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考察老子的哲学思想，还可以给我们今天进行跨文化文学比较一种学理上的启迪，即我们必须既要承认异质文化的并存更要推崇异质文化的理解、交融与汇通，主张不同文化的比较和交流，强调文化的相互沟通与互相促进。我们知道，文学差异性的形成与其文化背景、文化根源有直接关系，要对生成于异质异源文化体系中的不同文学进行比较，就必须注意同与异两个方面的内容，既要注意其可比的共同性，更要注意其因不同文化背景而形成的差异性，考察其文化背景的差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民族特性。换句话说，则是要从求同出发，展开寻根探源的辨异活动，进一步以研究与考察形成其差异性的深层次文化原因；并且，在同与异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中，去揭示中西文化的各自不同的民族特色和独特价值，以达到融化出新的目的。
对文化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加以考察，通过对中西文化作寻根探源的了解和体验，才可能使我们在比较研究中避免误解。我们知道，文学作品的文本实际上是一种文化载体。文化必须通过载体才能存在，不表现为载体，则文化就不会成其为文化，而只能是一种自然的、经验的、心理的东西。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的最后引用了德国诗人盖奥尔格的一句话：“语言破碎处，万物不复存。”实际上也可以说，语言破碎处，文化不复存。每个大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稳定持久的文化心理结构。这种各具特色的文化心理结构是通过长期的历史过程沉淀下来的，影响着作者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并最终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决定着文学作品的差异性，并形成其民族文化特色。因此，要使文学比较研究深化，就必须立足文化传统，并努力同文化哲学各个方面建立横向联系，结合传统文化意识的各种具体形态发生初始阶段的内外因作用、起源机制，对中西文学中关于创作经验的现象描述进行动态的、实践性的与历史的、共时性的综合考察，打破过去研究的框架，扩大研究领域，改变旧观念，调整研究方法。
从其实质来看，文化寻根探源的最终目的还是求得一种文化的认同。因为文化认同也就是对文化的原初根基或民族和地域意义的揭示。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寻根探源的根本目的就是促进异质文化的互相理解、互相汇通、互相生存和互相发展。
文化的互相理解，首先是通过对话来实现的。不同文化间的对话必须要有共同的话题。而属于不同文化体系中的异质文化间的共同话题是极为丰富的，尽管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民族，不同民族间千差万别，但从客观上看，各民族间总会有构成“人类”这一概念的许多共同之外。仅就文学领域来看，就因为人类具有大体相同的生命形态，如饮食男女、生老病死、离愁别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社会生活中的仁义礼乐、政令农事、人情事态、歌舞战斗，人类自身的腠理五脏、四肢百骸、生命机能、心性思维等，都有相同的体验形式，而这一切必定会在以关注人类生命与体验的文学中表现出来，并由此而使其具有许多相通与共同的层面，如“入世出世”“思亲怀乡”“时空恐惧”“死亡意识”“生态环境”“乌托邦现象”等，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们会遵从自己所亲身经历的不同文化生活，以及其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对这些问题做出不同的回答。这些回答既包含有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又同时受到当代人和当代语境的选择与解释。因此，只有通过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比较，通过对话以加深彼此的理解与认同，从而促使双方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老子的一些论述中得到一些学理上的支持。可以说，老子就主张通过交流与沟通以求得发展。在老子看来，“万物负阴而抱阳”，既对立又统一，处于互生、共生之中。前面曾经论及，老子认为，世界上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对立”关系，如有无、前后、大小、高下、难易、进退、生死、古今、智愚、巧拙、美丑、正反、长短、敝新、善恶、强弱、刚柔、兴废、与夺、胜败、利害、损益、阴阳、盈虚、荣辱、贵贱、吉凶、祸福、静躁、华实、张歙、明昧、曲全、枉直、雌雄等，其范围包括宇宙天地、自然万物和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老子又指出，事物之间的这些“对立”关系，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在其对立中还包含着相互平等、相互对应、相互贯通和相互交融的成分与机遇。他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这就是说，天下都知道美之所以为美，丑的观念也就产生了，人们都知道善之所以为善，不善的观念也就有了。有与无是相互生成的，没有“有”，也就没有“无”，难和易相因而成，长和短相互对立而存在，高与下相倾而立，音和声相和而歌成，前后相互随顺。在老子看来，这种“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合，前后相随”的互对互应、相辅相成，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相互发展的现象是永远存在的，是事物的根本特性。因此，我们在看待宇宙间的这种“对立”关系时，绝不能将之绝对化。
事物之间之所以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在老子看来，这是因为双方之间存在着一种中介，有一架由此达彼的桥梁，即对方的内核存在着一种同一性。老子说：“曲折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在老子看来，委曲反能保全，弯曲反能变得伸展，低洼反能充盈，敝旧反能变新，少取反能多得，贪多反而会受迷惑，事物的“合”“直”“盈”“新”“得”“惑”等，都是以对立而的“曲”“枉”“洼”“敝”“少”“多”为存在前提的。也就是说“曲”与“全”表面上看是对立的，而实质上则是同一的，它们内在相通，都以“道”为本源。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又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一章）在老子哲学范畴系列中，“道”是同“妙”“气”“无”“玄”等属于同一层次的。所谓“常无，欲以观其妙”的“无”是对“天地鸿蒙、混沌末分之际的命名，”
为宇宙天地的本初形态，故“无”实质上又是“有”。同时，在老子生命哲学中，“无”和“道”又是相通相同的（二章），故他又进而指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四十章）。所谓“有生于无”，老子自己对此作了解释，他借用具体事物为喻，说：“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植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十一章）车、器、室都由于形成了特定的空间才有其特定的作用。老子看到空虚不等于零，有形之物都离不开无形之虚，而后才有其价值，于是老子得出了“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的一般性结论。对此，王弼注解得极为精妙，他说：“有之所以为利，皆赖无以为用也。”世上的事情多与此相似。老子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四十一章）王弼注云：“物以之成，而不见其成形，故隐而无名也。”这也就是说，五音之成赖于希声之大音，众象之成赖于无形之大象。这也是以无为本的实例。推而广之，在无为与有为的关系上，无为为本，有为为用。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五章）通常人们只看到仁爱的好处，岂不知正是天地的自然无为，才成就了万物的生长繁衍，圣人的无为而治，才成就了百姓的自然发展；若是天地有意于仁，必不能遍仁，圣人有意于爱必不能遍爱，故无为方能无不为。通常人们喜欢居前，积财，争功，亲仁义，美忠孝，尚智巧，逐于强力，厚于生生，依于法令。老子认为这些都是本末倒置，其结果必然是适得其反，欲益之反害之；还不如采取居后、节俭、不争、尚朴的人生态度，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这才是守母归根之举，而能真正进入人生极高境界，获得成功。
老子将道体与道用的辩证关系概括为“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四十章）。换句话说，就是生活的真理存在于对立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之中，大道的现实功能依赖于柔弱的阴性而发生作用。在这样一种主阴贵柔的思想指导下，老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逆向思维模式，其特点在一个“反”字上，看重事物反面的性质，善于在对立之中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在老子看来，自然万物间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第一，相反相成。看起来完全对立的事物，实际上是相得相依的。如：“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二章），这是一类共时存在的矛盾，失去一方则另一方即不存在。第二，正言若反。事物的本然与其现象是矛盾的，所以要用否定性的术语来表述它的肯定性的内涵。如：“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且鄙”（二十章），“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颣，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四十一章），“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四十五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八十一章）等。这种正言若反的表述方式，比一般地正面表述，更深刻地揭示了所肯定的真理的高层次性和真理的内在性。第三，物极必反。任何事物对立的两极都是相通的。一物之中包含着否定性的因素，当该物发展到极点时，否定性成分变为主导，该物便转化为自身的反面。如：“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九章），“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聘（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十二章），“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二十四章），“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四十四章），“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邦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五十七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五十八章），“民不畏威，则大威至”（七十二章），“兵强则灭，木强则折”（七十六章）等。在老子看来，否定性在事物发展和转化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否定是内在的，当事物的发展失去控制时，否定便要逞其威风。第四，由反入正。既然对立事物总是向着自己相反的方向转化，那么为了达到正面的目标，就必须从反面入手，走迂回的路。如“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七章），“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二十二章），“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三十四章），“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三十六章），“道恒无为而无不为”（三十七章），“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六十三章），“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六十四章）等等。正是这些由反入正的一系列命题，构成老子的事物间既相互对立又相互汇通、相互统一的思想体系，其核心就在于从积极的方面正确运用事物转化和否定原理。第五，防正转反。如果说上一条是通过主观努力促使事物朝着有利于人的方向转化，那么这一条就是通过主观努力防止事物朝着不利于人的方向转化。如：“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五章），“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九章），“圣人去甚，去奢，去泰”（二十九章），“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三十章），“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三十八章），“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称孤、寡、不榖”，“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三十九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四十四章），“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五十八章），“治人事天，莫若啬”，“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五十九章），“慎终如始，则无败事。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六十四章），“圣人不病，以其病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七十一章）。老子已经看到，事物转化是有条件的，如果人能主动接纳它的否定因素，进行局部的、及时的、不断的自我否定，不使自身的行为失去控制，那么就可以使事物的否定性转化在自身内部进行，不会引起根本性的变化和异质性的丧失。第六，达到沟通。对立双方相比较而存在，假如双方一利一害，就不能只想存其利而去其害，根本的解决办法是取消这种相互对立的条件，把事物推向一个更高的发展层次。如：“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恒使民无知无欲”（三章），“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十三章）“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十八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十九章），“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讁），善数不用筹策，善闭无关楗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二十七章），“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五十章），“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五十四章），“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五十六章），“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五十七章），“古人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六十五章）。老子看到社会人生中善恶并存，是非相依，福祸为邻，纷纷扰扰，无时而宁，治之而愈乱，防之而益危。他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问题是人类丧失了真璞之性，逐于外物而不能返本。所以他提出了一套取法于大道和自然、超出世俗和时代的根本治理办法与为人处世之道，关键就在“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十二个字。在老子看来，人道本于天道，天道自然，人的根本特性是纯朴自然，故而人应返璞归真，回到共有的自然属性，以实现人性的复归。第七，返本归初。事物的运动，最终都要回到当初的出发点，而这个出发点就是清虚渊深的大道。老子说：“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十六章）。老子认为地之间的万事万物，都是生生不已、不断发展变化的，其发展变化是“复”，即向静态复归，因为有起于虚、动起于静，所以万物最后归于虚静，然后才能得生命真谛和人生的奥秘。人如果能知此殊途同归之理，则必能包容而无所不通，合于自然，同于大道，则可以超越个体生命的有限。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二十五章）这里说的是“道”的循环运动，作为宇宙万物的生命本原，道生化出天地万物，周遍无所不至，宇宙的发展距离原始状态越来越远（“逝”“远”），最后总还要返回到本初状态。人从生到死是一种复归，老年有复归于儿童（心理上）的趋向。社会发展有在高层次向原始社会复归的趋向。地球、太阳系、银河系都有死亡的结局，复归于初。任何事物的运动过程都是宇宙大生命中的一个短暂的阶段，故云“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二十三章）只有“道”，即宇宙生命的本原，才是永恒不竭的。
作为宇宙生命本原，“道”又是阴阳二气未分的混沌统一体。故“道”也就是元气。由元气分化而为阴阳二气与天地，此即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正是由于“道”（气）的作用。世界上的事物才看似相互对立，实质上是共生和互生的。《易传》认为：“阴阳合德，刚柔有体。”“阴阳合德”中的“阴阳”，指生成与化育万物的两种气；“德”则是指万物得之于“气”并使万物得以存在、发展的属性和功能。依照中国传统的宇宙意识，世界上的一切，包括自然、社会、人身，所谓天、地、人三才，均为阴阳二气交感化合的产物。诚如老子所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四十二章）“气”连绵不绝，冲塞宇宙，施生万物而又不滞于物。大自然中的云光霞彩、高山大海、小桥流水、珠玉贝壳、花草鸟兽；社会生活中的仁义礼乐、政令农事、人情事态、歌舞战斗；人类自身的腠理五脏、四肢百骸、生命机能、心性思维等，从自然、社会、到人事以至人的道德、情感、心态等，都是由气所化生化合，都包含着阴阳的属性。阴阳二气相互补充、相互转化，才能生育化合出万物。也正是由于阴阳二气的互待、互透、互转、互补，相互激荡，循环往复，从而构成万物生生不息的属性。在中国美学看来，宇宙大化的生命节奏与律动，人们心灵深处的节律与脉动，都是源于阴阳二气的相互化合作用。这种“阴阳”意识与观念渗透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使其充溢着一种和谐精神。正如孔颖达在《周易注疏》中所指出的：“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尽起于乾坤二画。”所谓“乾坤二画”，乃是指《周易》的阴爻、阳爻，就是阴阳，也即阴阳二气。“阴阳者，气之大者也”。
“阴阳者，天之气也（亦也谓道）。”
万物是阴阳二气交感的产物，人类亦是阴阳气化而生。《淮南子·天文训》说：“阴阳合和而万物生。”《精神训》又说：“于是乃别为阴阳，离为八极，刚柔相成，万物乃形。烦气为虫，精气为人。”
正是由于作为生命之源的“道”（气）有阴阳的对立统一、互存与共生特性，从而才构成薩鄈、聚散、动静、磨荡而运动变化，并由此以生成自然万物与人类，故而，当中国古代哲人面对世界进行沉思时，往往把万物与人的生成放在阴阳对待的矛盾中去考察，从阴阳与气化的运动中去描绘。《黄老帛书·称》云：“凡论必以阴阳大义。天阳地阴，春阳秋阴。夏阳冬阴，昼阳夜阴。大国阳，小国阴；重国阳，轻国阴。有事阳而无事阴，信（伸）者阳而屈而阴；君阳臣阴，上阳下阴；男阳女阴，父阳子阴，兄阳弟阴，长阳少阴。……诸阳者法天……诸阴者法地。”整个宇宙天地与社会人生的生成都可以用“生”之“阴阳”来概括。此即《周易》所谓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吕氏春秋》也指出：“凡人、物者，阴阳之化也。”唐代道士成玄英给阴阳以规定性内涵：“阳，动也。阴，寂也。”
认为阴阳即动与静的意思。在他看来，天地万物的生成都是阴阳二气的调和：“阴升阳降，二气调和，故施生万物。”
李筌在《太白阴经》中，也认为“万物因阴阳而生之”。他说：“人禀元气所生，阴阳所成。淳和平淡，元气也。聪明俊杰，阴阳也。”
强调阴阳二气对生成自然万物与人的决定性作用。并且还指出属于主体智能结构的“聪明俊杰”心理因素的生成也离不开阴阳二气的作用。的确，“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
一方面，阴阳二气大化流衍，聚散无定；另一方面，阴阳二气又相推相摩，由阴阳交合而生成的宇宙万物与社会人生也就变化无穷，气象万端，丰富多彩。人与万物概莫能外。就人而言，“性情形体，本乎天者，分刚分柔之谓也。夫分阴分阳，分柔分刚者，天地万物之谓也。备天地万物者，人之谓也。”
所谓人“备天地万物”，是指人乃为天地之心，阴阳刚柔之会；故人能参赞化育，与天地万物一体。天地万物与人都凭借阴阳而生，而阴阳又都存在于万物之中，故而在文学活动中，天与人、心与物能相渗相透，相互沟通与融合。同时，阴阳作为“气”的属性范畴，它又具有对待性与统一性，以及动态特征。而自然、社会、人生等万物万象，都有聚散、动静、虚实、内外、上下、大小、清浊、刚柔等性质状态。这些性质状态，都可以概括为相互对待、统一、变动的关系，也即阴阳关系，从而，整个宇宙都由阴阳二气联系成一个整体，在阴阳二气这个层次上，宇宙万物同源同构而相通，宇宙乃是一个具有对待、统一、变动的全息性整体。这样，阴阳二气以自然万物与人生命的本体意蕴，使天地万物与人都纳入其阴阳气化的范围，能相通互感，遂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
自然与社会的生成与发展需要相辅相成，相互对应、相互促进、相互对话，文化的发展也应如此。人类已经进入新的纪元，这是一个多元文化同生共存的时代。文化交流日趋全球化。对此，乐黛云说得好：“多种文化相遇，最重要的问题是能够相互理解。人的思想感情都是一定文化的产物，要排除自身文化的局限，完全像生活于他种文化的人那样去理解其文化几乎不可能。但如果我们只用自身的框架去切割和解读另一种文化，那么我们得到的仍然只是一种文化的独白，而不可能真正理解两种不同文化的特点。要达到上述目的，就必须有一条充满探索精神的平等对话，为寻求某种答案而进行多视角、多层次的反复对谈。”
文化寻根探源的目的是加深理解，而要沟通、要理解，则必须通过对话。只有通过对话才能达到东西两大文化体系的文学的互相理解，以推动文学向着全球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