言自明的命题或者语句，因此从结构的完整性来讲，三段连珠才是标准格式的连珠。这里我们仍旧以陆机的三段连珠为范例进行深入的分析。三段连珠是陆机为了应付更复杂的推理而创立的，可以说三段式的连珠是陆机对连珠体的最大贡献。三段式的连珠使得连珠的形式结构更加固定化，也进一步形式化了，这是古代逻辑学界先哲们探讨命题推理的形式化、将逻辑理论应用于实践的最佳代表，对于丰富中国逻辑史的推理类型、扩展我们对于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认识和眼界是非常有帮助的。陆机的三段式连珠主要分为两种基本形式，分别是：第一种“臣闻……何则？……是以……”式；第二种“臣闻……是以……故……”式。
例如：
臣闻：音以比耳为美，色以悦目为欢。
是以众听所倾，非假百里之操；万夫婉娈，非俟西子之颜。
故圣人随世以擢佐，明主因时而命官。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音乐以适于耳闻为动听，容颜以悦目为姣好。因此众人爱听的不限于百里奚演奏的音乐；大家爱慕的也非仅为西施的容貌。所以，圣人能随时世的变迁而识拔贤才，英明的君主能根据当代需要而任命官吏。
这是一首以“臣闻”“是以”和“故”连接起来的三段连珠。第一、二段之间为演绎性的推导，省略了“不同人的耳目各殊”的前提。虽为演绎，但是这里的演绎又是很奇特的，不同于一般的演绎法。首先各自是一种演绎法，然后又以一二段合为前提，类比出另一组演绎推理来。好像是不同演绎方法之间的转换和应用，并且以两段演绎推理为基础，类比出一组具有普遍性的推理结论或者观点。又如：
臣闻：寻烟染芬，薰息犹芳，征音录响，操终则绝。（论题）
何则？垂于世者可继，止乎身者难结。（理由）
是以玄晏之风恒存，动神之化已灭。（喻证）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用香料熏染衣物，烟息而香味住；弹奏出的五音很动听，而一旦停止弹奏，五音也跟着消失了。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对后世产生的影响者有迹可循，而止于自身行为的，过了时候就难以延续。因此玄学家何晏的风范长存，而他的举止神态则早以消失了。
这是一首用“何则”和“是以”连接起来的三段连珠。是陆机常用的一种三段式连珠形式。第一段（“何则”前面的话）讲的是具体事例，第二段（“何则”后、“是以”前的话）讲的是一般性道理，第三段是关于人的具体情况。第一段的具体事理是凭借第二段的一般道理而确立的。换言之，第二段是作为第一段的论据出现的，故用“何则”连接。第二段和第一段之间具有演绎推理的性质。而第二段又和第三段构成省略小前提的演绎推理。第一段和第三段可以看作类比，也可以把第一段看作喻例或者是例证。这则三段式的连珠类似于印度因明的三支推论，只不过比喻的喻体有些差别罢了。这是一个标准的三段式连珠，其中有论题、理由，还有喻证构成。这里的连珠论式总是会借助于譬喻、喻证等来引出或者比较出所要阐述的或者表达的观点和结论。
在结构上除了二段式和三段式的连珠之外，还有一种复杂的连珠形式。二段式和三段式连珠虽然简洁、结构清晰、推理思维严密，但是其论证性的力度还是有限的，因此对于复杂的说理论证的情况，简单的二段连珠或者三段连珠是不能够也不具备说服力和论证力的。因此，在实际的连珠使用中，往往将多段连珠混在一起使用，既避免了长篇累牍的繁琐论述，同时也保留了二段式或者三段式连珠简明、直接推理、说服力强的特点。因此被许多连珠制作者，甚至被很多哲学家论证学说体系所采用。复杂式的连珠体在韩非的连珠体例中比较常见，这是因为韩非初创连珠这种说理的格式，很多的时候格式还不是很严格，还处于朴素的发端阶段，因此，韩非不太拘泥于格式的严格要求，但是由于韩非是基于自身丰富的逻辑思想以及他独特的二难论说式的论辩推理结构形式开创的连珠，因此，在他早期的连珠形式里，更多的是注重于论说结果的可信度和说服力，对于严格的形式并不过度地追求。因此，韩非的连珠虽然是萌芽式的，但所包含的逻辑思想却是异常丰富的，后世的扬雄、陆机、葛洪等人都无法超越。下面我们就以韩非的连珠体为例，探讨复杂的连珠体的逻辑结构以及在论说中的作用。例如：
观听不参则诚不闻，听有门户则臣壅塞。（假言前提）
其说在：侏儒之梦见灶，哀公之称莫众而迷。故齐人见河伯，与惠子之言亡其半也。（正面例证，列举四则故事）
其患在：竖牛之饿叔孙，而江乙之说荆俗也。嗣公欲治不知，故使有敌。（反面例证，列举三则故事）
是以明主推积铁之类，而察一市之患。（比喻性质的结论，包含两则故事）
整个推论的大概意思是：人君观行听言如不参稽于众人，则不能了解到真实的情况：人君听言如偏信一人，则言路堵塞。然后从正面列举了侏儒讽喻卫灵公勿专宠弥子瑕的故事、孔子劝谏鲁哀公勿偏听权臣季氏一家之言的故事、齐人以鱼充为黄河之神来欺蒙齐王的故事以及惠施谏魏王勿只听一面之词“亡其半”的故事。又从反面列举教训：叔孙因宠信竖牛而先后诛杀自己的两个儿子，最后自己竟饿死在竖牛手里的惨痛教训；江乙指出楚国姑息养奸酿成白公之乱；卫嗣君欲治国而不知治国之术，反而培植了一些蒙蔽自己的臣下。这就从正反两方面证实了假言前提的真实性。最后，从假言前提推出结论：明君要像聚铁为屏障来防备飞矢那样从多方面来制服臣下，使其不能生奸；要像辨察三人皆言室内有虎而盲目信从之弊那样，来辨察众人之言而勿轻信。
这一则复杂的连珠推论的前提由两个假言命题组成，接着用一系列历史故事从正反两方面加以归纳，最后以两则故事作结。整个推理过程列举九则故事，每则故事都是独立的，但显然有着内在的联系。“其说在……”中的四个故事和“其患在……”中的三个故事是用来从正反两方面证明概括性前提的，用的是归纳法，是概括性前提得以成立的根据；而从每一则故事与结论的关系来看，又具有类比的性质；再从结论与假言前提的关系来看，又显然是演绎的关系。由此可以看出，韩非这里的复杂连珠中有融归纳、类比和演绎于一体的错综的逻辑关系，它把许多事例用逻辑方法串联起来，在语言形式上又“若珠之结排”，形成了架构性非常强的逻辑推理方式，称之为连珠极为贴切。复杂的连珠在韩非的著作中应用得非常广泛，特别是在论证或者论说时这种应用极为常见。比如，论证“祸兮福之所倚”时就使用了一个很复杂的连珠，但又不失简洁和严密的逻辑推理性。又如：
人有祸则心畏恐，
心畏恐则行端直，
行端直则思虑熟，
思虑熟则得事理。
行端直则无祸害，
无祸害则尽天年；
得事理则必成功，
尽天年则全而寿。（前提）
必成功则富与贵，
全寿富贵之谓福，而福本之于有祸。（引申）
故曰：祸兮福之所倚，以成其功也。（结论）
这个复杂的连珠是由四个连珠相互交错构成的，形式错落有致，结构严谨，论证性极强。我们将这个复杂的连珠进行如下解构：
第一个连珠为：
人有祸则心畏恐，
心畏恐则行端直，
行端直则思虑熟，
思虑熟则得事理。
第二个连珠为：
行端直则无祸害，
无祸害则尽天年；
第三个连珠为：
得事理则必成功，
尽天年则全而寿。
第四个连珠为：
必成功则富与贵，
全寿富贵之谓福，而福本之于有祸。（第四连珠的结论并进行引申）
故曰：祸兮福之所倚，以成其功也。（结论）
从上面的结构分析看来，第二个连珠是从第一个连珠的第二列出发，引申出自己的连珠，而第三个连珠体又从第一个连珠体的结论（得事理）出发，同时根据第二个连珠体的结论（尽天年）推导出第三个连珠体自己的结论（全而寿），第四个连珠体分别从第三个连珠体的两个结论出发引申出自己的结论（全寿富贵之谓福）。最后，根据前面四个连珠体的事件推导出“祸兮福之所倚”的总结论。这则复杂的连珠论式可以说是韩非最具代表性的连珠体，四个连珠体各自独立，又环环相扣，主题清晰，层次分明，既有叙事，又有说理，推导严谨，论证有力；四个连珠体错综穿插，推导出一个带有普遍性结论，从而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推理方式。这种连珠式的论证推理方式在韩非的《韩非子·解老》四篇中被广泛应用。
这种推理形式是建立在事物类之间的“因果连锁关系”之上的。这种类的因果关系在其他诸子的著作中也都出现过，只不过只有韩非这样专门应用，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这些都得益于他的丰富的逻辑思想。“矛盾之说”“二难论式”这些都是其创作连珠的哲学逻辑基础。韩非不愧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逻辑思想实践家。
连珠体是一种特殊的推类，连珠体是融归纳、类比和演绎于一体的错综的逻辑关系，用“互相发明”四字来概括，真是再确切不过了。汉语词无定类，词、词组、句子没有明显界限，以及汉字所体现的既是概念、判断，又是推理的特征，无不时时处处影响着中国古人的思维样式，也就决定了他们的推理形式。透过连珠体，我们看到中国古代先人对推类的青睐与重视，透过这种推类的推理精神，我们看到了汉语言的民族精神，反过来，就是汉民族语言精神（或者语言世界）影响了中国先人的思维样式，对不同思维样式的选择又影响了对不同推理类型的发生、发展或选择。
这种推类的形式可以用如下公式表示：
例如：
臣闻：春风朝煦，萧艾蒙其温；秋霜宵坠，芝蕙被其凉。（前提）
是故威以齐物为肃，德以普济为弘。（结论）
前提首先归纳，春风和煦，不会因为是“萧艾”就得不到春风的吹拂，秋霜严肃，不会因为是“芝蕙”就不被荡涤，由此归纳的结论就是“万事万物都会受到春夏秋冬大自然规律的制约”；紧接着运用推类，从自然推类到人事：“所有的社会人群都不以贵贱革其赏罚”，既然“所有的社会人群都不以贵贱革其赏罚”，那么人君当然应当“不以贵贱革其赏罚”，从而演绎出了“威以齐物为肃，德以普济为弘”这一个结论。这也是由前提推类出结论，而且是异类相推。对于一首连珠体来说，从前提到结论是推类而来的，这一点正是决定了这种推理的类型或性质的根本所在。不论前提如何归纳、如何演绎，也不管结论如何归纳、如何演绎，只要从前提到结论这一过程是推类，也就决定了这种推理的推类性质。所以说，演连珠说到底仍然是一种推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