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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地域，处蒙新高原、青藏高原、高原黄土，在自然地理区划上属于典型的内陆干旱气候区。西北地区戈壁、草原、绿洲相间分布的空间形态，为不同民族文化的入居、成长提供了理想的生存环境。
西北地域宜农宜牧的自然环境，使入居于斯的民族或部落形成了深厚的西部文化心态。早期生息于此的羌、月氏、匈奴等族就是如此。当中原汉王朝占有西北地域之后，原居于此地的各民族或部落却难以释怀。这种不同民族共同的乡土意识是历史时期西北地域多民族文化趋于一致的重要文化背景，也是西北地域多民族文化碰撞、交流与整合的内在推动力。
从文化地理区位来看，西北地域处于我国古代蒙古文化圈、青藏文化圈的交汇地带，也是中原文化、西域文化有效辐射之区域。与不同民族文化在地域上的临近性使西北文化对不同质的文化都具有一定的亲和力，历史上不同地域的民族或部落正是基于此而相继进入西北地域的。而多民族文化的不断入居及其生存空间的交互占用，使西北地域文化结构趋于多元和开放，在西北儒家文化中异质文化因素加重的同时，也使得西北地域文化更易接受异质文化的影响，并将这种影响整合到自己的文化格局中，变为区域文化传统。这种兼容并蓄、相互认同的地域文化形态，是历史时期西北地域民族文化交流与整合的地域基础。
西北人古道热肠，沉郁内忍，强悍坚毅，个性豪放不羁，不拘儒家礼法。这种品格以不同于东部人的价值坐标和文化心理，成为西北人精神生活的另一种存在。千百年来这些精神生活行为在西北渐渐成为一种历史积淀，形成西北人的厚重激扬和豪爽粗犷的性格特征。由于历史的原因，西北人饱经忧患，生存艰难，命运起伏跌宕，蕴涵着无限的丰富性和传奇性。历史的悠久和空间的辽阔，使他们精神自由地游荡，充满奇情异想，而这种强烈的苦难感与强烈的自由意志的对立和相互渗透也正是西北审美精神的来源。正是西北这种独特的地域环境，以及西北浓厚的审美情怀使得草原上的西北汉子常常猛地勒住疾驰的骏马，沉思地遥望着东方。山峪里的西北女性有时蓦地煞住跳“锅庄”的脚步，谛听着风儿带来的什么音讯。西部开放无疑给西北审美文化的转型带来一种契机，也为西北地区审美文化的繁荣发展带来了机遇。如何抓住机遇，努力创建新的既有地域特色、民族特色，又具有时代特色的西北审美文化，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西北审美文化的动态多维组合和当代世界文化的综合发展趋势的认同。
就地域空间看，西北和外区、外族、外国接壤的地方，常常比西北腹地的封闭性要小，城镇、工厂和知识密集地区、民族聚居地区、游牧地区，也常常较为开放。中国西北各民族的文艺审美创作意识，由于民族杂居的缘故，并不是封闭、静止的。和中原地区的汉族相比，他们更易于接受差异文化的影响，并将这种影响整合到自己的民族文化格局中，变为自己的传统。因而，中国西北的本土文化和民族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实际是一种多维坐标的文化传统，即一种带杂色杂光的文化传统。这样，民族文艺审美创作意识和它的另一极，其空间意识心态杂化色彩便又出现了深层的沟通，构成一种两极现象。这是西部精神中极有价值的一点。
这种杂化色彩大致有两种形态。第一种是在多民族动态交流中作纵向显示。西北不同民族、不同社区在共居中，多维文化在不同层次上做广泛的差异运动与认同，使民族文化心态展示出一种独有的杂色来。西部生活和西部文化的发展，常常起因于另外一个民族、另外一个文化层次元素的引入。新元素的介入使得原来民族的、社区的沉静生活产生了动荡，在动荡中进入一个新境域。这时，多民族文化的交汇表现为质变、飞跃。一方面，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是差异运动与认同；另一个面，文化个性形成和保存的必要条件却是隔离。隔离和差异运动与认同一样都是文化发育的机制。西北的这种“文化隔离机制”，使古波斯、古印度、古中华文化得以在相对封存的环境下发展，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个性。我们甚至可以不无痛切地说，是中国西北区域文化以自己旷古未有的荒蛮为代价，成就了世界古文化几个最具标志性的景观。
中国西北在多维文化多层向心交汇中所形成的网络结构，不但明显地表现于古代，也绵亘至今天。从文化圈看，西北新疆、青藏、陕甘、蒙宁几大文化圈，在经济发展的差异运动与认同、交通发达和政治一体化的当代，仍然大体保存着自己的特色。而从交通线看，接轨贯通的欧亚大陆桥中段（西安至苏联中亚段）恰好大致在古丝路上；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又恰好大致修建在唐蕃古道上；今天的宝成、成昆铁路和滇缅公路，又恰好大致修建在博南古道上；亚洲大陆（也部分地包括欧洲和北非的地中海文化）的几座文化高峰开始朝中国的西北文化低谷向心而汇，使西部在漫长的历史积淀过程中逐步形成六圈四线的文化地图——新疆文化圈、青藏文化圈、陕甘文化圈、蒙宁文化圈、川渝文化圈、云贵文化圈和将它们联结起来的丝绸古道、唐蕃古道、草原古路和南方丝路。六个文化圈清晰地反映出波斯文化、印度文化、蒙古文化、地中海文化和中国中原文化在中国西部不同程度的组合交融（新疆文化圈就鲜明地体现出中华文化和波斯文化、中亚文化多维交汇的特色）；四条文化古道则将西部的六个文化圈和世界各大古文明结成网络。这使多维性和动态性成为中国西部文化和西部人文化心理上的一个传统优势。
我们在世界文化地图上还能看到另一种多维文化交汇现象，这便是世界几大文化在美洲、澳洲、非洲和那里的本土文化发生碰撞、交融。这种交融不是中国西部内向性聚合的交汇，而是欧亚文化外向辐射的交汇，是多维文化的离心交汇。于是，美、澳、非的新大陆文化和中国西部文化便呈现出一种内在的同构，尽管两者是在不同时空中发展的，发展的形态和程度都有很大差异和差距，却渐渐有了自觉的呼应和不自觉的感应。
当今，世界文化的发展已经由古代的隔离发展时期、近代的选择发展时期，进入了当代的综合发展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文化的综合发展方式在世界兴起，它克服了选择发展的片面性，即在竞争和淘汰中常常忽视吸收、融汇对方的优点和长处。现代文化开始重视综合统摄当代各种文明的精华和具有生命力的因素，积极主动反映各种文明的共同趋势和发展可能；同时在文明发展中既重物质环境的改善，更重以人为本；既重历史，又重当下审美。苏联学者甘图诺娃认为，后现代主义在自己的探索中吸取、融合了欧美、非洲和东方各地的指导经验和审美经验。美国学者詹明信解释，后现代主义和帝国主义之后的“多民族资本主义”相联系，它由从时间角度把握世界转为从空间角度把握世界，这是由“线”到“面”、到“体”的转化，由一维到多维的转化，也就是由否定性的竞争—淘汰发展，进入综合性的竞争—交汇发展。文化的多维构成的底蕴，文化的开放容受的结构，文化的综合统摄的能力，都是现代社会对人在素质上的要求，在这方面，西部与现代有着一种相互应和的潜质。
第二，加强西北地区人文生态建设，增进民族团结，促使西北民族杂居状态和现代人跨社区发展状态的进一步认同。
自然生态是相对于人而言的外部物质世界，它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一个地区的自然生态状况影响着该地区人类的生存质量和发展水平。自然生态的原生状态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但人的实践活动却可以并已经大大改变了它的原生状态。伴随着全球性的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源于自然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日益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其核心思想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注意保护资源和改善环境，使经济发展能持续进行。从处理人类与自然的矛盾关系讲，西部大开发面临着发展经济和保护与改善西部自然生态的双重任务。因此，在发展西部经济的同时，必须保护西部的自然生态资源和改善西部的自然生态环境，使西部经济发展能持续进行。同时，西部大开发还面临着发展经济和建设与保护西部人文生态的双重任务。从处理人类社会内部的矛盾关系讲，对可持续发展核心思想的理解应是：在西部经济发展的同时，注意建设和保护西部的人文生态资源，改善西部的人文生态环境，从而持续发展西部经济。
西部大开发要关注改善人与其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关系，致力于自然生态的建设与保护；更要关注人的发展，致力于人文生态的建设与保护。中国西部是中国的民族博览会，是民族文化的百花园。我国56个民族起码有50个以上生活在西部。西部民族的分布大约有四种情况。第一种是相对集中于一个地区，且人多地广，有的已从事农耕活动，形成定居的村落，如西南许多民族和新疆维吾尔族、宁夏回族。他们长期生活在纯一稳定的社区中，心灵的杂音杂色较少。第二种是虽然相对集中，但游牧为生，居无定所，如蒙、藏、哈萨克族，流动性较大，对不同生活习俗和价值标准，容受性和适应性较强。第三种是几个较大民族交界地区的杂居状态，比如青海湖、祁连山一带，正处于大西北四个民族文化圈的结合部位，自古以来民族杂居，衍生了一些新的民族如东乡、裕固、保安、撒拉等。他们和汉、藏、蒙、回、哈萨克族比邻而居，四面交通、八方往来，在驳杂的文化心理中呈现出强劲的生命力。第四种是已经在城镇有了各种职业的民族。他们以单个的家庭和个体，或小群体、小家族，进入五方杂处的城镇社区，不但要适应多民族杂居的现实，还要承受由牧区、农村到城市，由部族文化、村社文化到城市文化的价值转移、价值杂交。就心态杂色而言，他们是最丰富的了。
杂居就是不同文化场、心理场的交叉和交汇，这无疑会使西部人的心灵挟带着多层面的声音，造就他们对差异文化具有较强的容受渗化能力、视角转换能力和智慧杂交能力。王蒙下放伊犁时，敏锐地感觉到了西北人在民族杂居中形成的这种杂色心理，他在“文革”复出后写的纪实小说《在伊犁》对此做了反映。书中描绘了几个民族、几种政治态度、几种生存观念的人共居一个大杂院的日常生活故事，在表层生活的下面，杂色的文化在杂居中杂交，那是何等的精彩而又深湛。张蔓菱的中篇小说《唱着来，唱着去》，写新疆阿勒泰中、蒙、俄边界地区多民族共居的人类学景观。他们的交往和友谊、亲缘和爱情，总是超越于民族和国家的疆界之上“唱着来，唱着去”；而他们按照祖训，要在民族杂居区保持本族血统的神圣责任，在那些和异族相爱的年轻人心中，又产生了何等刻骨铭心的痛苦。人性人情可以超越国界却无法超越信仰，冲突在心灵深处撕裂着他们。这方面的作品极少见到，可以说是西北文艺审美创作对当代文学独有的贡献。
今天，跨社区生活已经成为现代人生存的常态，市场经济的一体化要求对世界有一体化的文化态度，这就需要现代人把多民族、多国家、多社区的世界作为一个“地球村”来看待。现代人既在自己的小社区生活，被亲缘、地缘、业缘等关系固定着，又是一个全球居民，被国际大循环的一体化经济流通所固定着。复杂的世界将自己全部的复杂性在人的心里留下影像，人也就不能不在自己的心里预备一面能够照出这复杂的多维镜子，以便有能力对付这个复杂的世界。复杂的客体正在催动、激活着创作者的复杂化。时代发展的这一趋势，有可能使西部人还处于自发状态的杂化心理优势，在一体而又多维的现代文化结构中得到充分的发挥和科学的提高。
第三，西北人流动生存状态和动态生存意识的现代适应与转化。
自然生态是社会发展的客观物质前提，人文生态是社会发展的创作者条件。从人类实践经验看，社会发展是人类与自然和人类自身协调发展的过程，即保持自然生态平衡和人文生态平衡以及实现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二者良性互动的过程。历史经验证明：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建设与保护协调，则社会经济增长快，社会发展水平高；如果对自然生态建设与保护关注不够，虽然在短期内也可以达到经济较快增长，但缺乏可持续性；而如果人文生态环境恶劣，其建设与保护措施不力，则经济增长一定受阻，社会总体发展水平必然较低。
我国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相比较，存在着东西部社会发展严重不平衡问题。这种不平衡既有自然生态资源条件的原因，亦有人文生态资源条件的原因，而且人文生态资源条件是更重要的原因，为此，我们主要分析西部地区的人文生态及其建设与保护对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意义。需要说明的是，人文生态作为一个整体，是由诸因素相互联系构成的动态平衡系统。人文生态的建设与保护涉及建设和保护两个层面——首先是保护西部地区人文生态中对社会发展起积极作用的诸因素；对于西部地区人文生态中对社会发展起消极作用的诸因素，在大开发的伟大实践活动中，通过创作者自觉能动的创造性活动，消除消极因素的不良影响，优化人文生态环境。
处于中国西部的西北地区拥有独具特色的丰富的人文资源。首先，西北地域辽阔，人文历史悠久。它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因此，西北地区有着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合理开发并利用这些资源，对西北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将会产生积极影响。其次，西北地区民族众多，孕育了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有学者统计：全国5大自治区有3个在西部，30个自治州有27个在西部，汉族和38个世居民族的人民在这里和睦相处。因此，西部地区有着灿烂多姿的民族文化，是我国民族文化资源最富集的地区。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瑰宝，是社会发展最有利的人文生态资源之一。维护民族文化多元化，并保持和利用民族人文生态资源，对民族社会生态的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从中国西北的人口构成来看，除了农耕文化区域的世袭农民外，主要有生活在广袤原野上的游牧群落，如蒙、藏、哈等兄弟民族；还有生活在新开垦的处女地和新开发的工矿区的集团移民，如生产建设兵团和石油、地矿工人；部队和军事科研基地军旅生活群落，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还有失意官员、落魄文人和他们的后裔组成的流放者群落，这是西北的知识阶层；还有由于失去土地盲目流入的移民，俗称“盲流”的那一类人；还有在心灵中放逐自我，来西北寻找真情真性真自然、寻求文化补偿和生命复壮的精神旅行者群落。无论是游牧、移民，还是行旅、军旅，都处于一种动态之中，显现着多数西北人处在流动的生存状态之中。
没有“动”则没有西北的人生，没有“动”则没有西北文化、西北文艺。西北人在自己的命运中，大都经历过与环境的多次剥离，既造成心灵撕裂性痛苦，也锻打了对流变不居的各种生存环境的应变力，这使他们和中原农耕文化区域“守土为业”的静态生存状态和生存意识区别开来，而和现代人在更大空间流动的人生相呼应。衡量人的生存能力，不是守土、守业的能力，而是流动、创业的能力；衡量人的价值观念，不是尚静、贵静，而是“树挪死，人挪活”，在动中实现人生、增值人生，这一点，西北和现代是相互认同的。西北人精神的“家”在马背上，现代人精神的“家园”在汽车里，他们都不愿意将自己的生存空间永远限定在一个地方，他们的人生永远在“路途”上，在运动的过程中。
第四，西北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精神景观的现代化建设与开放。
作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西北地区有着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民族众多，具有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有着灿烂多姿的民族文化，是社会发展最有利的人文生态资源之一。维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有效地利用各民族文化多元化并存的人文生态资源，对自然生态的建设和保护，亦有着积极意义。
西北地区良好的人文生态资源，为西部大开发及社会大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但是，西北地区人文生态还存在诸多不利于社会发展的因素，正是由于这些不利因素的存在，在西部大开发中关注人文生态建设与保护才显得尤为重要。西北地区人文生态建设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有文化素质问题、观念问题、教育问题。社会是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身心等方面的和谐统一中进步发展的，是综合的全面的社会进步。社会发展的过程是在自然生态得到较好建设和保护的同时，推进人文生态的建设和保护，以不断改善人类的生存条件，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促进人的发展。就西部大开发而言，人文生态的建设和保护对西部大开发有着重要意义。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应当充分利用人文生态资源中对社会发展有利的各要素，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同时，应当改善和根除人文生态资源中对社会发展不利的各要素，促进人文生态的优化平衡和良性运动，以促进西北地区大发展。
实现西北地区人文生态的建设与保护工作的良好运作，应该是在广泛参与的前提下，以保护现有的人文生态资源为基础，在保护的基础上建设和开发。这既包括对西北地区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和民族文化的保护、开发利用，又包括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人的实践活动受着人们固有观念的影响，人的现代化，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人的观念和行为方式的现代化。西部大开发，从西部广大群众来说，需要解放思想，革新观念，需要以现代观念、现代精神改造数千年自然经济在人的意识上的积淀，以及数十年计划经济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思维定式。调整西部地区人口的生存态度、价值观，对西部发展至关重要。正确对待和处理民族和宗教问题。西部地区民族众多，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不同。避免民族纠纷和宗教冲突，增进西部地区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充分调动各民族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共同开发西部，这对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有效实施有着积极意义。
当今，现代性的物质化进程绝不单单是自己孤独地前行，它毫无疑问将现代人携裹其中，并驱使着现代人不断地品尝和回味这个历史性的现代性浪潮。这就是现代性激发的个人体验。现代人和现代化进程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互动的复杂的经验关系：现代生活锻造出了现代意义上的个体，锻造出他们的感受，锻造出他们的历史背影；同样，这些现代个体对现代生活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复杂想象和经验。现代主义文化正是这种感受的各种各样的历史铭写，尤其是受到现代社会猛烈撞击的文人感慨的经验抒情，这个意义上的现代性指的就是一种人们对现代社会的体验，以及经由这种体验所表达出来的态度，人们通常称此为现代主义。其中一种表达了肯定的态度，即欢呼现代性的历程；而另一种则表达了否定的态度，现代性进程引发了人的暴躁、忧郁、焦虑、呐喊和反抗。物质性的现代性进程、被这种进程席卷而去的现代人，以及这二者之间敏感而丰富的经验关系，所有这些构成了现代性的核心内容。现代人处于无所不在的物质化之中。人类在千秋万代的生命长河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一方面逐步提高了人类的生活质量，拓宽了人类的生活视野，极大地增强了“社会人”的生命力；另一方面构成各种半透明的隔层，将人和真自然、真生命、真世界拉远，削弱着人的自由的生命力。各种机动车和飞行器扩大了人的生命空间和速度，也退化着人自身身体活动的能力。各种取暖降温设施使人在严冬酷夏中可以舒适地生活和工作，也使人抗御严寒酷暑的能力不断衰退。现代信息和现代传媒，尤其是互联网，改变了传统的时空观，天下变小了，人心贴近了。科技的“千里眼”和“顺风耳”，电脑的互通、记忆、分析、重组能力，使人对世界了解的幅度、速度、深度急速增加，但由于“文化膜”的阻隔，人和真世界的距离又正在拉大，人对真世界的亲历、亲感、亲知和直观、直悟、直思日趋模糊。对现代文化弱化生命的趋势，人类早已关注，而且正在抗争。人类正在千方百计进入真世界，呼吸大自然、大生命的空气。
突破现代性物质化进程对人的弱化，一般有两个渠道。一是实践强化，也就是近年来兴起的文化寻根和回归自然的旅游热。一是模拟强化，也就是近年文艺创作兴起的文化寻根热和“人与自然”热，其中包括西部文艺热。正是这种逃离、超越文化窒息的情绪，使现代人选择了西部。西部未被污染的自然风景、悠远沉厚的人文风景、古道热肠的心灵风景，是现代世界仅有的几个还没有被现代文明膜完全覆盖的地区。当你面对西部地老天荒的世界，在人和自然的暗通中听到天籁的秘响，一种出自生命本体的感悟和哲思会在心头蒸腾而出。当你面对西部人文风习中那种重义轻利、淳厚质朴的人生气度，那种群体认同、崇尚天然的价值尺度，那种大而化之的整体把握世界的致思方式，你会感到是对当代实用主义、个体自足的价值观和过分实证、精微把握世界的致思方式一种极好的平衡和补偿，就像在三伏天里喝几口清冽的山泉。
西北地区非文字表述体系的文化较为发达，对文字符号给予现代社会的笼罩和现代人的制约，也是一种平衡、补偿，西北地区的许多文化传统，如一些民族的创世神话和英雄史诗，都是采用民间口头说唱这类纵向传统的方式保存、延续下来的。它和现代印刷的大面积横向传播有很大不同，较少受文字符号的局限和制约，也较少受信息接收者理解符号、再现符号时的局限和制约。这里每一次制约，都是一次失真。它虽然不具备现代传播覆盖全球的快速和同步，却可以避免共性文化同步覆盖所导致的文化个性的消失，得以更多保存原生文化的真性真情真趣。
与此相应，西北地区的非语言表述体系也较为发达，大量的文化财富和生活经验、心理经验，既通过语言（如传说和弹唱），又通过音像（如歌舞）和其他自娱（如民俗）性的表述体系传播和留存。这些表述形态，和现代语言文字文化相比，当然显得粗糙，却也自有其优越性——它的轻符号、重感觉，轻精确、重意会，轻微观内容、重总体情绪，以及它的现场交流和自娱参与特色，应该说都值得现代文艺参考，而且事实上与现代文艺的一些发展趋势和创新探索暗相符合。这恰恰表明了两者之间的应和。
第五，西北人在艰难的生存和滞后的发展中养成的悲怆和忧患，和现代人在高速发展、信息超载中产生的焦虑情绪和忧患意识相应和。
西北审美文化所展现的不是仅供猎奇的边缘地区的粗犷景色与风习，而是一种雄浑深厚的美学风貌与苍凉深广的悲剧精神。大西北既是贫穷荒寒的，又是广阔坦荡，它高迥深远而又纯洁朴素——也许只有面对这种壮丽苍凉的自然，精神才能感受到世界的真正的崇高风貌；只有面对这种生存的极境，人类才能真正体验到生存的深广的悲剧精神。在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中，西北人常常和悲壮、悲怆、悲哀、悲愤、悲悯等意象和情绪有不解之缘。大自然的“夕阳西下”和“西风送冷”，使人类固定地将黑暗、寒冷和西北联结在一起，“落日”和“西风”于是成为西北悲剧美最主要的两个自然意象。自然之夜在日落西山中来临，与人生之夜产生感应，“断霞散彩，残阳倒影”（柳永），“夕阳在山，人影散乱”（欧阳修）；自然之冬在西风渐紧中来临，与人生之冬产生感应，“快倚西风作三弄，短狐悲，瘦猿愁，啼破冢”。这是天人差异同构在西北产生的生命共感现象，它构成悲剧美的重要渊薮。
这与西北在古代为流放之地分不开。秦汉时期，流放地点的选择大致以偏荒之地或帝国新近征服的地方为主，主要就有西北边疆地区，如河西走廊、河套平原等地区。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蒙恬“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高阙、阴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这里的“榆中”就大致相当于现在的鄂尔多斯高原；“阴山”，即今大青山；“高阙、阴山”，都在今阴山山脉西段；“北假中”，则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河套平原。“汉承秦制”，继续对河套地区、河西走廊、青海东部以及新疆中部的大规模屯垦移民。两汉时期谪戍流放的地点逐步扩大到河西五郡（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很多大臣获罪后其本人与家属都被流徙河西。阴山、河套地区在汉代属朔方刺史部；河西五郡属凉州，所以我们在文献中看到很多流徙朔方、凉州的记载。
而更早，远古神话故事中赤足西行、追日不息、倒毙于地仍然抛出手杖化成一片桃林的夸父，以及被轩辕黄帝流放西北、怀着原罪感躬腰西行的茄丰和他的后裔“扶伏民”，这几个人物则构成了西北悲剧美的人格原型。夸父是西北悲壮者的原型，暗喻着对社会发展、对人类生存强烈的忧患感和责任感。他可能只是一个虚拟的神话，我们却能够从最早西巡的周穆王、出使西域的张骞，以及班超、苏武、朱士行、法显、玄奘身上，从和西北各族联姻的王昭君、解忧公主、弘化公主、文成公主身上，从贬谪西北、屯垦西北的林则徐、左宗棠身上，从古代一直到20世纪社会主义时期遍布西北各省的几百万生产建设兵团和石油、地矿、冶金、科技大军身上，看到夸父的精神元素，更不用说世世代代生活于斯、奋斗于斯的兄弟民族了。历朝历代各兄弟民族开发建设西北的先行者，用自己艰难的生命实践要让太阳永驻西北，他们都是夸父的子孙，都属于夸父这个庞大的家族。“扶伏民”在西北也有着一个家族。在漫漫的历史征途中躬腰西行的政治流亡者、精神流亡者、生活流亡者（如“盲流”），以及他们和其他人身上常常表现出来的他虐型和自虐型症状，都能够看见匍匐于西北地平线的“扶伏民”的影子。这是西北人悲剧文化心理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历代西北地区文艺的叙事性作品中，人与环境冲突导致的人境相悖悲剧、道德与历史错位导致的史美相悖悲剧、理想与现实背离导致的神形相悖悲剧、动态生存和静态生存矛盾导致的动静相悖悲剧、人与自然对立导致的天人相悖悲剧，那真是俯拾皆是。在抒情性作品中因人生命运的流散际会，国家民族的兴盛衰亡，天地自然的枯荣运动而从西部人生命深处发出的歌吟和慨叹，更是响彻中华民族的精神宇空。唐代诗人陈陶的《陇西行》云：“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里没有直写战争带来的悲惨景象，也没有渲染家人的悲伤情绪，而是匠心独运，把“河边骨”和“春闺梦”联系起来，写闺中妻子不知征人战死，仍然在梦中想见已成白骨的丈夫，使全诗产生震撼心灵的悲剧力量。知道亲人死去，固然会引起悲伤，但确知亲人的下落，毕竟是一种告慰。而这里，长年音讯杳然，人早已变成无定河边的枯骨，妻子却还在梦境之中盼他早日归来团聚。灾难和不幸降临到身上，不但毫不觉察，反而满怀着热切美好的希望，这才是真正的悲剧。又如陈子昂《感遇诗》云：“但见沙场死，谁怜塞上孤。”李华《吊古战场文》云：“鼓衰兮力尽，矢竭兮弦绝，白刃交兮宝刀折，西军蹙兮生死决。降矣哉，经身夷独；战矣哉，骨暴沙砾。无贵无践，同为枯骨。”无数发自西北地区的千古绝唱，构成民族悲剧审美的一个重要声部。
西北文化中也有着对悲剧意义的消解因素，那主要是大自然和酒。西北自然既悲壮、悲怆，又唤起人的强健和振作，诱发人的宏阔旷达，激励人从悲哀和悲悯中走出来。酒是西北人的宠物，它不像在内地，常常起超脱避世作用，有时从消极一面来化解人生的悲苦，在西北，酒是强壮人生、扬神励志之物，它让你振作精神以消解生活的悲苦。
现代社会也存在着深刻的悲剧感。现代悲剧感最深刻的原因，在于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失衡，在于社会发展和心理承受的失调，现代社会急速发展造成的剧烈动荡，使人的心理压力增大，甚至造成适应能力的崩溃。现代社会各种矛盾的复杂纠缠常常诱发各种突发事件，过度刺激的心理病变使人经常陷入亢奋的痛苦。现代社会超量的信息轰炸和感觉轰炸，一方面使人类疲于奔命地处理信息、捕捉感觉，以保持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和利益；另一方面又使人感觉麻木，使人厌倦和排拒信息，使人体察和思考现实的真实程度和科学程度大为减弱，理性和感性都出现某种病变。现代社会生态的急剧恶化，以及由此衍生的各种问题，也常常增加了现代人的悲观主义，这些充满悲剧感的现代病使现代人回望西北，他们思念精神家园和根性文化，同时在西北悲剧人生中汲取力量。西北和现代于是在正向、逆向两方面出现应和。
第六，西北人由于空间疏离造成的孤独和侠义心态的现代呼应与反思。
不同国家、民族、地区，由于所处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以及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路径，形成了不同的典章制度与物质器物，同时，也形成了不同的精神文化心理积淀——表现为不同的精神文化性格。如东方社会和西方社会的精神文化性格就有很大不同，而同是东方的中国和日本社会在精神文化性格方面也不一样。同此道理，同是中国，南方与北方，东部与西部，文化性格亦有明显差异。有些民族和区域的人尚勇好武，历史上惯于征战，属于尚武文化类型；有些民族和区域的人心气平和，乐于农耕田亩与读书科举，属于耕读文化类型；有些民族和区域的人刚直勇悍，常结义举事，啸聚山林，属于江湖侠义文化类型。西北的地广人稀，西北的山川阻隔，造成孤独。“孤独的牧羊人”“孤独的远村”“孤峰独立”“孤鹰独翔”都是西北的孤独意象。这是生存状态和生存环境导致的孤独，还有生存精神和审美心理导致的孤独。大景观、大性格、大气度和豪强刚韧也造成孤独、博大崇高之美，往往需要较大的空间来展现，小树杂木才丛生，蝼蚁蜂蝇才群居。孤独往往削弱了西北人语言交际的能力，却极大地发展了他们与自然直接进行形而上和形而下交往的秉赋。他们不善表达，善沉思；不善言辞，善意会；不善舞文弄墨，善轻歌曼舞；他们在现代的文字和其他传播手段之外，创造了和外部世界交流的“手语”“眼语”“心语”“情语”。这是孤独给予西北人的天籁。
现代人很孤独。这种孤独，有情感上的，有精神上的，有心理上的，也有人际关系上的。对于这种孤独，人们很恐惧，但又很无奈。因为摆脱孤独需要沟通，可沟通却又是麻烦的，艰难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危险的。现代社会的高节奏、生活的城市化、人口的密集化，使人与人之间利益的争夺日益激烈。身体的面对面常常诱发心灵的背靠背，相互难于理解使人孤独。变动不居的生活常常使人要学会在陌生的环境中善于自处，自信自立使人孤独。现代人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和内心生活的丰富，促发孤独。孤独常常是智慧的苗圃，是思考的沃土，是驰骋感情的旷野。现代人认为最有资格说话的人、最想说话的人，不是喋喋不休和津津乐道者，而是沉默者，即思考者。至真至善至美至爱至思的境域，都是无可言说的境域。内心的丰富便这样导致了孤独的偏颇。生活越是规范化，个性越要求独立；社会越是一体化，人越希望独处。现代人渴求着精神创作者的大幅度张扬，孤独和交流便同时成为创作者张扬的天空。个体在孤独中自足，个体在交流中认同。在市场经济中无法逃离的人与人的频繁交往，反而导致对这样“逃离”的浪漫蒂克的神往，于是于孤独中放逐自我。他们在生活中，也在作品中自言自语，本我、自我、超我“对影成三人”，在对视中对话；在自己一个人或极小的一群人的心境、语境与身境中，过着孤独的生涯以自救，尽管这种自救也许是无望的挣扎，甚至是更深的自溺。
与孤独中作自我放逐相适应的是中国西部所拥有的那种强烈的侠文化色彩，那些快意恩仇的浪漫故事、侠肝义胆的传奇人物，更重要的是那一份无拘无束、浪迹江湖的自在情怀，构筑了很多中国人心中奇幻瑰丽的江湖梦。
这种侠义心态的形成与西北地域文化的影响分不开。西北有广袤的地域环境。西北博大的地域，不论是沙漠、戈壁，还是荒原和沟壑都给西北地区审美文化的创作留下了巨大的创作空间，而沙漠、烈日、战马、荒原这些又无一不具有一种力度之美和阳刚之气，而力度和阳刚正好契合了武侠电影所展现的侠义精神与侠义情怀。正如我们前面所讲到的，几乎所有的西部文人都用了西北的沙漠来作为艺术文本的外在背景与内在意象。西汉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以编写“游侠”“刺客”列传点出他对正统义理的疑惑，渴望着另一种侠的世界。以后，很多文人受到司马迁的影响。从魏晋到唐朝出现了很多咏侠诗，如曹植、左思、陶渊明、李白和一些边塞诗人，他们用诗人的眼光把游侠理想化，满怀激情地展示了游侠美好的一面。这些诗人个性豪放不羁，不为儒家礼法所拘束，不为五斗米折腰。他们的仕途并不顺利，只能在诗文中寄托自己的理想。咏侠诗人的生活方式或隐逸或放浪形骸，陶渊明与李白就是这两种典型，这说明了侠在中国文化中成为一种象征，是对正统文化和儒家精神的一种质疑和反叛，渴望着在儒家伦理之外还有另一种可能。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武侠小说的盛行，说明人们对侠充满了渴望和想象，这跟历史中侠的消失与文艺审美创作对侠的继续呼唤有密切的关系。
西北审美文化所呈现出的强烈的侠文化色彩与社会历史的作用分不开。中国社会最早的侠出现在战国时代，当时侠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为人们所公认，如《韩非子》就将“侠”作为与“儒”并列的重要社会力量看待。从秦至唐，侠的势力渐渐衰弱。宋朝以后，“重文抑武”的国策使侠义之风丧失殆尽，而只能在《水浒》《说唐》这类通俗文艺中流传，存在于人们理想之中。儒家治世一直是中国政治的传承，虽然中国正统文化所确立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历代知识分子的不懈追求，但一些知识分子也渴望着另一种精神世界，在中国文艺审美创作中一直在呼唤“侠义”精神，从《史记》《游侠列传》《刺客列传》开始，司马迁就在其笔下对侠不自觉流露出同情与赞美：“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以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西北开阔的地貌、厚重的历史、雄浑豁达的个性使侠文化呈现出鲜明的特征。侠文化在西北源远流长，最早的“侠”是陕西的俗语方言的转音，《说文解字》说：“俜，侠也，三辅谓轻财者为俜。”“三辅”就在陕西关中一带。明清时代，关中地区出现了不少好义尚侠的刀客，这是自宋以来渐渐消亡的侠客的又一次复出和侠义精神的传承。当时一些人在官府里含冤莫伸，走投无路，一些人带有世仇而仇杀对方，为避免追捕、报复，共同结合起来，形成了刀客。他们为商家贩运私盐、私茶、抽取保护费，他们也常常替受屈者打抱不平，虽牺牲性命，亦在所不惜。关中刀客源于何时，说法不一。有的说是汉代“朱家郭解”等游侠的遗风；有的说是“唐之五陵年少”的“流风余韵”；有的说起于清道光同治年间，西北回民反清发生的所谓“回乱”……总之，千百年来这些侠士的行为在西北边疆渐渐成为一种历史积淀，形成西北人行侠尚义的古道热肠和豪爽粗犷的性格特征。历史的悠久和空间的辽阔，使他们的精神自由地游荡，充满奇情异想。那种强烈的苦难感与强烈的自由意志的对立和相互渗透也正是西北侠义精神的来源。正是西北这种独特的地域环境，以及西北浓厚的侠义情怀使得西北审美文化与审美精神在中华文化与民族精神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于是，现代人纷纷把目光投向处于边缘地带的西北草原、荒野、沙漠、乡村、山野，探寻中华民族古老历史与文化的渊源。在这种文化思潮的影响下，现代人自然而然地从西北最贫困、最落后的苍凉莽原出发，去寻找中华民族力量的源头和希望，从而达到反思文化、反思历史的目的。在寻根渴求的指引下，当代西北审美文化在审美取向与诉求上，以及转化方面深刻的内蕴主要得益于对西北历史、文化、民俗的吸收与消化。这同时也表征出西北文化说到底就是传统汉唐文化、黄河文化、巴蜀文化、云贵文化、西域游牧文化等的多元共生体，应该说，正是这些多元性文化内在精神的延续与扩张，才形成了以黄河文化为核心表征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系。
第七，西北人文山川的阳刚之气和它的人格化，与现代竞争社会所要求的强者精神和它的人格化的相互交融与再生。
中国传统文化就其创作者精神看，既有自强不息、刚强劲健、刚毅坚卓、发愤图强、不屈不挠的审美文化精神，也有以柔克刚、以天达人、以阴取阳、以道补儒的审美文化精神。中华民族的阳刚气质和自强精神之所以能生生不息地传承发展下来，相当程度上是透过统治阶级文化的缝隙，游弋于主流意识文化的边缘得到实现的；是经由民间文化和民族文化领域，经由亚文化和副文化领域，经由文化混交林和次生林领域留存、传播、交流、再生的。不用说，西北文化是最好的储存地之一。
就文化历史来看，西北地区文化较多地、较好地将自己的阳刚雄强气质保存下来，成为中国文化中极有活力的一脉。它和中原文化在气质上的差异，从《资治通鉴·唐纪》纪录的一位突厥人的话可见一斑。他说：“释老之流，教人仁弱，非用武争胜之术，不可崇也。”他劝他的可汗不要学内地这种仁弱的文化，而要保持“用武争胜”的锐气。这股西北地区的阳刚之气，在古代曾经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与改造起过重要的作用。
20世纪的中国进入了现代社会。百多年挨打的历史，几代人受辱的创伤，使中国人清醒地看到了国家在经济上的落后和政治上的腐败，尤其深深感受到了中国民族精神的雌弱。在各种矛盾交错中急速动荡的现代社会，在知识信息爆炸中剧烈竞争的现代经济和科技，都要求有与之同步的强者和以这种精神铸造的现代人格，无此中华在世界何以自处？从一定意义上说，由革命建设到改革开放，除去政治的、经济的成果，最主要的是焕发民族精神中的阳刚之气、雄强之气。这时候，人们重新发现了西部。
文学艺术作为社会最敏感的神经，一度出现了讴歌强者精神、塑造“硬汉子”形象的热潮。西北文学中，张贤亮、路遥、唐栋、李斌奎的小说，“硬汉子”形象作为主角在其中驰骋，并且在人物形象和生活形象、自然形象的交相辉映中，传达出对力的强烈呼唤。由此，西北文艺审美创作便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硬汉子”形象系列。西北抒情文学则形成了自己的阳刚意象系列。在周涛、昌耀、章益德、林染等人的诗歌作品中，诗人从各自不同的气质出发，经过立意—具象—意蕴这样一个诗化过程，创造出了雄性精神的意象系列：雪峰、荒原、苍穹、流沙、长风、断崖以及无边的寂寞、伟大的沉默，使雄性审美精神在西北文艺审美创作中流贯。
中国西北的阳刚之气和文艺审美创作中的“硬汉子”形象，不仅与美国西部文学中的“大山人”性格和“牛仔”形象系列、与俄苏西伯利亚文学中被高尔基称为“大性格”的形象系列有着深层呼应，而且和现代人的气质也有着深层呼应。现代竞争社会呼唤强者，敢拼抢、敢争先、奋发有为、百折不挠，而又能承受失败，在挫折中前行，唯有这样的强者才能在现代社会高频震荡的竞争和汰选中成为中流砥柱，这又成为西部文化精神中的一种现代潜质。
西北民族更多分布于广大农村和牧区，主要从事农牧业生产，所处的自然条件差，环境闭塞，社会发育滞后。同时，近几百年来，由于“天高皇帝远”使西部文化带上的某种圈外色彩，西部人具有的某种圈外心理，和现代文化、现代人由多元化进而边缘化的趋势相应和；西部由于隔离造成的对传统道德精神的留存，由于宗教和民族特质导致的对理想精神的留存，它的形而上气质，和现代道德、理想被解构之后，反激出来的强烈的精神重构要求相应和；还有，西北农牧业的自然经济造成的人和自然的相对亲近，人文、生文、地文、天文在西北人心中的相对和谐，这样一些心态和情愫，对于现代社会在工业化和后工业化进程中急剧发展造成人和自然的疏离、对立，也是一种平衡。某种意义上，对现代人文精神发展的逼仄，西部情致从大生命系统进行了十分必要的补偿——上述种种问题，都是我们思考西部热和当代潮、研究西部文化心态现代潜质应有的话题。
当我们从西部审美文化的现代转化的视角来解读西部审美精神时，往往更多地着眼于其优秀传统和与现代的联系。既要立足于实际，又要着眼于世界、未来。还要看到，在理论上我们可以将一种文化结构从特定时代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抽象出来，与另一时代的文化结构做类比，在现实中其实是不能的。文化结构是一种理念形态，是抽象之后的产物，它的现实存在形态永远和具体时代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实际生活内容血肉交融地粘连在一起，构成鲜活的生命，因而，我们不能把西部与现代在文化结构上的某种相类、相关和同构、转化，理解为具体内容的相通、相似、相迭甚至相等。如果说时代的发展呈现的是螺旋曲线，那么，西部热和现代潮的转化，其实是处在不同螺旋段，亦即不同经济文化发展阶段的两个同位点的转化。这种应和只构成西部文化心理的现代潜质，只是一种潜在资源优势，还远不是现实优势
。
在西部，高原、峡谷、雪山、戈壁的古老神奇，曾经辉煌过的土地，既无比壮丽，又具有素朴、厚重的历史文化沉积。一方面是生活方式的单调、社会发展的滞后和思想观念的保守，生存环境的艰难、困苦；另一方面是西部地域的独特和丰富多彩。既是充满生命力的创造，尚未被现代文明所污染的令人神往的地方，又是环境严酷、充满艰辛而考验着人们生存意志和力量的所在，同时这里还是有着尚待开发的巨大资源和充满无穷潜力与诱人前景和希望的“天堂”！而如何由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则需要西部人在现代生活实践中做漫长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