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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考《孟》，其研治的深入程度是历代无法比拟的。仅以两点说明之。
一、专题研究兴盛
清代不乏全面考证《孟子》的著作，如焦循的《孟子正义》、俞樾的《孟子平议》等，但比较而言，专题研究更加兴盛，且影响较为深远。
首先，分工细密，学有专长。
清代考孟的146种专著，可细分为：辑佚类（40种）、年谱类（43种）、弟子类（5种）、章指、篇叙类（3种）、外书类（5种）、辨赵（岐）类（2种）、辨朱（熹）类（2种）、综合类（5种）和其他类（41种）等九个类别。在其他类41种著作中，有王谟的《孟子古事案》、林春溥的《孟子列传纂》、于鬯的《孟子分章考》、刘曾
的《孟子人考》、船山主人的《孟子杂录》等。似乎经过细密规划，各人专司一行。
学不在多，有长则名。在清代《孟子》学中，论考孟子时年，虽有43种专考，近百种专著涉及，人们却无法忘记阎若璩的《孟子生卒年月考》、周广业的《孟子出处时地考》，而这两部著作都是较为短小的专题考证，极受清人推崇，原因是考证精密，颇有学界广泛关心的问题和前人未考定之结论，所见之高，让人难以忘怀。
张宗泰的《孟子七篇诸国年表》，盖不超万言，专考各国相关史实之时年，考证极为精审，《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曰：“其据《竹书》纪年以驳《史记》，极是。谓见梁惠王必在改元之后，以来见之初，即称之曰王，则为证。既在改元之后，而惠王复胪陈三事以析之。又下章即接见梁襄王，非后十六年而何？此则确当不可易。……孟子逮事湣王，故篇前称齐王而无谥，中间曾以葬母故归邹，后又反齐。此亦确当不可易。……他若辨邹即是邾，邹国邹邑之非一，《竹书》纪年载越灭滕之误俱甚确。”用一个“极是”，两个“确当不可易”，一个“俱甚确”评价之，可见张氏之著的价值、地位和影响。
周广业的《孟子章指考证》，应该说考证的问题较为冷僻，此著目前难以见到，可清人在著述中却广泛征引，焦循在《孟子正义》中就引了34次，可见其研究的深入程度。
其次，学倡争鸣，愈辩愈明。
清代虽然大兴文字狱，但学术争鸣气氛仍较为浓烈，不仅敢于怀疑古代权威，当代权威也常被质疑，这就推动了清代学术的发展。
《孟子》赵注颇受学者推举，可宋翔凤的《孟子赵注补正》多用“望文生义”“其说谬误”“此言诞不足信”批评赵注之误，并予以订正，故《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曰：“多所发明。”近人亦认为：“《孟子赵注补证》也体现了清代考据学家所共有的一个特点，即引证材料非常丰富精审。……无论在考据方面还是在资料方面都堪称孟子学史上的重要著作，有着广泛的参考价值。”
孟子弟子，也是历代学者常考证的问题，清代就有五部专著，朱彝尊的《孟子弟子考》乃清前期“弟子类”有影响之论著，可清晚期的陈矩大胆地予以补正，作《孟子弟子考补正》，因而此著不仅同样有较大影响，而且还更受关注。于此，学界对孟子弟子的分歧范围也就更小了。
焦循在《孟子正义》中，共引征文献826种，在同一个条目下，最多引征文献30余种，他将古代和当时的关涉某一问题的相关论述，汇集一处，进行对比考证，使所考问题更明，结论更加可信。不因权威而从，不因推崇而采，这种争辩的精神、勇气可嘉，求真的态度可推。
二、考辨细致入微
清代学者深入研《孟》，不仅表现在广泛开展专题研究，还体现在考证问题细致入微。有时细小问题解决了，大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关于“告子”，赵注：“告子者，告，姓也。子，男子之通称也。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尝学于孟子。”赵氏以告子名不害，盖以为即浩生不害。为此，阎若璩在《释地又续》云：浩生，复氏。不害，其名。与见《公孙丑》之告子，及以《告子》题篇者，自各一人。赵氏仍于《告子篇》误注曰名不害，且臆度其尝学于孟子，执弟子问者。后来毛奇龄亦以赵氏为误。继之，陈矩在《孟子弟子考补正》中进一步考证告子与浩生不害“判为两人”。这一问题解决，孟子弟子中相关分歧也就解决了。
对孟子至齐次数和时间的考证。《史记》云：“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史记》所叙似与史实有诸多不符，《通鉴》则曰孟子先至梁，故后人对孟子游历争论不休。清代学者有主“先齐”，有主“先梁”，但都不能说服对方。后来张宗泰《孟子七篇诸国年表》说孟子实三至齐，只得到“此说亦不为无因”
的评价，却引发狄子奇的继续思索，在《孟子编年》中提出孟子一生实际到过齐国两次，并考定时年，证明司马迁疏漏，只记录了后一次，故造成了错误和混乱。对孟子至齐次数和时间的考定，就解决了历史悬案，接受狄子奇的结论，实际上就肯定《史记》“先齐后梁”之说。
清代学者，考证问题，细微处往往也是精彩之处。如焦循《孟子正义》之《告子章句上》“今夫奕之为数，小数也”条，赵注“奕，博也。或曰围棋。《论语》曰：‘不有博奕者乎？’”
“奕”为围棋，“博”为局戏，赵氏不懂棋艺，以“博”释“奕”，显然是混二为一。焦循为了纠正赵氏混“博”“奕”为一的错误，引征：《方言》《孟子字义疏证》《说文》《荀子》《楚辞》《史记》《春秋》《左传》《广雅》《广雅疏证》《韩非子》《西京杂记》《列子》《六博经》《博奕论》《小尔雅》《小尔雅训纂》《大戴礼记》《文选》《艺经》《后汉书》《九章算术》《奕旨》《论语》等文献的相关论述，最后云：“赵氏以《论语》博奕连言，故以博释奕。其实奕为围棋专名，与博同类而异事也。”
考证如此细致入微，且精彩之至，非清人不能为也！
时至今日，人们常常强调《孟子》的义理之学的成就和对后世的影响，而忽略《孟子》考据学的成就和对后世的影响，这是因为对《孟子》学缺乏全面了解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