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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义、礼、智、信、忠、恕、孝、悌等皆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这些都充分彰显“善”，此乃中华民族的追求和信仰。
1.荀子强调抑恶从善
荀子“性恶论”之性指向人的后天之性，倾向于以“行”论“性”，之所以有孟子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之争，主要是由于他们各自学说中的概念内涵不一致的原因造成的。但他们的目标都是引导人们弃恶从善。孟子强调社会教化使民趋善的作用，荀子同样强调“积善成德，圣心备焉”
“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
。荀子往往以礼义并称，区别于孟子的以仁义并称。如果说孟子是在孔子“仁”的概念之后着重建立了“义”的概念，那么荀子就是继孟子之后着重建立了“礼”的概念。所以冯友兰先生认为孔子、孟子、荀子是先秦儒家三个最大的人物。认为：“荀子最著明的是他的性恶学说。这与孟子的性善学说直接相反。表面上看，似乎荀子低估了人，可是实际上恰好相反。荀子的哲学可以说是教养的哲学。他的总论点是，凡是善的、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人努力的产物。”
吕思勉先生说：“其实荀子之言性恶，与孟子之言性善，初不相背也。伪非伪饰之谓，即今之为字。荀子谓‘人性恶，其善者伪’，乃谓人之性，不能生而自善，而必有待于修为耳。故其言曰：‘涂之人可以为禹则然，涂之人之能为禹，则未必然也。’夫孟子谓性善，亦不过谓涂之人可以为禹耳。”
荀子重视社会教化的作用，认为人是可以引而善的，所以强调抑恶从善。孟子为了强调仁义，以求激励人心，要求人在后天行事中保持其本心，就是俗话说的“唱红脸”。表面上讲性善，实际上重在后天行事。荀子也讲仁义，但荀子生于人人争于利欲，君子与小人同恶的时代，固不宜倡言心性之善，于是只有深明其恶，以求人能反躬自救，要求人在后天生活实践中厉行改造，是俗话说的“唱白脸”。孟、荀二人性善论与性恶论态度虽然相反，但“仁”的主张一致，强调后天实践一致。所以孟、荀人性论异曲同工，都是导善。只是导善的路径不同，孟子强调尽心、求放心，重在培育善；荀子强调抑恶从善，重在践行善。
2.儒、释、道共同倡善
儒家强调人与人（社会）的和谐——善待他人。仁、义、礼、智、信等都是强调善待他人，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强调和谐人际对于社会稳定和成就事业的重要意义。释家强调人内心和谐——善待自己。释家讲究静心领悟，若无静心，很容易偏激，走极端；若无领悟，不得世间万物真谛。认为相由心生，心不动，万物皆不动，不动则不伤，主张笑对人生，不怨恨一切。强调随心，随性，随缘。道家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善待自然。主张天气自然，共为天地之性。道家认为自然是生育天地万物的本原，人应该顺应自然，遵循自然规律，维护自然生态，保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才符合自然规律，才是最美的。道家把整个宇宙看成一个大的生态自然系统，一个生生不止、永不停息的自然生态。只有将人类和自然界的天地万物都置于自然和谐统一之中，才是人和天地万物的生命与价值所在，才能真正体现出自然生态美。既然人是从天地自然万物中产生的，因此，人就应该顺从天地自然万物。
3.法家重刑罚——惩恶扬善
“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
，“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
，“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赏罚分明，标准就是善恶。善则奖，恶则惩，宗旨就是惩恶扬善。
4.墨家主张兼爱、非攻——平等之爱、珍爱生命
“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
，“若兼则善矣”
，天下之乱，起于人与人不相爱。臣与子不孝，君与父不慈，以及“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
，直至盗贼之害人，都是互不相爱的结果。如果天下人能“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
，那就天下太平了。墨子也讲“慈”“孝”，但并不以“孝悌”为“兼爱”之本，更不主张有等差的爱，强调平等之爱。墨家主张“非攻”，反对发动战争。“兼爱”主张天下人互爱互利，不要互相攻击，这就必然要主张“非攻”。当时兼并战争剧烈，农、工、商、士等庶人阶层和下层贵族都希望社会安定，墨家代表了他们要求停止战争的愿望。认为攻战之害：“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
。而且不仅被攻的国家受害，攻人的国家也要受害；由于兼并战争，将会导致“兼国覆军，贼虐万民”
的后果。强调珍爱生命。
5.兵家强调珍爱生命、心悦诚服
兵家谋略的理想境界是以战逼和，首先不是想怎样去赢，而是想怎样才能不败。心头之剑不是为了战胜敌人，而是为了砍掉自大的锋芒，斩断心头的恶念。故兵家强调执中守正，以战逼和。兵家最高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希望珍爱生命，做到心悦诚服。战争目的不是为了攻城略地，而是为了顺民意，获民心。
综上所述，善是中华民族的信仰与追求，在言善、倡善、求善的历史征程中，富有智慧的中华民族不仅有善的追求，更有美的享受；期盼善满天下，福满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