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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刑、减刑、假释等制度，仔细推敲起来，也找不到令人信服的法理依据。
缓刑：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
减刑：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刑。
假释：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十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假释。如果有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不受上述执行刑期的限制。
上述有关缓刑、减刑、假释的法律规定存在的问题，归纳起来，集中表现于两个方面。
一方面，对于减刑，如何断定“确有悔改表现”？对于缓刑与假释，又如何断定缓刑或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若万一再危害社会，责任由谁分担？这种先知先觉式的武断有悖常理；同时，有决策就应该有追责，任何人都应该为自己的判断失误分担一定的责任，无责任武断将导致更多、更滥的武断。
另一方面，对于犯罪人既成事实的犯罪，其“罪行”是既定的，按照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其承担的“责任”也应该是一定的，而缓刑、减刑、假释后，相当于其承担的“责任”减轻了，自然其罪责不再相适应了，那么，这部分减轻的“责任”又该由谁来分担或消解呢？更为甚者，大部分犯罪人的缓刑、减刑、假释，居然与具体受害对象所遭受损失以及损害的赔偿或补偿，没有一点关系。这既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自相矛盾，也使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不攻自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