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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清代《孟子》学，就不能离开清代经学这个大背景。清代经学兴盛的原因也是清代《孟子》学兴盛的主要成因。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学术研究中，经学一直处于核心领导地位，一切学术都依附于经学而生存发展，这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一大特点。清代经学是继汉、宋之后的中国历史上第三个高峰，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顶峰时期。清代经学兴盛的原因又是多方面的。
1.政治因素
清廷入主中原后，经过数十年的征战与调整，终于组成了稳定的以满洲贵族为主体的满汉地主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权，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了极限，皇权的强大与专制远非前代任何一朝可比。始自康熙朝，一方面削弱满洲贵族内部诸王旗主的势力，消除其对皇权的威胁；另一方面对汉族权贵与士大夫的拉拢利用，缓和满汉矛盾，维护中央集权。康、雍、乾三帝精明勤政，大权独揽，胆识超人，治国有略，役臣有方，统民有策。他们平息了国内各地的抗清斗争和叛乱活动，维护了政权的巩固和国家的统一。对内，彻底消灭了南明政权，平定了三藩之乱，进军收复了台湾，粉碎了西北地区的叛乱；对外，多次击败了沙俄对我国北境的侵略。随着国家的统一与巩固，清统治者也实行了务实的民族政策，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管辖。他们在西南推行了“改土归流”的政改措施，在西藏建立了政教合一的行政体制，在蒙古设置了盟旗制的管理制度，在东北推行了军府制的治理形式。封建国家的统一稳定和专制政权的稳固，使清王朝出现了其最强盛的“康乾盛世”。到了乾隆初期，经过一百多年的图治，清代社会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这为清代经学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2.经济因素
经济的繁荣为清代学术的繁荣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政治上的稳定统一，为学术文化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展示出美好的前景，能否使学术发展到极盛，还需要相应的物质经济基础。康乾时期，统治者在稳定社会政治的同时，在经济上也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发展生产的措施。在农业生产上，他们下令停止圈占土地，推行了“更名田”的土地制度，将明朝皇室和官有的庄田划分给农民耕种，农民开垦的无主荒地均归农民所有；同时又实行了“摊丁入亩”“地丁合一”的赋税制度，减轻了农民的生产负担；大力兴修农田水利设施，改善了农业的生产条件。在工商业生产上，清政府废除了手工业者的匠籍制度，免去了他们的丁银赋税，减轻了手工业者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促进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萌芽与发展。因此，康乾之世，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呈现出国富物丰的繁荣景象。经济的发展繁荣，既为封建帝国强大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也为封建学术文化的传播和盛行提供了物质条件。乾嘉学派之所以能蓬勃兴旺发展，是因为康乾盛世为之提供了较为雄厚的物质经济基础。其间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以阮元、焦循、汪中、王念孙、王引之等为代表的扬州学派，以全祖望、章学诚为代表的浙东学派都产生于经济技术较发达的江南地区。所以经济的繁荣，是清代经学兴盛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3.文化政策
清统治者大力倡导“稽古右文”、“崇儒重道”，重视发展传统的汉族封建文化，对经学的兴盛，起了直接的推动促进作用。康、雍、乾等帝王都比较自觉地倡导汉族传统文化。他们从维护统治地位出发，在政治形势稍加安定之时，便提出“振兴文教”的措施。康熙十七年（1678）开博学鸿儒科，以网罗天下“硕彦奇才”。对于当时著名的学问家，康熙都十分尊重，如胡渭、阎若璩都曾受到隆重礼遇。康熙本人也非常醉心于汉族传统文化，他“留心艺文，晨夕披阅”，从经传诗词，到天文历算，无不涉猎，即使军政事务繁忙，日理万机，也不废讲读。他刻苦自励，汉学修养深厚。康熙还下令广为搜寻各种图书并钦定编辑各种书籍。蜚声古今的《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佩文韵府》《渊鉴类函》《全唐诗》等都整理印刻于这一时期。雍正、乾隆皇帝也同样重视对古籍的搜集编纂和整理。乾隆即位后，即下诏搜访遗书，并令儒臣校勘十三经、二十一史，以嘉惠后学，复开馆纂修《纲目三编》《通鉴辑览》及《三通》诸书。从康熙到乾隆，曾多次组织人员，几乎对所有儒家经书都进行了疏解，刻印成书，为后来乾嘉学者大规模地训诂、校勘、注释儒家典籍营造了学术氛围，提供了便捷和丰富的资料。此外，还编纂刊印了各种丛书、类书与工具书，书类之多，规模之大，均为历史上所罕见。特别是《四库全书》，把我国古代各种重要典籍，分编于经、史、子、集四部，丰富浩瀚，包罗宏大，可谓古代文化遗产的总汇。虽然在编书过程中也查禁、销毁、删改了大批“违碍”书籍，但实事求是地衡量其功过得失，整理保存文化典籍的功绩却不可磨灭。
在清朝中央政府的大力提倡下，朝中的一些要员和封疆大臣也都热心于提倡学术，他们在幕府中养了大批学人，创办学堂精舍，主持编纂书籍。在这方面，阮元的功绩尤为突出。一时间，搜书、编书、校书、刻书、藏书蔚然成风，既培养了学者，也为更多的士子提供了读书治学的资料和环境，使一代学者能从不同方向、不同程度步入学术领域，学术气氛极为浓厚。在上下热心提倡学术的流风影响之下，甚至一些穷奢极欲的江南盐商也附庸风雅，招养名士，竞相刻书、藏书。如清代扬州出现了以曹寅为代表的刊刻《全唐诗》《佩文韵府》诸书的官宦阶层；有以藏书为嗜好的马曰琯、马曰璐兄弟和江春等一批盐商巨贾。乾嘉学派就是在这样的条件和土壤里发展起来的，因而清代经学盛极一时。
同时，清政府为了加强封建专制政权的稳固统治，在思想文化上实行了恩威并施的双重政策。一方面，他们极力提倡孔孟程朱儒学思想，实行了崇儒重文的文化政策，重视和关心封建学术文化的发展，组织学者编纂整理古今图书，保存了丰富的古代文化遗产，促进了清代学术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他们为了钳制人们的思想行为，又实行了残酷的文字狱政策；罗织文网捕风捉影，疯狂镇压富有民族思想和触犯现实政治的知识分子，焚禁大批有碍于专制政权的古今典籍。清代政府的双重文化政策，促使清初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气转向乾嘉时期脱离现实的考据之学。从某种程度上说，清政府的双重文化政策，是导致清代乾嘉考据学兴盛的重要原因。
4.科技和外来文化
（1）造纸、刻板、印刷等技术的改进，通信、信息传播等条件的改善，有利于学术的繁荣。
到了清代，我国的造纸技术更趋成熟，纸的质量提高，价格便宜，为学术繁荣提供了一定的物质条件。刻板和印刷技术的更新提高，使印刷更加快捷，学术成果的刊行成本更加低廉，也为学术繁荣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一定意义上讲，造纸、刻板、印刷等技术的改进，为清代编书、校书、刻书、藏书之蔚然成风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和物质上的便利。通信、信息传播条件的改善，国内外信息沟通速度的加快，既便于学术成果的社会化，也便利了学者相互切磋学问，极大地推动学术的发展。换言之，学术成果的快印刷、低价格、高品质、速传播，为学者们创造了易得书、快得书、多得书、得好书的客观条件，使更多的人有书可读，扩大了读书人进入学术殿堂的可能性，快速获取最新学术成果，又促进学术研究不断深入。
（2）外来文化对清代学术的影响。
十七世纪，西方即兴实证科学，十八世纪，中国清代的考据学兴盛，虽然两者在目标指向和适用范围方面有明显区别，但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却有异曲同工之妙。实证科学家采用的方法是掌握资料，确定范围，分析、分类、思考，在实验中得出结论，这要求具有可证性。考据学也是在掌握资料的基础上，确定范围，分析、分类、思考，在博征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追求确定性，两者之间是否有必然和内在联系，有待进一步举证，但两者之间相互影响可能在所难免。西方从十六世纪就推崇实用，十七世纪中后期清代经学大师倡导“经世致用”，虽然追求各有不同，但“事功”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这两者似乎殊途同归。清后期，随着西方的科技、社会科学的大量传入，日本明治维新，引发中国有识之士的深层思考，政治上求变、求异，变法维新的要求，必然渗入经学研究之中。康有为就将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学术和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将自己的社会政治理想寓于《大同书》和《孟子微》之中。
5.学术发展的内在需求
清代经学是清代儒学演变的具体形态，是传统经学更新递进的重要发展阶段。它的产生兴盛，不仅是在对宋明理学的反思批判中形成的，而且是在对传统经学的丰富创新中发展的。因此，传统儒学的自身发展，为清代经学的兴盛提供了内在的学术基础。
首先，对宋明理学流弊的批判与反思。宋明理学的形成发展，构筑了传统儒学哲理思辨的理论体系，充实了传统儒学系统严谨的思想内容。但是，在其演变过程中，宋明理学又有空谈心性义理、漠视经世致用的空疏倾向，特别是在明代中期以后，由于王阳明心学思想的盛行，许多学者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终日空言明心见性，不关切现实时务。理学末流的空疏流弊和明清更迭的惨痛现实，导致了清初学者对于宋明理学的反思批判，认为宋明理学的空疏流弊，在于“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
，“言心学者，则无事乎读书穷理；言理学者，其所读之书不过经之章句，其所穷之理不过字义从违”
，他们不仅背离了经世致用的儒学宗旨，实是内释外儒的空疏之学，而且导致了社会人心的腐败堕落，实是明朝覆灭的思想根源。因此，以顾炎武、黄宗羲为代表的清初思想家，为了力矫理学末流的空疏弊端，重倡经世致用的儒学传统，主张根据经书和历史立论，提出了“通经治史”“明道救世”的为学宗旨。他们重新阐释了经学的本质含义，提出了“舍经学无理学”的思想，认为“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
，指出圣人之道蕴涵于“六经”之中，惟有通经治史才能明晓儒学义理。同时，他们主张研治经学应当直接反求于古经，摆脱宋明诸儒臆断解经的羁绊。清初学者对于宋明理学的反思批判和对经学研究的重视倡导，开启了清代学术实事求是的务实学风，奠定了清代经学兴盛的学术基础。
其次，对传统经学的丰富发展。传统经学的演变发展，系统地阐释了儒家经典的思想内容，丰富地创立了经学研究的目的和方法。但是，由于儒家经典文字古奥、语义难明多歧，后人解经多有望文生义曲解原旨之失。同时，由于经学历史源远流长，经典流传颇为复杂，致使古籍文本讹误甚多，学派思想尤多歧异。特别是宋明以来，妄改古籍恶习盛行，臆断解经多滋伪说。因此，重新订正经典文字原貌，再显儒学义理本旨，促成了经学研究的创新发展。在明代末期，许多学者开始重新研究儒家经典，出现了经学复兴运动。他们批评和怀疑宋人经解，主张兼采汉儒之说，考证名物训诂，辨析诸经真伪。清代初期，以顾炎武、黄宗羲、阎若璩、胡渭为代表的学者，上继明末经学复兴运动，力揭了宋明诸儒对于经典的曲解舛误，下启清代经学考据学风，创立了治经复古辨伪存真的治经方法。“黄氏辟图书之谬，知《尚书》古文之伪；顾氏审古韵之微，补《左传》杜注之遗”
，“若璩辨伪经，唤起求真观念；渭攻‘河洛’，扫架空说之根据”
。清代经学正是在对传统经学的丰富创新中，逐渐兴起盛行的。
另外，汉唐宋明的学者对经典的整理保存、校注通释，官府的编制整理典籍，倡导学术，汉代经学、唐代佛学、宋明理学的学术思潮的学术积淀，为清代经学的发展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清代经学的发展和兴盛，是清代学术演变发展的典型表现形态，是中国传统经学更新递进的重要发展阶段。任何社会现象的发生发展，都是由它赖以存在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清代经学发展兴盛，既受清代社会特定的历史条件的影响，又受学术自身的发展特点和规律所制约。社会政治稳定，学者可安心治学；统治者的倡导，治学成为风尚；学术气氛浓郁，家学、学派学术渊源、传承，代代相继，促使学术研究不断深入；交通发达、对外交流便利，信息来源广泛，促进思想进化和深入思考，更可能出新的成果；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学者有书可读，学术成果可很快面世，促进学术繁荣；经济繁荣，兴办书院学堂，培养后学，成立书会，交流切磋学问，促进学术发展；另外，经济发达，许多商人赞助办学、办会、刻书，对清代经学的兴盛亦有推动。《孟子》乃十三经之一，清代经学的兴盛，必然带动《孟子》学的发展与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