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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学是经学的一部分，清代经学兴盛的成因也是《孟子》学兴盛的主要原因。然而，除了经学兴盛的共性原因外，《孟子》学兴盛还有其个性原因。
1.宋明理学的勃兴，带动了《孟子》学的发展
清代《孟子》学空前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宋明理学的勃兴，“清学”对宋明理学的矫枉过正，带动了《孟子》学的发展。因为理学家以尊崇孔孟和儒家经典作为自己的旗帜，建立了一套精细严密、有较强思辨性的哲学体系，理学与孟子思想关系非常密切。人性问题的讨论是中国哲学史上的热门话题，从先秦始，围绕着人性善恶的问题展开过长期的争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学说是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论、董仲舒的性有善有恶论、王充和韩愈等人提出的性三品论等等。宋儒认为，以往的人性论都没有对人性的本质做出完善明确的解释，于是理学家综合各家之说，提出了性二元论。他们认为，人性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天地之性又叫天命之性、义理之性、本然之性，它是宇宙万物之性，在人则表现为未出生之前所共有的本性，这个性是纯善无恶的。气质之性是指万事万物有了形体之后而有的性，在人则表现为出生之后与身心相结合的具体本性，它因人而异，有善有恶。我们从性二元论的本质内容可以看出，它实际上并不是什么独创的理论，而是以孟子的性善论为基础，又吸收了荀子的性恶论以弥补性善论的缺陷而产生的一种人性学说。其本质与性善论十分接近。孟子的人性论以善来解释人类的本性，这与理学体系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但孟子的理论却不能圆满地回答人何以有好坏，性何以有善恶。于是理学家吸取了荀子性恶论的部分观点，提出了天命之性尽善尽美，气质之性有善有恶的性二元论。正因为如此，在诸多的人性学说中，理学家们似乎对孟子的性善论有着更为浓厚的兴趣，并引发更为深入的研究，他们更推崇孟子。理学家讨论的重点内容，基本是孟子政治和哲学思想的精华所在，因为理学与孟子思想之间有着极为深刻的内在联系，理学的大部分内容就是在继承孟子思想的基础上，对某些概念范畴作了引申和发挥。汉以来的任何一个时代，都没有像宋代理学那样对孟子思想做如此全面的阐述与研究。
宋儒所以会对孟子倾注这样大的热情，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理学的思想体系与孟子的思想体系是一脉相承的。理学家们是以儒家道统的继承者自居的，因此他们都非常尊崇孔孟，但实际上他们从孔子那里继承的东西远不如从孟子那里继承的多，原因就是在孔子思想体系中较少有理学家认为很重要的思辨性的哲学范畴，特别是理学的核心“性与天道”问题，孔子更是极少言及。然而孟子则不同了，在孟子思想体系中包含了大量的纯思辨的哲学问题，譬如性善论、浩然之气等等，都是理学极感兴趣的问题，所以孟子思想受到理学家的格外垂青，而格外重视的结果，使孟子的地位直线上升，必然促进《孟子》学较大规模的发展。
王阳明的“心学”体系，是在与朱子理学进行辩论中建立起来的，这种争辩，往往拉住《孟子》。朱子理学如上所述，基本由《孟子》而引发，王学亦然。王阳明强调：“尽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事。存心养性事天，是学知利行事。‘天寿不贰，修身以俟’，是困知勉行事。朱子错训格物，只为倒看了此意，以尽心知性为物格知至，要初学便去做生知安行事。如何做得？……性是心之体，天是性之原，尽心即是尽性……”
他以“尽心”解释“尽性”，因为他认为“性是心之体”，“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心”与“理”是一而非二，两者同步同质，不需离“心”而向外觅“理”。于此王氏否定了宋理“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的说法。由此我们发现，宋、明儒家立说，不管持何主张，多借《孟子》说话。清儒多以“性”“理”“气”驳朱子，实延续朱、王之争，仍借《孟子》言事。故宋明理学的兴盛对清代《孟子》学兴盛起了巨大而独特的推动作用。
2.科举和四书热，推动《孟子》学的兴盛
（1）科举制度，厚待《孟子》，促使更多的读书人倾心《孟子》学。
随着对《孟子》研究的不断深入，在北宋确立了尊孟崇孟的主流思潮，而这种思潮得到了北宋统治者的认可和加强，从而孟子其人及《孟子》其书的地位在北宋也急剧上升。仁宗朝曾经以《孟子》书中的内容设题取士，这在前代是没有的，这是《孟子》地位上升的一个显著标志。及至神宗朝，由于新政带来的科举改革和王安石本人对于孟子的推崇，《孟子》一书被正式列入科举范围，“于是变法，罢诗赋，帖经墨义，士各治《易》《书》《诗》《周礼》《仪礼》一经，兼《论语》《孟子》。”
《孟子》一书第一次被官方列为经书。《孟子》从宋代开始跃进了经书的行列，成为封建科举必不可少的教科书，并且一直延续到清末。明代颁布了《四书大全》，作为科举取士必备的教科书。清代顺治元年，清军进占北京后，即宣布实行科举考试。其科题承明制，用八股文，命题范围为四书五经（八股文还可专以四书文名之），其中规定，四书须出三题，《大学》《中庸》出一题，《论语》《孟子》各出一题，可见，《孟子》是每次科考必考之目，且所占比重较大。清代的《钦定四书文》，供科举考官出题和士子应考之用。因此，势必引起学者更加关注《孟子》，客观上促进《孟子》学的兴盛。
（2）统治者推崇四书，对《孟子》学的兴盛也起了推动作用。
清代，除了科举考试引发更多的人关注《孟子》外，统治者还特别推举四书，偏爱《孟子》，有两点可以说明。一是清代康、雍、乾三帝，都推儒学，重四书，有较高的儒学修养。康熙从其亲政第五年（1671）开始，拜熊赐履等人为日讲官，日讲四书。其中《论语》讲两年半，《大学》讲十天，《中庸》讲两个月，《孟子》讲三年，《孟子》比《论语》多讲半年。从日讲四书，可以看出康熙对四书的推重程度，从四书各部日讲时间长短，可见康熙和日讲官对《孟子》的厚爱。二是康熙日讲四书课程刚毕，就面谕陈廷敬等人，迅速将“四书讲章”刊行，名之曰《日讲四书解义》，康熙亲自为之序。在此背景之下，一方面为了科举，一方面迎合统治者喜好，官宦学者共推四书热潮，因而四书讲章类著作层出不穷，几乎泛滥成灾，尤以康、乾两朝为甚。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相互联系的，不可独立存在和发展；任何事物，既有其类的共性，又有其自身所特有的个性，其发展变化，既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因素。所以清代《孟子》学是在历代《孟子》学的基础上发展兴盛的；《孟子》乃十三经之一，清代经学兴盛，必然带动《孟子》学一起兴盛，故引发、促成清代经学兴盛的原因，也就是导致清代《孟子》学兴盛的主要原因；但清代《孟子》学的发展兴盛亦有其自身独特的个性原因。因此，我们既要探寻清代经学兴盛的外部因素，又要考察清代经学兴盛的内部原因；既要分析清代经学兴盛的共性原因，又不能忽略清代《孟子》学发展兴盛的个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