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考证全面

清代考《孟》，无所不涉，卓然有成。为便于叙述，我们将清代考《孟》成果粗分为两大板块，一是辑佚，二是考证。在146种考据类专著中，前者40种，后者106种。

一、辑佚

清代考据学兴盛，考证的内在需要和官方搜书、修书，推动了辑佚工作的全面开展。不少学者长期致力于辑佚工作，成就斐然，泽及后世。学者把散见于其他著述之中的有关《孟子》研究的资料加以辑录、考订，整理出了许多宝贵的文献资料，这是清代《孟子》学可喜的成就。

辑佚大致有三类：一是辑《孟子》遗篇，包括《孟子》章指和外书，共有17种，其中遗篇8种，章指4种，外书5种；二是汉唐除赵注之外较有影响的汉程曾、高诱、刘熙、郑玄、晋綦毋邃、唐陆善经、张镒、丁公著等《孟子》旧注共17种，其中王谟、黄奭、马国翰、王仁俊的工作较为突出，马国翰贡献尤大，一人就辑有《孟子》汉唐古注8种；三是散、佚的宋、元、明学者的《孟子》学著述，共有6种。经学辑佚工作，历代都有人做，但像清代这样，参与学者多，辑佚范围广，确是罕见。

二、考证

考证由于涉及的领域多，范围大，著作多，无法一一加以评述，所以我们选取孟子生平、《孟子》文本两个角度予以考察。

1.考证孟子生平事迹

关涉孟子，就有孟子的生卒年、生卒地、游历、家世、师从、弟子等相关事迹，在106种考证专著中，此类占50种。因涉及面太广，涉及著作太多，我们仅对孟子的生卒年月、游历、师从和弟子的考证简述如下：

第一，考证孟子的生卒年月。

在清代考据类《孟子》学著作中，涉及学者、著作最多的专题就是考证孟子时年，涉及著作估计近百种，有43种专考时年，可见这是一个学者普遍关注、非常难以考定的一个问题。清代学者如此关注，投入超出想象的精力，原因是关于孟子生卒年，司马迁《史记》、赵岐《孟子章句》等均无记载。元人作《孟母墓碑记》，始引《孟氏谱》，认为孟子生于周定王三十七年己酉四月二日，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壬申正月十五日，享年八十四岁。《孟氏谱》的作者不详，宋时未见有人引用，其说法也与史实多有不符之处。周朝有两位定王，一是春秋时的定王姬瑜（公元前606—公元前586）；一是战国时的贞定王姬介（公元前468—公元前441）。孟子生于战国，故只能是定王姬介。但姬介在位只有二十八年，没有三十七年。故《孟氏谱》说法不可靠。

尽管《孟氏谱》的记载不可靠，后人却在此基础上推衍出两种说法。一是将《孟氏谱》中生年的“定”字改为“安”字，又去掉三十七前的“三”；把卒年中的二十六去掉“六”字，又把二十改为“十二”，便为生于周安王十七年（公元前385），卒于周赧王十二（公元前303）或十三年（公元前302）。清代阎若璩的《孟子生卒年月考》、周广业的《孟子四考》等大体持此说，其后许多学者也都由此演绎而持一说，但未举出新的有力证据。近人杨伯峻、董洪利也基本赞同此说。二是据《孟氏谱》的卒年上推八十四年，当生于周烈王四年（公元前372），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89）。清代焦循的《孟子正义》、张宗泰的《孟子七篇诸国年表》、陈宝泉的《孟子时事考征》、狄子奇的《孟子编年》等基本持此说。近代不少学者认为后者与孟子的活动大体相符。

第二，考证孟子游历。

关于孟子游历，主要分歧在于“先齐后梁”还是“先梁后齐”。《史记·孟轲荀卿列传》云：“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史记》说先事齐宣王，之后又游宋、游梁、游滕。这与史实不符，在时间上也难以讲通。故后人对此多有怀疑。

清代学者对此也是各持己见。以阎若璩、宋翔凤为代表，持“先梁后齐”观点，主要是依史实推算出《史记》的说法是错误的，另外《通鉴》说始游梁，后事齐；再本《孟子》，开篇即言梁事，乃游事之始，认为“先梁后齐”为是。以周广业为代表，持“先齐后梁”观点，认为：《孟子》书先梁后齐，此篇章之次，非游历之次，赵氏注可谓明且核，后儒不喜赵注，见《孟子》开篇即云“孟子见梁惠王”，遂断为历聘之始。故依《史记》之说，但仍对其有悖史实问题未作出正面肯定的回答，所以还是不能令人信服。张宗泰的《孟子七篇诸国年表》提出孟子三至齐，以此来证“先齐后梁”之说，虽然不可全信，但拓宽了学者的思维空间。所以后来狄子奇的《孟子编年》提出孟子一生实际到过齐国两次，一次是在齐威王（公元前356—公元前320）时，一次是在齐宣王（公元前319—公元前301）时，由于司马迁的疏漏，只记录了后一次，结果造成了错误和混乱，此说可信度较大。若此，“先齐后梁”之说就能为大部分学者所接受。

第三，考证孟子师从。

对于孟子师从，各家存在分歧主要是受业子思，还是子思门人。《孟子·离娄下》云：“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史记·孟轲荀卿列传》曰：“孟轲，邹人也。受业于子思之门人。”《列女传》载：“（轲）稍长，……旦夕勤学不息，师事子思，遂成天下名儒。”《汉书·艺文志》言：“名轲，邹人，子思弟子。”《孟子题辞》说：“孟子生有淑质，夙丧其父，幼被慈母三迁之教，长，师孔子之孙子思，治儒术之道。”《风俗通义·穷通》云：“孟子受业于子思。”

由于《孟子》所说“予私淑诸人”较为笼统含糊，故《史记》说是子思的门人，而《列女传》却说是子思。故引发后世争论。有关孟子师从问题，清代学者分歧不是太大。周广业的《孟子出处时地考》以孔子、伯鱼、子思、孟子生活年代相推和史实证之，认为孟子受业子思门人之说可信。之后学者基本赞同。如康有为在《孟子微》中说：“子游受孔子大同之道，传之子思，而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梁启超说：“《春秋》太平世之义，传诸子游，而孟子大昌明之。《荀子·非十二子》篇攻子思、孟子云：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可见子思孟子之学实由子游以受孔子也。”

第四，考证孟门弟子。

关于孟子弟子，历代学者都是在各自《孟子》学著作中顺带论及，清代却不然，仅这一问题，除了顺带论及外，就有朱彝尊的《孟子弟子考》、许重炎的《孟子弟子考》、吴昌宗的《孟子弟子考》、观頮道人的《孟子弟子考》、陈矩的《孟子弟子考补正》等著作专门考证孟子弟子。影响较大的是朱彝尊的《孟子弟子考》及陈矩的《孟子弟子考补正》。

朱彝尊的《孟子弟子考》列孟子弟子为：乐正子、万子章、公孙丑、浩生（亦作告）子不害、孟仲子、陈子臻、充子虞、屋庐子连、徐子辟、陈子更、彭子更、公都子采、咸邱子蒙、高子、桃子应、盆成子括、滕子更，共十七人。陈矩认为朱彝尊《孟子弟子考》基本可信，但亦有误漏，故曰：“……矩详考群篇，无可疑而补入者七人，告子、季孙、子叔、匡章、曼丘不择、孟季子、周霄，并原书所列得二十四人。”同时他认为：朱彝尊的《孟子弟子考》载“浩生（亦作告）子不害，宋赠东阿伯。”误也。所以正之曰：“矩案赵岐曰：浩生姓，不害名，齐人也。浩生复姓，不害其名，与公孙篇之告子，及以告子名篇者，各一人，赵氏偶于告子篇误注名不害。朱子亦沿其缪，遂传疑至今。兹据《墨子》书定告子名胜，与浩生不害判为两人。”

清代学者对孟子弟子考订，虽各自略有不同，但基本不出朱彝尊的《孟子弟子考》和陈矩的《孟子弟子考补正》考证范围。

2.考证《孟子》

考证《孟子》其书，就要涉及《孟子》的思想、作者、字、词、句、篇章、次序、章指、篇叙，及相关的史实、地理、名物、制度等。我们仅述及对《孟子》作者、篇章次序的考证。

第一，《孟子》的作者。

关于《孟子》的作者，历来有多种说法。清代学者亦有分歧。

首先，孟轲自著说。现存《孟子》的最早注释本，是汉代赵岐的《孟子章句》。赵氏在该书的《题辞》中说：“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称也；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宋朱熹从文章风格的匀称一致上，力证该书出自孟轲之手，曰：“《论语》多门弟子所集，故言语时有长长短短不类处。《孟子》疑自著之书，故首尾文字一体，无些子瑕疵。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好？” 清阎若璩的《孟子生卒年月考》、魏源的《孟子年表考》则从有无记述孟轲容貌上推断，《孟子》应为孟轲自著。焦循《孟子正义》则以《论语》《孟子》之命名相推断，《孟子》是孟轲自作之书。

其次，弟子辑成说。唐韩愈在《答张籍书》首先提出这一论点：“孟轲之书，非轲自著。轲既殁，其徒万章、公孙丑，相与记轲所言焉耳。”清崔述在《孟子事实录》中认为，《孟子》所讲的历史事实和地理位置往往不合，“果孟子自著，不应疏略如此”。崔氏还认为，《孟子》对门人乐正子等都称“子”，“果孟子所自著，恐未必自称门人皆曰子。细玩此书，盖孟子门人万章、公孙丑等所追述，故二子问答之言，在七篇中为最多，而二子书中亦不以子称也”。

再次，再传弟子辑成说。清周广业在其《孟子出处时地考》中说：“此书叙次数十年之行事，综述数十人之问答，断非辑自一时，出自一手。”“迨归自梁而孟子已老，于行文既绝少，又暮年所述，故仅与鲁事，分附诸牍末。其后门人论次遗文，分篇列其目，以仁义两言为全书纲领。”故推断《孟子》是孟轲以其说传授于乐正子等，然后由乐正子及其门徒编辑成书的。

此外，师生合著说。认为《孟子》由孟轲口授，其弟子万章、公孙丑整理成书。宋朱熹、清阎若璩、魏源是主张孟轲自著的，但都认为有孟子的弟子参加。朱氏指出：“恐是其徒所见，孟子必曾略加删定也。”阎氏说：“（孟子）卒后，书为门人所叙定”，魏氏也说是万章、公孙丑二人受之于口而笔之于书。焦循在《孟子正义》中还引《史记索隐》语曰：“平日与诸弟子解说之辞，诸弟子各记之，至是孟子聚集而论次之，……《离娄》《尽心》等章，则孟子自撰也。”实际上也是认为《孟子》为师生合著。

第二，《孟子》的篇章次序。

关于《孟子》篇章，赵岐在《孟子题辞》中云：“自撰其法度之言，著述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又有《外书》：《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其文不能宏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仿而托也。”

对《外书》，清代学者辑、考、辨、证较多，专著就有五部，但对赵氏“依仿而托”非之不多，只是觉得《外书》与内篇多有关联，存之无妨。

对于《孟子》篇数为“七”，盖无可疑，历代学者基本不论。但对其章数、字数不时有人论及。唐张镒的《孟子音义》说见《孟子》七篇仅二百五十八章，与赵氏所云少三章。故《崇文总目》说是陆善经删去赵岐《章指》，邵武士人作疏，依用陆本。《章指》既删，章数遂不可定。对此，清戴震得朱氏文游校本二，认为造成误差的原因：“一为虞山毛扆手校，……今未见其影钞者。而此本《尽心》下，惟梓匠轮舆章有《章指》，余并缺。一为何仲子手校，……并缺《章指》。二校各有详略，得以互订……然则今孔氏所刻《章指》，亦拾掇于残缺之余，焉保无分合之讹。然欲傅会于二百六十一之数，而强分以足之，则亦非后学所敢矣。” 戴氏认为赵岐《孟子题辞》所说不误。焦循以为戴震所言可依。

关于《孟子》字数，应如赵氏在《孟子篇叙》中所言：“文章多少，拟其大数，不必适等。”但历代为此耿耿于怀者有之，明末陈士元《孟子杂记》统计《孟子》字数为三万五千四百一十字，比赵氏所云多七百二十五字。焦循按孔氏刻本统计为三万五千二百二十六字，比赵氏所计多五百四十一字。焦氏并分析造成统计误差的原因是：《孟子》原文本无孟子曰，“‘孟子曰’三字乃为后人所加”，“以此推之，虽未能尽得其增加之迹……约略可于此见之也。” 因此，周广业在《孟子异本考》中云：“赵注《孟子》，三年乃成，谓可寤疑辨惑。字数易明，岂复疏于布算，但旧书古简，脱漏居多。唐宋本固应减于汉，否亦不能加多。今兹剩字，得毋有后人所羼入者乎。”所以为此花费精力，实属不必。

关于《孟子》七篇，为何如此相次叙之，历代不少学者论及。论述较为详尽者，一是汉赵岐，二是清代周广业。赵氏以为其序次有内在逻辑性：即仁义开篇，乃全书宗旨；言仁义为上，可大行其政；善政莫过于尚古圣道；尚古可从善思礼；思礼而行孝；孝道本于情性；情性在内而主于心，尽心便可与天道通。周广业《孟子出处时地考》云：“其后门人论次遗文，分篇列目，以仁义两言为全书纲领，因割其六章冠首，而以《梁惠王》题篇，于梁齐之下，继以邹、滕、鲁。盖孟子生平所注意者，祇此五国而已。……孟子一生行藏，首篇尽之矣。……首次二篇以天终，末篇以天始，《梁惠王》以王道始，《尽心》以圣学终，《公孙丑》由王道推本圣学……《滕文公》亦兼举圣学王道……。《离娄》《万章》《告子》《尽心》，发端言尧舜心性……而《万章》一篇，又知人论世之林。此则七篇大致，可得而略言者。”焦循以为“周氏所云，似较赵氏为长。” 5RpMjU5PUrTDFkZxNwxLWV8m33B/L4hG0WRLL1YhZwsMHU0fpCpcObeejZuTMLQ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