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封建官场力学，这是中国的特有问题，影响了中国几千年，对现代社会和现代官场仍有极大的影响，所以，仍是影响中国的重要社会力学。旧社会，贪官污吏是如何厚面黑心欺压人民、欺骗人民；如何才能揭穿它，反抗它；如何剖析认识这种黑暗的社会，肃清其流毒，仍是当今社会的重要问题。不揭露，不能明辨是非；不批判，不能肃清流毒。
在现代中国社会，曾出现了两本直接“骂”中国人自己的书，一本是李宗吾先生的《厚黑学》，一本是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书名就如此扎眼剌耳，内容锋芒辛辣，作者以深刻的洞察力，勇敢无畏的精神，揭露中国深层次问题和同胞的伤疤，引起了国人极大的反响。他们揭露的是封建社会的伤疤，虽然时代久矣，但伤疤的余毒很难彻底根除，时而萌发，甚至比较严重，根除其留毒，谈何容易！
李宗吾先生是诚实之人，正人君子。他创立《厚黑学》，并自称厚黑教主，无非是揭露黑暗腐败的社会，制面明镜，警示世人，采取了以毒攻毒的方法对抗厚黑：你厚我也厚，你黑我也黑，以毒攻毒，好人才能不吃亏；或者，大家都提倡不要厚不要黑，你不厚我也不厚，你不黑我也不黑，把“厚黑”批得体无完肤，打翻在地，还社会于清正，还民风于淳朴，谁也不吃亏。告诉了善良人如何对抗坏人的一个方法。
《厚黑学》作者李宗吾先生，少时曾从孔子“后世以为楷”之语，改名为世楷，字宗儒，表示以孔子为榜样，师宗儒家。后来在成都读书时以为儒家学说缺点殊多，宗孔子之儒学不如宗自己，遂改名为宗吾，从此进入每读古人书，必生怀疑，以思想独立之精神审视历史和社会。
1912年他以“独尊”之名，撰写了轰动一时的《厚黑学》；1927年发表《我对圣人之怀疑》；1928年发表《社会问题之商榷》；1936年他将历年所作的一部分，融合自己的新观点新思想，重新以随笔体裁整理成文，在成都《华西日报》上开辟《厚黑丛话》专栏连载发表，后以同名集结成书；1936年发表《中国学术之趋势》；1938年，重新整理发表《心理与力学》亦称之谓《厚黑学原理》。以上所作集成《厚黑大全》一书。
尽管有人批评此书偏见颇深，但并非作者一时心血来潮，而是体现了作者长期的深沉的观念和思想。以“厚”“黑”为特征，揭心底之伤疤，立警世之学说。此书一出现就成了畅销书，与社会思潮一拍即合，对社会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作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敏锐的洞察力，以犀利的文笔、辛辣的讽刺，对封建社会的政治黑暗和官场腐败予以深刻揭露和严厉批判。
作者通研二十四史，结论是：如果不是彻底的厚颜黑心，就不能成为大奸大雄。他将厚黑学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代表人物是尧舜，学说是孔孟之道。其特征是人民浑浑噩噩，无所谓厚无所谓黑，纯是天真浪漫，人心皆童心状态。此时提倡道德，欲返民风于太古。第二时期，代表人物是刘备、曹操，刘备是厚颜的代表，曹操是黑心的典型，他们都是为了“权钱名利”而厚颜黑心的。学说是《厚黑学》。其特征是人民知识渐增，机变百出，世故奸猾，阴险狡诈。第三时期，代表人物还未出现，学说是作者的《心理与力学》。其特征是以孔孟之道行刘曹之术，就是将孔孟之道，嫁接至刘曹之术上。在第三时期，即使孔孟复生，必归失败者，谓其无刘曹之术也；刘曹在世，亦归失败者，谓其无孔孟之心也。
作者认为，厚黑学分三步功夫：第一步是“厚如城墙，黑如煤炭”。城墙虽厚，可用火炮轰破；煤炭虽黑，且颜色可憎，人们不愿接近它。第二步是“厚而硬，黑而亮”。同第一步相比虽有天壤之别，可毕竟有形有色，别人通过观察，便可知蛛丝马迹。第三步是最可怕的黑厚：“厚而无形，黑而无色”，进入“无声无臭，无声无色”之境界。臻于此境，就可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锐不可挡，所向披靡。所以，厚黑术被封建社会政治家奉为圭臬，是其争权夺利的锦襄妙计。封建政治家未必懂政治学，但不可不懂厚黑学。
从学术渊源而言，儒家学说的消极面——愚忠，是“厚学”的理论基础；法家的消极面——黑狠，是“黑学”的理论基础。
《厚黑学》的具体行为上，可归纳为《求官六字真言》，《做官六字真言》，《办事二妙法》等，对封建社会官场求官、做官、办事敷衍技巧剖揭颇深，戳穿了封建官吏官运亨通，青云直上的隐秘。
所谓求官六字真言，即空、贡、冲、捧、恐、送。空即别无他求，一心求官，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贡即投机钻营，逢场做戏；冲即话语惊人，哗众取宠；捧即溜须拍马，曲意逢迎；恐即对上司表面上阿谀奉承，实际上暗击对方要害；送即损公肥私，请客送礼。
所谓做官六字真言，即空、恭、绷、凶、聋、弄。空即凡事不必认真，难得糊涂；恭即对上司卑躬屈膝，胁肩谄笑；绷即对下属和百姓假装满腹经论，威风凛凛；凶即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要不择手段，而表面上又要温良恭俭让，以仁义之名行厚黑之实；聋即对批评装聋作哑，充耳不闻；弄即千方百计中饱私囊。
只有会求官，才能高官任做，骏马任骑；只有会做官，才能官运长久，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办事二妙法即锯箭法和补锅法。此二法画出了封建官吏作官的行为特征，入木三分。
锯箭法：有人中了箭，请外科大夫治疗，医生将箭杆锯下，即索谢礼，问他为什么不把箭头取出？他说：那是内科的事，你去找内科好了。就是敷衍、推诿、极不负责的办事作风。诸如“这个事我很赞成，但是，要同某人商量。”“很赞成”是锯箭杆，“某人”是内科。“我先把某部分办了，其余的以后办。”“先办”是锯箭杆，“以后”是内科。诸如此类的敷衍、推诿就是锯箭法。
补锅法：做饭的锅漏了，请补锅匠来补。补锅匠一面用铁片刮锅底煤烟，一面对主人说：“请点火来我烧烟。”他乘主人转背的时候，用铁锤在锅上轻轻敲几下，那裂痕就增长了许多，及主人罢了来，他就指与他看，说：“你这锅裂痕很长，上面油腻了，看不见，我把锅烟刮开，就现出来了，非多补几个钉子不可。”主人埋头一看，很惊异的说：“不错！不错！今天不遇到你，这个锅子恐怕不能用了！”及至补好，主人与补锅匠，皆大欢喜而散。这就是医生把好肉割坏了来医，把事情故意弄糟再办理，多么丧天害理！
办事二妙法是封建政治家在政治舞台纵横捭阖，常胜不败的政治秘密。
我们用厚黑史观去看社会，社会就成了透明体，既把社会真像看出来，就可想出改良的办法。
中国传统文化最能代表其特色的是“官场”。我们从历史上发现，中国社会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那就是所谓的“官场”。官场来自科举制度。中国科举制度有它的功能和贡献，但也造就了中国的官场。官场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蛛网，看不见，摸不着，可是你可感觉到你已进入了盘丝洞。中国的官僚有其特征，效忠的对像绝对不是国家，也绝对不是领袖，他只效忠给他官做的人。王朝政府可变，官场不变。统治汉人的方法，就是科举。他们知道中国人的毛病，就是好做官。我给你做官的希望，你就会服服帖帖的，把你的民族意识、人性尊严全部交出来。官官相护，关系非常复杂。所以，官场是一个神秘的社会层面，官场有特殊的行为标准和价值观念。他不效忠皇帝，皇帝换了，他还可以做官；他不怕国亡，亡了国，只要你给他官做，他还是做他的官。
旧社会的知识分子读书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做官。这对中国的文化影响极深。这个看不见摸索不着的“场”，是由科举制度形成的。一旦读书人进入官场之后，就与民间成了对立状态。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读书可以做官，做了官就有金钱和美女。
中国文化四千年来，除了当官，其他职业全都不被重视，所有的职业都以当官升官为最终目标。从前有人说，行行出状元，其实除了读书人里有状元，其他就是不值一文的工匠。那个时候对其他行业的人有许多限制，如不许穿某种服装，不许乘某种车子，不许到某些地方。封建社会一切都以做官人的利益为前提。柏杨先生指出，中国的传统文化以高官厚禄，黄金美女引诱人去读书，养成了知识分子阿谀奉承，以升官发财为目的，去追求功名富贵。长期的科举制度产生了士大夫阶层，这就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慢的主要原因。西方没科举制度，日本虽然吸收了中国文化，但拒绝了缠脚、宦官和科举制度。
封建社会控制中国那么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在经济上贫穷落后，在政治上使我们长期处于酱罐文化之中，其特征之一就是以官标准为标准，以官利益为利益，使我们的酱缸文化更加深，更加浓，官本位根深蒂固。在这种长期酱缸文化的窒息下，使我们中国人变得自私、猜忌、缺少朝气、阴沉、相互倾轧，一盘散沙，绝不合作。
当医生的将来想当御医，学木工的当到宫庭做工匠，学水利的手中想有权……都想向官靠拢。而所有的知识分子，所有求学求知的目的，也都是以参加科举考试为最高目的。直至现在报考公务员仍是最热门的选项，为了一个科长、处长的职位，引无数教授、博士竞折腰。中国的文化教育遂因变成“政治文化”，官员间的运作规则，更发展成为官场文化，酱缸的成分愈发加浓加臭。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这么喜欢政治又害怕政治。这是两个极端，但都是狭隘的“政治一元化”和“官场一尊化”的体现。
中国传统的官僚制度，是帝王通过科举考试，选拔知识分子，所建立起来的统治构架。这个构架的成员称“士大夫”。科举考试是小民唯一一条可以当官之路。可是，一开始就出现了弊端，向主考官贿赂，由权贵们把持，加上稍后的八股化，根本选不出优秀人才，只能选出顺从较重的知识奴隶。他们质量不高，才智平庸，形成一个官僚势力集团，却虚伪地以道统自任，表面上忠于帝王，实际上只忠于权势，当旧帝王失去权势时，他们立刻转而效忠新的帝王，称“识时务者为俊杰”。数千年来，中国的帝王可换，朝代可换，“士大夫”统治构架不换，成为一个奇特的既得利益阶层，连帝王也无能为力。偶然也出一两个杰出人物，像宋朝的王安石的变法，清朝光绪皇帝的改革，都败于一批自以为是的道统主流士大夫之手。
士大夫自成一个体系，用儒家经典作号召，以当官和当大官为唯一目的，像一张巨网隔在皇家与小民之间，即令不影响他们既得利益的改革，甚至是可以提出高他们身价的改革，都有会引起巩惧和抗拒。所以中国的改革比其它国家更加困难。
由于长期的封建社会制度的斫丧，中国人在酱缸里酱得太久，我们的思想和判断以及视野，都受酱缸的污染，跳不出酱缸的范畴。年代久下来，使我们多数人丧失了辨别是非的能力，缺乏道德的勇气，一切事情只凭情绪和直觉反应，而不能思考。一切行为价值，都是以酱缸里的道德标准和政治标准为标准。因此，没有是非曲直，没有对错黑白。在这样的环境里，对事物的认识，很少有人去进一步的了解分析。在长久的因循敷衍之下，终于来了一次总的报应，那就是“鸦片战争”——外来文化横向的切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