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桃花源记》与系诗的关系

雒江生

今传本《陶渊明集》的《桃花源记》一文后，系有一首三十二句的五言诗。对于这篇记与这首诗的关系，历来有不同的说法。较早的一种说法认为，记与诗是并列的关系，前文后诗，诗是全篇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北宋学者洪迈在《容斋随笔·三笔》中说：“陶渊明作桃源记，……系之以诗。”洪氏这样论断，大概根据的是宋代流传的陶集本子。陶集在隋唐以前的本子，已经看不到。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本子是南宋刻本，如绍熙三年（1192年）的曾集刻本等，在《桃花源记》下均题有“并诗”二字。洪氏看到的本子可能已经是这样编写的，所以据以断诗为系诗。洪氏以后持这种说法的虽然比较少，但是这种说法没有把记断为诗的序，所以是有代表性的。另一种说法认为，《桃花源记》是诗的序。这种说法以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代表，该书一百四十二卷《搜神后记》条中说：陶潜《搜神后记》“记桃花源事一条，全录本集所载诗序。”这是毫不含糊地把记看成诗序的。清代道光年间陶澍编注《靖节先生集》从此说，也断记为诗序。属于这一类说法的，还有清代王士禛的《古诗选》，沈德潜的《古诗源》等，均在《桃花源诗》前引了记的全文，且题“并记”二字，认为记是记诗的，即序诗的。现代研究陶渊明作品的学者，持前说的，以逯钦立先生为代表，认为记与诗是并列的两个部分。逯先生在《关于陶渊明》一文中说，《桃花源记》“由两个有机部分构成一个艺术整体：用散文进行描写，用诗歌进行歌赞，有说有唱地完成整个故事”（见所著《陶渊明集》校注的附录一）。持后说的有王瑶先生等，如王先生编注的《陶渊明集》，不从陶澍以前各家把记与系诗编入文类“记传赞述”的传统的编排法，而从文类移入诗类，降记为诗序。

《桃花源记》是一篇脍炙人口的古代散文佳作，但是由于受系诗的影响，就有如此不同的说法，连它是自成一篇或者是诗的序都不成肯定。而我们感到，记与诗的关系不能肯定，从向来学术界评论《桃花源记》的文学价值的实践看，把记与诗放在一起评价，矛盾很多，意见很难一致。所以二者的关系，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

就一般写作体例来说，单篇诗文前的序，是说明作意的；如果不需要说明作意，就不写，这是古今写作通例。按照这个通例，如果《桃花源记》是诗的序，记里就应该说明作诗的意旨，或者起码要点明记是给诗作的序。但奇怪的是，《桃花源记》里没有一个字提到要作诗，连一个与诗相衔接的关联词语都没有。这种情况在陶渊明的其它作品中有没有呢？检查现存的陶集诗文，其中有序的，诗十三首，辞赋三篇，散文一篇，序中都明白地写有作意。这说明，陶渊明在写其它诗文前的序时，没有违背这个写作通例，唯独在《桃花源记》中出现了连一个关联词语都不用，就在文后缀了一首长诗的写法。试想想，这样违反常识性的体例来写作，像陶渊明那样的大作家，有可能吗？这是疑点一。疑点二，陶渊明写了《桃花源记》，可以说把自己的幽思寄寓，风情逸趣，已经用巧妙的笔法表现无余了。难道他是怕别人看不懂他的文章的意旨，又要缀上一首复述主题的长诗吗？如果真是这样的，那《桃花源记》这篇“妙文”，也就显得尾大不掉，有些不那么“妙”了。难怪历代选编古文选本的，都只选了《桃花源记》，而不在记的后边缀上那首不割而断的诗。

就写作的具体内容来说，如果《桃花源记》是给诗作的序，或二者是并列的关系，是一篇作品的两个部分，那么所写的事实就应该是一致的，不应该有互相矛盾的地方。但是把《桃花源记》与诗作比较，就会发现几处明显的矛盾。

一、记与诗在写历史年代时，采用了两种不同的写法，所写的年数相差了一百年

关于《桃花源记》与诗里所写年代的矛盾，从宋代以来是文史学家经常提到的问题，但是并未因此怀疑到记与诗的关系。其实所写年代的矛盾，是跟记与诗的关系有关系的。记的开头就说明事情发生在“晋太元中”。结尾又说：“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按刘子骥即刘驎之，字子骥，《晋书·隐逸传》有传，是晋太元中知名的人，这是历史事实。记中又说桃花源里的人“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说明桃花源人的历史是从“秦时乱”开始的。那么从“秦时乱”至晋太元中是多少年呢？宋代学者洪兴祖在注释韩愈的《桃源图》诗时计算过，是六百年。洪氏说：“自始皇三十三年筑长城，明年燔诗书，又明年坑儒生，三十七年胡亥立，三年而灭于汉，二汉四百二十五年而为魏，魏四十五年而为晋，至孝武宁康三年，通五百八十八年。明年改元太元，至太元十二年，乃及六百年。”（按晋太元共二十一年，洪氏取十二年是中间年数，与记中所写“太元中”相符合。）但是诗中却说：“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五百年与六百年相比，年数相差了一百年。或者认为文学作品可以写大概年数，尤其象《桃花源记》这样的寓言性作品。但是文学作品总不能编造历史年代，闹出笑话。像陶渊明那样的大作家，如果在同一篇作品中写年代，能不考虑相差一百年的矛盾吗？那么这个矛盾是怎样造成的呢？只能说记与诗在写历史年代时，采用了两种不同的写法，即记用写实的笔法，不仅写了上限“秦时乱”，而且写了下限“晋太元中”，通计是六百年。而诗中虽然也写了上限“嬴氏乱天纪”时，却没有具体写明下限是何年，只写“奇踪隐五百”，笼统地点出是晋代，采用了半实半虚的写法。如果按照诗中所写的年数向下推算，五百年就只能到晋初的武帝“太康”年间，至记中所写的晋孝武帝“太元中”，还要一百年时间。虽然有的学者也因此认为记中的“太元”可能是“太康”的传抄错讹，但是刘子骥确是晋太元中人，“太康”年间没有个刘子骥，所以说“太元”是“太康”之误也是没有道理的。

二、记与诗所描写的历史环境与时代特点不相同，有些情景是相反的

记中描写桃花源说：“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可见记里的桃花源，是一个被开垦得田园美丽，道路四通的安乐文明天地。男男女女都穿着同外界现实社会一个式样的衣裳，说明桃花源这个世外人间，也在和现实社会一起向前发展。而诗中却说：“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很清楚，诗里所写的桃花源，是一个停滞不前的古老人间：道路荒芜，看不清那里可以通行；祭祀仍用古器，人们穿的还是先秦社会的古装，没有新制的时装。这些情景说明，五百年后的桃花源，还和桃花源人的历史开始时的先秦社会一样落后。至于造成这种落后状态的根源，虽然没有明写，但在诗中也有反映。诗中说：“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试想那样一个不用智慧，听命于自然，放弃一切创造的社会，还会向前发展吗？由记里与诗里这些不同的描写，我们会很自然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记与诗是一篇作品的两个组成部分，不论是并列的，前文后诗，或者记是诗的序，那么作者为什么要在记里这样写，在诗里又要那样写，写出两种不同的，甚至相反的情景呢？

三、记与诗的写作旨趣不完全相同

总的来说，陶渊明在《桃花源记》里与诗里，是用写同一个题材来否定战乱频仍，田园荒芜，受剥削受压迫的劳动人民流离失所的现实社会的。这是作者写作意图的主要方面，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应该肯定。但另一方面，作者写记与诗的写作旨趣又不完全相同。这主要表现在：在记里，作者想把桃花源和现实社会融合起来；而在诗里，又想把桃花源写成神仙世界，与现实社会完全隔绝。如记的结尾说：“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这是说桃花源在人类社会中是存在的，只是由于人们迷失了路径才没有找到；如果不是迷失了路径，而像渔人开始去时那样沿着路径去找，也可能就找到了。为了证明真有其事，又写了历史真人刘子骥的事迹，说：刘子骥也是兴致勃勃地打算要去的，只是因为疾病不久就死了，才没有去成。作者这样写，是想把桃花源写成现实社会的一部分，写成理想的现实社会的缩影。这反映了陶渊明的古代“乌托邦”思想。虽然陶渊明描绘的那个桃花源，在他那个时代实际上是没有的，是不可能找到的，但由于他成功地描绘了一幅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世外乐园图，所以他的创作动机与效果，给当时灾难深重的劳动人民带来的，毕竟是美好的希望，而不是绝望。《桃花源记》的积极意义也正在这里。而陶渊明在诗里却把桃花源描写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一朝敞神界”的神仙世界。并且说：“淳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说明这个“神界”所以和现实社会不同，是由于一个是“淳厚”的仙界，一个是“浇薄”的人世，来源是不同的，所以一旦“敞现”后就又很快地“幽蔽”起来了。为了强调桃花源是神仙世界，作者又用劝阻的口吻告诉那些想到桃花源去的人们说：“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意思是桃花源并不是不存在，而因为它是另一个世界，所以现实社会的人们不要异想天开了，是没有希望到达彼岸的；如果要想到达那个“尘嚣外”的“神界”，就只有超尘脱俗，成仙成佛，才有可能。这些地方反映出诗里不仅有浓厚的复古主义色彩，而且还有一层宗教迷信的色彩。对于诗里与记里的这个矛盾，宋代的文学家苏轼似乎已经看出，他说：“世传桃源事，多过其实。考渊明所记，只言先世避秦乱来此，则渔人所见似是其子孙，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杀鸡作食，岂有仙而杀者乎？”（见《苏东坡全集·读渊明诗》）这得说是对的，他不同意从唐代以来许多人把记里所描写的桃花源看成是仙家世界的错误观点。当然，苏轼对诗里实际上存在的仙佛迷信思想，没有区别指出，是不足之处。总之，现在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文学界向来所批评的《桃花源记》的复古主义和宗教迷信思想，其实主要表现在诗里。正因为这样，我们在评价《桃花源记》时，应该把它与后边的系诗区别开来，分别评论；不应该把记与诗等同，放在一起评价，而降低了记的文学价值。

归结起来说，《桃花源记》与系诗的不同，说明了一个问题，记与诗本来不是一篇作品，而是陶渊明在不同的时期，不完全相同的写作旨趣下，所写的各自成篇的两篇诗文。由于写的是同一个题材，篇题又相重，记叫《桃花源记》，诗叫《桃花源》（按古诗选本多题作《桃花源诗》，“诗”字是编者加上的），后代编录《陶渊明集》的，误认为记与诗是一篇，就合并在一起了。虽然合并了，但是把记与诗细心作比较，各自成篇的痕迹还是清楚的。至于把记与诗合并成一篇的年代，可能在北齐阳休之编录《陶渊明集》时或此以前。阳休之在《陶渊明集·序录》中说：“其集先有两本行于世。一本八卷，无序；一本六卷，并序目，编比颠乱，兼复缺少。萧统所撰八卷，合序目诔传，而少《五孝传》及《四八目》，然编录有体，次第可寻。余颇赏潜文，以为三本不同，恐终致亡失。今录统所缺并序目等，合为一帙，十卷，以遗好事君子。”这段话说得很清楚，后代流传的《陶渊明集》，是经过阳休之重新整理编定的。在阳休之重编以前，陶集的传本“编比颠乱，兼复缺少”，很不一致，当时已经看不清原来的面目。经过他的一番匠心，才算编定了后代流传的《陶渊明集》。所以合《桃花源记》与《桃花源》诗为一篇的最可能的人是阳休之，或者在阳休之以前的三家编录陶集时已经合并了，而阳休之在重编时沿袭了他们编排上的错误，后代未加改正，就一直流传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