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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孟子》学是在历代《孟子》学的基础上发展兴盛起来的。
1.汉唐《孟子》学
自汉至唐的一千多年间，《孟子》一直未被列入官学范围，所以《孟子》学相对于其他经学来说，受到了冷落。仅少数学者，出于个人对孟子学说的认同赞赏，不带功利色彩去研究、注解《孟子》，其间《孟子》注解诠释之书主要有：两汉七部：赵岐《孟子章句》、程曾《孟子章句》、郑玄《孟子注》、高诱《孟子章句》、刘熙《孟子注》、扬雄《注孟子》、王充《刺孟》；魏晋南北朝一部：綦毋邃《孟子注》；隋唐五代五部：陆善经《孟子注》、张镒《孟子音义》、丁公著《孟子手音》、刘轲《翼孟》、林慎思《续孟子》。
汉代赵岐的《孟子章句》，是汉代《孟子》学硕果的仅存者，也是较为完整流传至今的最早一部《孟子》注本，它是研究汉代《孟子》学的唯一可靠的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对后世《孟子》学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隋唐时代，结束了南北分裂的动荡局面，天下统一。统治者重新需要一种能鼓吹王道政治和大一统思想、能够化民善俗和歌颂太平的学说，来稳固其统治，于是儒家学说又一次受到青睐，《孟子》学也就随之趋热。唐代杨绾、皮日休曾两次上疏请求把《孟子》列为经书，未能得到统治者的认可。尽管《孟子》在唐代未被列为经书，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但它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却比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主要得力于以韩愈为首的一批知识分子的推崇，孟子的社会地位有了显著的提高。唐代以前，儒家学说定于一尊，所尊的只是孔子而已，而韩愈则把孟子与孔子相提并论，因为他所强调的仁义之道既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也是孟子思想的核心，二者不可或缺。所以韩愈之后，尽管《孟子》仍未被列为经书，但在主张儒家道统说的士人心目中，孟子显然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唐以后，人们普遍地把孔子和孟子的名字连在一起，合称孔孟。孔孟之道的说法也开始逐渐流行。
2.宋代《孟子》学
宋代的《孟子》学，比之汉唐时代有了长足的发展，可以说是《孟子》学史上的一次飞跃。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孟子》和孟子的地位的提高。《孟子》在宋代以前只是子部儒家类的一部重要著作，从宋代开始跃进了经书的行列，成为封建科举必不可少的教科书，并且一直延续到清末。孟子其人在宋以前一直被视为儒家学派的代表之一，虽然也受到了学人士子的尊崇，但未能像孔子那样作为偶像，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到了宋代，孟子则被封为公爵，首次被供奉到孔庙之中，列于颜回之次，分享孔颜所享受的人间烟火。
第二，《孟子》研究的范围扩大。汉唐时代影响较大的是东汉出现的几部《孟子》注本。由于受到了古文经学研究模式的束缚，这几部注本都以训诂语词，阐释章句为主，间或有一些政治、伦理思想的解说，也大多停留在政治实践需要的层面上，缺乏深刻的理论思维。唐代的几部《孟子》著作，承袭了东汉的研究学风，也是以训诂考据为主。只有韩愈和李翱，提倡道统，在竭力抬高孟子地位的同时，对孟子的性善论做了较为深刻的阐述和发挥。李翔作《复性书》，提出了“性善情恶”说，探索了人性善恶的来源问题，但就其理论深度和阐述的精密程度看，比宋代理学家们又略逊一筹。到了宋代，《孟子》研究的范围大为扩展。既有从汉唐沿袭下来的训诂注疏之学，又有哲学、政治、经济思想的阐释发挥。特别是对一些重要的哲学命题如性、命、义、理等，有了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深入透辟的阐述和尽情的发挥。
第三，研究《孟子》的专著骤然增多。汉唐时代研究《孟子》的专著见于著录者总共不过十部，其中在魏晋南北朝和隋代，由于受到玄学、佛学的猛烈冲击，儒学的研究被冷落、淡化，对《孟子》的研究几乎是个空白。而在两宋时代，见于著录的《孟子》专著猛增至一百多部，见于《宋史·艺文志》和《宋史艺文志补》的有二十八部，见于《经义考》的则有百余部。仅从著述的数量就可以看出宋代的《孟子》研究之盛，是汉唐时代所无法比拟的。
宋代倾力于《孟子》的学者多，著述丰，研究的领域广，特别是对《孟子》义理的阐释，达到了空前的程度。特别是经朱熹等人的推波助澜，《孟子》学变成了显学，《孟子》的义理经朱熹等人的竭力阐发，几乎变成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指南。
第四，宋代“合四书”和“注四书”，使《孟子》的地位更加显赫和稳固。宋代二程极力表章四书，把《大学》《中庸》从《礼记》中独立出来，与《论语》《孟子》相提并论，合称四书，抬高到与六经相同的地位，进行专门的研究。这件事是理学家对传统经学的改造，它对于《孟子》地位的提高和《孟子》学的发展影响极大。表章四书，使《孟子》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宋以前，《孟子》只是一部颇受人们重视的子书，在经学领域尚未占据一席之地。自二程表章之后，人们则把《孟子》视为与《大学》《中庸》《论语》并驾齐驱的经书。宋神宗熙宁年间，《孟子》正式被确立为国家设科取士的经典。使四书真正成为独立的整体，取得足以与六经相抗衡的地位，则是朱熹作《四书章句集注》之后。《四书考异》引王祎《文忠公集·四子论》说：“近世大儒河南程子，实始尊信《大学》《中庸》而表章之。《论语》《孟子》亦各有论说，而未有专书也。至新安朱子，始合四书，谓之四子。《论语》《孟子》则为之注，《大学》《中庸》则为之章句或问。自朱子之说行，而旧说尽废。于是四子者与六经皆并行，而教学之序莫先焉矣。”《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殚精竭虑，用力最勤的著作。它不仅反映了朱熹思想的精华，而且萃集了朱熹之前的理学家研究四书的成就，诚可谓集大成之作。其中《孟子集注》既是朱熹研究《孟子》的最高成就，同时也代表了宋代《孟子》学的最高水平。因此，《四书章句集注》问世以后，其影响远远超过了二程的表章四书，以至于在经学上开辟了一个专门的领域——四书学，在目录类别的划分上出现了一个新的部类——经部四书类。朱熹死后，封建统治者又把《四书集注》定为科举考试的基本教材，朱熹的注解遂成为举子应试的最正统、最标准的答案。随着《四书集注》的出现，《孟子》在经学上的地位更加稳固，孟子其人也备受封建统治者的推崇，以仅次于孔子的偶像地位，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
3.元明《孟子》学
元明两代，由于《四书》地位的不断提高，尊孟崇孟得以延续，孟子的亚圣地位得到统治者的确认，《孟子》学仍是显学。元明两代有关《孟子》的著述，数量很多，绝大多数都是围绕着朱熹《孟子集注》的观点，或敷衍义理，或训考字义，有所创新和发明的不多，在研究领域方面，也无突破，没有出现空前成就和影响深远的经世之作。但元人金履祥的《孟子集注考证》、许谦的《读四书丛说》、陈天祥的《四书辨疑》、赵惪的《四书笺义》、张存中的《四书通证》、袁俊翁的《四书疑节》、史伯璿的《四书管窥》，明人蔡清的《四书图史合考》和《四书蒙引》、陈士元的《孟子杂记》（此为陈氏晚期作品，也有人将之视为清代《孟子》学著作），起于明代、完于清代、多人参与的《三迁志》，明代官方纂修的《四书大全》等在思想或资料方面对后世《孟子》学亦是有影响的。
汉唐、宋、元明，各个时期《孟子》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重视，但其影响和地位总体呈上升趋势；各个时期的《孟子》学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不同，但都对清代《孟子》学的发展与兴盛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