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用成果丰硕来言清代《孟子》学，实不为过。它不仅著作数量惊世，更以著作的高品位而传世，不仅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对后世的影响也很深远。
一、著作量大
如前所述，清代《孟子》学，单考据类专著就有146种，另外在114种《孟子》学专论中还有64种侧重于考证，这两者相加就有210种。如果再考虑清代《四书》学中的《孟子》研究成果，数量盖在千种以上。而在清代之前，宋代是中国经学发展的一个高峰，朱彝尊《经义考》辑宋一代《孟子》学著作总共也仅百余种。就绝对数量言，清代《孟子》考据成果是宏丰的。
著作量大，还表现在单部作品的篇幅大，容量大。按中华书局1999年版《十三经注疏》标点本计算，《孟子注疏》中赵注加孙疏总共约有70万字，按齐鲁书社1992年版朱熹《四书集注》标点本总共不到26万字，其中《孟子集注》约13万字。在清代考《孟》专著中，与朱熹《孟子集注》相当的有15部左右，像阮元《孟子校勘记》、曹之升的《孟子年谱》、蒋一鉴的《孟子章句考年》都在20万字以上，焦循的《孟子正义》近80万字。单部作品的容量大，一可反映学者勤苦程度，二可反映学者对某一问题研治深入的程度。焦循《孟子正义》之所以能担当“集大成”之名，与篇幅不无关系。首先，焦氏在《正义》中共引各类文献826种10796次，在篇幅小的著作中是无法做到的。其次，焦氏《正义》之所以被称为“集大成”，一是它对赵岐《孟子章句》进行了全面疏证，二是汇集了前贤时彦治《孟》的主要成果。若能如此，非鸿篇巨制不可为也。
二、质量高
论清人考《孟》的质量，可以从三个方面予以考察。
1.学术至上，求真求实
在学术领域，历代都有沽名钓誉、欺世盗名之作，在清代也很难说没有，但在《孟子》学考据领域，似乎未见踪迹，说明学者治学是求真趋实的。清人在学术上自由争鸣，切磋学问，不惧权威，大大推进了学术趋真，使得学术成果品位整体上升。比如孟子游历问题，阎若璩是清前期经学大师，对《孟子》的时、地之考，成就赫然，令人折腰。但他一反赵注、《史记》之述，提出“先梁后齐”之说，引发群起而辩之的景象，不管是否有最终结论，愈辩愈明是确定无疑的。
2.勇于考，善于证
考据，一要考，二需据。所谓考，就是要寻觅线索，探其源流。所谓据，即言之有据，证之以实。清代学者之考证，不仅善于发现新问题，对前人考证过的问题，也多方引证，不轻信前贤所说，自己不轻作结论，而是多方求证，反复辨证，最后明以己见。这样的著作经得起推敲，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可流芳后世。
《孟子·滕文公章句上》云：“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于淮泗入江之说，赵岐不注，孙奭疏曰：“江，九江也。”
朱熹《四书集注》言“据《禹贡》及今水路，惟汉水入江耳，汝、泗则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谓四水皆入于江，记者之误也。”
孙奭所说，不可信，亦不合情理。朱子据《禹贡》，言“记者之误”。对这一问题，清代不低于二十个学者论及之。阎若璩申朱子曰：“淮水入江，自孟子一时误记，朱子所谓不必曲为解说最是。”
阎氏据史实与水路进行考证，补朱子之说。但清代孙兰、孙星衍、焦循、宋翔凤等人认为《孟子》所言“排淮泗而注之江”无误。焦循引《禹贡》《舆地隅说》《分江导淮论》《水经注》《汉书注》《舆地纪胜》《货殖传》《史记》《舆地广记》《元丰九域志》《方舆胜览》《合肥旧志》《尔雅》《汉书》《庄子》等证之。宋翔凤还引《墨子》《淮南王》《地道记》等续证之。经过那么多学者的反复考证，我们认为，孟子所谓禹“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应为史实。
3.影响深远
在《孟》学史上，论及考《孟》，汉至明代不可或缺的著作仅赵岐《孟子章句》、孙奭的《孟子正义》和朱熹《孟子集注》。而论及清代考《孟》，人们就会想到朱彝尊的《孟子弟子考》、阎若璩的《孟子生卒年月考》、任启运的《孟子考略》、任兆麟的《孟子时事考》、周广业的《孟子四考》、崔述的《孟子事实录》、张宗泰的《孟子七篇诸国年表》、焦循的《孟子正义》、阮元的《孟子注疏校勘记》、宋翔凤的《孟子赵注补正》等等，至少阎、周、焦、宋之著作，是研究清代考《孟》不可缺少的，焦循的《孟子正义》成就高、影响大更是无与伦比的，近代以来许多涉及清代考据的学术著作都推崇他们。如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杨伯峻《孟子译注》、董洪利《孟子研究》等都给予他们很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