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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告子上》云：“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由此强调人性本善。但孟子在论辩过程中，常常出现前后矛盾、自我否定现象。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
孟子认为：人的品德、智慧、本领、知识，往往产生于灾患之中。那些受疏远的大臣和贱妾所生的儿子，经常操心着危难之事，深深忧虑着祸患降临，所以能通达事理。孟子既然说仁义礼智人皆有之，不是从外部给予的，是每个人本来就拥有的。此处又说“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到底是“固有”还是“外铄”？我们认为孟子此处所言人的品德、智慧、本领、知识，往往产生于灾患之中，也就是出于实践之中，应该是大家可以普遍接受的，也是符合认识之发展规律的。此显孟子人性论内在矛盾性。
孟子曰：“广土众民，君子欲之，所乐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
孟子说“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那么众民所性，仁义礼智是否根于心呢？如果众民所性，仁义礼智亦根于心，那么还需要分别君子与众民吗？君子与众民根本区别又在何处？如果众民所性，仁义礼智非根于心，那么众民是人吗？是人，性就善，就应该具有仁义礼智。孟子所言自相矛盾。
孟子曰：“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门户，求水火，无弗与者，至足矣。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孟子认为“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也就是说，圣人治理天下，使百姓的粮食多得像水火，老百姓就无有不仁。此言与“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前后矛盾。如果“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那么应该说“室无菽粟、赴汤蹈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
孟子此处言“杀一无罪非仁也”，而前文强调“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那么“以生道杀民”之民一定有罪乎？若无罪，杀一无罪非仁也。“以生道杀民”之民有可能是无罪的，起码是罪不该死，若罪不该死而杀之，亦不仁也。如果是罪大当诛，人人得而诛之，还谈什么“以生道杀民”呢？所以什么是仁？什么是道？仁与道是互显还是有冲突？孟子没有说清楚。“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与前文的“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亦矛盾，因为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所以每个人都已经“居仁由义”，故都是大人，毋庸置疑“大人之事备矣”。此处不仅与前文“我固有之”有矛盾，而且仁与道亦存在矛盾。
浩生不害问曰：“乐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谓善？何谓信？”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乐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孟子认为“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此与“四端”“五常”有不一致的地方。因为善应见之于仁义礼智信，或曰不显仁义礼智信就不善。那么“可欲之”，是君子、庶人、小人都“可欲之”？如果是小人“可欲之”，那么“有诸己”就不可谓信了。此处以“可欲之”谓善，与“四端”显善有矛盾，因为“可欲之”不一定是“欲”仁义礼智，如果不“欲”仁义礼智，甚至有违仁义礼智，就与“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存在矛盾。
孟子曰：“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是？”
孟子说“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其子弟从之，才能孝悌忠信。那就说明仁义礼智是外铄也，非固有也。既然仁义礼智是外铄，非固有，那就说明善也是后天养成的。
孟子云“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言不由衷，理不直，气不足。故在论辩过程中，出现前后矛盾、自我否定现象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