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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文化与审美精神与地域文化关系密切，从一定的程度上看，审美文化与审美精神的生成与地域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的作用分不开。文明程度高的区域对审美文化与审美精神生成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文明程度高的区域是生成审美文化的一个渊薮。
（一）西北民族地域文化的沿革
中国西部有广义和狭义之说
。广义上通常指的是西北的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和西南的西藏、云南、贵州、四川、重庆10个省、市、自治区，其面积约为540万平方千米，占中国陆地面积的56％；其人口约为2.85亿，约占全国总人数的23％；居住有50多个民族，占全国民族人口的80％。另外，内蒙古自治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尚属欠发达地区，也被列为西部开发地区。
狭义的中国西部，主要是指的西北，即指西北各省区（不含陕西）和西藏以及生存于此的民族和其所创造的游牧文化圈。之所以这样划分“西部”，其依据主要是文化类型，是在研究了这一地区民族的生态状况之后提出的。从地理环境看，整个中国地势西高东低，西北属于地势高的干寒地区，这里有耸立云天被称之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和横巨西北的漫漫戈壁；从经济土壤看，即如冯天瑜所指出的：“延绵久远的中国文化大体植根于农耕与游牧这样两种经济生活的土壤之中。以年降水量400毫米线为界，中国约略分为湿润的东南和干寒的西北两大区域。自然条件的差异，使前者被人们开辟为农耕区，养育出一种以定居农业作基石的，礼制法规齐备、文物昌盛的农耕文化；后者则成为游牧区，繁衍着无城郭、礼仪，游牧为生，全民善骑的游牧文化。”
正是基于此，这里划定的西北，或谓狭义的西部，基本上属于游牧文化地区；从社会结构和精神意识来看，生活在农耕文化圈里的民族逐步形成宗法型的社会结构，表现在审美意识上是伦理的、观念的、神性的，而生活在游牧文化圈的西部民族，其社会生活则较少宗法色彩，而更多地带有个体特点，表现在精神意识层面是审美的、情感的、世俗的。从这几方面的比较可以认定，今天西北地区的陕西属于农耕文化区域，无论从地理环境、经济土壤，还是从社会生活的实际状况看都应如此。而西藏地区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属于西部游牧文化圈。且不说青藏高原把西藏和西北地区连成一体，单从考古学的资料就足以证明远古时期生活在甘、青一带特别是青海河湟地区的古氐羌人中的一部就曾南下进入西藏地区，成为藏族先民吐蕃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古老的唐蕃古道就是西部民族交往的重要通道，也是西部与中原农耕文化圈继丝绸之路之后的又一条重要通道。
（二）中国西部审美文化具有独特的景物造型与意象指称
西部审美文化中的自然景物已不再单纯是叙述情节、塑造人物、刻画人物性格的背景元素，已超出了环境造型的一般功能和作用，而成为具有独立存在价值和深厚美学意蕴的艺术形象。当广袤深沉的黄土高原、雄浑舒缓的黄河流水、奇崛壮美的秦岭山脉、辽阔无限的大漠莽原、厚重古朴的黄河故道、悠远神秘的可可西里……以一种西部独有的风姿特色和艺术形象展现在我们面前时，那种不加雕饰的原生形态的朴拙与沉实、淳厚与凝重，不仅给人以视觉影像的审美愉悦，而且还令人思索回味不已。这其中，在西部神秘、奇特的各种自然景物中，太阳、沙漠、荒原、戈壁为西部所独有；西部文人喜欢在艺术文本上呈现太阳、沙漠、荒原、戈壁，喜欢把他们故事发生的景地纷纷搁置到西部的太阳、沙漠、荒原、戈壁之上。太阳、沙漠、荒原、戈壁在这些艺术文本中主要具有以下两层含义。
首先，在艺术传达方面，太阳、沙漠、荒原、戈壁在艺术文本中作为一种景物造型，它不仅渲染环境气氛，也参与剧情和人物命运的发展，从而成为艺术形象重要的组成部分。太阳、沙漠、荒原、大漠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地不仅直接参与了情节的演进和发展，而且大漠的特质也渗进了人物性格发展的命运轨迹中，添加了一种阳刚和力度之美。正义、守信、见义勇为是西部人的本性，而这种刚毅的英雄本色也正是太阳、沙漠、荒原、戈壁所具有的那种粗犷、大气和力度的风格。
其次，在思想内蕴上，高原、荒漠又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意象与意义指称。意象是抽象的，也是具象的，它是创作者与客体、经验与超验、感官与意念的高度聚合。意象是中国文化尤其是古典文艺理论的基本要素之一，在文化流变过程中，意象已经成为中国诗歌艺术的基本的、传统的表现技法，接受认知系统和艺术评判标准。从《诗经》里的“关关雎鸠”“杨柳依依”到《楚辞》里的“香草美人”，再到唐诗宋词，莫不如此。而作为西部文艺审美创作中的古代边塞诗里那种“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胡天八月即飞雪，千树万树梨花开”的独特景象，尤其成为颇具西部特征和气息的意象经典。新时期以来的西部电影充分吸取了古代诗歌以及西部诗歌对意象的设置和运用，从而在影片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凸现西部文化内涵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内蕴。
西部审美文化中的意象主要包括两大类别：父性文化意象系列和母性文化意象系列。父性文化意象系列主要是以太阳、沙漠、荒原、戈壁等为代表的阳刚意象群，而母性文化意象群则主要是以黄土地、黄河、湖泊、草原、月亮等为代表的阴柔意象群，这两大群体意象共同构建了西部审美文化层次和精神品格。当代一些有名的电影导演喜欢选择西部为背景，就是因为沙漠作为一种意象，它不仅代表着一种阳刚、强悍、英雄主义情结，同时也隐喻着人内心情感孤独而荒芜的处境。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或许只有大漠的狂沙才能吹散他们心中的那份隐痛与思念。西部人的心境就如同这片沙漠，荒芜而又寂寥，而他们的情感也正如沙漠中不时弥漫的风沙尘埃一样，总是飘舞、浮动，不知路在何方，亦不知根在何处。
太阳、沙漠、荒原、戈壁、荒原等意象生成的共同心理依据是西部人潜在的英雄情结和原始英雄主义精神。自然的暴力、历史的风雨、个人经历的苦难是英雄情结和原始英雄主义生成的渊源和土壤。这种精神文化现象不仅是西部人的共同心理，也是整个西部人普遍的文化心态，建筑在这种心理之上的文化创造形成了一个西部特有的文化传统，西部审美文化正是这一传统的精神结晶。西部文化人对西部沙漠景地的偏爱，既是看到了这种独特的景物造型的镜语表述功能，同时，在思想内蕴上也是对西部父性文化传统、西部原始英雄主义和雄性精神的无限思慕与热爱，这种思慕与热爱，从他们内心深处来说，是一种对于久违了的父性话语“存在”的外化表现。
神话意识的传承和呈现，使得西部审美文化带上了沉甸甸的历史文化色彩。西部审美文化意象中的黄土地和黄河，既是西北黄土高原自然原生状态的“物质现实的复原”，同时这种近乎凝滞的空间构成又以静止的形式体现了历史的绵延性，传达出一种亘古久远的远古神话气息。从而使那苍茫阔远的黄土地、那浊浪翻滚的黄河水等景象已经越出自然地理的形式外观，建构成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能指。正是因为中国西部有着浓郁的神话色彩和文化因素，西部审美文化才具有一种浓重的神秘色彩和厚重精神。
西部民族的足迹延伸到远古。从考古发现可知，中国是远古人类活动的一个重要地区。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各民族的远祖经历了从猿人到直立人、到智人的整个演变过程。至今，在全国范围内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达数百处之多。就西部而言，甘肃、宁夏、青海、西藏等省区均有发现。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不适合人类生活。但近30年高原考古资料证明，从旧石器时代晚期起，这里就有人类生活。1956年，青藏高原地质普查队在海拔4300米以上的西藏那曲县（今色尼区）发现两件古代人类制造的石器。同时，在与那曲邻近的青海霍霍西里西南曲水河等地区发现了3个石器点，采集了10余件石器。1964年，西藏西夏邦马阵地区科学考察队，在定日县东南苏热山南坡小河阶地上发现了40件石器。1976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考察队深入藏北考察，分别在那曲地区的多喀则、奇林、雄海、尼玛、绥绍拉，阿里地区的拉竹龙、帕耶曲真、马拉木措湖东北岸等地，采集到各种古人类石器380多件
。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更为丰富，仅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就数以千计。在新疆、甘肃、宁夏、青海和西藏广大西部地区，发现了大量内涵丰富的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存。以小型细心核、细石叶和以细石叶为材料进一步加工成的细小石器，遍布于西部地区，且自成体系，与其他地区的细石器有明显的不同
。而更具特色的是西部地区文化遗存中的大量彩陶。
考古发现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彩陶的国家之一。地处黄河上游的青海、甘肃地区是出土彩陶最多的地区。可以说，彩陶是这一地区民族远古初民文化的显著标志。最早发现于甘肃临洮县马家窑遗址的马家窑文化，地理分布广泛，东起泾、渭水上游，西至黄河上游的青海共和、同德县，北入宁夏清水河流域，南达四川岷江流域的汶川县一带。马家窑文化的彩陶，不仅数量为诸远古文化之首，而且以质地、花纹装饰精美著称于世
。1973年在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属于马家窑文化的舞蹈纹彩陶盆为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绘画史和舞蹈史研究提供了宝贵文化遗存，引起国内外轰动，被誉为国宝。之后，1995年在青海省同德县宗日遗址出土的另一件更为美观传神的舞蹈纹彩陶盆，堪称新石器时期马家窑文化的又一件稀世珍宝。马家窑文化距今5000多年，它经历了1000多年的发展，按其不同文化特征又可分为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和马厂类型。马家窑文化的居民，根据出土文化遗存分析，可以认定是古代戎、羌族系的祖先。马家窑文化之后，还有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和沙井文化。齐家文化的中心地区，在甘肃洮河流域。齐家文化向西发展，形成了卡约文化，向东发展，形成了寺洼文化。一般认为，这两种文化是古代羌族部落的遗存。以甘肃民勤县沙井遗址为代表的沙井文化分布于河西走廊。沙井文化的主人至今众说不一，说明在这一地区活动和交往的民族先民流动性大，以至于新疆且末、吐鲁番、库尔勒等地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彩陶，都明显地受到沙井文化的影响
。
因西藏拉萨北郊曲贡遗址而得名的曲贡文化和因西藏昌都东南卡若遗址而得名的卡若文化，都是新石器时代具有西藏地方特色的典型文化类型。从出土的文物看，这两种文化既有密切的联系，也有明显的差别。可以明显看出，远古时期西藏确实存在着两大民族部落群体，他们都是藏民族的先民。从出土文物看，卡若文化显示出强烈的地方特点，是和西藏地区旧石器文化一脉相承的。但从一些石器样式、陶器彩绘特点以及遗址中发现的粟米看来，卡若文化与马家窑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氐羌文化南移与藏族原始文化融合的现象，是历史记载的牦牛羌“出赐支河曲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
，并与西藏地区土著居民融合成为藏族的证据之一。
原始社会解体，历史由远古进入上古时期。在夏、商、周三代时期，夏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古史中记载很少。商族兴起之后，与周围诸方国曾发生关系。西周时，在华夏族周围已经分布了四个民族集团，即“东方曰夷，西方曰戎，南方曰蛮，北方曰狄”。戎，是对生活在西部的民族的统称，但当时也确实有一个活动于今青海、甘肃、陕西一带的戎族。戎族诞生于陇山东西和泾、渭、洛水流域，从西周起，开始东迁，到达黄河中游乃至淮河流域。它与周族的兴起及西周的灭亡有直接的关系，在秦、晋称霸时期，也发挥过重要作用，为开发中国的西北以及华夏族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但以后或与华夏族融合，或成为其他民族的一部分，所以，到战国以后，除义渠等还存在一段时间外，戎这个显赫一时的民族就不存在了。
秦汉之际在西部活动的有许多民族。在甘肃河西一带，主要是月氏和乌孙。他们都是游牧民族。“东胡强而月氏盛”，大约在战国末期至秦初，乌孙被强大的月氏赶出河西，投奔了匈奴族，月氏成为河西的唯一主人。后来匈奴族在其杰出首领冒顿带领下不断强大，用武力迫使月氏西迁，沿天山以北，到达伊犁河下游地区。事隔30年左右，在匈奴扶持下强大起来的乌孙又击溃了月氏，迫使其南迁。到汉初，乌孙成为当时西域各国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集团。张骞曾代表汉王朝与乌孙结盟，细君公主和解忧公主先后嫁给乌孙昆弥，促进了民族友好交往。“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细君公主的诗就是民族间“和亲”交往的生动描写。
西域民族是中国上古时期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在《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古籍中，对古代西域山川、人文以及西域与中原的经济、文化联系多有记载，表明西域与中原联系的历史是久远的。西汉时，张骞出使西域，为开辟和疏通丝绸之路，沟通中原与西域经济文化联系以及中外文化发展的差异运动与认同，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西汉初，西域地区除乌孙、月氏外，还出现了许多“城郭之国”，汉宣帝时，都护属国多达36个，俗称西域36国，以后连同葱岭以西的康居等，多达55个之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