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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又名《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直至今日，《战国策》的作者也没有得到最终确定。西汉末年，刘向校录群书时发现了六种记录纵横家的写本，便按照国别编订了《战国策》。很显然，《战国策》并非一人一时所作。由于该书所记录的多是战国时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外交策略，作为校订者和编订者的刘向便把这本书定名为《战国策》。
《战国策》一书记录了战国时代的社会风貌，尤为重要的是记录了纵横家们的论辩和驳诘的实况，展现了纵横家们的精神风采和思想才干，为我们今天研究战国时期纵横家们如何定论、驳论，如何论证，如何说理等与逻辑相关的证明提供了十分丰富的材料；也为我们从事广义论证理论研究提供了翔实的原始材料。
如何说理、如何论证是一门艺术，更是一种逻辑的展示，而纵横家们说理的艺术、方法体现了中国古代说理的独有特征，诸如寓言、卮言等的运用，丰富了传统中国逻辑的研究内容。因此，研究《战国策》中的论证机理，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理论价值。
郭湛波在《先秦辩学史》中指出：“哲学思想共有三支：一、印度，二、西洋，三、中国。各支的哲学思想，有各支的哲学方法。印度的哲学方法是‘因明’，西洋的方法是‘逻辑’，中国的方法是‘辩学’。……中国哲学，自有中国哲学方法。中国哲学方法：一、古代，自古代至秦，是‘辩学’；二、自汉代至明末，是‘因明’；三、自明末至现在，是‘逻辑’。但‘因明’与‘逻辑’都是舶来品，归印度，是用西洋方法来研究的。所谓中国方法，就是专指古代的‘辩学’。”
究其实，中国逻辑史（辩学）的研究源远流长，上溯西晋，以逮秦汉，下沿明清，以至于今，虽有短暂的停滞，然终归绵延不绝，跌宕起伏。其间有三次重要的转折，形成了中国逻辑史研究的绚丽多彩的画面。对于这三次转折进行研究，有助于增进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深化和发展。
就笔者研究的情况而言，中国逻辑史研究的三次转折，形成了不同的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内容、风格、方法、观点、思想和学者群。
第一次转折：开拓创新期。发生在清末民初，学者们出于民族自豪感，“以欧洲逻辑为经，本邦名理为纬”，在独具中华文明特色的文化典籍中搜寻与西洋逻辑耦合的逻辑，使用的方法主要是比较和比附，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古代有和亚里士多德思想一样的形式逻辑体系。
第二次转折：反思重构期。发生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逻辑史是逻辑学在中国产生、发展以及外国逻辑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其核心内容应是近代西方逻辑传入之前的中国古代逻辑史，即孕育、产生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之中并受其制约的中国逻辑学的发展史。”
第一，逻辑是多元的，不是唯一的，西方逻辑不是唯一的逻辑。第二，逻辑与文化紧密联系，受文化制约，同时也对文化产生影响。第三，否认西方逻辑为唯一的逻辑、否认现代逻辑为唯一的逻辑，不是否认逻辑学的共性。强调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方法之革新：“应当用比较法。比较法的关键有三：第一，被比较的诸对象都把与之相比较的对象视为平等的他者，而不是对立者或规范者；第二，在见其同异中，‘比较以见其相异乃更为重要。……不是以同点来供推论，乃以相反的异点而明其差别上的特性’
，第三，对研究对象的异点给出制约因素的分析，就中国逻辑研究而言，就是‘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
第三次转折：拓展开放期。发生在 21 世纪的初期，它是基于广义论证概念的逻辑观而展开的中国逻辑史研究。
广义论证的基本思想主要是基于鞠实儿的四篇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文章展开的，即《逻辑学的问题与未来》（2006）、《论逻辑的文化相对性》（2010）、《简明逻辑学·汉译本序言》（2010）和《基于广义论证的中国古代逻辑研究——以春秋赋诗论证为例》（2014）。综括这四篇文章，我们可以得出关于广义论证的基本思想，就是：第一，对于“逻辑学”的概念应该进行澄清，一方面既有的逻辑类型无法“否认其他逻辑类型的合法性”；另一方面通过对逻辑发展两次研究转向的历史进行总结和梳理
，扩大了逻辑学家族的成员并进而改变了“逻辑学”一词的内涵。认为“所谓论证就是借助符号进行的具有说理功能的社会互动过程，而逻辑是构造这种论证的规则集合”
。并且论证了逻辑的文化相对性：逻辑的合理性相对于它所隶属的文化，不存在超越文化差别的普遍合理的逻辑。
“不同的文明可以具有不同的逻辑”，不同的逻辑在其合理性上也是平等的，强调未来的逻辑研究必须关涉不同文明中的说理活动和说理方式。第二，对“说理”的直观描述为“从属于一个或多个文化群体的若干主题在某个语境下以某种方式通过语言进行交流，其目的是促使活动参与者采取某种立场”。说理的进行方式及其主要特征为：（1）说理活动的社会文化性。（2）说理活动的动机；（3）说理活动的语言；（4）说理活动的规则；（5）说理活动的结构。进而，给出了广义论证的定义：“在给定的社会文化情景中，隶属于一个或多个文化群体的若干主体依据（社会）规范或规则使用符号给出理由，促使参与主体接受或拒绝某个观点。我们称这种借助符号进行的具有说理功能的社会互动或博弈为广义论证。其中，符号包括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后者包括肢体和图像语言等；而说理就是给出理由促使人们接受或拒绝某一观点或立场。”
第三，依据广义论证的定义，重新给定了逻辑学研究的图谱：逻辑可以划分为西方式逻辑和非西方式逻辑。西方式逻辑分为形式逻辑和广义非形式逻辑，形式逻辑又划分为经典逻辑和非经典逻辑，广义非形式逻辑划分为非形式逻辑、归纳逻辑和思辨逻辑；非西方式逻辑可以划分为中国古代逻辑、印度佛教逻辑、伊斯兰逻辑、阿赞德逻辑等。
广义论证理论清楚地告诉我们：论证的说理依赖于论证发生的文化背景和社会语境，在不同的背景和语境下会有不同的广义论证。中国古代的说理论证不同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说理论证，具有明显的“关联性思维的特征”
。因之，对《战国策》的说理艺术的建构和评估就不能采用“以西释中”方法，而是要依据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特征来予以说明。
《战国策》一书属于所谓的“纵横”家之书，汉代的刘向在《战国策·叙录》中说：“仲尼既没之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道德大废，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故孟子、孙卿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是以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代、厉之属，生从横短长之说。”
刘向看到了“从横短长之说”产生的时代特点，即苏秦、张仪等人的“从横短长之说”，乃是一种乱世之学，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产物。
既然《战国策》是“纵横”家的书，那么，何为“纵横”？《诗·齐风·南山》：“薪麻如之何？衡从其亩。”韩婴释之：“东西耕曰横（衡）”，“南北耕曰由（从）”。在战国时期，作为一个政治概念，“纵横”被赋予新的含义。《韩非子·五蠹》：“从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通“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汉书音义》道：“以利合曰从，以武力相胁曰横。或曰：南北曰从，从者，连南北为一，西乡以摈秦。东西曰横，横者，离山东之交，使之西乡以事秦。”（见《资治通鉴》卷一“安王十五年”条下胡三省注引）正如刘向所指出：“当此之时”“苏秦为从，张仪为横，横则秦帝，纵则楚王”。（《战国策书录》）要而言之，所谓“横”，乃“连横”之简称，即以秦国为中心，分别联合山东任何一国，东西连成一条横线，攻击其他各国，如此分化瓦解山东六国，最后“并吞天下”，统一中国。所谓“从”，乃“合纵”之简称，即山东六国从燕到楚，南北合成一条直线，联合抗秦，在强秦虎视眈眈之下，图谋自存。这正是战国时代政治斗争形势的生动写照。因此，“纵横”的确鲜明地体现了战国时代的政治特征。而所谓“纵横家”，则是为适应当时各国之间政治斗争的需要，或主从，或主横；或奔走游说，或入朝干政，直接服务于各国统治者的一批谋臣策士。他们是一群有文化、有知识的“智囊”人物。他们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各国的政治、经济、地理状况，风俗、民情甚至国君的志趣、爱好，都了如指掌。在当时，他们称得上是出类拔萃的人才，“士”中的佼佼者。在战国时代的政治、外交战线上，他们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由于这些纵横家需要说服诸侯各国的国君采纳或是连横或是合纵的政治主张，就必须具有一定的能够说服诸侯各国国君的说理技巧、论证艺术。
那么，纵横家们说理的规则是什么呢？他们应该如何提出观点，听者才会接受其结论呢？我们将基于广义论证理论，借鉴古代史、思想史、文学史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展开分析，对纵横家不同于西方形式逻辑的说理艺术进行阐释。
第一，善为“长短”之术。《战国策》所记载的纵横家在说理的时候特别注重“长短”“捭阖”之术，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合纵”之术。如果我们对《战国策》稍加研究，就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那就是“纵横”“捭阖”“长短”“阴阳”几乎是在相同的意义上使用的，即“纵”“捭”“长”“阳”是一个意思，主要是从正面积极的意义上去说理和阐明所谓纵横家的思想，而“横”“阖”“短”“阴”是一个意思，主要是从反面消极的意义上去说理和阐明纵横家的思想。刘向《战国策书录》：“是以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代、厉之属，生从横短长之说，左右倾侧。”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战国策》又被称作《长短书》。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说理技巧被称作“长短说”呢？《战国策·楚策一》记张仪为秦破从连横而说楚王，对此有一段绝妙的注脚。他在楚王面前大肆攻击主张合纵抗秦的“从人”者流，揭露他们的惯用伎俩道：“夫从人者，饰辩虚辞，高主之节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显而易见，这就是所谓“长说”的要义；反之，“贬主之节行，言其害而不言其利”，即是所谓‘短说’”。
苏秦为了实现他的“合纵”之梦想，向楚王说道：“楚，天下之强国也。大王，天下之贤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之塞、郇阳。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夫以楚之强与大王之贤，天下莫能当也。”
为了让楚王采纳自己的合纵之道，苏秦可以说是极尽其所能把楚国所有的优势描绘得淋漓尽致，“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堪称“长说”的范例。而张仪以连横说魏王：“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过三十万人。埊四平，诸侯四通，条达辐湊，无有名山大川之阻。从郑至梁，不过百里，从陈至梁二百余里。马驰人趋，不待倦而至。梁南与楚境，西与韩境，北与赵境，东与齐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参列。粟粮漕庾，不下十万。魏之埊势，故战场也。魏南与楚而不与齐，则齐攻其东；东与齐而不与赵，则赵攻其北；不合于韩，则韩攻其西；不亲于楚，则楚攻其南。此所谓四分五裂之道也。”
句句皆言其“害”而不言其“利”，堪称“短说”之范例。
其实，长短术的运用，主要还是为了做比较，强调无论修身治国、齐家还是平天下，都要用其所长，避其所短。
第二，善为寓言之术。说理就是要摆事实讲道理，而所摆的事实一定要真实可信，于史有证。但是，在《战国策》一书中，“无中生有”的寓言故事比比皆是。有的学者认为《战国策》有 54 则寓言故事，有的学者认为有 70 则。
《战国策》里的寓言故事大多随物赋形，即事寓意，长短适度，灵活多样。这些寓言故事不光是人物栩栩如生，情节离奇曲折，关键是这些寓言故事为纵横家们的说理插上了翅膀，增加了说理的功能。关于这一点，不能用西方传统逻辑的“三真”原则来衡量中国古代的说理艺术。
使用寓言故事来增加说理的可靠性是《战国策》的一大技巧。这种做法往往能使抽象变得具体、深奥变得通俗，特别是能够即事讽喻，因便说理，例如《战国策·齐策》：“靖郭君将城薛，客多以谏。靖郭君谓谒者无为客通。齐人有请者曰：‘臣请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请烹。’靖郭君因见之。客趋而进曰：‘海大鱼。’因反走。君曰：‘客有，于此。’客曰：‘鄙臣不敢以死为戏。’君曰：‘亡，更言之。’对曰：‘君不闻（海）大鱼乎？网不能止，钩不能牵，荡而失水，则蝼蚁得意焉。今夫齐，亦君之水也。君长有齐阴，奚以薛为？夫齐，虽隆薛之城到于天，犹之无益也。’君曰：‘善。’乃辍城薛。”
这则寓言故事就把局部应服从整体、个人利益应服从国家利益的深刻道理说得透彻明了，生动形象中蕴含了深刻的意义，增强了说理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其他寓言故事还有“群狗争骨”“画蛇添足”“狐假虎威”不死之药”“惊弓之鸟”“南辕北辙”“鹬蚌相争”“名士名母”等等。
《战国策》尽管也引用上古、三代贤王圣君的有关史实，引用春秋战国的一些事例，征引《诗经》《尚书》，甚至也引用生活中的一些小事，但巧撰寓言来说明道理无疑是《战国策》的一大特色。特别要指出的是，《战国策》运用寓言不是把寓言故事作为独立的故事来使用的，所有的寓言故事都是为纵横家们的说理服务的，具有强烈的目的性、现实针对性。
第三，善为推类之术。推类是中国古代逻辑理论和思想的重要特征，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关于“推类”的理解和看法，刘明明在总结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推类”定义：“推类是建立在对事物类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理’）把握基础上的中国古代的典型推理类型。”
并认为推类与古希腊的三段论、印度的因明一样，是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推理类型。虽然对推类的研究后出转精，有了很大的推进，却有些语焉不详。在笔者看来，要揭示“推类”的特征，可以把推类理解成“推类是建立在对事物（包括现象）类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把握基础之上的由此及彼、由近及远、由大及小、由小及大、由远及近、由抽象及具体、由具体及抽象的推理过程”，这种推理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传统推理的“关联性思维”特征。
《战国策》同中国古代的其他典籍一样，运用推类的结论实例几乎俯拾即是。例如《战国策·齐策》：“齐人见田骈，曰：‘闻先生高议，设为不宦，而愿为役。’田骈曰：‘子何闻之？’对曰：‘臣闻之邻人之女。’田骈曰：‘何谓也？’对曰：‘臣邻人之女，设为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则不嫁，然嫁过毕矣。今先生设为不宦，訾养千锺，徒百人。不宦则然矣，而富过毕也！’田子辞。”
古人只用了短短的几十个字就把无法言表、难以启齿的深刻道理借用推类手法表达得酣畅淋漓，而且嬉笑怒骂、鄙夷讥笑、热潮冷讽尽在其中。尤其是这种说理的效果尤为有效，是以“田子辞”。尽管翻译不同，笔者认为这里的“辞”应该理解为“逃遁”。
再如：“孟尝君将入秦，止者千数而弗听。苏秦欲止之，孟尝曰：‘人事者吾已尽知之矣。吾所未闻者，独鬼事耳。’苏秦曰：‘臣之来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见君。’孟尝君见之。谓孟尝君曰：‘今者臣来，过于淄上，有土偶人与桃梗相与语。桃梗谓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挻（梴）子以为人。至岁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则汝残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则复西岸耳。今子东国之桃梗也，刻削子以为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则子漂漂者将何如耳。’今秦四塞之国，譬若虎口，而君入之，则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尝君乃止。”
一个推类就把很多思想表达到了极致，比起长篇累牍不知要好多少倍。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纵横家以史为鉴，由微推类和类从推理的逻辑方法又是一种思维方式，它不是从未知推到已知，是从已知到未知。先从历史、个别、同类事物中悟出道理，然后用类推、比喻、例证的方法来把这个道理推及未知事物。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注重直观和体验，而忽略于抽象的推理分析比较。这个特点不仅合乎中国传统的思维方法，而且更适应战国纵横家实践的需要。”
《战国策》中诸如此类的推类不胜枚举。
第四，善为“鬼谷”之术。尽管学界对《鬼谷子》一书的真伪和成书年代难以形成共识，但对《鬼谷子》一书是关于纵横家说理技巧的书不持异议。司马迁认为，鬼谷是苏秦、张仪的老师，《史记·苏秦列传》开篇写道：“苏秦者，东周雒阳人也。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史记·张仪列传》写道：“张仪者，魏人也。始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术，苏秦自以不及张仪。”我们从《战国策》中也看到了《鬼谷子》一书的灵魂和精神所在。《鬼谷子》一书所说的游说为谋之术一共有十条，主要是长短纵横之术中的预测、说辩和决策，强调了游说为谋的具体技巧，即“捭阖之术”“反应之术”“内揵之术”“抵巇之术”“飞箝之术”“忤合之术”“揣摩之术”“量权之术”“为谋之术”“决策之术”。
我们不能为《战国策》中的这十大技巧一一举例说明，但我们可以采用“人体解剖法”，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提供了钥匙……人们认识了地租，就能理解代役租、什一税等。但是不应当把它们等同起来。”
我们可以从《战国策》一书中撷取一段来分析纵横家们是如何运用这十大技巧中的某一个技巧的。
据学者熊宪光的研究，《战国策·楚策》中张仪以“连横”说楚王就是很好的例子，张仪的说辞，从揣情量权入手，进而突出运用“捭阖”“抵巇”与“揣摩”之术。他一开头就说：“秦地半天下，兵敌四国，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虎贲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疋，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难乐死，主严以明，将知以武。虽无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险，折天下之脊，天下后服者先亡。”
这里首先以“捭阖”中的“捭”术，杂以“作声誉以飞扬之”的“飞”术，极力渲染秦国之强盛。如此向楚王夸耀秦之强，是用“以阴结阳，施以力也”，即以外势施加压力的“捭阖”之术，同时也兼有“摩而恐之”之意。这当然也是长短术的运用。秦之强，是秦之长、楚之短也。接着张仪以“抵巇”之术攻击“为从者”：“且夫为从者，无以异于驱群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与羊，不格明矣。今大王不与猛虎，而与群羊，窃以为大王之计过矣。”
这一段说辞，以“猛虎”喻秦国，以“群羊”比六国，把“合纵”之计比喻为“驱群羊而攻猛虎”。这种以生动的形象说明抽象事理的方法，正是《鬼谷子·反应篇》所说的“言有象，事有比；其有象比，以观其次。象者，象其事；比者，比其辞也”的具体运用。所以这一段说辞兼用了“抵巇”“反应”之术……张仪的这一篇说辞，把纵横之术运用得游刃有余，恰到好处，其结果自然是“箝而横”了：“楚王曰：‘楚国僻陋，托东海之上。寡人年幼，不习国家之长计。今上客幸教以明制，寡人闻之，敬以国从。’乃遣使者百乘，献鸡骇之犀、夜光之璧于秦王。”
《战国策》一书说理的技巧还有很多，不一一赘述，本书抛砖引玉，以待能者。
20 世纪在西方发展起来的非形式逻辑为论证评估提供了良好的理论指导，然而，从《战国策》一书的说理技巧来看，西方的非形式逻辑的发展只能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的逻辑论证提供借鉴，而不具有绝对的指导意义。
首先，《战国策》的说理不追求形式有效，不追求普适性。所以，纵横家们的说理尽管也有一定的“程式”，但更多的是遵循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很少或者不用“递相诉求”式的论证
，更多的是使用“分支论证”
。对于这种分支论证，有时可以使用P（C／T
1
…Tx）＝P（C／T
1
…Tx－ 1）＋｛1 －P（C／T
1
…Tx －1）｝P（C／Tx）
[1]
的计算公式来进行，但是这种评估也具有一定的缺陷，那就是对不同的论据赋值的问题，即为什么给这个论据赋值 0.9，而给那个论据赋值 0.8 的问题。
其次，对于《战国策》中使用的一些寓言故事，为论证而使用的虚假论据等，要有一个客观公正的理解和评价。正是这些无中生有的论据才使得《战国策》一书的论辩恣肆汪洋、酣畅淋漓。例如《战国策·魏策二》：“田需贵于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杨，横树之则生，倒树之则生，折而树之又生。然使十人树杨，一人拔之，则无生杨矣。故以十人之众，树易生之物，然而不胜一人者，何也？树之难而去之易也。今子虽自树于王，而欲去子者众，则子必危矣。’”
这一段论证说理的过程，就是以“树杨”为实例，虚造一种场景，制造一种氛围，而实际上不可能有“十人树杨，一人拔杨”的事情发生。在先秦时期，使用“今有……”“今夫……”这样的语言往往表示一种假设。我们绝不可以说，这样的论证使用了虚假论据，因为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语境中，这样做是合理合情的，也只有这样做才是合理合情的。
再次，《战国策》一书中的分支论证也和西方非形式逻辑所研究的分支论证大相径庭，就如同传统逻辑对P∧Q＝Q∧P一样，不同的论据之间是平行的，但在《战国策》中却是另有一番景象的。例如：“王独不见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飞翔乎天地之间。俛啄蚊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饮之。自以为无患，与人无争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将调鈆（饴）胶丝，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为蝼蚁食也。蜻蛉其小者也，黄雀因是以。俯噣白粒，仰栖茂树，鼓翅奋翼，自以为无患，与人无争也。不知夫公子王孙，左挟弹，右摄丸，将加己乎十仞之上，已其类为招。昼游乎茂树，夕调乎酸醎。倏忽之间，坠于公子之手。夫雀其小者也，黄鹄因是以。游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
鲤，仰啮菱蘅，奋其六翮，而凌清风，飘摇乎高翔。自以为无患，与人无争也。不知夫射者方将修其
卢，治其缯缴，将加己乎百仞之上，被
磻，引微缴，折清风而抎矣。故昼游乎江河，夕调乎鼎鼐。夫黄鹄其小者也，蔡圣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饮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鱼。左抱幼妾，右拥嬖女，与之驰骋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国家为事。不知夫子发方受命乎宣王，系己以朱丝而见之也。蔡圣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辈（辇）从鄢陵君与寿陵君，饭封禄之粟，而载方府之金，与之驰骋乎云梦之中，而不以天下国家为事。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黾塞之内，而投己乎黾塞之外。襄王闻之，颜色变作，身体战慄。于是乃以执圭而授之，为阳陵君，与淮北之地也。”
这就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成语出处，这一段说理从蜻蛉说到黄雀，从黄雀说到黄鹄，再说到蔡圣侯，最后说到楚襄王，如此层层递进，步步紧逼，反复讽说，其说理的气势跌宕起伏，以句为对偶，段为排比，因物及人，由小见大，充分体现了“铺采摛文，体物写志”的赋体特征，难怪乎清代姚鼐的《古文辞类纂》把它编入“辞赋类”。《战国策·齐策·赵威后问齐使》有异曲同工之处。对于它们的评估，恐怕很难用“图尔敏图”或者“比尔兹利图”来评估。对于它们的评估应该创设一种新的评估方式来加以处理。
总之，《战国策》一书具有独特的说理艺术，使用广义论证理论对诸如此类的中国古代典籍进行研究，一方面可以发扬中华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可以拓宽逻辑学研究的领域，推进中国逻辑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取得更大的成就。唯有此，中国逻辑史的研究才能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
[1] Alexander V.Tyaglo，“How to Improve the Convergent Argument Calculation，” Informal Logic ，2002，Vol.22，No.1，pp.61 －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