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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术是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最后一个高峰，其中目录学的发展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清人自己就对本朝目录学进行过研究，如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专列“目录题跋”一节，对部分清代目录学著作进行过简要概述；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也涉及众多清人藏书目录。近代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清代目录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少数几部知名度较高的文献中，如对《四库全书总目》的研究，就出现了像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等力作。此外，一些文献学的通论性著作，如余嘉锡《目录学发微》、王欣夫《文献学讲义》等，对清代目录学也略有论及，系统研究则不多见。
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清代目录学的研究论著开始大量涌现，从不同的角度将清代目录学乃至整个清代学术研究引向深入，目录学的价值也得以不断彰显。综而概之，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包括通论研究、分类研究、目录学家研究及其著作董理四个方面。
通论研究是通过宏观的视角对清代目录学整体发展脉络作一考察。主要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从清代目录学自身学术发展情况入手，以目录学学术史发展为主线，且结合清代的政治、社会经济因素来综合分析。第二种是从单个因素来分析目录学发展情况，例如科举制度、社会风气、清代学风等。
综合性的通论文章像谢国桢《明清时代的目录学》（《历史教学》1980年第3期）。他从目录学价值入手，对丛书、方志、野史、笔记、诗文集的史料价值进行了分析。该文的目录学只是一个引子，实际上是介绍上述各类体裁书籍及其史料价值，但非要放在目录学框架下叙述，有牵强之嫌。不过，此文讲明了目录学和上述各类史书之间的联系，给我们提示了可以利用目录学为学术研究服务的信息。来新夏《清代目录学成就浅述》（《历史研究》1981年第2期）从清代目录学的成果、目录学学术领域开拓、目录学时代作用、目录学人才辈出四个角度来通论清代目录学的成就，其中目录学时代作用角度较为新颖。李国新《论乾嘉目录学》（《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对乾嘉时期目录学做了探讨。吴杰、黄爱平《论清代目录学》（《清史研究》1992年第3期）一文的分析较为接近昌彼得三期分类的观点，文章还将清代目录学兴盛的原因概括为目录学受到普遍重视、目录学著作大量出现以及专科特种目录的出现等因素。这一观点已经尝试从外部因素来分析清代目录学的发展情况了。宋萍、李华《试论我国清代目录学的主要成就及其特点》（《现代情报》2004年第6期）主要因袭了来新夏的观点。陈晓华《试论清代目录学的几个特征》（《中国典籍与文化》2016年第1期）从自觉性、时代与学术政治的反映、目录学理论探讨与总结三个方面来论述清代目录学的特征，作者认为清代目录学是自觉地继承了明代目录学的优点剔除明代目录学的缺点而发展的，它的兴盛与时代学术风气和政治环境紧密相连，它也完成了对目录学学科理论的总结。全文角度颇为新颖，由该文可见目录学的发展与政治、学术整体的发展密不可分的关系。
还有一些综合性通论文章是通过单个因素来分析清代目录学的发展情况。如谢俊贵《清代社会与目录学的关系》（《赣图通讯》1983年第3期）从清初的文字狱、私人藏书刻书风气的兴盛、科举制度的需要、晚清西学的冲击四个角度来说明社会风气对目录学的影响。章春野、罗友松《清代学风对目录学的影响》（《江苏图书馆学报》1986年第1期）依据清代学风的转变即从经世到考据再到经世，指出目录学的发展和学术风气变迁的关系，该文的理论依据盖缘于王国维的“清学三段论”。冯建民、赵静《清代目录学兴盛原因新探——以“科举考试”为视角》（《教育与考试》2015年第2期）则认为科举考试的广泛举行刺激了类书编纂，科举试题对目录学的偏重使得士人关注目录学，而科举考试阅卷标准的变化使得目录学人才脱颖而出。这一考察视角，颇具新意。
此外，还有一些有关清代目录学的工具书，如严佐之编撰的《近三百年古籍目录举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对近三百年古籍目录中重要的论著进行了梳理，对其源流、收藏、学术价值等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来新夏主编的《清代目录提要》（齐鲁书社1997年版）在查考京、津、沪、宁、苏五地图书馆之后，对清人380多种目录著作一一撰写提要，可谓收罗宏富，对目录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李灵年、杨忠主编的《清人别集总目》（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汇集海内外现存清人诗文集书目、版本、馆藏及作者碑传资料于一堂，堪称迄今为止最为系统完整的清人别集综录。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对清人诗文集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的清理，以提要的形式将所录诗文集的卷数、版本、作者、主要内容及收藏情况等予以详细介绍，是兼具研究性与实用性的工具书。黄爱平《清史书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收录了1912-2012年这100年间，国内外研究清史的书目近4万条，基本涵盖了这一时段对清代诸问题的研究成果。与清代学术文献董理与研究相关的目录学著作还有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袁行云《清人诗集叙录》、林庆彰《乾嘉学术研究论著目录》《日本研究经学论著目录》等，都为清代学术史的深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清代目录学关涉近代目录学部分，近代目录学论著颇为关注。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上海书店，2004年）从学术分科入手，考察了中国传统学术分科体系及知识系统演化、中国近代分科观念与知识系统的形成及其影响因素。李立民《文化视野下的近代目录学研究（1840-1919）》（北京师范大学2009年博士论文）系统梳理了清末及民国时期目录学的编纂成就，深入考察了近代文化对目录学的影响，以及目录学对近代文化的反作用。左玉河、李立民二位的著作对清代目录学的古代目录学向近代目录学的转型，有较系统深入的论述。
总之，清代目录学的通论性研究多单篇论文，且总体而言深度不够，至今缺少一部通论性专著，亟待填补空白。
清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为目录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目录学进入了繁盛阶段，目录学著作也蔚为壮观。现将这些目录著作分为史志目录、解题目录、版本目录、藏书家目录题跋、读书记、清末新学术下的目录等六类，对它们的研究状况作一简单综述。
清朝刚刚建立，即为前朝修史。《明史》即为清顺治时期就开始撰修的史书之一。《明史》中的《艺文志》是一部断代史志目录，对于它的研究，后世成果很多，且多以论文的形式呈现。就其成书过程、内容、特点、得失，及其与各种稿本的关系等进行的相关研究，主要论文有张文翰《〈明史·艺文志〉得失小议》（《图书情报知识》1983年第1期）、张文瑾《〈明史·艺文志〉的特点》（《文史知识》1999年第6期）、李雄飞《评〈明史·艺文志〉》（《中国典籍与文化》1999年第4期）、张云《〈明史·艺文志〉删稿史实考论：从〈明史·艺文志稿〉到抄本〈明史·艺文志〉》（《图书馆杂志》2015年第7期）等数十篇。勘误也是历代史志目录研究的重要内容，《明史·艺文志》虽然质量相对较高，但由于编撰者的史观及政治立场等因素，错讹也不少。这方面的研究有王宏凯《〈明史·艺文志〉正误二则》（《史学月刊》1986年第1期）、李小林《〈明史·艺文志〉“史部”勘误二则》（《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2期）、江曦《〈明史·艺文志〉订误十一则》（《四川图书馆学报》2012年第2期）等十余篇论文，共订正了《明史·艺文志》的数十条错误，增强了其史料价值。此外，华中师范大学培养硕士以《明史·艺文志》中的小说为研究对象，连续几年对《明史·艺文志》中所著录的小说进行专门研究，撰写了一系列的论文，值得一观。由以上可以看出，对《明史·艺文志》研究的论文还是比较丰富的，涉及面也比较广。
《古今图书集成》是现存规模最大、资料最丰富的类书，其中的《经籍典》也是清代重要的官修史志目录。“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中国文哲研究通讯》有专门探讨《古今图书集成》文献价值的专辑，除林庆彰的绪言外，共刊发了陈惠美《〈古今图书集成·经籍典〉中的文献资料及其运用》等七篇论文（《中国文哲研究通讯》2006年第4期），由于主要集中在探讨《经籍典》的文献价值方面，研究广度和深度都存在不足。
除官修史志目录外，还有很多私修的考补史志之作。在清代确立的二十四部正史中，撰有艺文志或经籍志的只有六家，余则阙如，造成典籍记载的断层。有鉴于此，清人对正史艺文志进行了系统补撰、考订，形成了一大批专精之作，包括姚振宗《三国艺文志》、黄逢元《补晋书艺文志》、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等数十部，而后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日益重视。研究专著有伍媛媛《清代补史艺文志研究》（黄山书社，2012年）；综论性的文章有王重民《〈明史·艺文志〉与补史艺文志的兴起》（《图书馆学通讯》1981年第3期）、曹书杰《论清代补史艺文志的形成和发展》（《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和《清代补史艺文志述评》（《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2期）、李永忠《正史艺文志补撰初探》（《文献》1996年第2期）等；专门研究则对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关注较多，孔煜华《隋书经籍志考证研究》（北京师范大学2011年博士论文）即其中的代表。限于篇幅，其他相关研究在此不再一一列举。不过，总体而言，近几十年来对于私修考补史志之作的研究还略显不足，值得作进一步探讨。
《四库全书总目》是清代目录学发展的最高峰，对于它的研究相当丰富，出版了一系列的论著，蔚然成学，并有“四库总目学”概念的提出。其中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中华书局，出版社1980年）、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中华书局出版社1964年版）为研究《四库全书总目》的杰作，崔富章《四库提要补正》（杭州大学，1990年）、李裕民《四库提要订误 增订本 》（中华书局出版社2005年版）、杨武泉《四库全书总目辨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为《四库全书总目》纠谬正讹贡献良多。周积明《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将《四库全书总目》置于文化视野中加以考察，具体分析了其价值取向、文化学术意义、批评方法和时代特征，进而探究了蕴藏其中的“文化品性”。司马朝军的《〈四库全书总目〉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着力于总结《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方法与学术贡献，分别从分类学、目录学、版本学、辨伪学、辑佚学、考据学等方面对《四库全书总目》进行了较为深入发掘；而其《〈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则是专门探讨《四库全书总目》纂修的力作。杜泽逊《四库存目标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于存目书籍之下著录进呈本所录、知见本之具体情形，并录有关序跋题识、印记、写刻工，间加按语，时有新见，附有书名、人名、写刻工和藏书家藏书印鉴四种四角号码索引，极便检索，是存目研究的代表作。陈晓华《“四库总目学”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率先提出“四库总目学”的概念，在《四库全书总目》的编撰、补撰、续编、辨证、思想文化研究、文献学研究等方面都有所突破。其他如龚诗尧《〈四库全书总目〉之文学批评研究》、庄清辉《〈四库全书总目经部〉研究》、张传锋《〈四库全书总目〉学术思想研究》、柳燕《〈四库全书总目集部〉研究》等都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至于单篇论文，更是众多。当然，由于《四库全书总目》涉及范围很广，需要探讨的问题也很多，所以，相关研究还有不少的开拓空间，值得继续深入发掘。
私人撰写的解题类目录著作以朱彝尊《经义考》和钱曾《读书敏求记》为代表。其中，朱彝尊《经义考》的研究成果最为丰硕。林庆彰、蒋秋华主编《朱彝尊〈经义考〉研究论集（上、下）》（“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筹备处2000年版）收录了2000年之前朱彝尊及《经义考》研究的主要成果，包括朱彝尊年谱、著述，《经义考》版本、内容、综论等相关论文二十五篇，后附《朱彝尊研究资料汇编》。不仅收录了乔衍琯、杨果霖等人研究《经义考》的系列论文，还囊括了陈祖武《朱彝尊与〈经义考〉》、杉山宽行《论朱彝尊的〈经义考〉——主论〈经义考〉之诸版本》等人的论作；不仅有《经义考》本身的研究，还有《经义考》研究著作如翁方纲《经义考补正》、罗振玉《经义考目录》及《校记》的再研究；不仅有目录学视角的专门探讨，更有与相关书目如《四库全书总目》《千顷堂书目》等的比较研究。20世纪的相关研究，可以说从多角度、多层次将朱彝尊及《经义考》的研究引向深入。21世纪以来，张宗友《〈经义考〉研究》（中华书局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经义考》之条目体系、分类体系、提要体系、按语、与前代文献之关系及其学术影响进行了系统论述，最具代表性，可供《经义考》研究之重要参考。其他单篇研究亦不在少数，篇幅所限，概不赘述。
钱曾《读书敏求记》是一部著名的善本解题目录，为后世研究善本留下了丰富的资料。钱曾在世时，《读书敏求记》仅以抄本的形式流传。雍正四年（1726），吴兴赵孟升刊板印行，以后又有多个版本问世。刻本一出，校改、补正的工作随即展开。管庭芬（1797-1880）、章钰（1865-1937）后先相继，搜集各家评注，对钱著查缺补漏，详为校订，撰成《钱遵王读书敏求记校正》，篇幅增至原著四倍多，是诸本中最为翔实可靠的本子。张毅、陈丽《钱曾〈读书敏求记〉的概况及研究历史》（《山东图书馆学刊》2010年第4期），列举了相关研究二十余篇，这些论文对《读书敏求记》的作者及成书过程、版本源流、内容特色、学术价值等方面进行了研究综述，可资参考。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对《读书敏求记》的研究尚未见专著问世，但仍有彭达池《钱曾及其〈读书敏求记〉研究》（西南师范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佘彦焱《〈读书敏求记〉研究》（复旦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李慧《〈读书敏求记〉研究》（山东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等硕博论文，对钱曾的生平学行，《读书敏求记》的版本源流、文献价值，著录之书的存佚、流传等进行研究，对相关问题的探讨日益深入。
此外，私家解题目录还有谢启昆《小学考》、章学诚《史籍考》、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以及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等，对它们的研究多以论文的形式呈现。如对谢启昆《小学考》研究有陈然《〈小学考〉研究》（湖北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对章学诚《史籍考》的研究有施懿超与王晓琪《章学诚〈史籍考〉叙录评述》（《四川图书馆学报》1988年第4期）、林存阳《〈史籍考〉编纂始末辨析》（《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1期）、乔治忠《〈史籍考〉编纂问题的几点考析》（《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2期），对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的研究有张艳《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研究》（湖北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对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的研究有吴杰《〈爱日精庐藏书志〉研究》（福建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等等。私家解题目录著作日益引起学界的重视，篇幅所限，不再一一展开。
《天禄琳琅书目》是清代版本目录的代表性著作，所以后人比较重视。刘蔷《〈天禄琳琅书目〉研究》（北京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清宫“天禄琳琅”藏书始末、《天禄琳琅书目》编纂历程、编纂体例、版本学成就等，并分析了“天禄琳琅”版本鉴定错误及其原因。作者认为，该书在著录体例方面多有创见，对清代藏书家讲究版本鉴定、注重善本著录的风气影响深远，直接开启近世版本目录学的兴盛。在此基础上，2012年刘蔷于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天禄琳琅研究》、2017年出版《天禄琳琅知见录》。据编辑推介，《天禄琳琅研究》是对天禄琳琅藏书及《天禄琳琅书目》整体研究。《天禄琳琅知见录》依宋、辽、金、元、明顺序，考察《天禄琳琅书目》前后编著录各书存佚流传情况，尽可能反映天禄琳琅书目现存状况，是对天禄琳琅藏书及《天禄琳琅书目》个案研究。两者相合，不仅堪为此专题的完整论述，因二书体例，也不啻为一部版本鉴定实践的成果集。此外，还有钱亚新《略论〈天禄琳琅书目〉》（《河南图书馆学刊》1989年第1期）、唐桂艳《略论〈天禄琳琅书目〉的文献学价值——以其藏书史料为例》（《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2期）等相关论文十余篇，对《天禄琳琅书目》的成书过程、文献学价值以及对后世的影响等进行了探讨。值得注意的是，《天禄琳琅书目》的编纂与《四库全书总目》的编撰几乎同时，有着相同的成书背景，编修人员也有交叉，然而两书之间的关系如何，尚未得到充分关注，可作进一步深入探讨。除官修《天禄琳琅书目》外，私人撰修的版本目录著作还有孙星衍《平津馆鉴藏书记（补遗、续编）》、黄丕烈《求古居宋本书目》，但是对这些私人的版本目录后世重视不足，所以研究成果不多，质量也不高。
明清两代有很多藏书家，他们大都会为自己的藏书编纂目录。在清代，这样的藏书目录有很多，林夕主编的《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商务印书馆，2005年）对清代藏书家目录有一汇总。这些藏书家目录主要有钱谦益《绛云楼书目》、徐乾学《传是楼书目》、王士祯《渔洋书跋》、钱曾《也是园藏书目》、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阮元《文选楼藏书记》、丁日昌《持静斋书目》、朱学琴《结一庐书目》、丁立中《八千卷楼书目》等。不过，大部分藏书目录很少有人去关注，即使关注也集中在部分著名藏书家书目上，且只有一两篇研究论文，或者是在谈论到藏书家的时候有所涉及而已。如对钱谦益《绛云楼书目》的研究有快怡《谈钱谦益的〈绛云楼书目〉》（《河南图书馆学刊》1984年第3期）、陈晓华《钱谦益论书画——以〈绛云楼题跋〉为本之考察》（《中国书法》2008年第5期）、王红蕾《〈绛云楼书目〉各抄本互异原因略考》（《文献》2010年第3期）、《浅析〈绛云楼书目〉的若干问题》（《中国图书馆学报》2010年第6期）、《从〈绛云楼题跋〉看钱谦益对禅的皈依》（《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李光杰《〈绛云楼书目〉版本差异及其原因探析》（《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李光杰《〈绛云楼书目〉研究》（郑州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对朱彝尊及其曝书亭研究的有张一民《朱彝尊与曝书亭藏书》（《图书馆》1992年第5期）、杨果霖《试析〈曝书亭集〉书籍跋文的价值》（《“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馆刊》第8卷第1期），对徐乾学《传是楼书目》的研究有卫河涛《徐乾学和〈传是楼书目〉》（《河南图书馆学刊》1984年第3期），对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进行研究的有李峰《破旧立新的〈孙氏祠堂书目〉》（《津图学刊》2003年第2期）、陈宁《〈孙氏祠堂书目〉分类方法解析》（《图书情报工作》2007年第5期），等等。以上诸文，除少数论文，如陈晓华二文立足文献，结合学术史、思想史，放在时代大背景下进行研究外，多仅从文献学角度进行研究，研究视野较单一。
此外，一些著作中的某些章节也有涉及藏书家目录的，如蒋寅《王渔洋事迹征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与《王渔洋与康熙诗坛》（凤凰出版社，2013年），对王士祯藏书及其书跋进行了研究。而周少川《藏书与文化：古代私家藏书文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在谈论整个古代私家藏书文化时对清代藏书家书目或题跋也有比较全面的认知。
清代藏书家的这些目录或题跋是研究清代目录学不容忽视的一部分，从大的方面讲，是一个时代在目录学方面的反映；从小的方面来说，也包含着藏书家的目录思想，所以对藏书目录的研究应当予以充分重视。不过，以上论著多是从文献学角度探讨藏书家及其藏书目录，并且关注的重点大多是比较有名的藏书目录，缺乏一种整体性或学术史的关怀。
读书记是清代新出现的一种目录体裁，以顾炎武的《日知录》开其端，著名的有何焯的《义门读书记》、邵晋涵《南江札记》、王念孙《读书杂志》、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孙诒让《札迻》、陈澧《东塾读书记》、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等。
关于《日知录》的研究有：曹江红《〈日知录〉纂修考》（《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周新凤《〈日知录〉文渊阁本抽毁解析》（《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5年第6期）、陈智超《陈垣与史源学及〈日知录〉研究——〈日知录校注〉编者前言》（《安徽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刘祥元《〈日知录〉文渊阁本抽毁余稿探析》（《理论界》2009年第12期）、黎千驹《论〈日知录〉的训诂成就及学术贡献》（《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张京华《〈日知录〉的版本与研究》（《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郭文磊《〈日知录〉训诂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15年硕士论文），等等。《义门读书记》的研究有李娟《〈义门读书记〉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姜曼《陈澧〈东塾读书记〉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等。
关于王念孙《读书杂志》的研究比较多，择一二列之：专著有张先坦《读书杂志：词法观念研究》（巴蜀书社2007年）、张先坦《读书杂志：句法观念研究》（巴蜀书社2010年），博士论文有程艳梅《〈读书杂志〉专题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7年）、程泱《王念孙〈读书杂志〉研究》（复旦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有游睿《〈读书杂志〉词义考证专题研究》（曲阜师范大学2010年）、李苑静《王念孙〈读书杂志〉校勘方法研究》（西南师范大学2004年），单篇论文有王云路《〈读书杂志〉志疑》（《古汉语研究》1988年第1期）、王云路《〈读书杂志〉方法论浅述》（《杭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万玲华《〈读书杂志〉与古书校勘》（《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刘精盛、陈卫南《从修辞角度论王念孙〈读书杂志〉校勘得失》（《汉字文化》2008年第2期）、张先坦《再论〈读书杂志〉在汉语语法学上的贡献》（《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高倩《浅析〈读书杂志〉的考释方法》（《安徽文学》2009年第2期），等等。
关于《郑堂读书记》研究，陈晓华、许福谦《论〈郑堂读书记〉史学评论的特点》（《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1期）对《郑堂读书记》淡化皇权专制的色彩、敢于冲破旧的正统观念，史评态度公正客观，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等史学评论的特点进行了探讨。陈晓华《续〈四库全书总目〉之〈郑堂读书记〉》（《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就《郑堂读书记》承续《四库全书总目》的特征及其优长进行了分析。王海明《〈郑堂读书记〉及其相关问题探析》（《大学图书馆学报》2014年第2期）通过对相关史实的辨析，厘正了《郑堂读书记》与李筠嘉《慈云楼藏书志》相关的若干问题。此外，还涌现了一大批硕士论文，如王彩霞《〈郑堂读书记〉与〈四库全书总目〉比较研究》（河南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樊文亚《〈郑堂读书记〉文献学价值初探》（西北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白育颖《周中孚与〈郑堂读书记〉》（台北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张桩《〈郑堂读书记〉研究》（北京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吴超楠《〈郑堂读书记〉研究》（河北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等，从不同的角度对周中孚及《郑堂读书记》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剖析，然而在一些问题上也出现了重复研究。
此外，对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的研究论著也不断涌现，如殷月英《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评析》（北京师范大学2005年硕士论文）、姜黎黎《论李慈铭的文献学成就——以〈越缦堂读书记〉为中心》（华中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韩李良《〈越缦堂读书记〉研读札记——以版本和校勘为中心》（西北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等，大多侧重于《越缦堂读书记》文献学方面的考察。
清朝末年，是新旧目录著作共存时期。这个时期，伴随着西学的刺激和影响，西方目录学和图书馆学理论逐渐传入中国，冲击着延续两千余年的古代目录学，因而出现了一种适应当时社会文化发展需要的新的图书分类体系及理论，并诞生了一批重要的目录学著作，其中尤以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为代表。此外，面对西方浪潮的冲击，清末的改良派和保守派都意识到培养夯实民族精神的重要性，于是他们纷纷编纂国学举要书目，既有采用新式分类法的，也有仍承四部分类法或依四部分类法而改进者，或新旧分类法并用的，但都意在为培元固本服务。这些书目的代表有张之洞《书目答问》、康有为《桂学答问》、梁启超《读书分月课程》等
。以下我们就《书目答问》和《西学书目表》的研究作简要概述。
张之洞的《书目答问》自成书之日起便引起广泛关注，翻刻、校补之作大量涌现，对该书的作者、版本、评价及其补正的研究更是蔚然可观。自范希曾的《书目答问补正》出版以后，其他版本流行减少，范氏《补正》遂与原书并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书目答问》版本、作者及影响的初步校勘，如杨家骆《书目答问之影响及其新撰本》（《东方杂志》1941年第3期）一文就论述了书目答问之源流及其影响，认为《书目答问》的产生，导致了近代目录学的兴起，梁启超等人的《西学书目表》等目录学之书都受启发而撰成。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学界对目录学著作的日益重视，《书目答问》成为目录学领域的研究热点。对《书目答问》及其《补正》的作者、版本、文献学价值，以及所体现的目录学思想、教育思想等进行了深入研究，成果丰硕。陈东辉、任思怡《书目答问研究论著目录》（《中国索引》2014年第2期）将《书目答问》的相关研究分为著作，硕博士学位论文，著作和硕博士论文中的相关部分，期刊、论文集和会议论文，网络文章五部分，收录了2013年10月之前的主要研究成果，可资参考。总体而言，学界对《书目答问》及其《补正》进行了细致而翔实的探讨，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并且更加注重与相关书目如《四库全书总目》的比较研究。但诸著作中又不免有不少重复之作，这是我们在以后的研究中应当注意的地方。此外，孙文泱《增订书目答问补正》（中华书局2011年版）对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进行了增订，是迄今为止颇为完备的增订之作。读者认可度高，学术可靠规范，是近年来影响较大的导读书目之一。
作为西学影响下的近代目录学代表，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对近代新书目录的分类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林申清《试论〈西学书目表〉的成就和它在目录学史上的地位》（《赣图通讯》1982年第4期）是较早介绍《西学书目表》目录学价值的论文，他认为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是我国目录学史上由古代目录向近代目录过渡中一部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著作，它开创了我国目录学史中科学分类的先声。他的另一篇论文《关于〈西学书目表〉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图书馆学刊》1984年第2期）则对《西学书目表》的成书时间、版本、结构等进行了专门探讨，认为该书早于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其他研究还有程磊《关于〈西学书目表〉的一些问题》（《河南图书馆学刊》1982年第4期）等十余篇，研究内容集中在该书在目录学上的地位以及受西学影响之后的分类体系。
对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的研究有张晓丽《康有为〈日本书目志〉的目录学成就》（《学术界》2009年第3期）、王宝平《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资料来源考》（《文献》2013年第5期），分别分析了《日本书目志》的目录学成就和史料来源。胡海迪《〈西学书目表〉与〈日本书目志〉的比较》（《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则对两书进行了比较，认为两书不唯展现了康、梁不同的学术风貌以及相互策应、彼此补充的思想宣传策略，且在中国目录学史中，也具有接轨世界、走向近代、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相较于《西学书目表》，康有为《日本书目志》的研究略显不足。
此外，清代还有如《关中金石记》《寰宇访碑录》《大清重刻龙藏汇记》《石渠宝笈》《秘殿珠林》等专科目录，如《浙江采集遗书总录》《江苏采进遗书目录》《四库采进书目》等特种目录，数量也不少。不过，对这两方面目录书籍的研究是比较少的。仅有李向菲《毕沅〈关中金石记〉考论》（《西部学刊》2015年第12期）、王昭《清代毕沅及其〈关中金石记〉研究》（北京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何灿《〈浙江采集遗书总目〉研究》（山东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等少数篇章，有待加强。
由于清代的目录学著作尤其丰富，对专书的研究也就择要而列，以一斑窥全貌，不再一一述及。
清代学者重视目录之学，产生了众多目录学家，这些目录学家建树颇丰。后世对这些目录学家及其目录学成就进行了大量研究。不过，有关研究成果，多以论文形式出现。像郑伟章《文献学通考》（中华书局1999年版）一样的通论性著作极少。不过，郑伟章之作重在介绍。兹举目录学家研究数例如下。
姚际恒是清初著名的疑古派学者，著有《古今伪书考》《好古堂书目》等书。而对他目录学及其成就进行研究的论作主要有王军《姚际恒及其目录学成就评述》（《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邵风云《姚际恒的目录学成就》（《图书馆学刊》2015年第6期）、2001年“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姚际恒研究论集》等。王文认为“姚际恒的目录学著作和传统工具性目录著作区别颇大，体现出较强的创新性，这也使他能够根据现实需要敢于突破原有分类法的束缚。”邵文则详细考察了姚际恒的两部目录学之作《古今伪书考》与《好古堂书目》，认为这两部书有很高的目录学价值。“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论集收有《古今伪书考》研究、《好古堂书目》研究两类，收录了多篇有关二书的文章。
朱彝尊研究有刘宝玲《朱彝尊的藏书实践及其目录学成就》（《史学月刊》2003年第3期）等，刘宝玲认为，朱彝尊的《经义考》这部经学专科目录对后世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对《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提供了大量资料，对保存传播古代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钱曾是清代著名的藏书家、版本学家、目录学家，他的父亲钱裔肃和族曾祖钱谦益都是藏书家。钱曾编有三部藏书目录《述古堂书目》《也是园书目》《读书敏求记》，后人对他的目录学研究也是集中在这三部著作。如曾凡英《钱曾及其〈读书敏求记〉研究》对钱曾生平及《读书敏求记》的目录学贡献做出了概述。胡静《清代著名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钱曾及其善本书目〈读书敏求记〉》（《山东图书馆季刊》2004年第2期）认为“钱曾的《读书敏求记》为后世研究古籍版本提供了重要资料”。此外，通过《读书敏求记》对钱曾目录学思想展开研究的文章有刘娜《由钱曾〈读书敏求记〉看清代前期私家目录学》[《黑龙江史志》2009年第6期）、赵怀忠《钱曾与〈读书敏求记〉述略》（《当代图书馆》2010年第4期]、马娴《论钱曾对版本目录学的贡献》（《图书馆学刊》2010年第12期）、杨扬《钱曾与〈读书敏求记〉》（《河南图书馆学刊》2012年第1期）等。而罗志《钱曾藏书书目研究的新角度——以〈也是园书目〉为重点》则从《也是园书目》入手对钱曾目录学思想进行了研究。
对黄丕烈目录学思想的研究有范伟《黄丕烈与版本目录学》（《河南图书馆学刊》2011年第3期）及张厚生、杨海平《钱亚新先生关于目录学家的研究成果与贡献》（《图书馆学术论坛》2006年第1期）等文。范文认为，黄丕烈对目录体例的确立和发展有着突出的贡献。张厚生等人则分析了黄丕烈的目录学思想。此外，还有周少川先生点校《士礼居藏书题跋记》（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等对黄丕烈及其著作的整理研究之作。
钱大昕虽然以研究经史之学见长，但其目录学思想仍值得作专门探讨。相关研究有刘红敏与石斌《钱大昕的目录学思想》（《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0年第9期）、郑春颖与杨萍《钱大昕目录学思想及成就》（《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祝捷《清代史学家钱大昕的目录学成就钩沉》（《兰台世界》2014年第36期）等。刘红敏等人归纳钱大昕的目录学思想是“以考据为基本研究方法，以经书史实为依据，综合运用校雠、版本、目录的知识来从事目录学研究”；郑春颖等人同样认为，“钱大昕将目录与版本、校勘、辑佚、辨伪等结合形成具有个人特色的考辨系统”；祝文则对钱大昕在目录学方面独到的学术见解进行了介绍和评述。作为乾嘉考据学者的代表，钱大昕的目录学思想自然烙上了深深的考据学的烙印，学界对钱大昕目录学思想的研究也主要围绕这一方面展开。
章学诚是清代杰出的史学家和思想家，其在目录学方面也取得了突出成就，对其目录学思想的研究也是章学诚研究的重要内容。王锦贵《试论章学诚的目录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4期）一文认为章学诚的目录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他不仅提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揭示了目录学的传统，强调“互助”“别裁”，丰富了目录学方法，而且对专科目录学的发展和索引的推广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其他尚有廖璠《余嘉锡与章学诚目录学思想之比较研究》（《山东图书馆季刊》1989年第3期）、彭满珍《章学诚目录学思想的演变》（《图书情报知识》1993年第3期）等数十篇论文。这类文章数量庞大，且大多对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思想大加褒扬，同时论及其“互助”“别裁”的编目理论，因而多有重复，且难以深入。王国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评判——中国古典目录学价值重估》（《郑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一文打破常规，认为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不仅在理论上存在局限性，而且与书目实践脱离，引发学者对这一目录学理论的再思考。
姚振宗研究有戴维民《姚振宗目录学研究》（《四川图书馆学报》1985年第6期）、孔煜华《隋书经籍志研究》（北京师范大学2011年博士论文）等，戴文认为，姚振宗阐明了目录学与考证学、校勘学、版本学三者关系。确立了辑佚在目录考证上的地位。形成了自己的类例思想：类例不熟，分隶不清；据书立目；类中分类。孔文则考察了姚振宗对《隋志》的研究。
此外，学界对朱彝尊、钱曾、王鸣盛、顾广圻、姚振宗、孙诒让、缪荃孙等人的目录学思想也多有研究。如张永伟、谢琛《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中的目录学思想》（《黑龙江史志》2011年第3期）提出“王鸣盛的目录学思想，主要表现在，充分肯定目录学在学术中的重要地位，揭示其对读书的指导作用。”林文锜《王鸣盛目录学思想简论》（《江苏图书馆学报》1987年第4期）认为在《蛾术篇》中所体现的目录学思想比《十七史商榷》更具体更明确些。朱静雯《试论孙诒让的书目工作实践及其目录学思想》（《江苏图书馆学报》1985年第6期）指出孙诒让对目录学理论没有系统阐述，只是他在编纂书目的过程中，当他采用某种目录方法时简单地回顾了目录学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作用，姑且可看作是他目录学思想的表述。
综上所述，对清代目录学著作及其目录学家等方面研究也已取得了不少成绩，清代目录学研究论著是丰富的，但却明显存在研究方法方式单一，多局限于文献学角度，缺乏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深度广度显然不够，各研究质量良莠不齐，总体而言质量不高的问题。此外，清代目录学研究还需要一部专著来对它进行系统总结，清代目录学研究是有很大开垦空间的。
由上所述可见，虽然清代目录学就整体而言，研究质量不高，但有关研究非常丰富。作为清代目录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和依据，目录学书籍的点校、整理、出版也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伴随着对清代目录学研究的日益深入，学界开始深入、系统地对一些目录书籍开展校补整理工作，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为方便学者更好地利用相关文献，我们有必要对清代目录学书籍的整理与出版情况进行梳理。
上海古籍出版社在2005年及其后几年出版了一套中国历代书目题跋丛书，里面涵盖了部分重要清代目录学书籍的整理和出版情况。如《绛云楼题跋》（钱谦益撰，潘景郑辑校，1958年第1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再版）、《虞山钱遵王藏书目录汇编》（钱曾撰，瞿凤起编，1958年第1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再版）、《鸣野山房书目》（沈复粲编，潘景郑校订，1958年第1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再版）、《唫香仙馆书目·旧山楼书目》（马瀛、赵宗建撰，潘景郑校订，1958年第1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再版）、《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瞿良士辑，1985年第1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再版）、《天禄琳琅书目 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于敏中、彭元瑞等著，徐德明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读书敏求记》（钱曾著，管庭芬 章钰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思适斋书跋》（顾广圻著、黄明标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拜经楼藏书题跋记》（吴寿旸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滂喜斋藏书记〉〈宝礼堂宋本书录〉》（潘祖荫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文禄堂访书记》（王文进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持静斋书目》（丁日昌著，路子强编译，王雅新标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平津馆鉴藏记书籍〉〈廉石居藏书记〉〈孙氏祠堂书目〉》（孙星衍著，焦桂美编译，沙莎标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郑堂读书记》（周中孚著，黄曙辉、印晓峰校注，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曝书亭序跋〉〈潜采堂宋元人集目录〉〈竹垞行笈书目〉》（朱彝尊著，杜泽逊、崔晓新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浙江采集艺术总录》（沈初著，杜泽逊、何灿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郋园读书志》（叶德辉著，杨洪升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天一阁书目〉〈天一阁碑目〉》（范邦甸等撰，江羲、李婧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东塾读书记》（陈澧著，钟旭元、魏达纯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黄丕烈藏书题跋集》（黄丕烈著，余鸣鸿、占旭东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等。
此外，中华书局及其他出版社也相继出版了一系列清代目录学书籍的整理版。如《越缦堂读书记》（李慈铭撰，由云龙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重辑渔洋书跋》（王士祯撰，中华书局1958年版）、《藏园订补 郘亭知见传本书目》（莫友芝撰，傅增湘订补，傅熹年整理，中华书局2009年版）、《爱日精庐藏书志》（张金吾著，冯惠民点校，中华书局2012年版）、《皇清经解提要》（沈豫著，赵灿鹏校注，华夏出版社2014年版）。2011年以来，清华大学出版了一套《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它把清代作者考补二十五史的艺文志、经籍志集于一编。如侯康撰《补后汉书艺文志》《补三国艺文》、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等。
还有一些有关清代目录学的考补及编纂工作，如叶德辉《书目答问斠补》（苏州图书馆，1932）、翁方纲《经义考补正》、罗振玉《经义考目录》（1933年石印本）、范希曾编《书目答问补正》（上海古籍出版2008年版）、孙文泱编《增订书目答问补正》（中华书局2011年版）、来新夏等《书目答问汇补》（中华书局2011年版）等，都得以整理出版。
总之，目前对清代目录学书籍的整理与出版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此外，这里还要指出的是，在这些目录书籍整理出版中，对《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等四库学著作的整理出版的成果尤丰，硕果累累。不过，有关《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等四库学著作，有众多刻本、影印本出版，对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众多，足可以写成专著，加以笔者以前曾对它们进行过学术史的研究
，因此这里不再述及。
此外，虽然来新夏《清代目录提要》、严佐之《近三百年古籍目录提要》二书较全面总结归纳清人的目录著作，为之作了提要，但清代目录学书目的整理出版还远远不够。为方便专家学者使用，还需要继续出版更多的清人目录著作。
当然，对于清代目录学书籍的整理与出版还有不少其他成果，兹不再一一列举。总体而言，对于清代目录著作的整理与出版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还依然有整理与出版的空间及深度。
总之，清代的目录学著作之多，历代罕有其匹，对专书的研究成果更是不胜枚举，今择要而论，只是冀以一斑窥全貌。总之，作为清代显学的清代目录学，为清代学术做出了巨大贡献。不仅有综合性的通论研究，还有专人专书的专门探讨；不仅涵盖了清代各个时期的目录学及相关研究，还有对目录学价值的整体考量；同时研究与出版并重，点校整理了一大批卓有价值的清人目录学著作。这些无疑都会将清代目录学乃至清代学术史研究引向深入。
不过，对它的研究，概而言之，致力于学者及其成果，比如黄虞稷、钱谦益、何焯、章学诚、周中孚、陈澧等目录学家及其贡献，《千顷堂书目》《绛云楼题跋》《义门读书记》《校雠通义》《郑堂读书记》《东塾读书记》等专书，以及清儒编修史志目录或补史志之作的成就研究，都有不少学者关注。研究《四库全书总目》者更是不乏其人，并有“四库总目学”理论的提出。然而，遗憾的是，虽然清代目录学研究取得了突出成就，但其中还存在不少问题。首先是重复研究。如一些论文题目相近，可是内容却并无新意。究其原因，仍然是对国内外研究现状了解不够而贸然执笔。其次是现阶段研究主要侧重对目录学著作的成书、版本、流传及目录学成就的探讨，且致力于一些比较知名的目录学家如钱谦益、朱彝尊、章学诚、周中孚、陈澧等人及其著作，但缺乏一种整体的学术史的关怀。此外，还存在研究不足、深度不够等问题，且多从文献角度分析，缺乏与其他学科的联系，视角与研究方法单一，视野不开阔，论文质量良莠不齐，总体而言质量不高。
而就清代目录学整体研究而言，多单篇论文，多就某一阶段目录学、目录学分支学科作整体论述或就清代目录钩玄提要。而有关著作，除着力于清代近代目录学部分的总结性之作如左玉河、李立民二作外，清前期、中期尚无系统总结，整体关照者。又清代目录学自始至终或多或少均受到过西学的影响，大多研究者注意到了西学对清代近代目录学的影响，却忽略了西学对清代前期、中期目录学的影响。此外，港台地区有关清代目录学研究则多是目录索引考释编纂之类，研究性明显偏弱。而国外对清代目录学鲜有关注。因此，以有体系、有系统的全面研究来深入挖掘清代目录学的成果，探索清代目录学与清代思想文化政治之间关系的研究尚是空白。
以上研究现状既不利于很好总结清代目录学成就，又有偏颇之患。因为单就某目录学家及其著述或目录学分支学科或目录学发展某阶段研究的成果，往往不能很好见到清代目录学发展与变化的全貌，也难系统揭示出清代目录学与清代学术思想文化和政治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更难为文献学研究提炼新方法，开拓新思路，为文献学增添新内容。加以有关清代目录学研究各论著，良莠不齐，总体而言质量不高，亟须加强研究。因此，清代目录学研究前景是广阔的。迄待一部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着眼于广阔的社会背景和整个清代目录学，深入到清代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中，以目录学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和研究导向，既注重目录学家和目录学著作的个案探讨，又联系时代以观群体，有系统、有深度的清代目录学专著问世。
基于此，本书立足第一手资料，力图衔接各方面研究以成一总体研究，并注重文献学与学术思想文化政治史研究的结合，关注西学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系统全面总结清代目录学及其与清代学术思想文化政治之间的关系。
此外，笔者认为清代目录学有两个发展阶段，一为古代目录学阶段，一为近代目录学阶段。古代目录学是以四部分类法为主流与核心地位的中国本土目录学，近代目录学主要为接受西方分类法之后的目录学。虽然二者的时间界限，约定俗成的时间是1840年，但基于目录学所具有的强大的文化张力，古代目录学、近代目录学都具有一定的后延性。古代目录学在近代目录学时期，它的编纂方式方法依然存在，到现代也偶或用之。而近代目录学大规模登上历史舞台是在清同治光绪时期。
当清还处在上升阶段的时候，学者们以自己的感受形象地道出了学术蓬勃兴旺的这种态势，他们讲道：“古今以智相积，而我生其后，考古所以决今，然不可泥古也……生今之世，承诸圣之表章，经群英之辩难，我得以坐集千古之智，折中其间，岂不幸乎？” [1]
这种状况的取得，从学术角度而言，目录学是功不可没的。因为这样的学术集成大势下，学者们虽然有机会接触更多的书籍，但如何找到阅读门径，很好地饱读，或依自己喜好广为收藏，目录学正可发挥自己读书治学门径的功能。目录学也因此契机，获得了大发展，在有清一代成为显学。目录名家辈出，目录著作纷纷问世，目录理论得到总结并走向成熟。在这个过程中，古代目录学也悄然发生着变化。这个变化发展到后来，来了一个彻底的质变，使古代目录学，汇入了近代目录学的潮流，走向新的发展阶段。
明人嗜书宝书者不少，为藏书往往自编书目，体现出较强的自觉性。但明代目录书，也受到了明代学风的影响，书目编纂多停留在“部次甲乙”的层面上。同时，经过明末战乱，明代目录书籍大多亡佚。存世者，据汪辟疆研究：大抵类别没有什么变化，议例多守成法。唯晁氏《宝文堂分类书目》，在每书之下，间为注明某刻，可以考见明代版本的源流。祁氏《澹生堂书目》，邵懿辰认为可分为四十七卷，书中分类，颇为精细，很得要领，值得推尚。而著录丰富，体例严谨，则当推黄虞稷《千顷堂书目》。
汪辟疆的这个论点无误，但汪辟疆的话有误。成于明代的应是黄虞稷父亲黄居中《千顷斋藏书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成书年代应在清初，它为《明史·艺文志》编撰做了前期准备工作。明代目录学的如此现状，为清代目录学留下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承明代目录学而来的清代目录学，去除了明代目录学的弊病，继承了明代目录学优点，成为自觉于目录学事业的明代目录学家的直接继承者，使清代目录学明显表现出自觉性的特征。
当然，清代目录学的发展是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的。丰富的公私藏书为它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公家藏书有天禄琳琅等之藏。而私家藏书之盛，“大江南北莫不家有藏书。”
时人赞之为：“我国家文明之治与宋埒，而藏书家之多，则不啻百乎过之。其发为高文典册，黼黻昇平者，可不论。”
在公私藏书兴盛的局面下，清官府与私人都自觉于目录工作，目录学遂发展到顶峰。
清代目录学的自觉性特征，一是体现在目录书籍的自觉编纂上。这在清前中期，表现尤为突出。
清代目录书籍的自觉编纂，是清代书籍编纂自觉性之一表征。
清顺治前后，为国固民安，实行老英雄术，自觉于图籍的搜集整理编纂与流播。皇太极天聪三年（1629），“夏四月丙戌朔，设文馆，命巴克什达海及刚林等翻译汉字书籍，库尔缠及巴什等记注本朝政事”，崇德四年（1639）命“达文成公
海
翻译国语《四书》及《三国志》各一部，颁赐耆旧，以为临政规范”
。顺治、康熙、乾隆谨遵先朝之例，也重视典籍及其编纂与流播。顺治开史馆修《明史》。康熙留意文籍，旧藏书籍，多由儒臣摘叙简明略节，附夹本书之内。
康熙四十五年（1706），康熙发布谕旨“朕制《古文渊鉴》《资治通鉴纲目》等书，皆已刷印，颁赐大臣。此等书籍，特为士子学习有益而制，可速颁行直省。凡坊间书贾，有情愿刊刻售卖者，听其传布”
。乾隆十四年（1749）九月，因福建学政奏议闽省生童于《御纂四经》未经寓目，于是下旨令“该布政使转饬州县，照大中小学，核定数目，详司刷印，颁发各该（学）教官，听从士子照价购买”
。四库书成后，抄写七份分贮七阁。章学诚说：“四库搜罗，典章大备，遗文秘册，有数百年博学通儒所未得见，而今可借钞于馆阁者。纵横流览，闻见广于前人。”
在官方推动下，书籍编纂流通事业大兴。不过，这种兴旺的书籍编纂形势，在清中期之后，随着清政府国势日衰而日趋消退。当然，这只是国力是否允许的关系，和书籍编纂是否自觉并无因果，因此并无碍清代书籍编纂自觉性的结论。
除官刻外，清代书院、书坊刻书也很兴盛。如张伯行鳌峰书院就刻有《正谊堂全书》。书坊，北京以五柳居、文粹堂为最。其他地方，像江浙一带也有为数不少像扫叶山房一样刻书精良的书坊。寺庙刻书也卓有成绩。雍正十三年（1735）刊刻总共724函的佛经汉文《大藏经》，包括《续藏》，7168卷，乾隆三年（1738）刻就。而私人如黄虞稷、钱曾、黄丕烈等都有优质家刻本问世。这些刻书，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从官刻到坊刻到私刻的系统，加之清代印刷技术的改进和提高，清代编纂的书籍超过了历代封建王朝。据统计，清代著作约126649部、约170多万卷
。就方志而言，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传世的清代总志和地方志有4889种，加上其他志书，有清一代所修志书当在5000种以上，约占历代全国方志总数的70％以上。
而修纂各类书籍，必然需要目录书籍为之参考，目录书籍依类求书，因书究学的功用因此得以彰显。且在编纂书籍过程中，也会因编纂而产生相应书目。为应和兴盛的书籍编纂形势对书目的需求，官方和私家纷纷自觉编纂目录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况，目录书随势而兴。
官方编修的目录书，著名者有史志目录如《明史·艺文志》《古今图书集成·经籍典》、续三通的《经籍考》《艺文略》《经籍志》，解题目录《四库全书总目》，版本目录《天禄琳琅书目》，专科目录如宗教目录《大清重刻龙藏汇记》、书画目录《石渠宝笈》《秘殿珠林》等，特种目录如征书目录《浙江采集遗书总录》《江苏采进遗书目录》《四库采进书目》、禁书目录如《四库全书》馆所编《全毁书目·抽毁书目》、军机处奏准《全毁书目·抽毁书目》。
与官修目录一样，私家目录书籍编纂也很兴盛。著名者有藏书目录：钱谦益《绛云楼书目》《绛云楼书目补遗》
、钱曾《也是园藏书目》《述古堂书目》、徐乾学《传是楼书目》、徐秉义《培林堂书目》、姚际恒《好古堂书目》、范懋柱《天一阁书目》、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丁日昌《持静斋书目》、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汪宪《振绮堂书目》，解题目录：朱彝尊《经义考》、钱曾《读书敏求记》、翁方纲《通志堂经解目录》、沈廷芳《续经义考》、谢启昆《小学考》、章学诚《史籍考》、翁方纲《经义考补证》，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史志目录：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版本目录：孙星衍《平津馆鉴藏书记（补遗、续编）》、黄丕烈《求古居宋本书目》，专科目录：金石目录如毕沅《关中金石记》、孙星衍《寰宇访碑录》，特种目录：丛书目录如顾修《汇刻书目初编》、地方书目如邢澍《关右经籍志》、专人目录如王昶《郑学书目考》、专书目录如全祖望《读易别录》，等等。
此外，还出现了新的目录著录体裁，即以短小精悍著称的读书记。清代的读书记，一是文化总结大势下见闻丰富、阅读便利的随读随感随记，一是清代兴盛的游幕游学生活下不得长篇大作环境中的随读随感随记。从顾炎武《日知录》等开其端，出现了如何焯《义门读书记》、周中孚《郑堂读书记》、陈澧《东塾读书记》等大批成就斐然的著述。这些作品虽篇幅不大，但学术含量极高。加以有清一代诸多学术名家颇好这类体裁，大多作有自己的读书记名作，这更使得有清一代读书记声名高远，丝毫不逊于长篇大作，而且它不拘一格的体裁，更可超越学术著述的局限，扩大受众范围，深入人心，历久不衰。
总之，以上公、私目录，或为收藏编制目录、或提要钩玄、或记录收藏感悟、或品评鉴赏、或谈读书治学心得，自觉编纂中呈现出丰富多彩之姿。
除自觉于目录书籍编纂外，清代目录学的自觉性特征，还表现在官方与私家不约而同为之做的准备。这个准备也尤有特色，同样在清前期表现突出。
入关前后自觉于图籍编纂的清政府，为书籍编纂，专门设置修书机构，自觉为各类书籍的编纂做准备。入关前，为笼络士大夫，加强文治，并为编译各类书籍而专门设文馆。入关后，为了稳固统治，统治者更加大了应对力度。其一就是自觉设置更多专门机构编纂各类书籍。如顺治时为纂修《明史》等，专设各史馆，隶属于内三院。康熙九年（1670），改内三院为内阁，编纂书籍仍为内阁重要职责之一。又凡遇敕纂书籍，翰林院例得参加。此外，还设有南书房、尚书房。南书房、尚书房虽不是专为修书而设，但编纂书籍都是它们重要职责之一。在这些官方机构主持下，与各类书籍相应的有关书目，如《明史》的《艺文志》《古今图书集成》的《经籍典》《四库全书》的《四库全书总目》等目录书籍也得以编纂。既教化了天下，加强了思想钳制，又笼络了士大夫。其二就是自觉征集遗书。入关之初，顺治即下旨“一切紧要图籍，俱著收藏毋失”
、“南京各衙门图书史册，太常司祭器及天文仪象地理户口版籍，应用典故文字，责令各该衙门官吏，用心收掌，不许乘机抽毁，致难稽考。其或散失在民间者，许赴官交纳，酌量给赏”
。顺治十四年（1657）三月甲寅：“诏直省学臣购求遗书。”
到乾隆时清政府依然不遗余力征集遗书。据陈登原研究，清自入关以后即有意于征书，而乾隆朝开四库馆前，酝酿编书也已经过了多年准备。
这些遗书的征集，为目录书籍编纂做了很好的准备。而与征集遗书相伴的是征书目录。如乾隆征集遗书，就编纂了如《四库采进书目》《浙江采集遗书总录》等相应的征书目录，为目录书籍编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除官方为目录书籍编纂自觉准备外，私家也自觉于目录书籍编纂的准备。如为很好修撰《明史·艺文志》，黄虞稷在自觉整理父亲所编书目基础上编成了《千顷堂书目》，《明史》的《艺文志》即以它为蓝本。四库馆开，正是在章学诚建议朱筠上书乾隆辑佚《永乐大典》、周永年倡导儒藏说，以及乾隆听从朱筠诸人的请求，下诏求遗书等的共同合力下促成的。为修《四库全书》，朱筠、鲍廷博等纷纷自觉献书。朱筠称：“‘臣自幼授书，籍隶辇下，岁时喜购旧刻逸编，积之三十年，家中间有善本。恭逢我皇上求书盛典，亦愿以蠡酌管辉，上资海日。臣自奉命来南，家中故籍现嘱门人吏部主事程晋芳、礼部主事史容积两家收贮。臣程晋芳现在四库馆充纂校之事。臣谨记忆所有经史之外，宋元集部略多，凡得四十余种，开单呈览，伏祈皇上可否即以臣所开单付馆，令臣程晋芳等检取校录，其可用者附入全书，缮录进呈，俾陈册幽光彰发轩露，臣所抱献，与有荣施。’奏入，逮敕馆臣征取，讵所呈之书，早为程吏部转假他人奏进矣。”
浙江鲍廷博、范懋柱、汪启淑、两淮马裕进书，为数五、六、七百种。
除自觉献书外，一些士人还自备斧资，入馆抄缮书籍。这其中不乏热望功名利禄却仕途坎顿的士子。当然，他们当中也不乏出于功利者。官方非常照顾这批自备斧资人员，倘若他们修书工作能出色完成，他们是非常可能得到自己最初的期许的。或获得分别录用的机会，或被特许在京城参加乡试、会试。因此，自备斧资入馆者，像从刚开馆的乾隆三十八年（1773）发布考列二等的陆蓉等十四名人员，有愿意在办理《四库全书》处效力者，准许他们在誊录上行走之类的旨令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依然有发出。乾隆四十六年（1781）五月初七日，军机大臣奏称吴树萱等呈请自备资斧充当《四库全书》处分校
。同乾隆五十二年（1787）二月二十五日奏请钦赐三分书校对贡生陈煦等举人并准予会试
。而像洪亮吉等学问确实优良，为四库馆抄缮成绩也突出者，于是获得在京城参加乡试的恩准，加以他们参加四库馆抄缮工作，得以结识四库诸臣，以及京中贵胄，最后就有终于中举而走上仕途者。就上述洪亮吉而言，可以说，没有四库馆抄缮这段经历，也就没有未来开人口学先河的洪亮吉。但无论他们以何种方式为什么目的参与四库修书，都是他们自觉做出的选择。
而乾隆
也自觉参与了四库修书全程，从征书、访书、书籍存毁删改到书籍装帧、各阁建制、书籍入阁等，一直掌控全局。而且还在《四库修书》期间，为修书准备，下旨整理内府藏书，编纂了《天禄琳琅书目》。而且四库征书官民得以消除疑虑踊跃献书，都与乾隆有意引导息息相关。对于献书，乾隆以帝王之尊下旨许诺不会因书中违碍罪及献书人，奖励有功于献书者，引导士民大胆踊跃献书。“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马裕四家，著赏《古今图书集成》各一部，以为好古之劝。又进书一百种以上之江苏周厚堉、蒋曾莹，浙江吴玉墀、孙仰曾、汪汝瑮，及朝绅中黄登贤、纪昀、励守谦、汪如藻等，亦俱藏书旧家，并著每人赏给内府初印之《佩文韵府》各一部，俾亦珍为世宝，以示嘉奖。”
其中精醇之本，经进呈乾隆乙览，如纪昀《春秋经解》、励守谦《长短经》、鲍士恭《唐阙史》等还获得了乾隆题诗，冠于卷首的恩宠。无论奖励或被题咏者，都视之为无上荣光。
此外，自明末曹学佺倡导儒藏说号召公藏以保书籍传之久远以来，目录学家多能自觉意识到私密书籍的弊病，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并自觉向前代目录学家学习并借鉴前代目录学家成果且补前代目录学家的不足。黄宗羲、曹溶、章学诚等就是其中之一。
清代目录学家多不再私密书籍，而是自觉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为收书，黄宗羲到同里世学楼钮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千顷斋黄氏、吴中绛云楼钱氏处抄书。“穷年搜讨，游屐所至，遍历通衢委巷，搜鬻故书。薄暮一童，肩负而迫，乘夜丹铅，次日复出，卒以为常。”
晚年更加喜好聚书，所抄来自鄞的天一阁范氏、歙的丛桂堂郑氏、禾中倦圃曹氏，吴的传是楼徐氏。
曹溶则明确希冀世人互通书籍有无，他说：“封己守株，纵累岁月，无所增益，收藏者何取焉。予今酌一简便法，彼此藏书家，各就观目录，标出所缺者，先经注，次史逸，次文集，次杂说，视所著门类同，时代先后同，卷帙多寡同，约定有无相易，则主人自命门下之役，精工缮写，较对无误，一两月间，各赍所钞互换，此法有数善，好书不出户庭也。有功于古人也。己所藏日以富也，楚南燕北皆可行也。”
而钱谦益、黄虞稷、丁雄飞等互通书籍有无，正与曹溶的呼吁一致。钱谦益曾作《黄氏千顷斋藏书记》来记录自己采诗到黄虞稷千顷斋借阅千顷斋藏书的事。《黄氏千顷斋藏书记》云：“戊子之秋，余颂繁金陵，方有采诗之役，从人借书。林古度曰：‘晋江黄明立先生之仲子，守其父书，甚富，贤而有文，孟假诸。’余于是从仲子借书，得尽阅本朝诗文之未见者。”
黄虞稷与丁雄飞也因书交友。丁雄飞《古欢社约》曾描写黄虞稷每次到自己藏书斋心太平庵时心旷神怡的情状，称道黄虞稷与自己之间寻书藏书，互通有无，互相质证，互有发明之举，并认为这是天下最快乐的事。又严虞惇阅完294卷元刊本《资治通鉴》卷十九前二日曾登钱曾莪匪楼，阅读钱曾的藏书。
朱彝尊也曾割爱赠送王士祯
欲得的书给王士祯，而王士祯因素不相识的张夏秋钞录自己搜寻未果的书并千里寄给自己，生出古道犹存的感慨。
以上公藏理念，直接影响到《四库全书》的修纂。《四库全书》的修纂，其中一个宗旨，就是要实践自明末以来的公藏理念，“寓藏于修”。《四库全书》修成后，藏于七阁，即意在广阅读，使天下士子有机会得以多见珍本秘籍。
至于在目录学方面，自觉向前人学习，并借鉴前人成果，且补前人的不足，章学诚是其中卓有成就者。
综观章学诚目录学治学体系，其实和郑樵路数一致，但是章学诚在学习借鉴郑樵目录学基础上，也对郑樵目录学有所修正。因为郑樵不能平心静气以论古人，终难窥古人大体，是非得失也难免有失公允。且虽详备论求书、校书的方法，但未究求书之前，文字如何治察，校书之后，图籍如何守护，故而章学诚基于郑樵目录学以上弊端，作出了补正。章氏补郑氏的不足，约而有四方面：第一，承认郑樵书有名亡而实不亡之说非常卓识，但却言之太过。中肯的说法应是：求访古代的书不获，求访今天现存的书则可。古书亡而实不亡，实则不易。第二，求访古代的书不获，那么求访今天的书，有采辑补缀成法，即采类书材料以补。一隅反三，充类求之，古代亡逸的书可采补者颇多。第三，不可以卷帙多寡定古书的全与缺。第四，补郑樵因对班固的偏见而来的校《汉志》之误。
最后，目录学的自觉性还表现在自觉为学术政治服务。在康熙崇尚历算西学之际，有梅文鼎《勿庵历算书目》、韩霖《西士书目》应运而出。在乾嘉考据兴盛局势下，各正史未有史志者被诸学者自觉补充，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等补史志之作纷纷问世。到清末，张之洞为引导士子读书，自觉纂写了《书目答问》。同样，为和改良运动相呼应，王韬编了《泰西著述考》、沈兆伟撰有《新学书目提要》、黄庆澄有《普通学书目录》、杨复等有《浙江藏书楼书目》、梁启超编了《西学书目表》（1896）、康有为纂有《日本书目志》（1897）、徐惟则编有《东西学书录》（1899）、顾燮元有《译书经眼录》（1904）。在他们努力下，近代西方学术及分类方法被自觉引入中国。
在清代自觉于目录学事业的风气下，目录学在有清一代获得了空前发展。举凡目录书籍的各种类型，都可以在其中找到代表，对目录理论的探讨与总结也蔚为兴盛。
明亡之后，明朝的遗民总结明亡的教训，归因于明浮泛的世风。黄宗羲、顾炎武等即从学术入手，倡导经世致用的实学，希冀以此达治本之效，还世风的淳朴。表现在目录著述方面，就有对读书记体裁有开创之功的顾炎武《日知录》。对《日知录》，顾炎武自言道：“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取子夏之言，名曰《日知录》，以正后之君子。”
日有所知辄录，即《日知录》，也就是说顾炎武欲就平日考察山川形势，以及对历代兴衰所感等，发表己见，以导经世致用之路，以为光复明朝准备。当然，顾炎武作《日知录》的根本目的——光复明朝的希望是落空了的，给我们留下的倒是他为达到光复明朝目的而进行的反思，以及从中反映出来的遗民心态。在《日知录》中，顾炎武提出“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
，明确表达了自己为学将继承经世致用传统的观点。潘耒为之所作序称“将以明体适用也，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朝章、国典、民风、土俗，元元本本，无不洞悉，其术足以匡时，其言足以救世”
，也肯定了顾氏对经世致用的回归。这个经世致用以求实为本，所以观《日知录》，其中典故出处必有来源，实已启汉学学风。
此外，清初还有一批贰臣，除满足个人收藏爱好文人雅趣外，还在把玩藏书中感念故国，在编纂目录书目撰写藏书题跋中发泄在新朝的不得志，如钱谦益编写《绛云楼书目》、撰《绛云楼题跋》，即意在此。
不过，在顾炎武日日撰写所知所感，钱谦益在绛云楼中寄托故国之思在书酒中逃禅，新朝不属于他们这些故人之际，清政府却在为如何稳固统治，一统思想，大费脑筋。
1644年入关前，皇太极即改变了父亲“抗拒者被戮，俘取者为奴”
的政策，广泛重用汉族知识分子。洪承畴投降，皇太极大喜，谓近侍道：“吾欲取中原，然如瞽者之不识途径，今得承畴，犹水母之有虾也。”
得士者得天下的道理，清初统治者非常明白，因此他们的笼络政策相当成功。对明朝遗民，极尽能事招纳，并示以宽大。愿效力者给以官爵厚禄，不愿者，竭尽招贤诚意。故而士子多入清统治者彀中，不合作者寥寥。康熙十八年（1679），试内外荐举博学宏儒于体仁阁，李颙、傅山、杜越坚辞不赴。李颙“始以隐逸荐，继以宏博征，皆辞以疾。至是有旨召试，大吏趣行，固辞疾笃。舁其床至省，则绝粒六日，至欲拔刀自刺，大吏骇而止，因叹曰‘生我名者杀我身，此皆生平洗身未密，不能自晦之所致也。’自是荆扉反锁，不得与人接，所著书不以示人，以为近于口耳之学，惟以《反身录》示学者……门人王心敬，号沣川，鄠县人，能传其学，两举贤良方正，皆不赴”
，但也有认识到清的开明气象，自己为着节气二字不愿效力清室，为天下而让门生子弟出仕者，像记录每日所知，思索如何复明的顾炎武等，就为这类士人之一。当然，他们不愿为今朝效力，却愿为前朝修史。为此，深得老英雄术精髓的清初统治者开了《明史》馆等编纂大型书籍，来作为笼络的良策，于是有了《明史·艺文志》等的修撰。
清政府笼络士人的同时，也确定下以朱子学为统治思想的方针。顺治向天下明确表示“今天下渐定，朕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
，其后诸帝深谙顺治的心，承继有加，发扬光大之。康熙认为“发挥圣道者，莫详于有宋诸儒”
，并驾幸曲阜，亲谒孔林，谒孔庙，留御前曲盖于大成殿，以示尊崇正学
。雍正、乾隆虽然打击朱子学者，使朱子学退出了官学地位，但朱子学的思想统治地位在雍正乾隆心里并没有丝毫改变。雍正元年（1723）丁巳，即遣大学士祭先师孔子。
六月加封孔子先世五代俱为王爵
。而乾隆帝所关注的程朱理学即在于：
训诸臣研精理学，谕，朕命翰詹科道诸臣，每日进呈经史讲义，原欲探圣贤之精蕴，为致治宁人之本。道统学术，无所不该，亦无往不贯。而两年来，诸臣条举经史，各就所见为说，而未有将宋儒性理诸书，切实敷陈，与儒先相表里者，盖近来留意词章之学者，尚不乏人，而究心理学者盖鲜，即诸臣亦有于讲章中，系以箴铭者，古人鉴槃几杖，有箴有铭，其文也，即其道也。今则以词藻相尚，不过为应制之具，是歧道与文而二之矣，总因居恒肄业，未曾于宋儒之书，沉潜往复，体之身心，以求圣贤之道，故其见于议论，止于如此。
这个以朱子学思想为统治根基的方针政策的确立是依靠清初理学名臣来引导完成的。这些理学名臣为清初稳定以及思想一统贡献尤巨，所以清政府非常恩宠他们。撇开君王与理学名臣的恩怨，我们可以发现，正是君王恩宠这些理学名臣，使他们或能有财力聚书编书，或能无衣食之忧，有安定环境发挥满腹才华于著述事业。如徐乾学《传是楼书目》、徐秉义《培林堂书目》，都是为自己的藏书而自编的书目。如果不是他们有高官厚禄，是难以汇聚如此多的藏书的，且不可能撇下衣食之忧而专力于与著述价值相等但地位难以等同的目录书目编纂的。而像何焯《义门读书记》之成、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之编，如不是因为二人各知遇于康熙的皇子，不会有展示此等才华的机会。当然，这也注定了他们日后人生的不测。他们的著述也就自然烙下这个时代的影子，尤其反映在他们记录学术思想心得的读书记中。
何焯《义门读书记》内容博涉子史，校勘精审，拾遗补阙，发正经义、评阅史书、小到一般的事物名称，大到历史事实、作者的思想、创作意图，再到政治经济制度，无所不包。在理学总体还占据官学地位的康熙时期，正如康熙由宠奖到倡导经学，融经学于理学，试图以经学济理学之穷，何焯虽然也在发凡义理，但明显注重考证，使义理更令人信服、更有说服力，为后来的校勘学和考据学树立了榜样。何焯《义门读书记》的这种以汉学助力宋学，无疑暗合了康熙以经学济理学之穷。何焯的学术具有先知先觉，与时代暗自应和，反映了学术由宋学到汉学的趋势。但是，遗憾的是，虽然何焯《义门读书记》的学术嗅觉与时俱进，但他的政治立场却并没有与时俱进，他没有因风向骤变，转而投靠新的主子，注定了悲惨的结局。这也是一个有着理想并“货与帝王家”
却错投了主子的士人的必然命运。
与政治需要相应，到乾嘉时期，一批反映乾嘉考据特色的目录书因之纷纷问世，《四库全书总目》即为其一。乾隆开馆修书，欲引导并确立汉学学风，四库馆于是成为汉学家的大本营，《四库全书总目》也成为乾嘉学风的领军。其余像黄丕烈《求古居宋本书目》、毕沅《关中金石记》等，注重版本考证，都是乾嘉学风的代表。
不过，《四库全书总目》虽然使四部分类法定于一尊，但学术的发展，书籍的增多使四部分类法即使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也出现勉为其难的状况，如金石著作入史部目录类，道教著作附于道家，丛书或入史部汇编或入子部杂丛类或入子部族姓类。这一切，虽然表明四部分类法已不能完全切合所有书籍，但它仍是当时最合理的分类法，其主流地位丝毫不容置疑。
故而，即使在乾隆时期，四部分类法至尊的时候，也出现了不以四部分类的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孙书将所藏书分为经学、小学、诸子、天文、地理、医律、史学、金石、类书、词赋、书画、小说等十二类。孙氏的十二分法在四部分类法至尊时的出现，分明反映出四部分类在实践中的尴尬局面，预示着四部分类法的盛极而变。不过，这并非主流。而且合之仍可以四部归之。
言及此，我们要注意的是，自16世纪末以来中西第一次正面大规模接触以来，西学随着传教士的传教走入中国各阶层，尤其是知识阶层。在这个西学传播过程中，他们的学科分类观念也通过艾儒略《西学凡》等书传入了中国。不过，当时系于正统的夷夏之防，虽然意识到西方分类法与中国学科之间的对应关系，但并未用它来纠正中国传统四部分类法的弊病，而是以之附中，归入中国可与之对应的部类子部杂家类杂学，充分显示出四部分类的强大吸附力。这与整个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开放性吸纳特质是一致的。
而自乾嘉以后，中国的学术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小说等文学作品数量与质量都得以提升，形成了文学发展高潮；出版事业相当兴盛，丛书大量出版；西书也大量涌入，数理化军工等书籍无所不有，新的图书分类法也由美国传入。四部分类法发展到这个时期，相较前一时期，即使依靠细化四部分类法的子目，各部用汇编、杂丛之类来弥补，但也避免不了因学术发展变化，书籍种类日益加增带来的分类不科学的弊端。因此，就有如张之洞《书目答问》将丛书独立单列，变四部为五部的实践。此外，在书籍数量种类日益增多，以及西方分类法的传入对传统分类法冲击的现实面前，于是有如康有为《日本书目志》、梁启超《西书提要》等，打破四部分类法采用西方分类法来适应新学术，介绍西学，为那些欲寻找新知或变法求通者，开启认知世界向世界学习的门径，并揭示近代学术和学科知识体系的信息。这一系列变化，除西学冲击，以及政治需要的外因之外，就中国传统学术分类本身来看，也确如余嘉锡所指“欲论次群书，兼备各门，则宜仿郑樵孙星衍之例，破四部之藩篱，分之愈细愈佳，亦樵之谓‘类例不患其多也’”
，也是传统文化在新时期的一次自我革新。当然，破四部藩篱，也与四分法的包容性与开放性分不开。四分法自产生之日起，就以其包容性与开放性，不断吸纳新增书籍，各安其位，无论中外，一视同仁。如《西儒耳目资》入《四库全书总目》经部小学类，《天主实义》《交友论》《七克》《西学凡》入《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之杂学，因关系思想，就都存目。《泰西水法》入子部农家，《奇器图说》入谱录类器物，与技能有关，不涉思想大政，全部著录。充分展示出中国人的思维观念、知识系统与学科体系，吸纳他者文化的强大黏合力。而四分法被分解，其包容性开放性也在起着积极作用。分之为新式分类法，合之仍可四分法，且在学理上都能讲通。正所谓以西附中，以西析中。
清代是目录学得以总结的时期，出现了《四库全书总目》《越缦堂读书记》等对目录学进行总结的作品。
清代目录学理论主要侧重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读书治学门径、读书藏书与目录学关系，以及书目编藏等的探讨，完成这个任务的有章学诚、王鸣盛、四库馆臣等。
关于辨章学术。章学诚尤为欣赏治目录学领会刘向、刘歆旨意者，提醒大家注意目录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重要性，并且他认为“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后世部次甲乙，纪录经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于坟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
。章学诚的时代正是目录编纂兴盛的时代，这个时代造就了章学诚理想中的目录学佳作，完成了他的理想。以章学诚心仪的四库修书为例见之。
清修《四库全书》的同时，也编撰了相应的目录书及其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书都出色完成了目录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任务，而参与编撰者正是章学诚所言博通古今，知晓群书精义者。《四库全书总目》：“每书先列作者爵里以论世知人，次考本书之得失，权众说之异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详为订辨；四部之首，各冠以总序，撮述其源流正变，以挈纲领，四十三类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详述其分并改隶，以析条目。如其义有未尽，例有未该，则或于子目之末，或于本条之下，附注案语，以明通变之由。”
条学术流别，明学术得失，为目录书籍典范，其价值不菲。
首先，《四库全书总目》的撰修成功是目录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的撰修使中国古典目录学发展到了最高峰，是中国目录学事业鼎盛发展的表现。于此，后人多有论述。清人周中孚曾盛赞道：“窃谓自汉以后，簿录之书，无论官撰私著，凡卷第之繁富，门类之允当，考证之精审，议论之公平，莫有过于是编矣。” [2] 《四库全书总目》以它简练严密的序论和提要阐述了古代学术源流、各书作者的事迹、内容正误、价值高低，考证精详，有许多精确的论证。它是对18世纪以前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一次大总结，许多学术观点至今仍值得借鉴。
其次，《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体系和编撰体例达到了古代目录书的最高水平，影响了后来许多目录书的编纂。如周中孚《郑堂读书记》《清史稿·艺文志》以及大批清代私藏目录都采用《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法。后来，四部分类法虽因时代发展而落伍，不再普遍适用了，但一些涉及古书的目录书，仍有采用四部分类法的。如近人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周子美《嘉业堂钞校本目录》《天一阁藏书经见录》，今人的《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可见，对于我国古籍的整理，四部分类法并未过时。
在清代目录学发展到乾隆时期，出现中国古典目录学最高成就《四库全书总目》的大势下，尤其需要目录理论来总结它的成就，因此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提出正是时代与目录实践、目录编撰自身发展的必然。
关于读书治学门径。如何求得读书治学门径，清人也进行了总结。清王鸣盛指出，目录学是求学的第一要事，从它问学才能得到读书治学门径。但是如果要想学好目录学，并非只勤学苦研就能做到的，还必须要有良师指引。
金榜认为“不通《汉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
。其实二人讲的是同一道理，即读书治学需从目录学入手。只是金榜更看重《汉艺文志》揭示中华学术之本的特质。《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是汉代及其以前的书籍，是问学先秦学术的门径，而先秦是中国文化的起源，是中国文化的命脉。只有明晓这个道理，方能继续了解中国文化。故而金榜说，不通《汉艺文志》无以读天下书。无论王鸣盛、金榜二人怎么品评目录指引治学门径的功用，但二人终究还是令我们遗憾，因为二人都没有成系统的专门目录著述问世。专门目录著述尤体现目录治学门径的是四库馆臣编撰的大型目录书《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总目》在总结中国古代学术文化，指引读书治学门径方面，为清代目录编撰最具代表性的成果。
《四库全书总目》是18世纪，尤其是明代以前典籍的汇总。阅读它，无疑可以一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华，为后来者有效地指引了阅读中华传统文化书籍，以及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的门径。张之洞认为《四库全书总目》是学问门径诸生良师
。确如其言，近代以来不少大学问家都是从中汲取养分，奠定深厚学问功力的。如陈垣、余嘉锡就是其中尤为典型者。
关于藏书理论。清代的藏书家，就何为公藏做出论述，并认为藏书与读书、藏书与目录学一体，同时对编藏作出了理论总结。乾嘉时期的藏书家一再强调藏之一地一时都不足取，无法久存，提倡传借流通，号召公藏。为此，周永年继明代曹学佺再倡儒藏说，主张仿照佛教、道教贮藏经典的办法，把图书集中起来，分别藏在学宫、学院、名山、古庙等妥善的地方，供学者使用，防止遭到意外的破坏。四库开馆即与清初以来讨论如何藏书密切相关。这更令学者关注藏书理论，而且大多有公之天下的心。如章学诚追溯藏书之始至孔子，指出藏书的方法古已有之，司马迁所语藏书于名山，即是书籍自古就有收藏理论的明证。因此，章学诚也认为道藏佛藏可以永久保藏本教书籍，因此也建议仿效道佛二家藏书的方法藏世俗的书，并以道佛二家所藏的书补国家书库所没有搜集到的书籍。他们认为“天下好书当与天下读书人共之”
，图书安身立命最佳方式是公藏公有。
他们还从购求、鉴别、钞录、校雠、装订、编目、收藏和曝书等方面来讲述编藏经验，并都注重版本目录。在他们看来，藏书治学不习目录版本，犹访胜境而徘徊于门墙之外。他们也把自己的这个群体分为鉴赏家、考订家等类，即“藏书有数等，得一书必推求本源，是正缺失，是谓考订家，如钱少詹大昕、戴吉士震诸人是也；次则辨其版片，注其错讹，是谓校雠家，如卢学士文弨、翁阁学方纲诸人是也；次则搜采异本，上则补石室金匮之遗亡，下可备通人博士之浏览，是谓收藏家，如鄞县范氏天一阁、钱塘吴氏之瓶花斋、昆山徐氏之传是楼诸家是也；次则第求精本，独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纵未尽窥，而刻书之年月日最所深悉，是谓赏鉴家，如吴门黄主事丕烈、邬镇鲍处士廷博诸人是也；又次则于旧家中落者，贱售其所藏，富室嗜书者，要求善其价，眼别真赝，心知古今，闽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椠、元椠见而即识，是谓掠贩家，如吴门之钱景开、陶五柳，湖州之施汉英诸书估是也。”
他们的目录学也就是版本目录学，以版刻授受源流的记述考订、以纠谬正讹的校雠等为内容。
在藏书家类型上，他们还认为有能藏者不能读者，能藏能读者却不能写者，能藏能读能写三者俱全的藏书家为世不多，但藏书确应以读书与编写为目的。正是“夫藏书必期于读书，然所谓读书者将仅充渔猎之资耶，抑将以穿穴而自得耶。夫诚研精得所依归而后不负读书”
，藏书读书本一脉相通。
明代部分私家目录表
续表
续表
[1] 方以智.通雅：卷首[M]//音义杂论 考古通说 .姚文燮，校订.清1644年刻本：1-2.
[2] 周中孚.郑堂读书记 附补逸： 卷三二[M]//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5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