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明代《孟子》考据学特点

明代《孟子》考据学自明代中期开始发力，再到后期达到高峰，在其发展过程中，主要表现出如下三个特点：关注重点较为集中、专题研究较为兴盛、体例上推陈出新。

1.关注重点较为集中

在明代99种《孟子》考据类著作中，可谓是辑、考、注、补、正、辨、校等应有尽有，门类齐全。从明代中期开始，考证范围扩大，内容较为广泛。考证内容涉及孟子生卒年月、孟子祖籍世系、孟子父母家庭、孟子师承、孟子游历、孟子加封配享、《孟子》的思想、作者、字、词、句、篇章、次序、章指、篇叙、外书、佚文以及与其相关的史实、地理、名物、制度等，前人考过的问题，明人大部分都有所涉及，前人没有考过的问题，比如孟子加封配享、佚文等内容，明人也有所涉及。明人考《孟》，虽广泛涉猎，但关注重点较为集中，主要关注：一是孟子生卒年月，二是孟子师承，三是孟子游历，四是《孟子》的作者。影响较大的著述有：杨慎“孟子考”、季本的《孔孟事迹图谱》、吕元善的《三迁志》、陈士元《孟子杂记》、郑明选的“考孟”、郝敬的《孟子说解》等。

（1）考证孟子生卒年月

关于孟子生卒年月，司马迁《史记·孟轲荀卿列传》、东汉赵岐《孟子章句》等均无记载。至元代张须作《孟母墓碑记》，始引《孟氏谱》，认为孟子生于周定王三十七年己酉四月二日，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壬申正月十五日，享年八十四岁。《孟氏谱》的作者不详，宋时未见有人引用，其说法也与史实多有不符之处。周朝有两位定王，一是春秋时的定王姬瑜（公元前606年—公元前586年）；一是战国时的贞定王姬介（公元前468年—公元前441年）。孟子生于战国，故只能是定王姬介。但姬介在位只有二十八年，没有三十七年。故《孟氏谱》说法不可靠。元代金履祥著有《孟子年谱》对此应有考证，可惜无从见之。明代学者对于孟子的生卒年月亦多有考证，影响较大者有陈士元、郝敬、吕元善、郎瑛、彭大翼、田艺蘅等，主要有三种观点：

其一，以陈士元为代表的学者质疑《孟氏谱》的说法，认为孟子或生于安王初年，卒于赧王初年。陈士元不附会《孟氏谱》的观点，质疑《孟氏谱》的说法，他分为两个步骤进行考证：首先，他从两个方面对“生于周定王（年间）”提出了质疑，一是历史上无周定王三十七年；二是即使按周定王二十一年起始算，孟子当“二百九十八”岁，这也不合常理。从而推翻了孟子生于周定王时之说。其次，依据当时孟子见魏惠王之史实，从年龄和称谓角度来进行考证，从而推断出孟子“或生于安王初年，卒于赧王初年” 的结论。陈士元的第一步考证还可以说较为合理，但是其第二步考证就值得商榷，因其对史书的纪年不甚重视，如其所云“按礼制，国君薨后始得称谥，鲁平公薨于赧王二十年，而孟子称之，若孟子生于安王初年，岂不百有余岁乎？然则谱牒纪年，盖不足据……” 从中可以看出，陈氏对于史书纪年的真实性持一定的怀疑态度，而对孟子的生年和卒年同时加以改动，似乎也过于主观。在明代，郝敬基本赞同陈士元的观点。

其二，以吕元善为代表，认为孟子生于周烈王四年，卒于赧王二十六年。吕元善依据历史上有两个定王这一史实，先推定孟子生年为误，卒年为正确，然后根据孟子的岁数来逆推，从而得出孟子生年为周烈王四年，其推论似乎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够严谨。

其三，郎瑛等人支持《孟氏谱》说法，认为孟子生于周定王三十七年，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彭大翼和田艺蘅基本赞同郎瑛的观点，他们基本附会《孟氏谱》的说法，自己没有新的、有力证据，也未曾深入考辨。

明代很多学者对于孟子生卒年月都进行了考证，莫衷一是，都不能拿出让人信服的证据，也没有得出一个权威的结论，故孟子的生卒年月在明代仍是悬案。但是明人对于这一问题的考辨，在一定程度上又为后人考证孟子生卒年月拓展了思路。

（2）考证孟子师承

关于孟子师承，孟子未曾明说，只是在其《孟子·离娄下》云：“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因此，后代学者众说纷纭，从可考的资料来讲，最早对这一问题进行考证的应是西汉司马迁，他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云：“孟轲，邹人也，受业于子思之门人。”其后西汉刘向在《列女传》中称孟子“师事子思，遂成天下名儒”。《孔丛子》亦从此说。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认为孟子为“子思弟子”。赵岐《孟子题辞》曰：孟子“长师孔子之孙子思”。应劭《风俗通义·穷通》云：“孟子受业子思。”唐代韩愈也认为孟子师从子思。宋代施德操赞同孟子师从子思说。其云：“……尧舜之道自孔子传之曾子，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孟子得其传，然后孔子之道益尊，而曾子子思之道益著……” 宋代辅广则曰：“子思之门人无有显名于世者，而孟子真得子思之传，则疑亲受业于子思者为是。” 朱熹对这个问题则未置可否。其云：“子思，孔子之孙。名伋，《索隠》云，王劭以‘人’为衍字，而赵氏注及《孔丛子》等书亦皆云孟子亲受业于子思，未知是否。”

明之前学者，司马迁持师从子思门人说，刘向、班固、赵岐、韩愈、施德操、辅广持师从子思本人说。对于这一问题，明代较多的学者给予关注，倾力较多、影响较大的有季本、陈士元、吕元善、焦竑、郝敬等，主要有四种观点：

其一，以胡广为代表，持师从子思说。胡广云：“而《集注》两存其说，盖自古圣贤固有闻而知之者，不必待耳传面命而后得也。又以《中庸》一书观之，所以传授心法，开示蕴奥，如此其至，则当时门弟子岂无见而知之者？孟子从而受之愈益光明，亦宜有之也。”

其二，以陈士元为代表，持师从子思门人说。并选择独特的视角进行考证。陈士元依据年表与史实，首先推断出子思不可能生活在孟子年轻的时代，从而反证孟子“师从子思门人”。其次陈士元又依据当时的“卫国乱政”这一史实，再进行考证，推翻了“子思居卫见孟子”的说法，既然孟子在那一时期不曾见到子思，又岂能“受业于子思”？从而进一步排除了孟子师从子思的可能性。

其三，以吕元善为代表，对孟子师从子思或师从子思之门人两种观点不置可否，持中立态度。吕元善只是罗列了两种观点，似乎觉得都有点道理，又觉得证据不足，自己又无法举证，引征目的盖存疑待考。

其四，以郝敬为代表，持“学无专师”的观点，对孟子师从子思或师从子思之门人两种观点都反对。他从孟子言论入手，再根据孟子生卒推断，从而得出二人不可能共同生活在一个较短暂的时期，从而排除了孟子师从子思的可能。然后认为师从子思之门人也缺乏依据，认为孟子言“予私淑诸人也”，故孟子应该是“学无专师”，又否定了师从子思门人说。

明代学者对这一学界广为关注的“孟子师承”问题倾注了不少的精力，并且对前人论断敢于质疑，基本否定孟子“师从子思”说，总体倾向“师从子思门人”说，但郝敬认为孟子“学无专师”，拓宽了考证思路，对后人亦有启发。

（3）考证孟子游历

孟子游历是学界广泛关注的问题，其分歧在于“先齐后梁”还是“先梁后齐”。《史记·孟轲荀卿列传》云：“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言孟子先事齐宣王，这与史实不符，在时间上也难以讲通，故后人对此多有怀疑。至宋代，学界开始争辩。《资治通鉴》认为“先梁后齐”。朱熹则认为“先齐后梁”“先梁后齐”说都有一定道理，但不能完全令人信服，故不断先后。以黄震为代表主“先齐后梁”说，支持《史记》说法。黄震的考证有三个依据：一是齐伐燕有二事，孟子是两次到齐国。二是有两个齐王，一为齐宣王，一为齐湣王，后人将两齐王误混为一齐王。三是发现《孟子》文章中的史实与“先齐后梁”的假设相符。通过这三点，黄震就坚持孟子“先齐后梁”。元代，陈栎对此加以了考证，认为是“先梁后齐”。

明代学者就这一问题继续考辨，有两种观点：

第一，以吕元善和季本为代表，依据《通鉴》所载史实上的矛盾来考证，持“先梁后齐”观点，非《史记》所言。

首先，季本根据《史记》所载伐燕之事，推出“齐宣王时的伐燕之事不应该发生在齐湣王年间”，从而证明《史记》“先齐后梁”是错误的。

其次，季本又以“一次伐燕”之事为前提，以年表入手继续考证，提出三个疑问：一是“疑《史记》误分惠成之世为后五年”，二是“则孟子居魏者阅十八年，居齐者阅六年。今孟子书所记魏事甚少，齐事甚多，岂宜在魏日如此之深而在齐日如此之浅邪？”三是“安知惠成王非即襄王之别称邪？” 以此进一步说明孟子“先齐后梁”论断的错误。

吕元善和季本等人的考证略显简单，不够深入，所以说服力不强。

第二，陈士元、郝敬和谭贞默等人持“先齐后梁”说，支持《史记》的观点。陈士元在比较前人的考证成果基础上，较为推崇黄震的考证，故对其考证引用较多，自己没有举出更多的证据。

郝敬推出“孟子两到齐国”的观点，因而“先齐后梁”可信度增加，遗憾的是郝敬未能继续深入考证。

谭贞默通过对《史记》中史实的互相印证从而证明确有“两齐王”“两伐燕”之事。谭贞默的考证思路类似黄震，较为清晰严谨，也较为可信，故其影响也较大。

明代学者在孟子游历齐梁先后这一问题上虽然分为两派，但是可以看出，“先齐后梁”派则基本上承继了黄震的观点，其考证较为严谨合理，明显占据上风，特别是谭贞默的考证思路对后人影响较大。

（4）考证《孟子》的作者

《孟子》一书的作者究竟为何人，一直是《孟子》考据学史上一个极有争议的问题，自从《孟子》一书问世，这一问题的争议就没有停止，明之前主要有三种观点：“孟子本人说”“孟子弟子说”“孟子与弟子合作说”。

汉代，“孟子本人说”占据绝对优势，主要有司马迁、应劭、赵岐。司马迁云：“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应劭曰：“孟子作书中、外十一篇。” 赵岐则云：“退与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疑难答问，又自撰法度之言，著书七篇。”

到晋唐，“孟子弟子说”又占据上风。晋姚信曰：“孟子之书将门人所记，非自作也。” 唐韩愈曰：“轲之书非自著，既没，其徒万章、公孙丑记其言耳。” 林慎思曰：“孟子七篇，非轲自著，乃弟子共记其言。”

至宋，学界开始出现分歧，出现了三分天下的局面。以何异孙和朱熹为代表持“孟子本人说”；以晁说之为代表持“孟子弟子说”，其曰：“书载孟子所见诸侯，皆称谥……夫死然后有谥，轲著书时所见诸侯不应皆死……故予以愈言为然” ；以董铢为代表持“孟子与弟子合作说”，其云：“今观七篇文字笔势如此，决是一手所成，非鲁论比也。然其问有如云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亦恐是其徒所记，孟子或略加删定也。”

到了明代，学者对这个问题也是极为重视，也分为三派：“孟子本人说”“孟子弟子说”“孟子与弟子合作说”：

其一，“孟子本人说”。明代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中较有代表性的有季本、陈士元、郝敬、胡爌、吕元善等人。季本对于《孟子》书中所陈史事进行了一番考证，如“比而次之”，发现了其“自有其据”，既然其所言史事基本上是可信的，那么作者就没有必要“寓假姓名以立言”，就不可能为虚构。陈士元基本倾向于司马迁、朱熹之观点。吕元善根据诸王侯的卒岁在孟子卒年之前，从而判断出《孟子》该书为孟子自著。胡爌考证基本引用《孟子集注》，未有自己的举证。郝敬将《孟子》和《论语》进行对比，就《孟子》内容的精深程度而言，认为除了孟子本人，他人是不可企及的。

其二，“孟子弟子说”。明代学者持这种说法的代表人物有薛瑄、章潢等人。薛瑄云：“《孟子》之书，齐、梁诸国之君皆称谥，则成于后来弟子无疑。” 薛瑄从《孟子》文中的史实和古代礼仪制度角度进行考辨，认为孟子生时，“齐、梁诸国之君”肯定有未曾去世的，既然未曾去世，那么就不可能称其谥号，所以《孟子》应为其弟子所作才符合逻辑。章潢依据“梁惠王见孟子称叟”，结合年龄、古代礼制，推断“岐之言非也”。

其三，“孟子及其弟子合作说”。明代学者持这种说法的人数较少，以张懋修为代表，依据史实及《孟子》一书的行文笔法，认为该著应为孟子及其弟子合纂。

明代学者在《孟子》作者问题上虽投诸较大精力，但与汉、唐、宋、元学者考证相比，既没有举出新证据，也未寻到新的视角。

2.专题研究较为兴盛

前文所言，明代考《孟》关注重点较为集中，当然成就最高也在重点之列。同时明人考《孟》，不少学者对某些专题较有兴趣，尤其是对《孟子》中的人物、孟子生平事迹、孟子配享的考证。

（1）考《孟子》中的人物

明代中后期开始，较多的学者和著作关注《孟子》中的人物考证，尤以陈士元、郑明选为代表。郑明选有《卫孝公》《邹穆公》《慎子》《子都》《孟仲子》等专门考人的著作。陈士元《孟子杂记》中有专门章节“辨名”，对《孟子》中人名有异称者50余人进行了专题考证，不仅用力较勤，亦不乏精彩之处。如其对“孙叔敖”的考证，其云：“孙叔敖，楚王子蒍章之孙，蒍贾之子。《左传·类解》云，蒍孙叔敖，蒍，姓；敖，名；孙叔，字也。金履祥云，敖，楚官号也。先儒以孙叔敖字艾猎，《世本》则以艾猎为敖之兄。薛氏《人物考》云，孙叔敖，一名蒍艾猎。非也，蒍姓岂名乎？蒍一作薳字，同余。著名疑解之详。” 再如其对“滑釐子”考证，其云：“赵注，滑釐，慎子名。或云即禽滑釐也。班固人表作禽屈釐，《庄子》作禽骨釐，《吕览》作禽滑黎，《史记·列传》：慎到，赵人，与孟子同时。孙奭云，滑釐即慎到也。慎一作眘到，一名广，或云禽、慎俱姓，禽滑釐、慎滑釐盖二人。”

如郑明选对《慎子》的考证，其云：“鲁欲使慎子为将军，孟子曰，一战胜齐，遂有南阳，然且不可。慎子勃然不悦，曰，此则滑釐所不识也。朱子注云，滑釐，慎子名。按《庄子》称慎到与彭蒙、田骈为友，学墨子弟子禽滑釐之术，所称滑釐不识，谓其师，禽滑釐非其己名，犹孔子云，此黄帝之所听莹也。庄子又云，慎子闻宋钘之风而悦之，郑端简公云，慎到尝与同门三百人持鲁器守宋城，御楚寇，著《慎子》四十六篇，与宋钘同时，墨子、宋钘之术皆尚禁兵寝攻，慎子悦而学之，南阳之役孟子又止之，故卒不行。”

专门考证《孟子》中的人物，在明代之前是较为少见的。明人对人物的考证，不仅多引征，而且考证较为细致。

（2）考孟子生平事迹

对孟子的生平事迹，自汉以来，一直有学者关注，但明人不仅关注者多，且出现系列成果。刘濬、王三聘、郝敬、李乐、郭子章、陈士元等人都投入了不少精力。刘濬《孔颜孟三氏志》中有孟子“出处事迹”，王三聘的《孟子》、郝敬《孟子说解》有“孟子遗事”，李乐《孟子考》、郭子章的《孟子》、陈士元的《孟子杂记》等都有专考孟子事迹的内容，他们主要以“事”为线索。如陈士元《孟子杂记》云：“元按：司马迁《史记》孟子传述孟子仅十数语，即以驺衍之术赘之，且称衍为诸侯所尊礼，而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以于世，主其意，盖有感于士之遇合与否？然而知孟子浅矣，以故述孟子事甚疏略，不备，近时薛应旂《四书人物考》有孟子传，大率采摭他书以成谓七篇，为学者所雅闻，不复引及，似非孟子全录，元不揣谫劣，谬辑七篇中所载出处，著为传，以补马、薛之阙，而马、薛二传仍附其后，以便观览焉……” 陈氏认为司马迁的《史记》和薛应旂的《四书人物考》，对孟子事迹过于简略，需进一步加以考证。陈士元的《孟子杂记》对孟子事迹的考证较为详细。

季本的《孔孟事迹图谱》、吕元善的《三迁志》、谭贞默的《孟子编年略》等主要以“年”为线索，考孟子的生平事迹。谭贞默《孟子编年略》是明代关于孟子的年谱专书，成书于明后期，其成书缘由，据朱彝尊《经义考》云谭贞默自序有六：“此孟子往来齐梁间见诸侯事也。不见在隐居求志之日，见在行义达道之时，本前后两截事，曰迫斯可以见，曰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由其道固可往见也，如是则见、不见乃并行不悖。其不可不编年者一……孟子居邹邑，即是居鲁，明乎父母之邦也。书有二邹，为故邾故鄹之别，千古淆讹，其不可不编年者二……后孟子而死者，齐湣王、宋王偃不称谥，止称王，因书中无湣王谥，遂混齐两王为一王，两伐燕为一伐燕……前后两去齐也。书史参伍自见，其不可不编年者三……不得编年则不知孟子立湣王朝将以齐王之子为宣王子，则孟子于齐梁二王子何无故轩轾如此也？其不可不编年者四……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所过必传食，所处必馆宫，齐以雪宫，始以授室终滕，以上宫馆皆师宾之道也，其不可不编年者五……孟子之为孟孙氏后信也编年，以母氏始，以仲子季子终。孟子书中自齐葬鲁、封王、使人问疾……略见于句字间者也。若父名激公宜，母仉氏，妻田氏，仲子名泽杂见他书，不妄载。此其不可不编年者六也。” 谭贞默《孟子编年略》，对涉及孟子生平事迹的大部分问题都进行了考证，此著综合了众家年谱之长，应该说是代表了明代孟子年谱类著作的水平。

3.体例上推陈出新

明人考《孟》，在内容上能吸收前人的研治成果，并能有所发明。在体例上亦能推陈出新。汉以来，考《孟》基本是依“时”和依“事”两类，明人考《孟》能较好地兼及两者，并以较为新颖的体例展示出来。

刘濬的《孔颜孟三氏志》，篇序依次为：一序文；二地图；三目录；四提纲；五志书；六后序。其中主要内容“志书”类又依次为：姓氏源流、出处事迹、庙宇、林墓、历代封谥诏旨诰勅、历代主祀宗子特授恩典、历代祭文。条理清楚，严谨有序，明代之前未见此体例。

《三迁志》篇序依次为：卷一上（地灵、石像）；卷一中（祖德、师授）；卷一下（年表）；卷二上（佚文）；卷二中（赞注）；卷二下（崇习）；卷三上（爵享、弟子）；卷三中（礼仪、恩赉）；卷三下（宗系、名裔）；卷四上（祠庙）；卷四下（林墓）；卷五上（祭谒）；卷五中（题咏）；卷五下（古迹、杂志）。共分五卷，依二十个专题结合时代之先后进行考证，广泛涉及，纵横驰骋，体例较为独特。

陈士元的《孟子杂记》共四卷：卷一包含系源、邑里、名字、孟母、孟妻、嗣胄、受业、七篇、生卒、补传。卷二为稽书、准诗、揆礼、徵事、逸文。卷三为校引、方言、辨名。卷四为字同、字脱、断句、注异、评辞。卷一主要是考证孟子世系家族及其生平事迹；卷二考证《孟子》引文；卷三考证《孟子》名物制度等；卷四主要是音义训诂。陈士元《孟子杂记》卷二、三、四将《孟子》引文、名物、训诂单列进行考证，体例也是较为独到的。

另外，陈士元在具体考证过程中，较早地运用“按”的形式，来区别引文和表明自己的观点。如在其“七篇”一节中，陈氏就将《史记》、赵岐《孟子题辞》《汉书·艺文志》、贾同《责荀篇》等著作中对《孟子》篇数的观点陈列于前，然后进行比较分析，最后以“元按”表明自己的观点，让读者自己去甄别是非高低。这种体例既可以博采众家之长，又可以让读者一目了然。与传统考证体例相比，显然更为合理，在明代《孟子》考据学著述中可谓独树一帜。 mgoy6c0DfFvqUgcJoWwQz5DzCazlNAErmPSp3ADVEl4u4BRF8qZbU3Ah3Z88zp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