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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由来很久。追溯它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原始社会最简单的记事方法。上古文字发明前，原始人记录日常琐事，或靠刻画符号，或靠描摹物态，以此分门别类，确定数目、等次、多寡等，可以说这就是他们生活中的目录，是他们日常生活的忠实记载。不过，这些符号或记号只是对材料的编排，而非目录的编排，这种记事方法仅有目录的影子，还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目录。
这种最简单的记事方法，后代继承了下来。不唯继续有民间生活中的流水目录，账簿之记之类，并且高雅的学术殿堂也对目录钟情甚深。学术界爱不释手的是，它们共同具有的提要钩玄的本事。《诗》《书》之序，即是它的雏形。至刘向、刘歆奉诏校书，撰为《七略》《别录》，目录之名于是合二为一。此后，官私目录，代有著述，也不乏专门之家。到清修《四库全书总目》，目录编撰臻至鼎盛。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对目录及其功用，乃至编撰得失等的总结，也渐渐增多。各朝各代都有代表人物，他们的专门著述也屡有问世，至宋始有“目录学”这个名称。其后，理论的总结与升华也逐步走向高潮，目录学也随之兴旺发达。
“目”，《说文解字》“人眼也，象形。重、童子也”。段玉裁注曰：“引申为指目、条目之目。”
作为“人眼”意义的“目”在甲骨文中就出现了，金文中也有“目”字。其后，文献常用之。如《易·鼎》：“巽而耳目聪明。”
《国语·吴语》记载伍子胥将死的遗言：“以悬吾目于东门，以见越之入，吴国之亡也。”
等等，都以“人眼”称“目”。可见，“人眼”是“目”的本义。
“目”的引申义“指目”“条目”，在春秋之际就有了。《论语·颜渊》“子曰：‘克己复礼为仁。’……颜渊曰：‘请问其目？’”苞氏曰：“知其必有条目，故请问之。”
其中“目”就是具体的读书“条目”，亦即求仁需要具体掌握的纲目。又《周官·天官·冢宰》“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要；二曰师，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法以治目”
。因此，“目”后来有篇名或书名的含义。
“录”，刻木录录也。段玉裁注引小徐注道“录录犹历历也”。
录”是对“目”的说明和编次，即提要钩玄。
目录，即目和录的总称。“目录”合在一起成为一词，是在汉代。《汉书》就出现了目录之说。《汉书》中出现目录一词之句为：“刘向司籍，九流以别。爰著目录，略序洪烈。”
而东汉郑玄的《三礼目录》，是以“目录”为书名的开始。其后，如《旧唐书》《新唐书》等都有目录类。今天，《辞源》对“目录”的解释是：按次序编排以供查考的图书或篇章的名目。
目录学，是研究目录本身及其发生发展的历史与理论，以及相关文化政治等现象的学问。
“目录学”这个名称，至少在宋代就有了。宋人苏象先《苏魏公谭训》记自己祖父苏颂谒见王原叔的事道：“谒王原叔，因论政事。仲至侍侧，原叔令检书史，指之曰，此儿有目录之学。”
为目录称学的开始。
“目录学”名称的出现，说明目录工作发展到宋代已然被高度关注，有成学的趋势。综观目录编制的历史，到宋确实已经比较发达了。无论官修私修，不但各类体裁的目录著述基本齐备，卷帙也颇丰，而且班固以来对目录理论的总结，到这时也颇具规模了。宋代的文献学家，诸如郑樵、陈振孙、晁公武等既在目录编制实践上功劳不小，又在理论上卓有建树。但目录成学后，在元代几乎趋于停滞。不过，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为元代寥寥无几的目录著作中可以与历代优秀目录相比的杰出者。元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对学术本就不重视，更谈不上对需要学术文化大发展大总结方能发达的目录学多加关注。内外两方面都缺少目录编纂及目录著述兴旺集成态势的元代，目录学自然不兴。
明代官修目录，《文渊阁书目》《内阁藏书目录》等，都是其中比较著名者。同时，明代私家目录也颇兴盛，远迈宋、元二代，且超过本朝官修目录著述。目录学在私人手中，继续发展。这是明代社会经济发展，市民生活丰富，文人情趣上升的结果，明人喜刻书正是与私家目录兴盛相一致的。
当然，目录之学的全面兴旺只有到清代才完全有这个可能。统治术下牢笼民心的需要，以及学术总结的趋势，使清代目录学获得空前的发展契机。从目录编制实践到目录理论的总结，都甄至鼎盛。康、雍、乾三朝都重视典籍的编纂，王风所行，必然风靡。而当时的出版业确实高度发达。杨家骆统计清代书籍的出版总数，共达126649种，1700000卷。以目录书而论，从汉魏到明末，目录书共计151种
，而有清一代却有119种（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孙殿起《贩书偶记》统计）。因此，在清代乾嘉时期由王鸣盛之口又一次对目录学功用作出概括，实为学术发展到清代乾嘉时期，汉学兴盛的必然。“清兴，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御纂诸经，兼收历代之说；四库馆开，风气益精博”
。至乾隆时期，更是全力打造汉学，引导士子弃宋学中的浮泛，趋向实学，“我国家文教昌明，崇真黜伪……已尽涤前朝之敝俗。然防微杜渐，不能不虑远思深。故甄别遗编，……亦详为考订，务核其真。庶几公道大彰，俾尚论者知所劝戒”
。于是在乾嘉年间，形成几乎“家家许郑，人人贾马”
的局面。同时，我国文化发展到清中叶，也高度繁荣，要求鸿篇巨制出现的趋势非常明显。因此，各种大型目录书籍纷纷编纂，以《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为最高潮。目录学之名也被屡屡提及。如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涂，方能得其门而入”
，朱绪曾也明言自己“好为目录之学”
，目录学蔚为大兴。
不过，目录学发展到近代，因受西学影响，四部分类一尊的地位被打破，图书分类逐渐转到按照西学学科性质和典籍特征分类，目录学进入近代目录学阶段。当然，这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四部分类法难以牢笼所有书籍的尴尬，在《四库全书总目》里就可见踪迹，乾嘉时期一些目录学家也尝试过其他分类法，如孙星衍就用过12分法。
以上目录学的发展历史，不少学者辟有专章讲解。如汪辟疆《目录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有《论唐宋元明四朝之目录》、余嘉锡《目录学发微》中有《目录学源流考》（载《余嘉锡说文献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来新夏《古典目录学浅说》（中华书局1981年版）有《古典目录学著作和目录学家》、周少川《古籍目录学》（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有《古籍目录学发展史》，来新夏《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则对近代目录学发展史作了较全面清理等。这些论著各抒己见，展示了目录学的发展历程。
然而，上述目录学是否可以称学？它们与版本学、校雠学关系如何？长期以来却是困扰学界的一个难题。的确，中国古代目录学和版本学、校雠学紧密相联，密不可分。不仅中国古代目录学家谈目录学往往兼及版本校勘，而且今人论及目录学也往往与版本学联系，如顾廷龙评价目录版本学道：“治学而不习目录版本之业，犹访胜景而徘徊于门墙之外也。”
可见，目录学今昔的这种状况的确使目录学本身有不确定或者含糊的特点。因此有学者认为，目录学不宜用作一种学科的名称。以目录学隶属校雠学的有宋代郑樵，清代全祖望、章学诚，以及当代学者张舜徽等。当然，认为目录学是一门独立学科者也大有人在。就个人而言，比较首肯以下看法：“校雠学”并不能完全包括“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的目录工作。其一，“校雠”旨在校对、校勘篇卷的讹谬。其二，目录工作虽有校书的一面，但除此之外，还有辨明学术，介绍梗概，撰写书录等过程。确然，目录工作是非校雠能完全代替的。学术流别、学派渊源，非校雠能定。更重要的是，学术思想的阐释，更非校雠所能替代。
因此，也有学者认为，为了保存目录工作的优点，避免它的缺点，似应改称“书目学”。
对于“目录学”是否改称“书目学”。曹慕樊认为，既然约定俗成了，目录学的名称就不必改作。
推而广之，目录学与版本校雠之间紧密难分既成事实，当然也不必强为分之。而研究目录学者自然也避不开版本校勘，把版本校勘纳入目录学研究中，也是可以的。